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的中欧关系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年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是中欧关系全面发展的一年。中国在化解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做的贡献和起到的独特作用，欧盟在确立单一欧洲货币体系的关键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向心力和国际影响，使双方充分意识到彼此的价值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1998年的中欧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中欧关系提升的实质性措施
（一）欧盟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重新定位欧中关系
1995年7月5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阐述了欧盟的对华政策，把发展中欧关系视为欧盟全球外交的一块基石。而1998年3月25 日欧盟委员会再次通过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战略性文件，旨在进一步推动欧盟对华的“全面接触”战略，在欧中之间建立一种“适合21世纪的积极、开放和全面的伙伴关系”。新的对华政策把欧中政治关系置于同欧美、欧日和欧俄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欧中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明显有别于往年
人权问题素来是影响欧中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欧盟在对华关系中常常强调西方的人权观， 并以此来衡量和胁迫中国。 在1995年出台的对华政策和1996年公布的《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中，虽然主张“人权对话”，但在每年一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仍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要挟。在1996年的联合国日内瓦人权大会上，欧盟成员国再次与美国一道提交了反华议案。然而，1998年欧盟对中国的人权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欧盟外长理事会1998年6月29 日批准了对华关系新政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人权状况正在改善，首次决定欧盟和其成员国不再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议案，主张在人权问题上既要“对话”也要“合作”，用具体的合作计划来支持人权对话。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布里坦强调：“欧盟愿意通过对话来探讨这一敏感和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准备避免不必要的对抗。”他还表示“人权方面的对话需要得到具体项目的支持。”这种基调是积极而务实的，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中欧政治关系。
（三）为提高政治对话级别，中欧首次确立了常设性的首脑对话机制
1998年以前，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虽然有双边政治对话关系，但中国与欧盟之间缺乏固定的最高级别对话，双方领导人的对话仅限于联大讲坛。而1998年成为一个转折点，在欧盟的提议下，首次中国—欧盟首脑会晤于1998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朱镕基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如何提升中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今后每年举行中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会晤，为谈判解决中欧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注入新的动力。
（四）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有所调整，有条件地将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
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已成为中欧贸易中极为敏感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欧贸易的发展。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已成为欧盟的第三大非欧洲国家贸易伙伴，欧盟也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双边经贸交往中免不了要出现贸易纠纷等问题。面对中国输欧产品增多，欧盟常常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对中国严格实行一国一税，把中国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华反倾销税一旦裁定，五年内适用于中国有关产品的所有出口商，从而对中国向欧洲市场出口产品筑起一道高关税樊篱。1998年开始，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有所调整，4 月27日欧盟通过905/98号条例，有条件地将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 在反倾销调查中实行个案处理的新方法，并在其附件中规定了个案处理的标准和程序，采取灵活做法，有助于减少欧中贸易的障碍。10月5日， 欧盟外长理事会决定不向中国征收棉坯布反倾销税。11月20日，中欧在布鲁塞尔达成第六个双边纺织品协议，欧盟增加了中国12个类别纺织品对欧出口的配额总量。
（五）中欧领导人互访频繁，双边经贸及科技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
1998年欧盟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访问北京，使中欧政治关系更为密切，经贸合作关系得到加强。葡萄牙总理古特雷斯、卢森堡首相容克、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爱尔兰总理埃亨、法国总理若斯潘、英国首相布莱尔、芬兰总理利波宁、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及比利时首相德阿纳等相继访华。1998年9月24日，法国总理若斯潘访华， 消除了密特朗执政期间法国社会党与中国之间的芥蒂，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采取了适当的对话方式，就整顿国际金融秩序达成共识，并获得了价值19亿法郎的商业合同。10月6日，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中英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英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表示要发展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并同意成立中英论坛。10月2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访华，这是时隔12年之后欧盟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中欧领导人强调要把欧中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和更为友好的关系带入21世纪，并签署了《欧盟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重要文件。
中国领导人在1998年也加大了访欧力度，李岚清副总理、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和江泽民主席相继出访了欧洲10余国，其中包括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及丹麦8个欧盟成员国。中欧政治关系的提升， 有力地推动了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至1998年9月， 欧盟成员国来华投资项目累计达9068项，协议外资351亿美元，实际投入162.3亿美元。1998年欧盟来华投资协议金额为59.11亿美元，比1997年同期增长39.79%，实际投入为42.99亿美元，其中，1998年2 月中荷两国政府签署的中荷石油化工合资项目，总投资达45亿美元，是迄今为止中外合资中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1998年1～11月，中欧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23.25亿美元，比1997年同期增长13.9%，其中中国出口248.37亿美元，进口174.88亿美元。此外，中欧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得到加强。1998年6 月12日，欧盟—中国混合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年度会议，签署了840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项目协议，欧盟将把这笔援助用于中国的职业培训及环境保护等方面。12月24日，中欧在布鲁塞尔还签署了第一个为期5 年的《中欧科技合作协定》，为双方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中欧关系提升的动因
中欧关系在1998年得到显著提升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双方战略利益的驱使、经济利益的需求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决定的。
（一）欧盟看到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需要调整和加强对华关系。在内政方面，中国经济市场化机制正在形成，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和中共“十五大”批准深化经济、金融和社会体制改革方案，赢得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在外交方面，中国在化解东亚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发挥了稳定的作用，既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操作计划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1997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等大国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晤，不论在地区还是全球问题上中国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欧盟领导人把中国视为是“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提高了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欧盟为实现其既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寻求欧中合作，争取中国的支持。1998年欧洲一体化已步入启动欧元的快车道，欧盟的凝聚力增强。随着欧元和欧盟东扩的启动，欧盟不但要求在国际事务中获取更多的发言权，而且需要寻求支撑欧元的外部力量。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和经济综合实力位列全球第七位的国家，受到欧盟的重视。加强欧中全方位的合作，既符合欧盟的战略考虑，又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列世界第二位，如果欧元启动后中国能将其手中的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兑换成欧元，那将是对欧元的有力支持。同时，欧元启动也能促进欧中合作，更方便中国企业对欧出口，并给中国投资欧洲金融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欧盟国家在东亚金融危机出现后仍看好亚洲的发展，对亚洲经济的复兴充满信心。由于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且一再通过降息及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等手段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了外商对华的投资信心，欧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迫切要求扩大欧中贸易，抢占中国大市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欧盟领导人必然重视发展中欧经贸合作关系，这是其亚洲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
（四）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欧领导人都很重视从战略高度把握双边关系。1998年4月初，中国总理朱镕基出访英国、 法国，并出席了中国—欧盟首脑峰会和第二届亚欧会议，在访欧期间他向欧洲领导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希望与欧洲发展“全面伙伴关系”，这不仅符合中欧双方的切身利益，也有益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而扩大双边投资和贸易是这种新型关系的基石和具体体现，中国希望与欧洲共同促进人权对话，加深相互了解。欧盟方面也从战略高度来审视中欧关系。欧盟领导人认为欧洲需要一个稳定和合作的世界秩序，而中国是未来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没有中国这个支柱，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就无法建立。欧盟需要承认中国为全球性大国，同中国对话的层次应该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因此，在“全面接触”中国的战略框架内，欧盟应同中国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与合作。
（五）从西方均势战略的观点出发。欧盟试图适应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社会，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并把中国当作美日欧三角关系中的一张王牌，用以牵制美日的势力扩张，抑制美国构筑单极世界的战略企图，维系全球的均衡结构。
三、如何看待中欧关系的发展
（一）1998年中欧关系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这在中欧关系史上是个可喜的现象。在政治关系层面，中欧初步确立起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并把双边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的战略高度，不但扩大了政治对话范围，而且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迈出了对话与合作的务实步子。在经济关系层面，经贸关系发展的阻力和障碍有所减少，经济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科技合作层面，中欧首次签署了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为双方进一步开展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在其他合作领域，诸如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及支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等方面，双边的交流与协作也在发展。务实的合作密切了中欧关系，使它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文件在1998年6 月得到欧盟15个成员国的认可和批准，这是中欧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篇章。该文件是对1995年欧盟颁布的第一个新篇章。该文件是对1995年欧盟颁布的第一个对华长期政策文件及1996年出台的《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的进一步调整和充实。其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体系；支持中国向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开放社会转变；改善欧洲资金的使用，提高欧盟在华的形象；与美日竞争中国市场，以获取经济实惠。围绕这些战略目标，欧盟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务实的建议和措施，强烈地表达了愿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愿望，以及欧盟在同中国交往中所关注的问题。这些建议包括：举行年度欧盟—中国首脑会晤；促使中国进一步参与亚欧会议；与中国讨论亚洲地区安全问题；支持香港的自治，发展同澳门的合作；加强促进对华出口和投资的手段，支持建立欧中合资企业的“欧共体投资伙伴计划”，以及旨在帮助欧洲中小企业在中国找到潜在合作伙伴的“亚洲投资计划”；继续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并允许中国享有过渡期；修改对华反倾销规则；扩大与设在中国大学内的欧盟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欧洲研究会的文化交流合作，等等。透视这份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欧盟主张的对华全面伙伴关系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强调全方位的合作；二是强调欧盟成员国共同的对华政策；三是高层次的伙伴关系；四是内容和建议普遍具有务实性。因此，欧盟这一新的对华政策将有助于欧中双方在长期而广泛的合作进程中提高各自的国际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促进欧中经济关系的发展。
（三）也应看到中欧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不利于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1）欧盟对华政策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欧盟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试图将中国融入西方社会，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欧盟希望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同中国“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仍在各种场合突出西方的人权观；一方面欧盟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另一方面又附加条件，提出过高要求。这种“双刃”政策势必会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2）尽管中欧双方经贸合作领域在逐步扩大， 但总体上看合作范围还不够广泛，这与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所提供的巨大潜力存在很大的差距。此外，双边经贸合作的方式还不够多样化，技术转让、金融服务等领域还缺乏合作。（3）欧盟虽然修改了贸易反倾销规则，但从条例内容看，中国仍被视为附有苛刻条件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苛刻条件既包括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5条标准，又包括有关分别税率的8个条件。在对华反倾销活动中仍将在一段时期内采用一国一税制，近期内不可能完全实施个案处理。欧盟从1989年起对中国设限的7 大类产品中至今仍有3大类产品未取消设限。欧盟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立案72 起，占它对第三国实施反倾销案例总数的1/3还多，涉及中国20亿美元的大宗出口产品。（4）欧盟虽然强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并不断从战略层面上提升这种关系，但是欧盟与中国毕竟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有很大差异，因此超越意识形态、求同存异的合作既需要时日，也需要双方的真诚和耐心。
（四）1999年的中欧关系能否超越1998年的发展水平，除取决于双方的对话与合作程度外，还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澳门的回归，另一个是欧元的启动。欧盟与澳门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和历史联系，欧盟能否确保《欧盟—澳门贸易和合作协定》在澳门政权移交后继续得到贯彻，不仅影响到澳门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而且也会影响到欧中关系的发展。另外，欧元的启动需要中国给予支持，而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欧元，也会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
本文完稿于199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