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幻的文化他者：《忽必烈汗》里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忽必烈论文,亦真论文,形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3-0122-03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因其诡异奇谲的意象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而著称。诗歌中对中国题材的借用，使它里里外外散发出了浓郁的、神秘的东方情调，增添了它的魅力。然而，《忽必烈汗》一诗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形象并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也不是柯勒律治虚构出来的“乌托邦”、“大同世界”或“世外桃源”，它只是诗人将事实与幻想融为一体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文化他者”。这个“他者”形象映照出了柯勒律治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观照和对普遍的价值准则的追求，对战争、压迫、君主专政等罪恶的厌恶和谴责以及对自由、民主、艺术的讴歌与向往。
一、中国：亦真亦幻
关于《忽必烈汗》一诗的创作背景和过程，柯勒律治给出的就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解释：1797年夏天(另有一说是在秋天)，他幽居在英国乡下某农舍。一日，因身体不适，他像往常一样服用了鸦片，然后随手拿起《帕切斯游记》一书阅读，当读到忽必烈汗下旨在方圆三十里的沃野上修建豪华宫殿并开辟御苑这部分内容时，他昏然入睡，梦中洋洋洒洒作成了二三百行诗句，一觉醒来，梦中的情形竟然还清晰可辨，他赶紧拿笔追述下这些诗句。刚写下四五十句，不巧有人来访，待到把来人打发走，前面被打断了的思绪却再也续不上了。于是，现存的这首诗就只是一首五十四行的“片段”“残篇”了。这种解释的真实性如何，是柯勒律治在故弄玄虚，还是这种半醉半醒的状态果真激发了他的灵感，我们不得而知。但无疑这一创作背景的渲染使此诗平添了不少浪漫、虚幻、神秘的色彩。
那么，柯勒律治在梦境中勾画出了怎样一幅图画，图画中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中国风情呢？柯勒律治一开篇就描述了忽必烈汗下令修建的行乐宫阙的雄伟壮观：“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有方圆五英里肥沃的土壤，/四周给围上楼塔和城墙：/那里有花园，/蜿蜒的溪河在其间闪耀，/园里树枝上鲜花盛开，一片芬芳；/这里有森林，跟山峦同样古老，/围住了洒满阳光的一块块青草草场。”
奔腾不息的溪流，绵延不绝的沃野，巍峨挺拔的围墙，芳香扑鼻的花园，还有古老幽深的森林和阳光明媚的草地。这幅美妙的图画给了我们视觉、听觉乃至嗅觉上的无限享受！无怪乎很多人将它与柯勒律治曾热情洋溢地追求建立的“大同世界”联系了起来，认为这就是柯勒律治的“乌托邦”，是他想象中的东方的“世外桃源”。甚至有人进而联想到了柯勒律治的“中国情结”，认为柯勒律治在18世纪末从欧洲各国开始的贬抑中国的浪潮之中逆流而上，将中国文化视为完美的文明形式而对其进行朝拜。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柯勒律治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如何，且先聚焦于这一节诗中的中国形象，并考察一下这一形象的渊源。诗歌文本揭示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诗歌的主体来看，柯勒律治并没有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现实有所指涉，相反，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久远的历史，投向13世纪创建了蒙古帝国的君主忽必烈汗。其次，从诗歌中体现的态度来看，诗人并未直接对忽必烈汗歌功颂德，却只是向我们描摹了他下令修建的堂皇气派的宫阙。另外，在这一节对忽必烈汗的豪华宫殿的描述中，在浓郁的东方情调的掩映之下，我们分明也闻到了浓郁的西方文化的芳香。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圣河阿尔斐(亚佛)这一形象之中。在古希腊神话中，河神阿尔斐俄斯爱上了山林中的仙女阿瑞托萨，阿瑞托萨为了躲避他的追求，在月神的帮助下化作一眼喷泉，而痴情的阿尔斐俄斯仍紧追不舍，化作一条圣河在西西里与喷泉汇合。柯勒律治在这里把西方文化中的传说移植到了忽必烈汗的宫苑之中。可见柯勒律治已乘着想象的翅膀，突破了时空的禁锢，塑造的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中国形象，一个已然将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化形象。“中国”已不再是“中国”！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一书中的“中国”纯属子虚乌有的“创造”，相反，诗人笔下的“梦幻中国”是“集体制造”的产物。13世纪，成吉思汗远征欧洲，蒙古帝国威名远播。1298年，《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书中所描述的繁荣富庶、文明和谐的东方大国让西方人目眩以至将信将疑。而将近60年后，从未到过中国的英国作家曼德维尔对中国的人情风貌、奇珍异宝、威严强盛的描述却让许多欧洲人信以为真、无限艳羡。看来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都对蒙古大汗的雄伟宫殿着墨甚多。马可波罗这样讲述可汗在上都的豪华皇宫：“忽必烈汗所建的这座宫殿是一座巨型大理石宫殿，宫殿里各个房屋镶有黄金，装饰着飞禽走兽，并绘上了各类花草树木，工艺堪称精巧之至。皇宫四面皆有城墙，城墙全长约十六英里。城墙内有泉水、溪流、草地，只有经过宫殿才能进入花园。花园里还养了各种野兽和鹿，用来喂食鹰隼……”[1]
曼德维尔学习了马可波罗的描述，又用丰富的想象力对其进行了渲染：“在这座城内大汗建了宫殿，这堪称世界上最雄伟壮观的宫殿。宫殿的城墙超过二英里。在城墙内还有其它宫殿。在这个宫殿的花园里有一座大山，山上还有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奢华的宫苑。宫殿中和山上都种满了各类树木，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有一条又大又深的沟渠环绕在大山周围，沟渠外是一个大水池。池水里有无数野鹅、野鸭、天鹅、苍鹭，让人叹为观止。在沟渠和水池的外面是一个大花园，花园里饲养着各种野兽……”[2]河流、城墙、森林、草场，这些意象全然被柯勒律治移植到了《忽必烈汗》一诗中并被赋予了更鲜活的生命力和更深的意蕴。其实柯勒律治在诗的序言中已经对自己受先辈的启发和影响这一事实供认不讳，这也成了他写作该诗的直接诱因。柯勒律治接过先辈的大旗，将欧洲人对东方中国的现实描述与瑰丽想象结合起来、发扬光大！
二、解构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追求
在第一节诗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无限向往的美景，而在接下来的几句诗中，这美景之下不和谐的音符和蕴藏起来的暴动的力量就逐渐显现出来了：“但是，啊！那深沉而奇异的巨壑/沿青山斜裂，横过伞盖的柏树！/野蛮的地方，既神圣而又着了魔——/好像有女人在衰落的月色里出没，/为她的魔鬼情郎而凄声嚎哭！/巨壑下，不绝的喧嚣在沸腾汹涌，/似乎这土地正喘息在快速而猛烈的悸动中，/从这巨壑里，不断迸出股猛烈的地泉；/在它那时断时续的涌迸之间，/巨大的石块飞跃着像反跳的冰雹，/或者像打稻人连枷下一撮撮新稻。”
在欣赏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之时，我们却听到了残月下女子的恸哭哀嚎，感受到了沟壑之中暗潮涌动的力量。这一强烈对比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忽必烈汗的豪华宫殿建立在无数人的痛苦和牺牲之上；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以普通人的被压迫、受奴役为代价。这为情郎而痛哭的女子既让人联想到忽必烈汗宫中沦为统治者淫欲的牺牲品的诸多东方女性，却也不禁会使人想起上一节提到的希腊神话中的仙女阿瑞托萨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女子。这一形象已具有了普遍的象征意义，她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被压迫者、受奴役者的代表！忽必烈汗也就成了站在对立面的剥削者、压迫者、专制者的代言人。他那威严雄壮的游乐宫哪里是阳光明媚、百花吐蕊的“乌托邦”和“世外桃源”，分明是沟壑万丈、阴冷黑暗的人间地狱！那巨壑下涌动的，也分明是受压迫者的眼泪、愤懑和抗争！
下面两句诗，更明白无误地暗示出这一堂皇的宫殿岌岌可危的命运：“从那喧嚣中忽必烈远远听到/祖先的喊声预言着战争的凶兆！”忽必烈一生驰骋沙场，战争对他而言是创立基业、施展抱负的途径，而对全世界的普通百姓而言，战争只是恐怖、杀戮、死亡、毁灭的代名词。这富丽奢华的游乐宫又何尝不会在战火之中毁之一旦！
如果说在前两节诗中，诗人关注的目光主要还是投向东方的话，那么，在第三节诗中，诗人似乎已经远离了中国，远离了上都，而将思绪飘落在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少女悠扬的琴声之上：“有一回我在幻象中见到/一个手拿德西马琴的姑娘：/那是个阿比西尼亚少女，/在她的琴上她奏出乐曲，/歌唱着阿伯若山。”这姑娘的琴声激起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以至于他要用音乐建造一座艺术之都：“如果我心中能再度产生/她的音乐和歌唱，/我将被引入如此深切的欢欣/以至于我要用音乐高朗而又长久/在空中建造那安乐宫廷，/那阳光照临的宫廷，那雪窟冰窖！”这个姑娘在这里所发挥的作用，与赋予诗人灵感的缪斯女神无二，而这座宫廷也是诗人获得灵感之后的艺术杰作。从表面上看，这里的描述与想象与前两节中提到的忽必烈汗的上都宫苑无干，但实际上，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在“把诗人借助想象力用诗歌创建的大厦与蒙古大汗降旨修筑的游乐之宫进行比照：一个建筑在空中，一个建造在水上；一个追求精神的力量，另一个沉迷物质的享受；一个把诗人引上天堂，另一个把大汗推下地狱；一个是永恒的生命，另一个是万劫不复的死亡。”[3]
综上所述，上都的游乐宫绝非天下大同、其乐融融的桃花源，忽必烈也不是乌托邦里开明贤良的统治者。相反，忽必烈汗和他的奢华宫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了民主、自由的敌对势力和反面力量。构筑“人间天堂”的重任最后却是落在了诗人身上，在艺术的世界里得以实现。诗人对艺术的推崇在最后几行诗中通过对诗人形象的塑造而得到了最有力的呈现：“他飘动的头发，他闪光的眼睛！/织一个圆圈，把他三道围住，/闭下你两眼，带着神圣的恐惧，/因为他一直吃着蜜样甘露，/一直饮着天堂的琼浆仙乳。”
柏拉图曾说过诗人做诗是因为他们有神力辅助，柯勒律治想象中灵感喷发的诗人正如神灵附体，超凡脱俗、威力无穷。艺术超越了生活，拯救了生活！
总的来讲，《忽必烈汗》全诗尽管被称做“残篇”，但实际上却构思精巧，主题突出。诗里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形象，并不是完美的东方文化的代表，而只是为作者提供了挥发想象力的空间，提供了一个素材供作者表达自己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以及对超越生活的艺术的追求。因此，在对东方这一皇家宫苑的描述中，柯勒律治也借用了许多西方典故和意象，如蜿蜒流淌的圣河、手执扬琴的姑娘、神灵附体的诗人等等。“诗中的景物时而似在阳春三月的东方世界，时而又似在三九寒冬的西方乐园；在诗人的头脑里，混杂了四时，汇通了东西，因而诗中的一切都亦真亦幻。”[4]
三、中国：文化他者
柯勒律治一生并未到过中国，也没有资料可以表明他对中国的文化、对元朝的历史、对历史上的忽必烈本人有太多的了解。然而，柯勒律治对忽必烈汗这一题材的最终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他睡前正阅读忽必烈汗在上都建造行宫的章节)，也有其必然性”[5](P70)。13世纪的蒙古帝国，威震整个欧洲。“中国从马可波罗时代起就成了激发西方人新的灵感、新的审美情趣和异国情调的地方，《曼德维尔游记》中对大汗威仪的渲染激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5](P70-71)。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欧洲人的眼里，忽必烈和他的帝国已成为古代东方文明的标志。“而忽必烈汗那无上的荣耀与威严，皇家宫殿的恢宏与奢华，更投合了浪漫主义诗人追求宏大气势的心理”[5](P71)。而且，忽必烈汗的上都宫苑从时间上来看代表着久远的过去，从空间上来看代表着遥远的异邦，这种距离感正好使它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梦幻自由空间，这对视想象力为文学的主导功能和灵魂的诗人柯勒律治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主题了。因此，“作品虽然以忽必烈汗为题，却并没有刻意描写或赞颂这位中国帝王的伟业，而是将这位传奇人物当作寄情表意的媒介充分发挥诗人的想象力”[6]。诗人对中国形象的描绘，目的并不是要再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要“致力于展示一个超自然的想象世界，强调与理性时代严重相悖的想象力与情感的作用，注重揭示人类心智与情感的最深处”[6]，表现作者所要追求的普世价值。
然而，“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7]。《忽必烈汗》不仅仅是诗人的幻象，它也是时代的产物，反映出了时代的脉搏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的集体想象。正如前文所言，柯勒律治创作该作品的直接诱因是他在睡前阅读的《帕切斯游记》中关于上都大汗御苑的描述，而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的角度来看，在18世纪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仅有启蒙思想家极力推崇中国的政体、风俗、道德，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将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园林艺术等奉为时尚。威廉·钱伯斯甚至发表了专著《东方园林论》，将英国的中国园林热推向高潮。柯勒律治关于上都宫苑的想象不能说没有受到这股中国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对大汗御苑的想象受到了钱伯斯所描绘的中国园林的直接启发。
但是，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逐渐褪色，开始经历一个以否定性评论为主的时期。个中的原因，周宁教授将其归结为两类：“一是启蒙运动文化观念本身的进步，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主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到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开始大革命，封建专制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楷模了。二是西方的扩张中与中国权利关系的变化。”[8]于是，贬抑中国之风愈演愈烈。在与柯勒律治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德·昆西等人的笔下，都可以见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贬低和蔑视。
应该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正处在一个矛盾的转换期。“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9]。《忽必烈汗》中的上都，就是这两种形象的混合体：这是人间美苑，也是通向死亡的坟墓。可见，柯勒律治对中国的想象，并没有脱离他的时代，相反却正反映了当时英国对中国形象的集体想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告诉我们，“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10]。也就是说，异域形象只不过是作者建构出来的异己者，一个“文化他者”，借助于这一他者形象，作者旨在言说自我，传达自我形象。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忽必烈汗》这一梦幻作品了：柯勒律治在《忽必烈汗》中并不想也没有必要塑造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他只是将忽必烈汗作为了他艺术构思的切入点，作为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艺术抱负的参照体系。柯勒律治曾梦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虽然这一激情随着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公社的失败而逐渐冷却，但他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的向往却未曾改变，投身于艺术世界的理想从没有销蚀。柯勒律治所追寻和彰显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因此在他的中国形象中融合有西方文化的特质，他对东方形象的批判也并未明显地表露出对东方文化的顽固的偏见，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他世界主义的视野和立场，从这一点看来，柯勒律治的思想是进步的、超前的，他的这一态度对今天的学者也不乏借鉴意义。
他者形象的塑造有很强的主观性，作家“任凭自身文化所需对异域文明进行取舍、评价和改造，本是无可非议，其对异文化的误读、误释同样在所难免”(葛桂录)。而我们在解读这些他者形象的时候，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作家所采用的这样一种在他者想象中进行文化利用的叙事策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这一他者形象作为检视自我的一面镜子，在解读这一形象的过程中，要避免视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取舍的做法，以免造成对他者形象的再次误读。我们既不需要对《忽必烈汗》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大加讨伐，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定柯勒律治认同了东方文化的完美与优越。实际上，在与异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互为主观”的立场审视自己、对待别人，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互识、互证、互补、互鉴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