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甘错在哪里？——评《科学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错在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1 〕（以下简称为《终结》一书中，霍甘根据自己对现代科学各分支权威科学家的采访，以独特的方式讨论了科学的本质、限度、发展规律和前途等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斩钉截铁地宣布了科学的死刑，轰动一时。宽松点说，此书在某些具体论述上不无合理之处，但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总体上是有害的。严厉的评论，如李政道先生所说：这是“一本坏书”（见该书中文版封底）。霍甘向科学、哲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化提出挑战，事关重大，学术界不能不作出回答。
新闻家的雄辩难掩理论底气的不足
《终结》一书从头到尾都给人“霸气十足”（纽约时报书评）的感觉，乃作者精心营造的结果。霍甘在引言中对本书写作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了明确交代。在最初萌生写作本书的愿望时，霍甘像普通人一样，也怀疑“有谁真的知道知识的终极限度可能是什么呢？”（第7页）， 多少抱着一些探索的态度。但霍甘毕竟不同凡响，“慢慢地，我开始认为‘我知道’，并逐渐相信有一种解释方案比其它的更有说服力。我决定放弃恪守新闻工作客观性原则的初衷，写一本毫不掩饰批判性、论辩性和个人观点的著作。”（同上）书出版后得到一些人的喝彩，更在广阔范围内受到强烈谴责，包括一打左右诺贝尔奖得主的公开驳斥。霍甘并未从这些批评中吸取任何教益，相反，他霸气更足地宣称：“我甚至比以往更加坚信：我是正确的，别人差不多都错了。”（394 页）学术上如此少见的自信和傲气的根基何在？莫非霍甘真的练成独步天下的“功夫”，找到了无懈可击的“解释方案”？
霍甘确实有些可以骄傲的本钱。他虽出身新闻专业，但在学生期间选修过许多自然科学和数学课程。就职于《科学美国人》杂志的十年中，广泛采访现代科学前沿领域的著名学者，敢于对最艰深的科学理论和最前沿的科学动向作出独立的评述、预测，表现出很大的理论勇气。其次，霍甘不怵任何科学大家，即使头带诺贝尔桂冠的领袖人物，都敢于激扬文字，指点迷津，无情褒贬，表现出超人的胆略。第三，霍甘以新闻家的生花妙笔铺陈叙事，格言警句穿插遗闻逸事，严肃论辩毗连促狭调侃，妙语连珠，令人捧腹；刻划人物，寥寥数笔，直揭心性，雄辩滔滔，极富煽动性。哲学著作能写到这个份上，着实难得。
但是，仅靠蔑视一切的勇气和新闻家的雄辩就能达到他的理论目标吗？怕未必！
《终结》一书的确是一部反映作者个人观点的著作。但一部论述有关科学的本质、规律、前途这些重大而严肃问题的学术著作，即便是个人观点，也必须通过独创的论证体系逻辑严密地陈述出来。霍甘不是这样，他选择了理论著作前所未有的做法，即“在把焦点仍然聚集在一个个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前提下，书中应更多地体现出我个人的观点”。（第7页）这话多少有些隐晦。说得坦白点，是通过对采访材料的剪裁、 整理、编辑，来陈述论证霍甘自家的观点。这叫做“借尔口中言，传我腹内事”。这恰好暴露了作者理论底气的不足，只能以长于新闻炒作的优势来掩盖。用新闻炒作手法取代高度严肃的学术论证，能够抛出什么理论货色是可想而知的。写作手法愈高明，错误观点的危害性愈大。
霍甘对此心明肚知。但他有办法“弥补”即掩盖这种缺陷，精心构筑起与他的自信和傲气相称的论证框架。霍甘的思路是，首先从否定一般进步观入手，为科学络结论确立世界观依据：既然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在走向终结，科学岂能例外？接着论证哲学已走向终结，铲除科学进步论的哲学依据，确立科学终结论的哲学支撑。再进一步，把整个现代科学分为八大门类，即物理学、宇宙学、进化生物学、社会科学、神经科学、混杂学、限度学和机械科学等，分别论证各学科都在走向终结，以便使读者相信他的终结论绝非以偏盖全的管见，而是对现代科学整体把握的结果。全书终篇的安排更见霍甘的功力：以蒂普勒荒唐透顶的欧米加点理论（霍甘对此谬论的无情抨击，表明他坚持唯物论，值得肯定）来警示“这正是科学发展的前景”（帕克评语）。这无疑是大手笔的构思。
霍甘还极力从气势上压倒论敌，征服读者。他担心如果像被他采访的科学家那样以探讨的口吻谈论科学前途问题，就会给人以对自己观点缺乏自信的印象；因此，他决定以不容争议的口吻宣布自己的论点，避免给人任何犹豫动摇的印象。为使自己在心理上高于当代科学大师，除了终结论所师承的斯腾特之外，霍甘几乎对他的所有采访对象都着意揭露他们观点中的自相矛盾和思想深处的困惑、焦虑，指责他们“不坦诚”、“花言巧语”。其用意在于，先以这些材料和论证削弱当代科学大师支持科学进步论的立场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然后再利用他们在各个学科的崇高地位来支持科学终结论。您瞧！既然大物理学家“内心”相信物理学的终结，大生物学家“内心”相信生物学的终结，大神经科学家“内心”相信神经科学的终结，等等，其他人对我霍甘论断的批驳又何足挂齿。
果真如此吗？非也。让我们同样以“毫不掩饰批判性、论辩性和个人观点”的态度，对霍甘理论的错误及其根源作一概略的分析。
一个缺乏解释力的解释方案
欲对霍甘的错误作出全面分析，不仅需要像他那样考察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当然不可采用他的学科划分），还要对这些领域作相关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真正达到对现代科学整体的历史的把握。这是一本专著的内容，非本文可以承担的任务。霍甘（以及他的先驱斯腾特）一再指出，科学的终结来源于它的自然的（物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一般公众的）和认知的（智力的）局限性。作为一本论述科学前途的专著，本应分别就这几方面作出系统的分析论证。霍甘回避这样做，乃是他那不严肃的学术态度的必然选择。而批评霍甘错误观点的论著却必须正面回答这些问题。
科学无疑需要足够的社会（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公众的）支持。西方公众反科学情绪的起因是复杂多样的，既表现出对传统机械论科学种种负面影响的抗拒，又与西方传媒的误导（《终结》一书面世是其最新的严重表现）有很大关系。前者对科学系统形成强大的选择压力，势必成为科学转型的社会动力，正确引导利用将极大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和转型。后者是有待克服也能够克服的消极倾向。用可持续发展模式取代西方赖以建成工业—机械文明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 近400年来发展了的机械论科学是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科学支撑，保证了它们在掠夺、奴役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也就历史地表明这种科学不能成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智力工具。只有以支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新型科学取代机械论科学，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克服工业—机械文明的种种弊病，共同建立信息—生态文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的转型，它势必产生出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新动力。事实上，近年来各发达和半发达国家在科学事业上的投入都有所增加，不发达国家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和国力的增强将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支持科学，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及各国之间相互了解的增强，集多国乃至全世界的力量于某些关系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霍甘以美国国会取消对某些具体科研项目的拨款为根据断言科学失去社会的支持，或因捷克总统哈维尔的一些议论而宣布科学失去政治的支持，都没有充分根据，不足为凭。
关于科学发展所受物理的和智力的限制，霍甘的观点是：“科学自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给自己的力量套上伽索。”（8 页）他列举了光速有限、微观不确定性、混沌的不可预见性、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等，也反复提及不可数、不可计算之类问题。无须否认，这些都是科学无法摆脱的限制。但要说这就决定了科学已经走向终结，并无根据。正如物理学家郝柏林所说，霍甘的谬误在于“错把极限作终结”，不懂得“人类每认识到一处带根本性的极限，就是一个新科学方向的开始”〔2〕。 我们仅就其中一点作些讨论。数系有可数和不可数之分，不可数的数系并非不可掌握和应用。是否可数是数系的一个重要属性，但决非唯一的属性，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属性。有理数是可数的，实数是不可数的，发现实数不可数并未带来数系研究的终结。相反，现代数学建立了极其丰富的实数理论，在实数连续统上建立起宏大的连续数学，成为迄今为止数学科学的主干。在具有可数性的有理数之上绝不可能发展出可以与之相比的另一套数学理论。可见，发现不可数性不但没有阻止数学的发展，反而为它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发展天地。事实日益表明，关于不可决定、不可计算、不可预言的科学，比关于可决定、可计算、可预言的科学要丰富得多。
霍甘最得意的论据之一是所谓未来的科学只能是“反讽的科学”，应当指出，在这方面霍甘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面临的是科学作为系统的历史形态的转变，从机械论科学转向有机论科学，从简单性科学转向复杂性科学，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转向二者的融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难免要走些弯路，出现某些失误或倒退。霍甘所批评的神秘主义倾向就属于此类现象。但这不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作为一种历史性转型，科学规范必然有所调整、改变，抛弃某些过时的成分，建立新的科学范式。例如，当科学研究对象从简单系统转向复杂巨系统，转向重复性差的或人的因素起重要作用的事物时，关于真理的界定和检验标准必定有相应的调整，在真理观中引入一定的模糊性，科学知识体系中接纳某些部分可检验的命题，是不可避免的。在未来的人类文化中，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不是反科学知识）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同时使用这两种知识方能有效解决。需要制定描述和处理这类非科学知识的科学方法。霍甘完全不理解这种变革，把一切不符合机械论科学规范的东西统统斥责为“反讽的科学”予以否定。殊不知未来新型科学的大部分分支正是从这些方面生发出来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正在孕育的新型科学在各方面都显得幼稚；可讥笑之处很多，新的范式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反复试探、修正和创造的过程，道路是曲折的，但未来总是属于新事物的。
如何评价霍甘的“解释方案”？借用他指责别人的惯用说法之一，就是“想象力的破产”。霍甘自诩为唯一有解释力的解释方案，原来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主观臆说。才华别具又雄心勃勃的霍甘之所以走到这步田地，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霍甘错误的思想根源
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坚持客观性标准都是第一位的；即便是反映个人观点的著作，也应力求做到客观。众所周知，美国新闻界受市场操作和称霸世界心态的驱使，客观性向来大打折扣。霍甘在撰写此书时公然申明连这一点客观性也要放弃，其作品的主观主义之严重可想而知。这是霍甘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
现代社会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要得出关于社会科学前途命运的客观结论，至少须考察它的多数学科、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学科，对社会科学作出整体的把握。霍甘拒绝这样做，把他的结论建立在对社会生物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三门学科的分析以及对三位学者的采访材料上，全然不理睬社会科学的主干部分，这是极不严肃的。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社会生物学是社会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蚁群社会无疑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但无法提供关于人类社会本质特征的认识。由此作出关于社会科学整体命运的结论——社会科学已终结，不可能是科学的和可信的，只能是歪曲的。如此不严肃的态度，《终结》一书绝不止表现于社会科学一个领域。
霍甘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是歪曲利用被采访科学家的言论来为他的科学终结论作辩护。第一位被利用来为物理学终结论作证的物理学家，是曾在著名的“科学的终结？”研讨会（1989）上领衔反对科学终结论的格拉肖。但笔者深信，读过“格拉肖的忧郁”一节的读者多半有如堕五里雾中之感，格拉肖本人阅读后也必定啼笑皆非。霍甘在书中明明记载着在谈到物理学的当前困难时，格拉肖一再“充满希望”地说：“我们总能找到出路”（94页），“我敢肯定自然现象中仍隐藏着有待我们去发现的意外之喜”（95页）。把这些言论当作证明科学走向终结的证词岂不荒唐？但霍甘自有绝招。其一，格拉肖曾说过，粒子物理学“正受到的威胁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自其自身的巨大成就”。（94页）出自诺贝尔奖得主的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霍甘的得意论断“科学走向终结是因为其出色的成就”（15页），仅此一点就有足够的价值让霍甘引用。其二，对所有支持科学进步论的学者，霍甘总是揭露他们言不由衷，惯于“掩饰”自己不相信科学前途的另一面，从而把他们列入科学终结论支持者的行列。格拉肖亦不能幸免，那怕他有千言万语反对终结论，都可以归于“言不由衷”而化为乌有。其三，霍甘采访格拉肖时，正值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被砍掉，“那些刚对未来充满憧憬却又被残忍地抛弃了的粒子物理学家”（93页），包括格拉肖，难免说些灰心丧气的话，这正是霍甘最为需要的。尽管知道这样做是“最下作的记者”（同上）的行为，约翰也不得不为之了。倒霉的格拉肖！
另一位被用来提供证词的物理学家是温伯格。就“终极理论之恶梦”一节看，除了所谓“粒子物理学家悲惨的两难境地”（106 页）有被霍甘利用的可能之外，很难找到温氏支持科学终结论的有力论据。霍甘的手法是宣布“温伯格的话语中并没有多少自信的成分”，揭露温氏尽管口头声称超弦理论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不连贯，内心则完全明白“超弦‘的确’代表物理上的不连贯”（107页）。正常人一看即明白， 以这种办法利用温伯格的言论来证明科学的终结并无说服力，反而暴露了霍氏的真实用意。温伯格在《终结》一书出版后明确表示“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封底），使我们有理由怀疑，霍甘有可能忽略、曲解甚至隐匿了温伯格反对科学终结论的某些重要言论。
最典型的是乔姆斯基。在“诺姆·乔姆斯基的只言片语”一节中，作者详细记载了访谈过程和他的心态手法。霍甘抱着从对方谈话中寻找有利于科学终结论的只言片语的目的进行访谈，但乔姆斯基一直未给他以机会。直到乔氏谈到现代科学已经把人类的认知能力拉伸到断裂的地步时，霍甘才惊喜地发现“机会来了！我立即接过话茬问道：科学持续增长的困难，是不是意味着科学正在趋近它的极限？如果把科学定义为对自然界可理解的规律或模式的探求，那么它会有终结的时候吗？”霍甘满以为他把乔姆期基逼上绝路，不得不道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科学终结论。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乔姆斯基竟然把刚说过的话又都吞了回去。”（222 页）一个坚持客观性态度的学者本应由此而头脑清醒起来，检讨自己采访的指导思想。但霍甘绝不这样做，反而一味指责乔姆斯基“否认自己思想的寓意”，“再次发作出那种跟自己过不去的古怪行为”，“屈从于一种愿望思维”（222页），等等。 采取如此主观武断的态度，怎么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呢！
对算法信息论创立者蔡汀的处理也颇说明问题。在圣塔菲关于“科学的终结？”的研讨会上，霍甘原本期望与会者得出“科学……会很快结束或已经结束的结论”（349页）。 令他失望的是那些真理的追求者没有“把他们的论证引向其逻辑结论”（同上），又一次暴露出科学家的口是心非。非常失望的霍甘凭借他特有的嗅觉在与会者中搜索，断定蔡汀“看起来是最乐于承认”科学终结论的。于是，他“满怀希望地安排了一次和蔡汀的会面”，在当面向蔡汀兜售科学终结论之后，立即“期待着一种赞同”（同上）。再次令霍甘意外的是，他从蔡汀口里听到的是对悲观主义的坚决抨击，对科学乐观主义的热情赞颂。这一事实也未能使霍甘放弃自己的错误估计，引出新结论，他反而以断言蔡汀“进入了某种狂乱的状态之中”来否定蔡汀的言词，然后武断地宣告蔡汀自己的工作和经历是“支持”科学终结论的（353页）。如此随心所欲， 如此强加于人，还有什么客观标准可言呢？
霍甘极其擅长挖苦讽剌他的采访对象。例如，为证明神经科学家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反讽，他写道：“埃德尔曼是透过他所特有的、无法摆脱的有色眼镜和自负来审视大脑的”（244页）。读者诸君， 如果我们说“霍甘是透过他所特有的、无法摆脱的有色眼镜和自负来审视科学前途的”，您看像吗？
霍甘错误的认识根源
我们正处于科学转型、文明转型的伟大历史时期，要把握异常丰富、曲折、复杂的现实生活，必须有科学的思维方法，这就要求助于辩证法。但霍甘不懂、也不屑谈辩证法。在《终结》一书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被嘲弄的对象，信奉马克思主义仿佛是科学家的某种遭人攻击的把柄。这显然是美国社会病态的反映。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精华，如波普尔的怀疑主义对机械论科学观的有力批判，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论所描绘的科学辩证发展模式，完全不在霍甘的视野中，倒是这些哲学家的那些由于偏离辩证法而导致的失误被他视为珍宝，用来论证哲学的终结，进而论证科学的终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包括现代科学）之消极方面的尖锐批判，闪耀着辩证思维的火花，对于顺利实现科学的转型颇具建设性。《终结》一书同样把后现代主义作为嘲弄对象，全然不懂得向他们学点什么。霍甘炫耀自己发现了“科学界所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个小秘密：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怀抱着明显的后现代情绪”（398页），以为抓到了重大证据，足以作出这些科学家内心都赞同科学终结论的判决。殊不知，这恰是严肃的科学家力求借鉴后现代主义来反思现代科学，清算机械论，从而走向辩证法的不归路之明证。
霍甘骄人的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发现了科学家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家思想中的一个深刻矛盾：“如果他们获得了终极理论，那就糟糕透顶了；而如果没有获得终极理论，同样是糟糕透顶的事。”（106 页）相信能够获得终极理论，必然导致科学终结论，终极理论建立之时，就是科学终结之日。大多数现代科学家都相信存在终极理论，希望在自己手中建立这种理论；但他们又不愿看到科学的终结，科学发展史提供的直觉使他们相信科学事业的远大前程，落后或错误的哲学信念又使他们无法解决这个矛盾。霍甘正是利用科学家的这个弱点把他们推上终结论证人的位置的。少数科学家不承认终结论，但由于缺少正确的哲学世界观指导，他们或者承认相对主义，或者虽然主观上力图与相对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无法做到，同样被霍甘推上科学终结论证人的位置。
造成科学家们这种矛盾态度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懂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如毛泽东所说：“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践论》）根据这个原理，任何一种伟大的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是终极理论，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不应该奢望在自己手中结束科学探索。科学是人类世代传承的事业，每一代都能够做出自己特有的发现和发明，使人类的认识上一个新台阶；每一代都不可能提供“最后的晚餐”，必定会留下许多疑问有待后人来回答。
历史地看，科学家们的这种错误认识没有什么了不起，对科学发展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积极意义。科学进步往往是靠“过高的追求”促成的，力图创建终极理论的愿望推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奋勇向前，又被各自的后代追求新的终极理论的努力所超越，从而否定了前代的形而上学错误。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而霍甘著作的反辩证法错误却是根本的，无可救药的。“将来的研究已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而只有渐增的收益递减”（9页）， “在未来的岁月，不会再有任何重大的新发现，足以与达尔文、爱因斯坦或沃森与克里克赐给我们的那些发现相媲美”（24页）。这已不是科学论证，而是在做广告，向一切准备献身于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广而告之：科学殿堂“五彩的灯光已经熄去，晚会已曲终人散，回家去吧！”（《洛基山新闻报》评论，1996.7.28）不论霍甘如何辩解， 《终结》一书的社会效应是在挖科学事业的墙角。罪过！罪过！
霍甘错误的社会根源
历史唯物论教导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科学的终结》不只是霍甘“个人抱负与各种竞争着的需要——家庭的，出版商的，雇主的，等等——折中的产物”（395页）， 更不是他的批判家们所说的“终结论同伴们具有自恋倾向”（同上）的流露，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力量的期望、意向和情绪的产物。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创立了机械论科学及其相应的技术，并在它的支持下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却把全世界推入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困窘境地。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广大第三世界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新的发展模式。这就需要科学有新的大发展，要有不同于机械论科学的新型科学来支撑。霍甘却讥笑“现代的民族独立国家变成科学无限论信条的热情支持者”（31页），冷言相告：科学已经终结，你们只能画饼充饥了。即使在西方科学界和学术界也不乏具有人类胸怀的有识之士，他们同情第三世界人民的处境，对西方殖民主义的罪行感到内疚。但在霍甘的著述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胸怀。
西方文化精英中广泛存在精神优越感，美国相当一批文化精英中更浸透着精神霸权主义，这些违背时代潮流的精神垃圾鲜明地流露于霍甘著作的字里行间。他所泡制的种种奇谈妙论，什么科学成就常数论，什么我们的时代独特论，什么顶峰论，说穿了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新包装而已。如果一切人类能够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都已解决，尚未解决的大问题都超出人类的智力范围，岂不等于说，在科学事业中第三世界的民族是永远的“迟来者”？所谓我们的时代已经达到人类的“极致”，“我们已基本拥有了即将拥有的一切”（396页）， 不过是说美国是人类的极致，美国已拥有即将拥有的一切。这不仅是对前人的狂妄，对后代的狂妄，更是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狂妄。
霍甘的视线绝非仅仅投注于科学领域，而是对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大扫描。在作出我们已基本拥有了即将拥有的一切的结论后，立即提出“等待我们的宿命将是什么？”的重大问题（396页），并给出回答。 霍甘描绘的未来人类世界是：“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得过且过下去，在至福与不幸、启蒙与蒙昧、仁慈与残忍之间摇来摆去。……换言之，后科学世界将不会与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天壤之别。”（396 页）就是说，富国将永远富下去，穷国将永远穷下去，西方将永远是世界的中心，美国将永远是称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将继续享受“至福”，不发达国家将继续忍受“不幸”，纠纷千秋不断，战争万世不已。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科学终结论要维护的是现存的极其不公正的国际关系和格局。
一段时期以来，西方世界兴起了“终结”热，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进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自然的终结，不一而足。从某一方面看，这是西方某些势力在苏联解体后自我膨胀意识的反映。从更深层次看，它表现了面对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文明大转型，西方文化精英中的主导力量不可避免地趋于保守，再也不能像他们的前辈在上一次文明大转型中那样站在历史前头单独指导历史前进了。它的深刻含义是：在建设全人类共享的新型文明的伟大时代，西方再也不能独领风骚，世界各民族平等掌舵的航船快要扬帆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