晚清民初的“世界意识”与“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世界论文,晚清论文,观念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3)－01－0011－11
1827年1月31日，歌德与爱克曼谈话时说：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103－104]。
在这段谈话里，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美好愿景。促使歌德产生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世界意识。歌德在引出“世界文学”这一创造性的词汇之前，实际上是有所铺垫的，但这一点极少被人谈到。“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劝每个人都这么办”，这些言语正是歌德世界眼光的体现。教导人们不要局限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小圈子”内，而应该“环视四周”，这种“世界意识”才是歌德要告诉爱克曼的“实在话”，也是发现和创造出“世界文学”这一文学理想的最直接前提。这就启示我们，世界意识实际上在产生世界文学观念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种世界意识超越了国别和民族的界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意识。尽管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全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尽管歌德那样的文学巨擘较早地具有了世界意识，然而从他对人们的劝导之意可以看出，至少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世界意识，尤其是文学中的世界意识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
学界普遍认为，晚清民初“世界意识”的出现和“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产生的前提条件。然而，世界意识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它又如何与文学观念的变革发生了历史关联，这是被许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
一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产生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是较为晚近的事情。我们今天使用的“世界”一词对于许多晚清人而言却是一个“新词汇”。此前，“世界”主要作为佛教用语出现，并不指向现实。传统的中国社会盛行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代表了不变的宇宙道德秩序。至于周边的异族，则可以用“四夷”一言以蔽之。世界意识的建立必然伴随着中国中心观念的动摇与破灭，“世界之中国”作为一种认识范式，随着日益深重的民族苦难逐渐在晚清浮出历史的水面。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人的世界意识才开始被激发出来。“世界”这一传统佛教用语不仅开始出现新的内涵，而且使用次数激增。与之平行的是，“国家”、“民族”的使用也急遽增加[2：246]。世界意识的产生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观念的确立。从不变的“天下”迈入变化的“世界”、努力想要融入这个世界，成为自晚清以来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与世界相关的“新知识”被视为进入世界的一个必要条件[3：89]。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类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著作大都编译自在近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日本。地理和历史常常是人们了解其他国家的两个最直接的切入点，对于新旧世纪之交迫切渴望了解域外世界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些知识的普及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直接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如果把文学看作一种知识类型，在各种登陆中国的近代世界知识种类中却难觅其影踪。以最具代表性的《普通百科全书》(范迪吉等译，会文学社1903年出版)一百种为例，主要是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西学知识”。因皆译自日文，文学史方面仅收笹川种郎所著《支那文学史》一种。此外，我们只能偶尔在各种“世界文明史”中发现“文学”的影踪。也即，文学是被附加在文明史当中出现的，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对待，并没有从历史叙述中独立出来。“世界文明”作为大于“世界文学”的一个集合，显然在这一时期更为引人注目。文学问题在这一时期还远未被提上日程。随着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普及，对文明、文化及其与地理、历史关系的探讨一度成为较早拥有世界意识的学者关心的话题。在这股浪潮中，“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等表达方式成为先于“世界文学”出现的重要语汇，历史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对于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理解也影响了以后对于世界文学的认知，是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前语境。
梁启超作为晚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学术观念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他不仅深刻反省过中国人从天下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而且在其学术思想中贯穿着自觉的世界意识。他在1892年列出的读书计划涉及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经济、世界政治诸多层面，体现出鲜明的世界视野[4：3]。这种世界意识在他后来许多“笔锋常带感情”的论述中曾反复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在近代意义上使用了“世界”一词，而且是与国民、民族、国家、天下等词语的对照中使用此词的。他频繁使用“世界文明”的概念，强调“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责任”，主张中西文明的互补，也自信地确认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4：2985－2987]。在借由日本研究世界历史时，梁启超很快就意识到了西方人所谓“世界史”实乃“西洋史”的缺陷，对日本学者率先将东方民族的历史引入世界史书写之中的做法，表达了赞赏之意，称其为“真世界史”[4：329]。梁启超还多次使用过“世界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明所陶铸而成的国民思想与国民意识“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4：3606]。梁启超对世界文明、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的谈论立场与歌德对世界文学的预测颇有几分相像，他们不仅都意识到了世界的存在，而且看到了世界的融合以及国家、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虽然梁启超更多的是从政治思想史、文明史等角度着眼，然而他对世界文化的全局意识和整体观念是很明显的，他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发展无疑有着启示意义。
曾经留学德国、最早将歌德的作品译介为中文、并较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到中国的马君武，也具有自觉的世界意识。1902年他参与创办了《翻译世界》杂志，旗帜鲜明地用翻译这一利器普及世界知识。马君武在这一时期的多篇文章中都表现出他的世界意识及抱负。他对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并且将这种理想精神发展为对中国文明崛起的热切期盼[5：88，119－123]。从文明史的角度思考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这是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路，其中的“觉世”之意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马君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还较早地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也提出了“世界文学”思想，其立论基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文学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马克思的“世界文学”也可以理解为“世界文化”，预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马君武的知识背景中有明显的世界文学色彩，他对雨果、拜伦、歌德等文学家的评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很难说他是否注意到了歌德或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中文的最早译本出现在1908年3月15日的《天义报》(1907)第16－19号合刊上。这份杂志是何震(刘师培妻)主笔的女子复权会机关刊物，在东京出版。该刊所发表的译本是译者“民鸣”根据幸德秋水1906年的日译本重译的，只有第一章，其文字语句75％以上沿袭日译。在译语对照表中，可以看到与世界相关的“世界市场”、“世界人民”、“世界之文学”等词组，均沿袭了日译[6：189－204]。这恐怕是有资可查的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用中文传播的最早、最直接的证据。日本成为“世界之文学”这一语言表达进入中国的中介，还有其他证据。1916年5月20日，在梁启超担任主编的《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的“时事日记”(4月30日)栏，刊登了泰戈尔即将访问日本的消息，其中援引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员记录的泰戈尔有关“世界之文学”的言论，称泰戈尔“言及世界之文学，虽任何国之文学，均各有其特殊之妙趣，非唯知名之人，即在无名之青年，亦时有足以尊敬之品价云”[7：12－13]。显然，《大中华》杂志通过转述日本人会晤泰戈尔的新闻，使中国读者了解了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而其中“世界之文学”这一表达带有明显的日本背景。
这些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正如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新名词一样，“世界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具有明显的外来背景，是早期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一种语言形态。20世纪初，黄人撰写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观念的获得方面也受益于日本的影响[8]。1920年代，陈望道根据日译本和英译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译为“世界的文学”，也明显受到了日译本的影响。因此，中日两国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问题上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值得进一步深究。
二
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表述为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前语境。然而文学史、世界文学从文明史、世界文明的框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则与晚清民初“文学”的学科化密不可分。从历史条件看，世界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生也有教育体制方面的准备。真正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理性的知识在民众之中普及开来，使之具有学科意义上的自觉的世界文学观念，与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文学史，包括世界文学史，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代表形态，也是首先出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之中。“世界文学”也伴随着近代化的大学教育，逐渐为自身确立了合法地位。考察世界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必然要追溯晚清以来世界文学的课程在大学教育中的最初形态。
从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先后为京师大学堂制定了多份重要的章程。这些文件初步设置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西文或西学的课程，特别是重视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近代世界体验和世界意识。1903年，由张之洞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设置更为具体。这份章程明确将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收录在“文学科”的目录之下。尽管这里的“文学科”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言文学系，而是代表了广义的人文科学，还包含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门类，不过，就其出现意义而言，这毕竟将仅对各国语言文字的关注扩大到了文学，并试图给予其独立的地位。这份章程还给各种文学门规定了补助课和随意科目，例如中国文学门的补助课就包括“世界史”和“西国文学史”，其他各国文学门的补助课则包括“英国近世文学史”、“英国史”、“中国文学”、“外国古代文学史”、“人种及人类学”等，既注意了文学和史学等其他学科的互补，同时也注意到中外文学科目的互助。由此可见，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在晚清大学教育的框架里已经开始出现，以后民国时期许多大学对于习文学者应兼修中外文学课程的强调，显然延续了这样的思路。特别是“西国文学史”的“一名之立”，表明了中国教育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是近代中国官方课程设置中第一次出现综合类的世界文学课程名称，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京师大学堂在中国现代学科规范的建立与学术发展上的深远影响而言，如果要追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世界文学学科渊源，这段历史事实不能忽视。它在重实务、轻虚文的西学大潮中虽然不起眼，但毕竟是近代中国人逐步将世界文学纳入大学学科体系的宝贵尝试，也为人们系统地接纳世界文学知识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文学研究界通常把1895年视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开端，从这一年起翻译文学陆续大量出现。以林纾的译作为代表的晚清文学译介为人们提供了从感性层面了解世界文学的机会。据曾朴回忆，1898年，旅法外交官陈季同曾和他谈到“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①。其出发点就是突破国界的限制，让文学拥有世界的意识。可见，不论是保守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还是走出国门、精通外语、深谙西方文化的外交官，在近代化的时代大潮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已经为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言说平台。那么，“世界文学”这一思考模式如何融入了中国人的学科意识和知识体系？哪些文学的先行者对其进行了最初的耕耘与阐发？
论及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时，学界多从诗歌、小说等各种文体观念的变革人手，谈论文学内部由杂文学、大文学观向纯文学观的转变，从功利性的文学观转向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观。至于文学的外部因素，即空间维度的探讨则常常以附加的面貌出现。由于世界文学观念必然关系到文学的空间维度，即文学域外意识的出现，那么探讨这种世界意识在文学观念转变中的话语呈现与历史作用也尤为重要。黄人(1866－1913，字摩西)在1904年至1907年间较早明确地将“世界之观念”、“世界之文学”、“世界文学史”等说法引入到《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当中，并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纳入词典编纂的范围。黄人的著述既得益和服务于他所任教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也是他个人较高的学识才情与获取新知能力的必然所致[9]。他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意义。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近代最早的文学史书写尝试。作者明确指出，“盖我国国史，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历史如是，而文学性质亦禀之，无足怪也”[10：39]。可以说，这是世界意识在文学史著作中的最初表现。能够认识到历史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指出我国文学观念中世界意识的缺乏，这种眼界和见识已经超出了许多同代人。黄人对世界文学史的初步理解是与文学的进化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并拥有从世界文学史的发展审视中国自身文学症结的比较意识。“观于世界文学史，则文学之不诚，亦初级进化中不可逃之公理。”[9：44]他将“文学之诚”确立为世界文学进化的一种目标，并把它的功效夸大到“国民进步”、“固其国础”的位置。他认为，文学从“服从之文学变为自由之文学”、从“一国之文学变为世界之文学”的关键在于言语思想的自由平等，不能仅仅“以国界为交易”[9：65]。这是晚清时期文学观念变革中突破地域界限、获得世界意识的最直接表现。
黄人的世界文学观念不但体现在文学域外意识的获得，还表现在他参照世界各国学者的学说，产生了关于“文学”的崭新理解。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文献中，“文学”并不总是“literature”的对应物。在日本，英语“literature”与汉字“文学”在“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媒介的艺术”这一词义上的对译关系，在1885年到1889年间才逐步形成[11]。受日本用法影响，“文学”才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被近代中国人逐渐接受。黄人在文学史写作中将文学从文明史当中重点勾画出来。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美的艺术，以娱人为目的，以表现为技巧，以感情为要素。这无疑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目的，承认了文学的特殊性，传递了自浪漫主义以来西方世界对于文学的理解，从而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拉开了一定距离，开始与世界接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接轨是通过日本的中介完成的，即《中国文学史》对日本学者太田善男的文学史多有参照。他通过日本人的著作主要将19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引入了中国，并影响了以后的中国学界[8：49－60]。这一时间虽晚于日本现代文学概念的转变，但却是中国获得世界文学观念的重要一步。得时代风气之先的黄人，关心的是世界范围内对“文学”的理解，并自觉地将中国的“文学”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寻找其确切位置。
这种思路在他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07－1911)之中亦有集中体现。作为“清末新出现的百科辞书的知识系统的代表”[12：132]，这部词典不仅在新的知识体系中给予“文学”清晰的地位，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词条[13：106]，而且在“教育”的大类之下将“世界文学”与“本国文学”分目并列，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据统计，大词典共收入了21条关于世界文学的条目[12：157]，既包括世界文学思潮的词条，如印象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等，还有若干世界文学家的词条，如“司底文孙”(即英国小说家史蒂芬孙)、“希宜”(即德国诗人海涅)、“司谛尔”(即法国文学家斯达尔夫人)等。显然，在黄人看来，这些就是“世界文学”这一知识门类的具体内容。不过，“世界文学”虽被列为一栏，但该词本身并未获得很高的概念化程度，因而大词典中未见“世界文学”词条。②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这部大词典收录的大量外国新知识用语主要是取自日本的译语。大词典在对词条进行解释时也明显注重了相关人事在日本的情况。由此可推测，该书“世界文学”栏的出现与日本的影响不无关系。而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类列进去，很能说明编纂者的“科学”(分科之学)或曰学科意识。这种分科意识正在当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那里逐步形成。时为学部名词馆总纂、对西方文学概念已有认同的严复曾为大词典作序，肯定了其体例及裨益[14：276－277]。黄人的文学实践实际上是在近代学科的框架下对文学加以条分缕析式的知识化表达。他不仅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狭隘的国别界限，而且试图寻求中国文学发展和研究的方向。这既是其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个反映，也是近代中国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
三
黄人通过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和百科词典的编纂，将世界意识纳入文学观念，使世界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得以呈现，成为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发展的重要一环。以此为起点，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的域外意识，而且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开始与近代世界接轨，这其中以鲁迅和王国维的世界文学实践最具代表性。
在考察中外文学之后，鲁迅找到了“摩罗精神”作为救治中国弊病的良药。摩罗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域外的文学精神，也是鲁迅眼中世界精神的表现。《摩罗诗力说》(1907)把对摩罗精神的提倡与“国民精神之发扬”、“世界识见之广博”联系起来，旨在启迪民众的国民思想和世界意识。他的思考虽仍以世界文明兴衰为背景，但已具有明确的世界文学维度。他评价印度吠陀是瑰丽幽琼之“世界大文”，指出其“启人生之闷机”的精神特征和“直语其事实法则”的现实意义[15：65－74]。这既是对文学功能的强调，也是对于文学本质的确认。鲁迅对摩罗精神和世界大文的选择，不仅直接表明了他的世界文学意识，而且暗含了他的世界文学判断。这种判断也体现在《域外小说集》(1909)的编选中。《域外小说集》不仅选择了“小说”这种“世界性”的文体，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力求突出“域外”的特色。
从内容上来说，编选者既考虑到了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成就，又注意到了收罗范围的广阔。这种编选原则实际上是将世界文学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纬度、普适性和相对性结合了起来。他们还认识到翻译是异域文学新宗的重要途径，希望能够忠实、准确、“弗失文情”地将其传入华土。这对于后世学者研究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对象。此后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胡适《短篇小说集》(1920)等，均为晚清以来译介世界短篇小说的经典文本，其渊源均可指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作为鲁迅这些文学事业的重要合作者，在其间得到的锻炼，更是为其以后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打下了基础。从形式上来说，“域外”一词正反映了中国人面对世界文学之初的那种文学的地理意识。此后，周作人还编辑过专论外国文学的《异域文谈》(1915)。无论是“域外”、“异域”，还是“异邦”、“异国”，近代文学大潮中的世界意识正是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来的。
当代法国比较文学家伊夫·谢弗勒曾指出，“异域的”与“民族的”、“熟悉的”往往是相对的，而与“陌生的”、“外部的”属于同一范畴[16：15－17]。异域文学对读者来说，常常意味着陌生的、不熟悉的、非本民族的文本。因此，突出文学的域外特征是发生期中国接受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世界意识在文学领域最直观的表达。这种倾向从我国最早的专业文学刊物《瀛寰琐记》那里已现端倪。这份维持了4年(1872年11月－1876年2月)的刊物先后两次更名，1874年更名为《四溟琐记》，1876年又更名为《寰宇琐记》。无论是“瀛寰”、“四溟”，还是“寰宇”，都是对文学地理身份的强调，都突出了文学的域外特征。可见，对文学域外特征的强调是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最突出表现之一。这种异域的色彩还因为近代出版和印刷技术的提高变得具体可感。如由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等都注意了文学类插图的刊登，这既是对于世界文学时效性的一种确认，同时也成为激发人们的世界文学想象的重要媒介。多年以后，郑振铎参照英国文学家德林瓦特，编纂《文学大纲》之时，更是以图配文的方式将世界文学的丰富多彩展露无余。
与鲁迅相对照，王国维对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贡献在于为文学的价值评判确立了世界性的标准，进一步明确了近代的文学内涵。1904年至1907年，王国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斯蒂文森、托尔斯泰等人的传记文章，时常以“世界的文豪”、“世界大诗人”、“世界之人物”等语对这些人物做出评判，其着眼点就在于“世界性”。梁启超在19世纪末已经有了要成为“世界人”的提法，到了王国维这里，他更是将这种“世界性”标举甚高。他尤其推崇歌德和席勒，分别视之为“世界的”和“国民的”诗人的代表[17：300－301]。他认为莎士比亚“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所作虽仅三十余篇，然而世界中所有之离合悲欢，恐怖烦恼，以及种种性格等，殆无不包诸其中”[17：392]。这实际上是指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本质原因。王国维不但将世界性作为文学家、文学作品的评价尺度，而且还自觉地实践着这种批评理念。他从人类文学的共通性出发，阐明了文学的世界性内涵：“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18：306]。这一提法与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颇为相像，歌德也是主张“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19：112－113]。从王国维对歌德的推崇来看，歌德关于文学普遍性的认识很可能影响了他的文学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王国维在晚清文坛以主张文学和学术的无功利性著称，他反对梁启超将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倡导破除中外之见，使学问不再沦为政治的附庸。这实际上捍卫了学术的独立和纯粹。尽管在文学的功用论上王国维与梁启超并不一致，然而在突破文学的国界限制、融入世界文学方面，却又有着一致性，甚至比梁启超走得更远。究其原因，此时的梁启超更多地以政治家身份出现，而王国维则是一名纯粹的学者，他们的立场自然有所区别。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具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力，因此能够将文学问题哲学化、理性化、综合化。正是广博的知识背景和宏观的思考角度使他没有局限在文学研究内部，而是看到了世界学术的互通性，认为中国学术的希望在于与世界学术的接轨，在于“兼通世界学术之人”[20：379]。这样的预言不但彰显了王国维的世界意识，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治学方法的问题：只有以世界学术为借镜，才能发扬中国学术；只有参照世界文学，才能建设中国文学。
作为一名教育家，王国维较早地将这些思考纳入到近代大学学科设置当中。他提出文学科下应分设“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两个科目下均须设“中国文学史”和“西洋文学史”课程，充分显示出沟通中外文学的思想。这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史上，可谓卓有远见的一项提议。他还主张学习外国文学必须以学习哲学为辅助，看到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辅相成：“今文学科大学中，既授外国文学矣，不解外国哲学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学，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辙，必不可得之数也”[20：379－380]。可以说，王国维对世界文学的思考是以世界学术作为大背景的，更多地体现了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学科的特色。
总之，“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与晚清以来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出现和世界知识的普及密不可分。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而且是与时代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意识存在。世界意识的出现是导致中国“世界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近代中国人在从“天下观”到“世界意识”的转变中，在接纳世界知识的过程中，在对“世界文明”、“世界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言说中，在创立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尝试中，将世界意识引入文学变革，获得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发现并确认了“世界文学”的存在，并逐步开启了其话语实践。这一历史进程是此后中国百余年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世界文学”话语实践的起点，值得回顾和深思。
注释：
①这段话出现在1928年曾朴与胡适的通信中。参见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之《附录：曾先生答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5－506页)。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中国最早出现世界文学的说法是由陈季同在19世纪末提出的，本文更强调原始的书面证据，而非间接的回忆，故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
②“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词条，在1949年之前的文艺辞典中，鲜见收入。笔者仅见王隐编译的《文艺小词典》(中华书局1940年版)收有“世界的文学”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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