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资论文,转折点论文,刘易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在关于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文献中，除去一般性的判断或者说结论性的陈述之外，通过经验研究持肯定或否定的文献逐渐增多（如Minami & Ma，2010；Yao & Zhang，2010；Zhang & Wang，2009）。然而，研究尚缺乏一致定义前提下依据特定标准进行了经验检验。为了深化这个讨论，本文拟在准确界定刘易斯转折点原意的基础上，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提供更多的证据。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参见Lewis，1972；Ranis & Fei，1961），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此，本文着眼于普通劳动者工资变化趋势的考察。
南亮进（Minami，2010）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时，根据日本经验设定了5个与工资变化相关的基准作为检验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经验依据。这些基准是：如果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则（1）生存部门（农业）的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2）生存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3）生存部门实际工资从长期不变到迅速提高，（4）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趋同，以及（5）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弹性转变为弹性在零与无限之间的水平上。南亮进显然是按照商业化点的定义确定的上述基准。不过，他本人也同意，由于第一个基准过于严苛，可以以其他基准代替。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刘易斯转折点，则可以重点关注基准（3）和基准（4），即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及与熟练劳动者工资趋同的趋势。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中，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典型特征是长期不变，即处于高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的生存水平上。①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以及随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的逐渐清除，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再到所有城市、转移规模不断扩大、就业日趋稳定的过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在城市就业，必然相应减少农业中劳动力的剩余水平。特别是，中国人口转变的结果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降低（蔡昉，2010a）。与此同时，高速经济增长保持着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以致出现劳动力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局面。
相应地，自2003年以来，“民工荒”或广义地说劳动力短缺现象持续出现，正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农民工工资自此之后逐年上涨。不仅如此，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工资水平也大幅度上升，显示了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非熟练工人短缺和工资提高之间存在的一致性。按照刘易斯（Lewis，1954）的定义，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Cai & Wang，2010）。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工资差异的变化，进一步检验转折点的到来。
改革开放期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持续存在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第一是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反映教育水平和技能的差异。许多研究显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回报提高，由此产生的工资差异愈加显著，在工资差异中的作用趋于扩大（Zhang et al，2005）。第二是劳动力市场歧视因素所致，包括性别歧视和户籍身份的歧视。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这类歧视因素趋于减少，在工资差异中的影响份额降低（Wang & Cai，2008；王美艳，2007）。
除了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外，长期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也会加强或减弱上述两个导致工资差异因素的作用。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充足甚至过剩，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仅仅存在着熟练劳动者的供给瓶颈，其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倾向于拉大。与此同时，由于雇主不受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制约，因此倾向于利用存在着的制度障碍，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虽然这类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等不断得到改革，但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农民工仍然受到工资和其他待遇上的歧视。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的短缺既已发生，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作用相对上升，即使在上述两种导致工资差异的因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工资趋同的结果。此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再突出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功能愈加趋于完善，边际劳动生产力在工资形成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因此，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越来越成为理论上可以预见的。
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趋势
在2003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承担着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制度的遗产，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市企业冗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是一种常态。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特别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顺应了农业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规律。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方面，城镇劳动力市场经历了痛苦的调整，累计4000余万职工下岗。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者通过再就业以及退休等方式被消化，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调节。
与此同时，像许多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伴随着急剧的人口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这个人口转变过程通常表现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增速逐渐减缓，直至停止增长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成为2004年以来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变化，则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从作为劳动者的角度，农村劳动力年龄提高并不产生任何突出的问题。但是，由于劳动力外出就业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通常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外出的动力和能力相应减弱，外出的概率会降低（都阳、王美艳，2010）。
在高速经济增长方兴未艾，就业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格局必然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我们把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新增量作为劳动力供给，把城镇就业增量作为劳动力需求，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劳动力供求新格局（表1）。由于农业中劳动力使用的绝对数量是逐年减少的，而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使用也不会形成新的增长，所以我们考察的主要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就业增长。根据推算，我们知道在目前城镇3.1亿就业人员中，只有大约12.5%是农民工，约为3896万人，远低于实际农民工数量。2009年底全国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1.45亿，其中95.6%进入城镇。因此，我们做出一定技术处理后，可以得出城镇每年新增就业数量，即城镇居民就业与农民工就业增量之和，并将其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量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看到，自2005年以后，劳动力供大于求显然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普通工人的工资以更快速度上涨是供求关系转变的直接体现，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最主要的证据。由于城市劳动者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享受着工资保护（Knight & Song，2005，p.108），其工资变动并不具有代表性。而在常规的工资统计中，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资常常被遗漏，所以发表的平均工资并不能准确反映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因此，为了显示非熟练劳动者工资变化，我们以农民工工资作为代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农民工的工资近年来呈加速上升的趋势。2009年，农民工实际月平均工资为1221元，为2001年的1.9倍。虽然仍有人怀疑，但是，大多数观察者都承认，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是真实的。此外，为了证明工资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干扰造成的，我们还可以考察农业中使用雇工的工资变化状况。表2中各种数据来源都显示，自2003年以来，不仅在普通劳动者比重较高的产业工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民工工资也显著提高，同时，农业中雇工工资则以更快的速度上涨。
三、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趋同
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决定因素也会发生变化。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由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决定，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部门和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并不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市场上日益变化的供求关系开始在不同群体发生作用，即熟练劳动者的稀缺性相对稳定，而非熟练劳动者的稀缺性显著增强，其工资形成基础逐渐从生存水平转变为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在这个特定时期，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将呈现工资趋同。具体到中国的情形，我们预期观察到普通工人与高技能工人的工资趋同和农民工与城市户籍职工的工资趋同，以及工资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等现象。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5个大城市所做的三轮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ULS调查数据），②我们发现，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总体工资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由2001年的0.37，下降到2010年的0.33；泰尔指数由0.25下降到0.19。其他不平等的度量指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面，我们分别根据不同群体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比较。
1.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工资趋同。虽然农民工在总体上代表了非熟练工人群体，但是，该群体内部在人力资本特征上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例如，2009年在外出的1.45亿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第5页）。也就是说，外出农民工中有3/4的劳动力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低技能工人。只有这些普通工人的工资更快增长，才有可能推动农民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利用CULS调查数据，我们观察到，农民工内部的工资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396降低为2005年的0.334和2010年的0.319。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观察按受教育年限分组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如图1所示，每个点代表某一受教育年限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横轴为基期（分别为2001年和2005年）的工资水平，纵轴分别为从2001年到2010年和从2005年到2010年的工资增长幅度。从中可见，尽管从横截面数据看，三轮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都显示出工资率随受教育水平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图1则特别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即在基期上处于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在所观察的时期有更快的工资涨幅。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趋同及普通工人工资上涨的内在机制，我们利用CULS调查数据，观察相对高技能的农民工和低技能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相对收益的变化，以便解释为什么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会经历一个更快速的上涨过程，从而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收益差距会逐渐缩小。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典型的Mincer回归方程来解释这个现象，回归方程的形式如下：
上式左边是小时工资率的对数，右边分别为最后教育阶段（小学及以下、高中、高中以上）、劳动力市场经验及其平方项、性别变量，以及城市虚拟变量。由于初中和高中学历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主要受教育水平，我们以初中为参考组，观察高中学历者相对于初中学历者收益的变化。回归结果列于表3。
我们看到，在2001-2010年期间，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其相对教育收益率由80.4%下降到57.1%，接受高中教育的农民工的相对教育收益率，从2001年较之初中高出25.9%，下降到2010年仅高出16.9%。这种教育收益的相对下降说明，由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即普通工人的短缺，使得低技能工人开始摆脱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制约，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工资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其教育回报相应得到较明显提高。
2.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工资趋同。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广泛存在，是制约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基本因素。同时，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制度性的分割，农民工难以进入城市的正规部门就业。于是，城市本地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制度分割，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工资决定机制，即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抑制了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另一方面，制度分割造成的进入障碍，既形成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也使得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并不显著影响城市本地职工的工资增长。③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民工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普通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使位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农民工开始有更快的工资增长。与此同时，在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的条件下，制度性工资形成机制也被逐步打破。上述两个因素预期会产生推动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工资趋同的效果。图2分别展示了2001年位于工资分布不同分位上的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从2001年到2010年的工资增长情况。我们看到，城市本地职工在各个收入分布区间有着较为均衡的增长速度。但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却呈现出不同的趋势。首先，2001年位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农民工，较之位于收入分布高端的农民工，在随后的年份里有更快的工资增长，即图中的曲线呈总体向下的趋势；其次，2001年位于收入分布60%及以下的农民工，较之2001年位于收入分布60%及以下的城市本地工人，在随后的年份里有更快的工资增长速度。这个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障碍的减少，工资决定中市场机制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观察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之间的工资趋同现象，我们将农民工样本和城市本地职工的样本混合，并加入“是否具有外来身份”的虚拟变量，观察在控制工人特征和劳动力市场差异（城市变量）后，迁移身份变量的系数变化。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由于身份的差异，农民工工资率低于城市本地职工的程度逐步减轻，2001年为11%，2005年为9%，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5%。考虑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呈扩大趋势，农民工总量2009年是2001年的1.73倍，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之间的工资趋同，必然会成为推动劳动力市场上总体工资差异缩小的重要力量。
3.区域间工资趋同。在农民工工资和本地工人工资的趋同业已出现，且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逐步被打破的情况下，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劳动力流动日益充分，区域之间工资的趋同也会发生。以前的研究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和流出地特征之后，农民工在不同的输入地获得的工资已经呈现出趋同的趋势（Cai，et al，2007）。为了观察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我们沿用蔡昉等文章（Cai，et al，2007）中所使用的方法，应用基于收入回归的不平等指数分解，观察在控制个人特征和流动身份后，区域因素对于工资不平等指数的贡献及其变化趋势。
较之传统的不平等指数分组分解的方法，基于回归的分解有很多优越性（Fields，1998；Bourgignon et al，1998；Morduch & Sicular，2002），例如，它可以考虑连续变量对不平等指数的贡献，也可以控制分组分解容易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这里利用表4的回归结果，对包括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工资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其基本方法如下。
遵循Shorrocks（1982）提出的基本概念，不平等指数可以表达为工资加权之和的形式：
具体到本文中使用的指标泰尔指数，收入差距的总体指数及其按照回归方程的分解来源分别是：
因此，我们利用该分解方法和表4所提供的回归结果，对我们所使用的样本中工人工资的泰尔指数，按照造成工资差异的来源进行分解，从而可以得到来自于区域因素的份额（结果见图3）。从中我们看到，2001年到2005年，区域因素对工资差异的贡献有所上升，推动泰尔指数由0.144上升到0.175，但从2005年到2010年，由区域因素所带来的工资差异则有明显的下降，也明显低于2001年的水平，达到0.093。此外，2001年区域因素解释了工资差异的56%，到2010年，在总体工资差异呈现下降的情况下，区域因素对工资差异的贡献也下降到51%。
四、结语和政策含义
在较短时间中完成的人口转变，以及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加快了中国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使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虽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任何人只要承认中国的人口转变不会逆转，中国经济增长短期内不会崩溃，则难以否认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和劳动力需求继续扩大的事实。在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并且工资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新古典模型所揭示的形态，即保持其可持续不再可能继续依靠单纯的生产要素投入，而必须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既然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熟练劳动者与熟练劳动者工资的趋同，意味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也日益成熟。④但是，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并非自然而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1.全要素生产率的挑战。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劳动力短缺的假设下，单纯生产要素的投入必将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制约，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不能维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如果说，克鲁格曼（Krugman，1994）和阿尔文·扬（Young，1992）因没有考虑到东亚经济体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从而未能正确理解东亚奇迹的话，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条件下，他们对东亚奇迹的质疑却可以作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警示。此外，日本在1990年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后，由于政府对于缺乏效率的企业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的保护，使得日本经济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表现不佳，进而陷入长期停滞状况的教训（Hayashi & Prescott，2002），也需要中国认真汲取。
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式投资，固然有利于地区间平衡发展，同时也可能产生对低效率企业和竞争力下降行业进行保护的效果，使其进一步远离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对保护的依赖，而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例如，在2000-2007年期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分别以4.2%、9.2%和8.1%的年均增长率提高，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分别超过东部地区20.1%和25.9%（蔡昉、王美艳、曲玥，2009）。此外，就业机会增加以及工资提高和趋同，也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激励，使低收入家庭年轻劳动力辍学并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对未来的劳动者素质造成损伤，不仅成为生产率提高的制约因素，还会造成部分劳动者群体的就业困难。
2.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虽然在理论上，一个经济体在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有望相继到达收入分配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但是，这个转变并非自然而然实现的，需要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工资形成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共同进行。例如，日本在1960年前后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而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得益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即被称为“春斗”的一年一度的春季劳资薪酬谈判机制，收入分配状况逐步好转，消费率下降趋势在10年后得以扭转。而韩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在1970年前后到达的。在那之后，政府多年继续严格限制工会，对劳资纠纷采取高压政策，收入分配的改善滞后。直到17年以后消费率才止跌上扬，其间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⑤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达，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的性质，在劳动力需求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换句话说，他们获得了“退出”或“用脚投票”的权利。在具备这个权利的条件下，是否真正使用之，实际上情况更为复杂一些。首先，以“退出”权为保障，他们更加勇于使用“呼吁”权，包括提意见和集体谈判，乃至罢工。其次，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小型血汗工厂，通常他们会直截了当地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一走了之。第三，对于那些在知名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既有对劳动报酬和工作条件等待遇的不满意，又有所留恋（即某种变形的“忠诚”），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诉诸“呼吁”手段。⑥可见，劳资冲突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工人状况的恶化，而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现象，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来处理和规范。
3.新的消费群体的培育。在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加快的情况下，如何把他们转变为新兴的消费群体，关乎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向更加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的转变。已经进入城市务工和居住的农民工是工资提高的受惠者，应该成为这个新兴消费者的主体。目前，这个群体消费扩大主要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虽然他们已经被统计在城市常住人口中，但是，在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情况下，他们的就业是不稳定的，是周期性失业的潜在承受者。同时，又因为缺乏充分和均等的社会保护，即仍然被排除在许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覆盖范围之外，他们的消费意愿受到严重抑制。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Chun，2010），日均收入在2-20美元的中国中产阶级（即我们常说的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的66%，其消费却占全国消费总额的79.2%。按照这个研究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日均收入分别为3.6美元、9.4美元和11.9美元，即分别处于中等收入的低（2-4美元）、中（4-10美元）、高（10-20美元）三个组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而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更是可以以较大的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具体来看，由于1.25美元是国际贫困标准，脱贫后即人均收入达到1.25-2美元，消费水平提高120.5%；进入人均收入2-4美元的中等收入最低组后，消费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17.5%；劳动力流动后即进入人均收入4-10美元的中等收入中等组，消费水平提高80.1%；而农民工成为市民即进入人均收入10-20美元组别后，消费水平可以大幅度提高117.8%。
注释：
①工资长期不变只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表述。由于生存标准是变化的，所以生存工资也是变化的，只不过与劳动边际生产力没有直接关联。
②“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CULS）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分别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等5个城市，对外来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及家庭进行调查。调查对城市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都具有代表性。
③奈特和宋丽娜（Knight & Song，2005，p.108）以工资水平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较发现，当时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既存在着对农民工工资的低估，也存在着对城市本地工人工资的高估。
④日本的经验也表明，由于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重下降（Minami & Ono，1981），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随着剩余劳动力规模的减少，具备了改善收入分配的条件。
⑤关于日本和韩国刘易斯转折点到达的时间，请分别参见Minami（1968）和Bai（1982）。两国的消费率变化数字，可参见沈建光（2010）。有关韩国缺乏劳动力市场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还可以参见Freeman（1993）。
⑥关于“退出”、“呼吁”和“忠诚”作为三种表达不满的机制的作用，请参见阿尔伯特·赫希曼（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