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陈浩、凌青、张颖、刘文仲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外事论文,访谈录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6、7月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笔者走访了20世纪40年代参与党的外事工作的陈浩（原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和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凌青（原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人员，中央外事组科长，建国后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张颖（原中共南方局工作人员，建国后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刘文仲（原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档案科首任科长），他们从亲身经历出发，介绍了当年外事机构的设置、职能和党的涉外工作情况。
问：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先后在武汉、重庆以及延安等地设立了涉外工作机构，后来又成立了中央外事组，这几个外事机构成立的背景及前后经过是怎样的？
陈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取得了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南京沦陷后，各国驻华官方代表机构和新闻机构随国民党政府机关一起迁到武汉。为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赢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38年春由周恩来、王明、博古、王炳南等组成国际宣传委员会，下设“国际宣传组”，开展具体工作。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次年1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同年4月设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正式称为外事组。我1945年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到重庆先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11月我就到了设在红岩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1946年1月搬到了上清寺，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和龚澎，工作人员先后有：蒋金涛、罗清、李少石、章文晋、沈蓉等。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管外事工作，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章汉夫、乔冠华，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孟用潜、刘尊祺、刘思慕等以及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廖梦醒等同志也经常参与南方局的涉外工作。当时，这是党的一支较稳定的开展涉外工作的队伍。我们的外事工作，开始主要是对外国记者或援华团体以及友好人士宣传我们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后来就发展到与外国的官方代表、使馆人员乃至军队、文化等方面的相关人员正式往来，甚至交涉。
凌青：1944年，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日军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迅速越过湖南、广西，进军贵州，直逼贵阳。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连丧师失地，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日军展开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日益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关注。2、3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向延安派出军事考察团，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直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6月访华时再次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由于这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向延安派出的军事观察组，我们需要一个相应的机构负责接待联络等工作，所以就在1944年秋天设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外事组主任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下设4个科，研究科科长柯柏年、联络科科长陈家康、翻译科科长黄华、行政科科长杨作材，马海德是顾问。科员有我、曾远辉、敦戈奇等，也就是三四个人。其中有几位是从印尼、新加坡等地回来的华侨。我是1945年1月到外事组的，当时陈家康已经去重庆中共代表团担任周恩来的秘书。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黄华、柯柏年等很快就随叶到北平军调部工作。由于其他方面的需要，又陆续调走了几个人。后来，杨尚昆主任曾召集我们留在延安的几个人开会，说余下的几个人组成个联络组吧，指定我为组长。这时候美军观察组已改称美军联络组，还在延安，仍有些工作要做。一直到1947年3月，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就直接在杨尚昆主任的领导下工作，还给毛泽东主席当了一段时间的翻译。
1946年6月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从10月开始，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我们一起从延安撤出。
刘文仲：我是1946年1月到北平军调部工作的。1947年2月军调部结束时，我带了一箱子文件坐飞机返回延安，到3月9日离开，在延安呆了20多天，同机一起回来的有徐大年等。刚到延安，任弼时和杨尚昆给我们接风。接着，我到八路军总部报到，交了带回去的文件。3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王炳南、陈家康等自南京回到延安。周恩来回来就问，军调部的同志们回来没有？大家一起见见面。周恩来与大家见面时主要讲形势，还特别提到，这些人别分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需要，到时候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3月8日，正好是妇女节，郝汀说带我到军委外事组看看，还见到了一些在军调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当天晚上，有京剧晚会，在剧场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等到散戏回到驻地，同屋作战处的同志说，你可回来了，赶快准备行李，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逼近延安了，明天一早准备出发。第二天集合时我发现和我们编在一队的有黄华、章文晋、徐大年、张香山等同志。出发时由王炳南带队，我和董越千、褚启元负责打前站，到山西境内，我们这支队伍的人数又有增加。
凌青：我们这个队伍的组成人员包括了在延安、南京、上海等地外事组和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外事干部。在到达山西临县时，曾任朱德总司令警卫的李树槐骑马前来传达停止前进的指示，我们就在三交这个地方停了下来。
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宣布正式成立中央外事组。在由叶剑英主持的成立会上，王炳南宣布了外事组负责人名单，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下设研究、编译、新闻3个处。研究处处长柯柏年，后又任命了副处长张香山，该处设两个科，我担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是吴青；编译处处长徐大年，副处长章文晋，科长马牧鸣；新闻处处长董越千，下设两科，科长分别是刘华峰、陈应。中央外事组当时是中共中央几大机关之一，大约有20余名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建国后成为外交工作的骨干力量。
问：党的这几个外事机构，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怎样开展涉外工作的？进行了哪些重要的外事活动？
陈浩：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他既参与决策指挥，更亲身加以实践。1938年在武汉开展外事活动比较多，他指导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开展了一些活动，主要是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方针也是他提出的八个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让他们相信我们共产党有战胜敌人的能力、有建设国家的能力。他结识了许多进步的国际友人，如大家都知道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史沫特莱、斯特朗、爱泼斯坦、鲁茨主教、伊文斯（电影工作者，拍摄过电影《四万万人》）以及同斯诺一起筹办“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有些援华组织和国际援华人士也是经由武汉到达延安的，如白求恩大夫和以阿泰华为队长，柯棣华、巴苏华大夫参加的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在重庆，周恩来继续加强对一些外国官方代表的工作，有英、美等国的大使及其他外交人员、顾问，军事人员等。他与英国大使卡尔成了朋友，还互赠军刀。在“皖南事变”后，为使国内外了解事实真相，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向在重庆的外交使团和新闻记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王炳南等走访外国使馆，负责新闻工作的龚澎更是带着相关材料到处奔走，广泛接触各国记者。这些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掩盖事实真相的企图，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访华，周恩来在同他见面时，明确指出：如果国民党坚持反共，将导致内战扩大，势必影响抗日战争。英美等国也担心中国的内部斗争加剧会影响远东的对日作战，不得不向蒋介石表示，国共纠纷不解决，美国无法向其提供大量援助。面对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有所收敛。
随着工作的深入，外事组的交往对象也不断扩大。开始以外国记者为主，后逐步扩大到外国作家、医生、商人等各方面人士及青年会、红十字会等团体。总之，不放过每一个宣传自己的机会，以民促官，让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1944年5月底，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这是我们做工作促成的。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感性认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写出了《红色中国的报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都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写了很多文章，讲中共建立的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之后还有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随着这些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此，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专门发布的关于外事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这些实际接触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凌青：美军观察组是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分两批抵达延安的。他们内部又分成政治情报、陆军情报、气象、营救等分组，共17人。7月22日下午，周恩来在叶剑英、杨尚昆等陪同下亲自到机场迎接美军观察组首批飞抵延安人员，并随后与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进行会谈。2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出席了为欢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举行的晚宴。席间，毛泽东同他们亲切交谈，气氛融洽。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还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外事组全力投入，做了许多工作。以黄华、柯柏年为主，我们做助手。叶剑英向他们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战斗情况，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还参观考察了晋察冀、晋西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观看了我军的军事表演，党的各级领导人他们都有接触，毛泽东与谢伟思交谈时，还谈到过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问题。通过实际了解，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深得解放区人民拥护这一事实。
通过接待这个观察组，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渠道。另外，在延安和重庆、北平之间开始有定期飞机往来，使各界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到解放区来，像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其中之一。如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接见斯特朗并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马海德担任翻译的。
陈浩：抗战胜利后，美国帮助蒋介石空运大批军队去抗日前线抢占地盘，夺取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在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下，国民党不得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是1945年8月底飞抵重庆的，同机抵达的还有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到来可以说是万众瞩目，震动了重庆各界，使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了解了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外事活动的安排也是相当繁忙的。当时外事组负责为他的涉外活动做具体安排、联络，提供参考材料，及时发布消息。龚澎等同志担任翻译。
赫尔利几次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也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招待会。毛泽东还与各国驻重庆的使团进行了接触，先后会见了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并出席了加拿大大使举行的茶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举行茶会招待当时在重庆的各国援华团体的负责人，接见日本反战同盟作家鹿地亘等各方友好人士。毛泽东还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接见了3位美国青年士兵，向他们了解美国的情况，讲述我党对美政策，还请他们一起吃饭。现在红岩纪念馆里还保存着毛泽东等和这3位美国士兵的合影。
1945年4月，联合国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此前，周恩来曾先后向国民党和赫尔利提出中国代表团应由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民盟等共同组成，并为此反复进行了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为国内外所瞩目，国民党只得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南方局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董必武在章汉夫、陈家康等陪同下赴旧金山出席了这次国际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张颖：1946年1月，成立了由马歇尔、张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共商解决国共和谈中涉及的各项军事问题。马歇尔曾提出，是你们两家打仗，我来仲裁。周恩来严正指出：这是我们国内的事，你可以在我们中间调解，可以发表意见，但不能仲裁，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还有个小故事，原来说3位代表各带翻译，后来又认为这样很麻烦，经商议，公认章文晋的翻译水平最好，就确定由他一人担任翻译。
刘文仲：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并决定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叶剑英是中共代表，中将军衔，国民党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饶伯森。中共由耿飚和罗瑞卿先后任参谋长，下设几个处，其中黄华是新闻处长，冯铉是秘书处长，还有薛子正、柯柏年、黄镇等，这些人中后来有不少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我是1946年1月到北平军调部的，中尉军衔，负责管理文件。一年时间，中共代表就各地区军事冲突调处问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和斗争。有关地区也派出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参加这些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通过和美国人打交道，积累了涉外工作的经验。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方面人员分批撤往解放区，我是1947年2月倒数第二批离开的，记得军调部结束时，美方曾建议军调部的印章由他们保管，我们没同意，后来下落不明。
问：中央外事组的成立，可以说为新中国储备了一批外事干部。解放战争期间，外事组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陈浩：中央外事组成立后，周恩来随毛泽东继续转战陕北，指挥解放战争的全局工作。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仍然十分关心外事组的工作，他在1947年7月29日给王炳南的信中说：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两年工夫都要得。在11月10日致叶剑英阅转王炳南、徐大年、柯柏年的信中说：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写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要将解放战争写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政协和三人小组会议的谈判材料由章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份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整理时有意见提出来，不要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当时，中央外事组就是根据周恩来的这些指示安排工作的。
凌青：中央外事组刚组成时，先是帮助新华社翻译每天从法新社等国际著名媒体收到的消息，由他们编成参考消息，提供给中央领导同志。后来新华社人手够了，我们就不再做这项工作了，集中精力去做外事组的工作。外事组的大致分工是：编译处主要负责将毛泽东的著作译成英文，也选择一些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情况的材料。编译处前后翻译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还有刘少奇、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等。研究处的任务是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我所在的一科负责编《美国手册》，利用美军观察组提供的一些英文资料和收集来的其他材料，以问答的形式来介绍美国概况，包括政治制度、历史、党派、选举办法等等。二科的吴青负责编《供您参考》。新闻处主要是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编辑向海外提供的介绍、宣传解放区的小册子。
刘文仲：当时，叶剑英要求外事组加强研究国际问题，作好向海外宣传解放区的工作，并确定：通过收听中外文广播编辑两种新闻稿，供与外事组在一起的中央负责同志参考。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负责收听外国新闻广播并记录下来译出，董越千负责审稿、定稿，我管刻钢板、油印，每天出两种，持续搞了一年多。叶剑英、李克农等给予好评。1948年春过完年就离开临县经大同、五台山到晋察冀解放区西柏坡，研究条件大有改善，叶剑英指示建立资料室，还特别让以他的名义向有关单位发了通知：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小册子一律送两份到外事组。我和刘华峰负责收集资料、剪报、分类整理、粘贴。然后放进自己糊的纸袋子中去，找了一间小屋，资料就放在土炕上，就这样开始作起资料工作，这可以说是外交部资料室的雏形。
到了西柏坡，外事组的工作便由周恩来亲自抓，陈家康从那里到莫斯科去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我和他一起去周恩来那里听取指示。陈家康回来后，还向外事组的同志介绍了他出国的情况。当时出国的机会还少，同志们听起来感觉很有意思。
凌青：外事组随中央转移到河北省的平山县后，住在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1949年1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外事组科长以上的干部由王炳南带队到西柏坡听报告，大家正在会场议论纷纷时，周恩来走了进来，我们感到特别振奋。这是中央外事组成立以来他第一次给大家做报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简单分析了战场形势，指出解放军就要总攻天津，要大家做好到天津去的准备。然后重点讲了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的问题。他说：进城后，涉外工作首先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与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外资企业可允其继续营业，但要接受我们的管理。对外国的外交官，在派出国正式与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他还特别强调外事工作影响大，所以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无小事，决不能擅自行事等。后来，他的这些论述成为我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原则。
天津解放后，我们乘车经石家庄穿过冀中大平原到达天津，在城郊，还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进入天津市区，住在原租界区内的罗斯福大饭店里。在天津，黄华、章文晋等留下来组成天津外事处，其他同志则继续北上，进入和平解放后的北平。
（选题策划：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副馆长蒋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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