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市场的影响与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限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生教育是一国竞争力与创新力的支柱，与经济、科技的发展密切联系。2012年5月，教育部与财政部共同发布《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提出：“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提升高等学校的创新能力，支撑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它不仅应当遵循内在的逻辑，还必须回应外部社会的不断变化，“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与科技进步相一致”[1]。
一、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之内涵
当前讨论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视角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从高等教育学的视角来看，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是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即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大学并不只是传播知识、探索知识的场所，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因此，研究生教育应该“适应”经济、科技发展需求，为经济、科技发展服务。
第二，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论，即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能够通过增加人的人力资本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教育价值体现在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上，换言之，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体现在其对经济的贡献上。
第三，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来看，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其代表性的观点是三螺旋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企业与政府以经济发展的需求为纽带而连接，透过组织结构性的安排和制度性的设计等机制，三种力量交叉影响，最终形成既相互交织、又呈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的新关系，从而达到三者之间资源共享和信息的充分沟通，实现各自效益的最大化。[2]
三种视角均对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内涵界定有着莫大帮助，但问题在于协调发展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如果“适应”是协调发展的内涵，那么何为“适应”?这依然是可感知但难以测量的。如果研究生教育经济功能的最大化是协调发展的内涵，那么，经济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是否应该属于协调发展的讨论范畴?这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果三螺旋机制的形成是一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那么现实中我们应如何衡量其所谓的“沟通”的充分程度?又该如何测算其“最大化”的效益状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协调发展应该是一种发展状态，这种发展状态可能存在着不同形式，但应当具有以下三种可供辨识的特征：第一，系统内各因素的发展状态应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第二，因素之间会自发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若某一因素的变化出现偏差，为维持各因素之间所存在的稳定关系，系统会自发地形成调整机制进行调整，进而达到新的平衡；第三，系统内各因素应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具体到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关系，其内涵也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由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三因素所构成的系统中，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的发展应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二，若系统内研究生教育、经济或科技三者中某一因素的变化出现了破坏其稳定关系的态势，系统会自发形成纠偏机制，对出现偏离态势的因素进行调控，从而维持系统稳定，使偏离因素恢复到新的稳定发展状态；第三，系统内研究生教育、经济和科技之间应出现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发展关系，研究生教育可促进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经济可促进研究生教育和科技的发展、科技可促进研究生教育和经济的发展。
二、基于协整理论的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之测量模型
对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程度的测量并非新鲜的话题，很多学者都曾进行过有益的尝试。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观察思辨判断型、二维图示直观型、描述性统计观测型、回归分析拟合型和系统建模仿真型。[3]这些方法为协调发展的测量奠定了良好基础。但问题在于：GDP、教育支出、学生规模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增长趋势，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很难由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来推断计量经济模型，采用普通回归方法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4]
本研究拟基于协整理论来建构测度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关系的数理模型。协整理论是时间序列分析中的一种高级方法，由恩格尔和格兰杰于1987年提出，其目的是解决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的建模问题。该模型将时间序列方法中对模型短期动态设定的优点和数量经济学中长期均衡关系确定的特点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命力很强的建模理论。应用协整理论来测量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关系具有以下独特优势：第一，协整理论中协整方程的建立和估计可探测出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发展关系；第二，协整理论中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结合协整方程对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数据短期波动状态进行描绘，从而考察它们是否形成了系统内生的纠偏机制；第三，协整理论中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考察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在数据层面所呈现的动态因果关联。
因此，本研究基于协整理论所构建的协调发展测量模型的框架如下图所示。
(一)协整方程：因素间长期稳定发展关系之探测
协整方程探测的是各因素发展中所存在的长期稳定的数量关系。若各因素数量关系可表示为协整方程的形式，则说明它们在数量上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发展关系。我们首先对研究生教育、经济和科技的协整方程进行阐释。
基于协整理论所构建的协调发展测量模型
协整方程是否存在仅仅是判断协调发展关系的基础性条件，未能对协调发展的程度做出相应的测量。依据协整理论，我们认为协调发展的程度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衡量。
第一，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因素的协整方程的数理表达式越确定、越唯一，则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的长期稳定关系越清晰、越稳定，即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程度越高。若实际样本拟合中，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关系表现为多种协整方程的形式，究竟应选取哪种形式?我们主要依据协整方程检验中迹统计量、λ-max统计量和AIC统计量等所给出的建议进行综合判断。
第二，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因素的协整方程的数量越多，则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的协整方程越能解释三个变量的发展态势。换言之，协整方程数量的多少体现了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高低。按照矩阵特征向量的基本知识，矩阵的特征向量是线性无关的。若存在r个协整方程，则意味着所有的变量信息将投影至r个维度。对同一组变量而言，当满足协整方程条件的投影维度越多，变量信息量损失越少。换个角度理解，当显著存在的协整方程能够解释各个变量信息越多时，各变量的发展便越满足协整的要求。一般而言，协整方程的数量应当最多等于变量个数减1。①
(二)误差修正模型：内生纠偏机制检验
各因素间是否形成了内生的纠偏机制，协整理论中的误差修正模型即可为我们提供帮助。
因素间所存在的内生纠偏机制会对各因素的增量起到平衡和自我调节作用，在协整理论中又称为反向调节机制。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阐释这种机制。
系统的内生纠偏机制是否存在，我们将分两种情况加以阐释。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因素间相互作用分析
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不仅表现为三者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以及是否形成了内生纠偏机制，还体现着三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是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基于协整理论，我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判断一段时期中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三因素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由格兰杰于1969年提出，其定义是：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为依赖于使用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差。对于两个平稳或满足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
，存在方程
且不相关，若对于给定的所有x的过去值，y的过去值有助于x的预测，即至少存在一个
，使得
，则变量y是x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格兰杰因果关系与真实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区别。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既非真实因果关系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格兰杰因果关系仅仅是真实因果关系在数据层面的反映，由于数据质量、取样区间等问题，真实的因果关系不一定在数据层面反映；另一方面，变量数据所呈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是数据的耦合。但无论怎样，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较之于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其真实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更大。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VAR模型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从而判断研究生教育与科技、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状况。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的VAR模型为：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将基于协整理论的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判断标准归纳于表1。判断标准分为两个层次：基本标准和高级标准。基本标准是一种达标性的标准，旨在对变量是否协调发展做出判断；高级标准是一种测量性的标准，旨在对变量协调发展的程度做出判断。
三、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之现实考察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发展之概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均呈现快速的发展趋势。我们将GDP作为经济的衡量指标，将在校研究生数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衡量指标，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作为科技的衡量指标。1982年GDP为5 330.5亿元，2011年为471 564亿元，30年来增长了近88.47倍。为剔除物价因素对GDP的影响，我们以1981年的物价指数作为基期固定，测算出基于1981年物价的各年份的物价指数。将实际GDP除以物价指数，得到平减后的GDP。1982年平减后的GDP为5226亿元，2011年为95 510亿元，30年来增长了18.28倍。1982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总规模为25847人，2011年增长到1 645 845人，30年来增长了63.68倍；199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为125.43万元，经过平减后为66万元，2010年为7062.58万元，经过平减后为1508万元，21年来增长了22.74倍。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二)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及ARIMA模型的拟合
协整理论的建模必须建立在数据满足平稳性要求的基础上。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且波动强烈，需要运用差分、对数或滤波等方法将其转换为平稳序列。平稳化过程会损失数据信息量和自由度。为尽可能保证参与建模的变量具有实际意义，并最大程度减少信息量和自由度的损失，我们主要运用差分和对数变化的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处理。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
此外，协整建模需要各指标的观测值达到一定的规模。自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实施开始，距今不过32年，对于年度数据而言，只能勉强满足时间序列的建模要求。同时科研支出缺失了80年代初期的数据，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将样本观测值进行前推或后推，以扩大样本规模，提高模型的稳定性。我们对各指标的数据进行用ARIMA模型(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拟合，并进行短期(1年至3年)预测或前推，最终三个指标进行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87年至2012年。
(三)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对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三变量所形成的长期稳定关系、内生纠偏机制以及相互作用。数据分析软件均为Eviews 6.0。
1.长期稳定关系的考察
我们首先建立协整方程来考察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的长期稳定关系。协整方程检验的第一步是确立合理的协整方程的滞后阶数以确保其统计意义上的可信度。协整方程滞后阶数的判断主要是以基于变量间无约束的VAR模型所计算出的各类统计量来进行。我们对GDP、科研支出以及在校生数进行VAR建模，并判断其合适的滞后阶数，相关统计量见表4。
从LR来看，模型的滞后阶数应定为2阶，但从FPE、AIC、SC和HQ来看，模型的滞后阶数应定为5阶。滞后阶数的选择虽然有比较明确的客观标准，但更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依据自身的建模经验来确定。由于我们样本的观测值仅有26期，需尽可能地增大模型估计的自由度。另一方面，AIC、SC和HQ在滞后2阶与5阶之间的数值变化不大，而LR的值变化程度较大。因此，我们将模型的滞后阶数定为2阶，并进行协整方程类型的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协整方程类型的检验显示，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之间的协整方程可能存在的形式有五种，这表明三个因素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不甚清晰和明确。但LR、AIC和SC三个统计量均显示GDP、科研支出以及在校研究生数的长期稳定关系表现为第五种协整方程，即各变量本身具有二次曲线的趋势，同时协整方程含有截距和趋势项。因而我们将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的协整方程判定为第五种形式。但对于协整方程的数量，各统计量的建议却不同。LR统计量和AIC统计量认为有两个协整方程，但SIC统计量认为仅有一个协整方程。我们再次对协整方程的个数进行检验，结果见表6。
迹统计量和λ-max统计量均显示GDP、科研支出与在校生数的数量关系仅可显著地表示为一个协整方程。我们对协整方程进行参数估计，并将协整向量标准化，得到协整方程：
ln ge为在校研究生数，ln te为科研支出，ln gdp为GDP，t为年份。各参数均通过了统计检验。这表明在校研究生数、科研支出与GDP之间呈现正向的长期稳定关系。GDP和科研支出相对上升一个单位时，在校研究生数会分别相对上升3.33个单位和1.58个单位。
2.内生纠偏机制探测
在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将考察研究生教育、经济和科技三因素间是否形成了内生纠偏机制。因此我们以三者的协整方程为基础，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并对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
表7表明：各变量的变化速度基本上可由三者所形成的系统所解释，三个误差修正模型的F值均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74、0.64和0.40。对数似然值、AIC信息准则和SC信息准则均表现不错。
为维持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所形成的长期稳定关系，三因素间形成了内生纠偏机制。但是内生纠偏机制并未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起到调节作用，相反研究生教育自身发展有微弱的反稳定趋势。当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高于由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所决定的均衡状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还有不断加快的趋势；当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低于均衡状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不断减缓。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更多地受到由科技、经济之外的因素影响。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推进初期，研究生生源也不断攀升，研究生教育开始进行补偿性增长，其规模扩张不断增速。但在2005年前后，社会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担忧使得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速逐步减缓，最终以每年基本恒定的速度增长。以上这一切变化均与经济、科技因素的关联不大。
同时，内生纠偏机制并未对经济发展起到调节作用，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此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等多方面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内生纠偏机制对科技发展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当科技发展速度高于由经济和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所决定的均衡状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不断放慢，以调整到均衡状态；当科技的发展速度低于由经济和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所决定的均衡状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不断增大，以适应经济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
3.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挖掘
为进一步挖掘变量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我们对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考察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各变量必须是满足平稳性条件或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因而，我们主要对进行过对数变化的各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8。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生教育与科技、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科技之间，在整个滞后七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中GDP和科研支出形成了双向的互动机制。其中科研支出对GDP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滞后一期到滞后四期的科研支出都是 GDP的格兰杰原因。同时GDP对于科研支出的影响也非常重要，GDP不仅是科研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且GDP增幅的变化也影响着科研支出增幅的变化。研究生教育对科研支出也有显著的影响，在校研究生规模以及规模的增幅变化分别影响着科研支出规模及规模的增幅变化。但二者并未形成双向的互动作用。研究生教育与经济之间的作用机制较弱，GDP虽显著地影响了在校生数的变化，但在校生数的变化并未对GDP的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的促进并非是以“教育消费”的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等间接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可表征为三个方面：因素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内生纠偏机制和相互作用关系。依据这三个方面，本研究基于协整理论构建了测量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关系的数理模型，并提出了判断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程度的标准。
基于模型和标准，本研究对1987年至2012年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态势进行了现实考察。实证结果显示：自1987年至2012年，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之间基本形成了协调发展的态势，但协调发展的程度不高。首先，在校研究生数、科研支出与GDP之间虽呈现正向的长期稳定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特别清晰，并且稳定状态处于较低的水平。其次，在校研究生数、科研支出与GDP之间形成了调整其短期波动的内生纠偏机制，但机制仅仅对科研支出的变化起到了调整、约束作用，对在校研究生数和 GDP的变化基本无效。同时，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科技三因素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仅限于经济和科技之间。此外，研究生教育对科技、经济对研究生教育产生单向的显著影响。
注释：
①实际数据求解中可能出现协整方程数等于变量数的情形，这主要是因为样本量较小、拟合精度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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