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君仙[1]2004年在《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当前我国制造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选择》文中指出“走出去”战略是继“引进来”蓬勃发展之后、近几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的、旨在更进一步提升企业乃至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方略之一。目前来看,政府主要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而非任意企业。这是由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总体低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等因素所决定的。但是,有能力“走出去”的我国企业是否只需将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就可以在竞争中制胜?是否应该从战略的角度思考和规划企业的发展路径?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并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呢?笔者在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经济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点和我国成为WTO成员的现实,结合国内国际知名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和剖析,提出了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即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王习农[2]2004年在《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跨国并购浪潮席卷全球，一方面加速经济全球化步伐，另一方面加速其自身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全球经济向自由化、开放化发展，而任何国家在这一国际大趋势下无动于衷都无异于自甘落后。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而加入WTO，又为我国面向全球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如何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如何应对，从而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走向开放，将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正是以开放经济中增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为主线，通过建立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全面研究当前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发展战略和政府行为取向问题。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主要是在说明论文选题背景和国内外跨国并购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简要说明全文的主体结构和框架构思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明确本论文主要创新之处。第一章，跨国并购实践及理论：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指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即国际投资以跨国并购投资为主。同时，在总结全球跨国并购实践的基础上，界定开放经济内涵，给出跨国并购概念，分析跨国并购实质，梳理当前国际上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以国内企业并购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并进行综合评价，旨在吸收利用并加以创新。本章对跨国并购和跨国新建两种FDI方式加以比较，进而说明在总体上跨国并购优于跨国新建而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方式的原因。第二章，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MCCAT）：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是在评价利用国际各种跨国并购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一个理论创新，目的在于架构解释跨国并购动因的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本章核心观点在于：企业并购的动因是企业试图利用自身竞争优势通过企业并购或跨国并购去获取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以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和持久利润。本理论以企业客观存在市场竞争优势为前提，提出市场综合竞争优势概念和函数，分析形成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探讨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构成、作用和选择方法，并以此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确立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战略目标，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为战略重点，以合作性战略、进攻性战略、防御性战略、宏微观环境相协调战略为战略方式。以下四章则以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分别展开论述。第叁章，外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本章以合作性战略为指导，在归纳我国企业客观存在的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分析外国企业并购我国企业的动因和现状，指出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中重新定位，进而提出我国企业
邓兴华[3]2015年在《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研究：专利海外申请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企业的技术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能否凭借技术在国际上竞争?回答这一问题,是国际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中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我国建设创新战略与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政策支撑。过往的研究囿于数据的局限,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着力不足,相关定量分析特别是微观层面的分析较少。本文希望以中国企业专利海外申请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这一现象的研究,拓展并深化现有的企业技术创新与国际化战略的相关研究,洞悉并阐述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过程中的宏微观机制,厘清学界对于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认识,介绍一段中国企业如何运用技术在国际上竞争的故事。中国作为拥有四大发明的古国,曾经是世界技术创新的最大来源地,也是世界技术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中国发明的技术,走向了世界:罗盘带来了大航海时代;古登堡改进的印刷术迎来了文艺复兴;火药在西方的传播迎来了热兵器时代。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经过改革开放和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站到了伟大复兴的门口,那么这一次,中国是否能够再次成为技术创新全球高地,是否能够回复那个技术文明的荣光?中国能否从世界工厂转化为世界大脑,由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母国升级为中国创造(Created In China/Innovated In China)的母国?重新攀登技术高峰,向世界各国传播技术实现技术“走出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人类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贡献的核心,更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产业升级的必要任务。因此研究中国创新的技术特征,研究中国是否已经重新具备了国际水平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实力,中国企业能否从技术国际化中获利是当前重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即从当前观察到的一种中国企业的技术“走出去”现象——中国专利权的海外申请行为来研究中国技术水平的国际地位,中国走出去模式的变化和中国创新的真实内涵。本文为现象导向型研究,全文紧紧围绕以中国专利的海外申请为特征的中国技术“走出去”这一现象,从制度背景、理论机制、宏微观的“决定因素”与“经济后果”多个层面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系统的对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的研究框架。本文考虑到技术“走出去”与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类似之处,既可以是企业的微观战略,又是国家宏观战略的表现,因此在分析过程中特别注重从宏微观两个层次共同进行讨论。本文分成四大部分,分别是制度背景,理论构建,宏观分析,微观分析。首先,本文分析了技术“走出去”的制度背景,将技术“走出去”、专利制度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推动有机结合,分析了我国技术“走出去”的主要特征。其次,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组织战略视角构建了企业技术“走出去”的理论模型,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再次,在宏观方面,本文先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经典的林德假说检验传统理论在技术层面的国际流动的影响,再从技术“走出去”作为技术扩散的传导机制,推动国家转型升级的角度对技术“走出去”的宏观绩效进行了考察。最后,在微观层面,本文从企业技术“走出去”战略的异质性特征研究了技术“走出去”战略在企业内的战略层次和能力需求,考察了品牌战略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意识对企业技术“走出去”战略的影响,而后再从技术“走出去”企业的出口绩效与对外投资绩效讨论了技术“走出去”的微观绩效。本文把传统的贸易理论视角与国际化视角和企业技术“走出去”特有的创新特征和知识产权制度特征相结合,拓宽了创新与贸易理论交叉领域的研究空间。本文有以下主要结论:一、技术“走出去”与国家经济技术能力密切相关。技术“走出去”由一国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而技术“走出去”的东道国选择则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距离有关。二、传统贸易理论机制可以类似地应用于解释国际技术流动。林德效应在技术国际化流动中同样成立,技术国际化的机制与传统贸易的决定机制有类似之处。叁、技术“走出去”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一国技术“走出去”会使得两国贸易结构更为接近。这反映出在技术“走出去”的过程也是技术跨国扩散和学习的过程,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向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更为频繁的技术流动实现。四、企业的技术“走出去”行为是异质性企业的战略选择,企业的自身生产率是决定企业技术“走出去”的核心因素。五、企业的品牌意识越好,企业的技术“走出去”水平越高。技术保护概念和企业的品牌战略具有互补性。六、企业的技术“走出去”可以显着的推动企业出口额、出口价格和市场份额的上升,而且这一现象是在最微观的层次下显着的。企业的每个相关专利可以给企业在东道国的相关产品的出口价格提高18%,市场份额也能够得到显着提升。七、企业的技术“走出去”可以推动企业的对外投资,但这一推动作用只在好企业和市场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出现,自身能力不足的企业的技术“走出去”和其对外投资战略形成替代关系。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从技术国际化这一新问题切入;从中国企业的海外申请的新数据出发;运用微宏观的定量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到了关于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的动力和绩效的新结论。具体来说,本文的创新贡献可能在于如下方面:一、本文讨论的技术“走出去”是中国企业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技术水平提升背景下的时代性转型。如果说中国入世后第一阶段是货物的走出去为特征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则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会是以技术技术走出去为特征的世界大脑的地位的争取。本文应用了最新的宏微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希望能激发学界、业界与政界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为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转化提供重要的启示。二、本文的研究是对南方国家创新理论的最新拓展。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中的南方发展中国家,其巨大的创新能力与后续的技术国际化挑战了理论中只假设北方国家创新的传统。特别是技术“走出去”意味着中国企业具备了国际前沿的技术能力和创新成果,本文引入林德假说与国家间的贸易结构,对南方国家创新的可能来源与经济影响提出了新的后果。叁、本文的研究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市场与产品知识产权战略的影响,对当前异质性贸易理论在更深入层次的战略的优序排序与企业内部市场选择与产品选择的方向相契合。本文研究指出了企业内也可以通过技术“走出去”战略增强企业在某一市场和某一产品上的竞争力。这可能显示出企业内部对细分的出口市场、流程、产品、技术的内部选择中优胜劣汰的机制与过程。四、本文的研究对中国技术创新与专利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启示。本文重新解释了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如何创新,特别是如何高水平的创新的问题,技术“走出去”中的国际专利很大程度可能反映着中国创新中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专利。本文对这些专利对企业的战略效果的研究也有力的解释了中国创新的价值所在,回应了国际上相关质疑,对未来的专利价值研究与中国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王福君[4]2009年在《比较优势演化与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呈现出以跨国公司为转移主体、以高端产业为转移领域、以兼并和收购为转移形式、以价值链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为手段、以中国为主要接受国家五个新趋势。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下,目前国际装备制造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分工全球化、产业集群化、制造信息化和服务网络化等新特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迎接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和加快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09年),明确提出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目标、基本原则、具体部署以及依托的重点建设工程。辽宁省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叁大基地之一,其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重大成套装备和重要装备产品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末,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一直承担着为我国大部分基础建设、大型项目等提供装备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辽宁装备制造业技术装备的衰退,使辽宁省装备制造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成为了辽宁工业的第一支柱,但横向上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因此,从比较优势演化角度,以辽宁省为例来分析装备制造业升级,不仅可以为辽宁省构建装备制造业基地提供路径选择,有利于推动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可以在辽宁经济中形成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增长极效应,同时为其它区域装备制造业升级提供借鉴。在实际的装备制造业研究中,国内学者多站在全国的角度为国家发展装备制造业提供理论参考,而较少从比较优势演化角度站在区域层次来研究装备制造业升级,这无疑使区域装备制造业升级选择路径及其对策受到极大的削弱。本文在理论体系层面和经验探讨层面的基础上,通过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历史沿革、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和当前国内装备制造业市场潜力巨大的形势,提出了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应该选择技术创新推动模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和外向带动发展模式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叁种模式下的具体对策以及制度对策。这不仅是现阶段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理性选择,也是把辽宁建设成为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的一条现实途径。本论文的基本框架由绪论、正文和结论叁部分组成。绪论:主要分析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同时阐明了论文的总体思路与研究方法,并概括地说明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主要的贡献及创新点。正文分为五章。第一、二、叁章是本文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一章是对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产业内升级理论、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理论以及装备制造业基础理论进行综合述评;第二章主要阐述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环境条件、动力机制和测度分析;第叁章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比较分析,主要从经验启示、国际、国内(区域)和行业四个角度,探讨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路径、模式、经验等,为后面的辽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分析奠定基础。这叁章的基础理论阐述将为本论文后两章的实证分析奠定良好的理论铺垫,起到理论支撑作用。第四、五章是实证分析,是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时空特点出发,阐述了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空间特点和综合特点,并运用“七因素分析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进行定性分析。其次,引入主成分分析法(PCA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进行定量分析,并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进行评价。最后,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了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的表现及成因。第五章是在前面理论分析和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演化中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应采取技术创新推动模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和外向带动发展模式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叁种模式下的对策选择和制度对策。结论:在总结正文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进行总结概括,并针对研究的实际情况,找到研究的不足,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展望,以便将来研究使之更加趋于合理、完善和系统。
赵春艳[5]2010年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联机理及转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期望能够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以提升本国福利水平,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寻找本国的比较优势,力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以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跃迁。比较优势或者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者为某一要素禀赋相对丰富以及规模经济的差异,它是竞争优势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潜在的竞争优势。但如果这种潜在的优质性没有发挥出来,即使拥有了该要素的比较优势也不等于拥有竞争优势。只有将这种隐形的优势展现出来并持续提升才有可能转化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与基石,竞争优势理论是产业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运用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联机理及转化机制。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1.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理论基础。包括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内涵和理论的演化路径。前者的演化逻辑是基于劳动生产率差异、资源禀赋差异、规模经济差异以及交易效率等差异的比较优势。后者主要是基于知识、政策、市场结构、战略、动态能力、资源等优势的竞争优势。2.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联机理。本文从静态、动态两方面分析两种优势的关联机理。静态分析体现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五大区别与五大联系。五大区别为：两种优势的前提假设、侧重的内涵、发展特征、种类细分及贸易政策有所不同。五大联系为：两者都是研究一国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生产和消费应当保持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其中,比较优势研究的是要素禀赋不同情况下国际间的分工与合作；竞争优势更多的是研究要素禀赋相同情况下国际间的产品利益分配。在内容上,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发展的初级阶段,是竞争优势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是-个循序渐近的过程。动态分析是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蓝本,采用强弱程度不同的正负性来显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属性,构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互动关联模型。3.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转化机制。本文依照点-线-面-体的逻辑结构建立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转化的“山坡”模型,也为“54321”模型,即5个要素,4个假设(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异质性、关联产业的协同性),3条路径(属性为绝对比较优势的Ⅰ类比较优势、属性为相对比较优势的Ⅱ类比较优势和属性为绝对比较劣势的Ⅲ类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2个平台(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两种国际分工情况下的优势转化),1个系统(在加入时间要素情况下,将目标产业与关联产业综合考虑,把动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竞争优势的过程)。同时,构建“人”字型模型来说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5要素的关系：技术是“心脏”,是优势转化的原动力；资本是“血液”,是优势转化的活力剂；劳动是“四肢”,是优势转化的实施者；组织是“器官”,是优势转化的平台；制度是“大脑”,为优势转化提供政策保障与环境支撑。4.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实证分析。本文从汽车产业的产业特征出发,比较分析美日德的汽车产业竞争优势。从定性的“山坡”模型与定量的主成分分析的角度探索中国汽车产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定性分析的结论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建设国家创新机制的政府政策和长期积累的企业文化是当前中国汽车产业的Ⅰ类比较优势；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是Ⅱ类比较优势；资本、技术、组织管理、关联产业和规模经济等是Ⅲ类比较优势。定量上,中国汽车产业1998-2008年的数据显示,除了以产量集中度等八项指标为代表的综合经济绩效因子在中国汽车产业的优势转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外,另外两个贡献度非常高的因素是以R&D投入强度为代表的技术因子和以货物周转量为代表的物流因子。这说明技术和物流对中国汽车产业的优势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5.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对策建议。通过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联机理及转化机制的分析,本文从宏观支持、中观支持、微观支持等叁个层面提出政府政策的具体实施。
张莎丽娜（CHEUNG, Tingwang）[6]2015年在《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建设日益完善,一大批国际企业迅速崛起,布局国际市场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得到不断增强。在20世纪之前,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较低,自身承担了大部分生产工序,只是将一部分加工装配环节转移至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家;9O年代之后,跨国公司开始将生产制造工序以及售后服务环节等大规模转移出去,仅保留部分核心科技研发和营销环节,使产品、劳动力、科技等生产要素实现了自由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新阶段的发展和调整,国际产业转移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首先,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中,由于国际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产业转移不再受特定流向和区域的限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投资区位。产业转移已经从过去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转移转变为多向转移。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迅速扩大,转移速度也进一步加快。其次,国际产业转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突破了单一的直接投资和股权安排,项目外包成为新的转移方式,跨国并购、兼并、收购和非股权安排成为新的投资方式。最后,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趋势加强,产业转移重心已经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知识化、高度化发展速度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构也呈现出高度化趋势。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接近尾声,服务业已经成为产业转移的新热点。但同时也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不断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叁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持续降低,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发达国家忽视曾具有经济“造血”功能的制造业,过度依赖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意识到过度脱离制造业实体的危险,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纷纷开始了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进程,出台重振制造业的强力政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必然影响到全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新一轮制造业争夺战涉及各国的政策取向、制度设计、科技研发、生产经营环境、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全球制造业的变化对国际产业转移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1868年第一家跨国公司建立至今,跨国公司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产生与兴起发展、缓慢发展阶段、复兴扩展阶段和全球化四个阶段。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衰与成长,国际产业转移相应也经历了四次较大范围的转移浪潮。这种国际产业转移与跨国公司发展历程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世界跨国公司的兴起在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后期,19世纪中叶,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输出大大发展起来,这时才开始出现少数跨国公司,属于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催生的跨国公司。一战、二战期间,各国忙于战事,国际产业转移与跨国公司均为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战后,随着美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国,开始出现了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同时,跨国公司也得到巨大的发展,此阶段跨国公司与产业转移开始表现出相辅相成的特性;随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欧与日本经济大发展,跨国公司迅速崛起,产业转移的的格局转向多极化发展,进而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奇迹,全球性质的并购成为主导。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次国际产业转移都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的工业化进程。涉及的产业国家由最初的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产业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内地地区,以其广大的市场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大量投资,使得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也可以说,对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其他国家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与产业转移经验,都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文通过梳理以英、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以韩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历程,形成了企业国际化和对外产业转移的历史脉络,在产业结构、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以及政策制度等方面对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国内市场更加开放,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对国际产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水平的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因此如何定位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位置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进入全方位发展阶段,一种创新的跨区域创业者成为引领这一新模式的先锋,他们频繁来往于中国和海外两地,通过及时把握国外最新技术热点和趋势,从事创业或者投资,了解改善最新商业模式,与两地各类创新资源紧密相连。本文试图在最新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特点的背景下,研究国际产业转移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推动企业国际化提出合理建议。文章第叁章从国际产业转移与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入手,从理论层面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找出国际产业转移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第四章梳理国际产业转移与企业国际化的历史脉络,从其各个时期的相应特点对比分析相应的联系,并选取典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的个例,分析它们与同期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第五章总结了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位置、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及动因,并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路径,为下一章的实证做了理论准备;第六章选取了相关变量,用实证方法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对内FDI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有显着的影响,且具有滞后性,能源消费量与适龄人口劳动力人数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有正影响,而科研、教育投入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没有显着影响;第七章结合实证结果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点,选取了五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进行案例分析,总结了其国际化的异同;最后,第八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伟新[7]2015年在《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是特定国际经济环境背景下,一国或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能够实现外贸平稳增长基础上,不断追求外贸结构优化,外贸经济社会效益提高以及适应资源环境约束下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的方式和途径。随着地区外贸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变化,适时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是实现地区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新疆外贸已然处于中亚及周边国家这一传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区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现实情境。加快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无疑成为促进新疆外贸可持续发展,进而提升新疆在国家向西开放中战略地位的不二法门。本文综合运用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新疆外贸发展所处的特殊区情,就如何加快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从以下八个章节展开了详细讨论:第一章绪论。首先论述本研究的背景并指明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接下来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从中指出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切入点,并对文章的逻辑结构、行文思路、研究内容进行安排,最后还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并对文章作出的贡献进行说明。第二章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首先对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展开论述。第叁章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现状。该章梳理了建国以来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历程及其实践成果,并分析了新形势下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存在的不足,从而总体上理清了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现状。第四章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从出口生产环节资源利用方式、国际市场开拓方式、国际市场竞争方式、外贸增进国民收益方式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综合测评了金融危机以来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进程和各子系统的转变效果,从中指出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成因进行探讨。第五章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分析。利用调查问卷收集得到的影响因素评价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二项分布logistic模型探寻当前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为下文找准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提供了有力依据。第六章国内外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经验及对新疆的借鉴。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成功经验的凝练概括,为明确新疆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取向和缕清转变思路提供了有益启示。第七章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从新疆区情出发,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取向和转变思路,据此建议采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驱动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企业“走出去”带动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加速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四条可行路径。第八章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措施。为保障路径实施能够达到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从科技支撑、制度保障、金融支持、人才引领四个方面提出了可以采取的保障措施。通过全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纵观建国以来的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历程,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历经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向过渡经济体制时期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再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叁个历史转变阶段。历经六十多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历程,新疆外贸事业取得了显着成就,表现为: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带来了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而且在外贸结构方面,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序转换,对外贸易方式愈加多元,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越趋合理,对外贸易疆内区域布局加速调整。而随着新疆外贸出口商品质量的提高以及国际市场开拓方式与竞争方式的多样化,新疆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得到了整体提升。同时也拉动了地区经济较快增长并带来了社会效益的相应提高。不仅如此,单位出口价值能耗减少以及每单位地产品出口废水、固体废弃物减少使得对外贸易节能环保效益也逐步显现。第二,金融危机以来,新疆外贸发展环境风云变化,虽然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做出了积极调整,但是总体而言,对外贸易所涉及各环节现行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形势的新要求,突出表现在外贸出口商品国内生产环节的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外贸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方式落后于形势发展需要,外贸增进国民收益方式的选择局限性明显。第叁,衡量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成效,可以对比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前后的优化程度加以描述和评价。总体来讲,金融危机以来的2008年到2010年是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起步探索阶段,之后的2011年到2013年是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调整适应阶段。然而这期间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仍旧处于较低层次之间转变,转变进程不仅缓慢而且稳定性不高,使得新疆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尚未发生质的转变。具体从出口商品生产环节的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前后效果来看,新疆本地生产的出口产品其资源利用方式虽然有所尝试向更高水平作出转变,但其不仅没能够持续推进,而且还出现了急速倒退。从国际市场开拓方式转变趋势看,新疆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也是经历了2009年至2011年叁年时间的调整适应阶段之后,新疆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已经日益多元化且正逐步趋于优化。从国际市场竞争方式转变前后效果看,新疆外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方式在经济环境变幻莫测时期一直处于调整适应状态,不过这种微幅调整对新疆加快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从外贸增进国民收益方式的转变前后效果看,新疆外贸增进国民收益方式已经发生了积极转变,然而区域分工、产业分工以及企业分工叁种方式转变的不稳定性使得外贸增进国民收益方式转变趋势并不稳定,也就反映出新疆外贸在促进国民收益增加的方式上尚未探寻出一条符合新疆本地特点的发展道路。第四,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尚未发生质的转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新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出来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不足、城镇化水平滞后、区域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层次低且运转失衡等因素是决定了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首要原因。其次,贸易发展理念中政府视贸易为推动GDP增长手段,企业追求做大做强而非做专做强的发展理念也是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再次,技术创新能力与动力不足也对新疆加快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五,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对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物流基础设施质量、资金供给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外贸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效果以及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需求状况等;而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外贸行业竞争秩序、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则起到了负向阻碍作用。
冯明[8]2014年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发展使资源配置的范围超越了国界,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要索最佳组合和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由此带来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和升级,并遵循国际化的方向演进。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推进产业国际化的实质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断谋求进一步升级,以占有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部分。加快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选择。电子信息产业是典型全球性产业,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开放特性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及模式,它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在新一轮产业国际竞争中的力量强弱,是推动国家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着力点。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2011年9月8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战略层面明确了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特征与竞争规律,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分析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基本格局,阐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基本现状和存在的土要问题,对比总结典型电子信息产业强国(地区)国际化发展模式和经验,并进一步构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战略的基本框架：静态比较优势下,产业国际化发展注重发挥产业的劳动密集性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事产品加工组装并扩大出口,以解决国内就业,同时尽最大可能利用外资,实现技术进步。这一途径从短期看,有利于产业规模扩大并促进经济发展,但其问题在于极易造成分工锁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动态比较优势主张在开放条件下保持经济独立性,注重从动态角度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升级突破国际分工锁定,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随着全球性社会化大生产网络的逐步形成,“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全新竞争格局已基本确定。建立在资源、产品基础上的自然分工,已经被新型基于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上的分工所取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跨越国界的分工安排特征尤为明显,全球化趋势要求产业内企业必须成为国际化企业,产业也必须以国际化为战略发展方向。一般认为,产业生命周期存在形式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主要阶段,各阶段在产业发展中存在不同作用,也表现出不同特征,而电子信息产业与多数产业一样,基本遵循这一规律。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的划分,产业依照所处阶段叮被视为新兴产业、成长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一国根据其产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国际化战略。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以国际分工理论为主要工具,剖析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分工现状,把握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跨国界安排及附加值分布特征,进一步总结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地位,描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并结合主要国家(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经验,思考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路径。为描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轨迹,并准确判断一定时点下其所处产业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本文采用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以两者比率反映电子信息产业随国民经济增长的变化状况,并对该比值与时间的散点图分别进行Pearl模型与Compertz模型曲线拟合,描绘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生长曲线和生命周期曲线,界定其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同时,结合本文设计的22个产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判定,在中美比较基础上,客观判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以及存在的弱项指标,为进‘步构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战略提供现实依据。最后,分析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的战略实施环境,运用SW0T分析法研究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当前存在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制定产业链延伸及核心技术和标准突破的发展目标,提出以产业升级为主要手段的发展路径,并提出包括贸易方式、技术创新手段、人才培养等在内的战略措施,为我国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提供对策与建议。论文从内容和结构上分为八章：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明确研究内容和方法,制定技术路线并陈述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研究起点。结合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主要观点,对产业国际化的定义、内涵、表现形式及特征进行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第叁章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化格局及发展趋势。对电子信息产业进行明确界定,并从动态比较优势和产业生命周期角度,阐明国际化战略是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勾勒出当今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国际格局,从电子信息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入手,强调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并指出其发展的基本趋势；第四章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电子信息产业。通过分析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的价值分布和“微笑曲线”的国别安排,回顾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明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进一步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五章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水平测度及实证研究。利用Pearl模型、Compertz模型曲线对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曲线进行拟合,构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生长曲线和生命曲线,明确其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所处阶段,同时,结合本文设计的22个产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判定；第六章主要国家(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典型特征与策略。通过对世界主要电子信息产业强国和地区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和主要策略进行比较总结,为构建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战略提供经验借鉴和参考依据；第七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战略构建。在前文研究基础上,分析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的战略实施环境,指出当前存在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进一步提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实施路径和具体措施。第八章结论与展望,总结全文,并对后续深化研究进行展望。
樊增强[9]2004年在《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政府日益关注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中小企业来说，它们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极具战略意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也赋予它们更大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走出去”与“国际化”就成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必然选择。 本文从中小企业的内涵界定入手，分析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兴起的理论渊源及背景，比较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与教训，剖析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优势、问题，并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企业集群、企业技术联盟等方面给出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战略。全文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叁部分： 第一，中小企业为何要进行跨国经营。通过透析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内涵界定和中国中小企业标准的历史演进过程，界定本文所使用的中小企业的概念和标准。归纳综述了对外投资理论的演进和发展，特别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发展，给出了中小型跨国公司兴起的理论解释，以为文章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了世界各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及其对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借鉴意义。 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的基础上，着重从理论层面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必然性及可能性，并通过比较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优势及障碍。 第二，中小企业如何进行跨国经营。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进入方式及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和产业进行投资，是个关键问题，因此，中小企业在区域和产业选择前进行详细的、准确的经营环境评估显得至关重要。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环境评估包括世界环境评估、东道国环境评估和母国环境评估等。 由于受到企业技术水平、产品战略与企业成长率、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及东道国的工业化程度的影响，中小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选择科学的方式。对于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进入方式选择，应以出口进入方式作为基本选择；以投资进入方式作为最终选择；以技术进入方式作为中间选择。 根据企业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体现在，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积极开展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加快投资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 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产业选择表现为，以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跨国投资的突破点;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形成并发展服务业的国际化体系。 第叁，如何提升中小企业跨国竞争力。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多种多样，企业集群就是一种有效方式。中小企业集群的优势体现在:生产成本优势、区域营销优势、技术创新优势、核心能力优势、生产效率优势与激励竞争优势等。 公共政策支持对中小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要提高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竞争力，政府应该加快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完善境外投资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海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支持力度;完善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服务体系建设等。 在中国已经入世的背景下，强化中小企业技术联盟，进入国际技术联盟网络，对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进而增强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加快中小企业技术联盟，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信息网络;制定技术联盟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文化建设等。中小企业技术联盟的方式有联合创新的方式和与大企业合作创新的方式等。
张大兵[10]2013年在《我国外贸企业转型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前世界各国经济依然处在危机之后的艰难复苏之中。美国经济深受政府债务悬崖的影响复苏乏力,欧洲经济则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日本经济长期处于衰退之中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起色。世界叁大经济体——欧美日的普遍低迷必然会影响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从而使得处于世界危机阴霾之中的中国经济略显疲态。尽管在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调控之下,中国经济在2008-201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6%,是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与危机前的2007年高达14.2%的增长速度相比则略有逊色。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实现了7.7%的GDP增长速度,普遍低于外界8%的预期,这说明中国经济复苏依然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世界经济的低增长、高风险运行态势依然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既是一种危机,同时更是一个机遇。此次金融危机一方面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这一畸形结构的脆弱性,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原先外需驱动型向内外需共同驱动这一“中国经济增长升级版”的必要性。外贸企业只有直面挑战,同时勇于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机遇,才能在困境中求生存,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外贸企业转型战略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于促进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对于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外贸企业转型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且对外贸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及政府作用做出了初步的探索。本文的研究认为,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从原先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竞争优势理论,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产业内贸易,直到战略性贸易理论,均为我国外贸企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丧失、中国所处国际垂直分工最底层的地位、人民币汇率的急剧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新抬头以及外部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均对我国外贸企业转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外贸企业应该迎难而上,着力实现战略转型,为赢得未来竞争的优势奠定基础。我国外贸企业转型的路径包括“四个转向”,即从外需驱动转向内外需共同驱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从面向国内市场采购转型面向国际市场采购。文章的最后还就外贸企业转型中的政府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政府应该进行产权的清晰界定与严格保护、降低进入壁垒、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完善外汇市场,为外贸企业提供汇率避险工具等方面为外贸企业转型“保驾护航”,为外贸企业实现顺利转型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在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当前我国制造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选择[D]. 蒋君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4
[2]. 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D]. 王习农.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3]. 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研究：专利海外申请视角[D]. 邓兴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4]. 比较优势演化与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D]. 王福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5].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联机理及转化机制研究[D]. 赵春艳. 武汉理工大学. 2010
[6]. 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D]. 张莎丽娜（CHEUNG, Tingwang）.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7]. 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 黄伟新. 石河子大学. 2015
[8].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问题研究[D]. 冯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4
[9]. 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研究[D]. 樊增强. 西北大学. 2004
[10]. 我国外贸企业转型战略研究[D]. 张大兵. 南京大学. 2013
标签：工业经济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走出去战略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优势分析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跨国并购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