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潜意识蕴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潜意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六朝是志怪小说繁荣的时代。研究者们大都着眼于社会、政治、宗教等因素来探讨其繁荣的原因及其时代蕴含；也有的学者从文学的自身演变角度对上述问题加以阐发，这对我们认识、研究志怪小说不无裨益。但志怪小说的繁荣除了社会的影响和文体的演变两大因素外，是否还有其它因素呢？文学是人学，作为创作的主体——志怪小说作家，他们对神仙鬼怪的认识如何？他们的心理状态如何？他们的心理状态对志怪小说的搜集、创作、繁荣是否具有某种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正是本文探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潜意识蕴含的触发点。
提到“潜意识”，也许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其实这一概念具有相当的宽泛性。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潜意识”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再到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潜意识”概念的生物性、神秘性渐少，宽泛性、社会性渐显。如果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潜意识”不囿于“性本能”，那么，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的描述，对我们如何探讨文学中的潜意识颇有启发。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说：“一种历程若活动于某一时间内，而在那一时间内我们又无所觉，我们便称这种历程为潜意识的。”这里指出了潜意识表里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潜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其二，这种精神活动是不为精神活动者本人所感觉到的。蕴含在文学作品中的潜意识，它往往以一假象表现出来，而这种假象又往往不为作者所觉。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潜意识，就应该揭开假象的面纱，显现其真实的面容，揭示其精神活动。相应地，本文探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潜意识蕴含也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探讨潜意识的表象特征，即潜意识的存在假象；二是探讨潜意识的深层结构，即潜意识的主要内容。
一、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表象特征
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表象特征，就是种种神异假象以一种真实的性质存在着。志怪小说表面上看是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鬼神处处皆是，无孔不入，仿佛人间变成了神怪兴风作浪的场所。志怪小说神异现象的种种记载，上有神仙世界，下有鬼神幽灵，中有人与神怪交往，无不笼罩着“神道实有”的迷雾。为什么这些我们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之事，在志怪小说作家那里却认为是实有？对这种现象人们已有多种解释，如说为取信于人故作家极言其真；或言小说文体尚未独立。作家继承史传笔法，故皆实录；或云志怪小说深受道、佛影响，为使其流传，必言其真等等。这些解释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最简单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家对“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注：《易·观》孔颖达疏）的“神道”有一种认同心理。
当时志怪小说作家对神仙鬼怪的看法如何，留传下来的资料较少，仅干宝的《搜神记序》较详，现择录如下：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响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若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这篇序的主要精神是强调一个“实”。所录材料是实，作者是采用史官“实录”的笔法，一一详载，并指出虽然难免有失实之处，但这是“所失者小，所存者大”，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而这也正是作者的著述目的。所以不论从材料还是从著述意图上，都反映了作者对神仙鬼怪非常之事的认同心理。相传干宝是有“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二十卷”（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5页），亦可见干宝搜集、著述《搜神记》时对神道存在的认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魏晋志怪小说产生的背景作了精辟论述后，紧接着又说：
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对于这段话，人们大都取其“非有意为小说”之义论佐小说文体独立于唐，但却忽视了鲁迅对文人志怪小说作家的创作心理——“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认同心理的看法，而这正是对干宝序文中观点的发挥。
恩斯特·卡西尔在论及神话时说：“在神话想象中，总是暗含着一种相信的活动。没有对它的对象的实在性的相信，神话就会失它的根基。”卡西尔对神话这个内在固有的必要条件——“实在”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充满神怪色彩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假如没有作者对志怪小说实在性的相信，“潜意识”就失去了它的根基。
二、潜意识的主要内容
尽管志怪小说作家对神道认同，认为实有，但这毕竟是一种假象，假象的背后到底蕴藏着一种怎样的精神活动呢？一切人的精神活动本质上都离不开人自身，同样，志怪小说表面是志怪、赞神，但其内核是“人”，其中虽不免带有社会伦理色彩，有社会因素的投影，但其所指向的“人”并不是具有社会人格或价值的“人”，其所指向的是诸如生死、情爱、安全等“人”中的永恒话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志怪小说中的生死主题。深受道教羽化成仙思想影响，许多魏晋志怪故事都表现出对超越生死力量的渴望，而羽化成仙的故事也是志怪小说的主要题材之一。当时神仙也有天仙、地仙、尸解仙等级之别，但不管哪一类仙，凡要成仙，均要通过一定的服食修炼，也就是说自身努力是成仙的必要条件。这无疑是说，神仙并不是一个异己的存在，他源自于人，人可以靠自身的修炼获得，其中蕴含着的是对人自身力量的肯定，是对超越生死力量的追求，是对长生不死的渴望。羽化成仙无疑是这种潜意识心理的幻化。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有限，羽化成仙最终也是虚妄，所以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幽明相通、因果轮回、善恶相报的故事。如果说《搜神记》卷二十记载的大都是精怪报恩的故事，颜之推的《冤魂记》则记载了许多鬼怪复仇的故事。人生前受冤死后复仇，这无疑是虚幻，是灵魂不死的反映，但这也说明了人们心理活动的流向，即人们已把羽化成仙的生转向了因果轮回的死。明胡应麟曾对志怪小说的内容演变与发展作出这样的概括：“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中华书局.1958年11月版）如果说“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是深受道教神仙思想影响，着眼于生；那么“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则是深受中土本有因果之谈及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着眼于死。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主要发展趋向是从生至死，是从神仙的幻想到鬼怪的虚构，其间虽有杂糅二者的现象，但这一主要趋向在生死两个方面形成了互补，共同构成了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生死主题。儒家强调“未知生，焉知死”，虽重生，但它强调的是生命的社会价值，魏晋六朝志怪小说虽有幻想和迷信色彩，但其底蕴是对生死的关注，是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
其次我们再看看志怪小说对人类情爱主题的关注。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其一是人与人相恋的故事；其二是人与神相恋的故事。人与人相恋能与志怪联系起来，其中最大关目便是超越生死的界限，或物化异类也相互爱恋，如《列异传》中“望夫石”，《搜神记》中“韩凭妻”；或起死回生，如《幽明录》中“买粉儿”，《搜神记》中“紫玉”、“王道平”等。“望夫石”、“韩凭妻”这两个故事悲剧色彩较浓，一是望夫而化为石，一是双双殉情化作相思树。如果说“望夫石”、“相思树”动人哀怨的意象仅仅是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忠贞的爱情，尚不足以说明其感人的真正原因；其中体现的对物化异类、生死以之、至诚不灭的爱情的向往、歌颂并加以实现，才是其激动人心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没有“相思树”、“望夫石”意象的幻想，这两则故事最多激起人们对统治者残暴的愤怒，对忠贞爱情毁灭的同情与惋惜，而没有对“生不同室”但物化异类也要生死以之的爱情的感动与赞叹。“买粉儿”等几则故事，情事虽异，但情节大致相同。首先是男女双方私相爱悦，接着爱情受社会伦理、门第观念等的阻挠，男女一方夭折，最后是爱情的力量使双方幽明相通，死者死而复生，重续姻缘。如果说“望夫石”、“相思树”还带有令人同情、哀怜的悲剧气氛，那么这几则故事则把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化作了神异的力量，让她战胜死神，让相爱的人能在人间结成眷属，这不就是后来汤显祖所歌颂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理想爱情么？只不过汤显祖是用这种浪漫的手法有意识地来表现“情”对“理”的胜利，而在志怪小说作家那里则是“真实”地表现了这种生死以之的爱情，虚幻的背后是作者对生死以之的美好爱情渴望的这种潜意识的流露与满足。人与神相恋的故事以《搜神记》中“天上玉女”，《幽明录》中“刘晨阮肇”、“黄原”、“苏琼”等最具代表性。这些故事以其大体相似的情节表现出两个最为主要的特点。一是神人以性相求，神人与凡人交往常常大胆直露地表现其性爱欲望。如“天上玉女”中的弦超“中夜独宿，有神女来从之”；刘晨、阮肇在仙境宴毕后，“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具佳婉，令人忘忧”；而神女苏琼挑逗更加明显：“‘闻君自以柳季之俦，亦复有桑中之欢耶？’……遂要还尽欢。”二是性爱维持的短暂性。这主要是因人神双方纯以性相求，凡人没有乐不思蜀之感，神人凭其神力本可拘留却任人而去，所谓“人神道异，本非久势”。人神恋爱的故事在志怪小说前就产生了，影响较大的有宋玉的《高唐》、《神女》两赋，曹植的《洛神赋》继承之。与志怪小说相较，赋中的神女虽也有和君王交接的愿望，但最终还是“申礼以自持”，并导致人神离异的结局。赋与小说人神道异的结局是相同的，但导致相同的结局却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一是申礼自防，一是以性相求。这说明志怪小说不仅表现了生死以之的美好爱情，而且对人的本能欲望也有某种程度的感受，并在人神相恋的故事中有所表现。神是虚幻的，神的以性相求的性欲本能是人的本能欲望的投射。明乎此，我们对初唐张
在《游仙窟》中与仙女的一夜调情乃至更加显露的性描写才不至于惊讶不已。
最后我们看看志怪小说中表现的安全需要主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人的基本需要，并认为在生理需要获得一定满足后，安全需要就成为主要需求。安全需要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自存需要。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自存的条件表现在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在个人方面，它表现为人对自身的健康需求；在社会方面，它表现为人对所处环境的稳定、安全需求，也就是对一种安居乐业环境的需求。志怪小说中的安全需求也较明显地反映在这两个方面。道教羽化成仙虽是虚妄，但道教为实现这一目的而积极实践的一些养生术，诸如呼吸吐纳、辟谷行炁，房中宝精等亦颇有科学成分，可以减少疾病、延年益寿。道教实践上的功利作用说明了道教神仙虽则虚妄但颇为人们信仰的另一原因，就是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需求。但道教的修炼之术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在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不仅无法战胜来自体内的病魔，而且对来自外部世界灾异的威胁也显得极其无力，这样在养生自修的同时，神仙方术应用而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道意》中说：“任自然无方术者，未必不有终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横行、大疫之流行，则无以却之矣。”这说明神仙道教思想家葛洪在强调内修的同时，也重视能够驱除大疫、暴鬼的方术，也说明了神仙道教是从人的最基本的治病却灾、防身却害的健康安全的心理需求上导引人们进一步去信仰神仙道教。这样我们也就不难解释志怪小说中大量存在的灾异变化、符瑞应验等迷信色彩极浓的故事了。如《搜神记》卷一、卷二、卷三就记载了许多神术、方术，诸如变化隐形、卜筮厌胜、轨革风角等，为人们祈禳祭告，解除魔怪，消灾度厄，迷信的表象中透露出人们希望镇伏鬼怪、逢凶化吉和预知未来、趋吉避凶等对健康安全的心理需求。与个人安全密切相联的是社会环境，所以在志怪小说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应忽视的对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的需求心理。我们都熟悉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其实它类近小说，相传为陶渊明所著的《搜神后记》就有收录。与桃花源意象相同而记载稍略的在《搜神后记》中还有“韶舞”和“长沙醴陵穴”。陶渊明后，刘敬叔《异苑》、任昉《述异记》也载有类似情事。看来这种“桃花源”意象，不是陶渊明凭空杜撰以表达自己“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而是陶渊明在广泛流传的类似志怪故事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而形成的。在“桃花源”中，吸引人们的不是桃花源的自然环境，而是其中表现出的淳朴、平等、稳定、安乐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处于战乱、动荡时代的人们对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心理需求的投射。这种心理也不是魏晋六朝时才产生的，在《诗经》中就有“适彼乐土、乐郊”强烈愿望的表现，只不过志怪小说以虚幻的形式把“乐土、乐郊”的愿望加以具体化以告慰人心罢了。在志怪小说中还有大量的神仙境界的描写，虽金碧辉煌、奇花异草、香气勃郁，但太仙气化而缺乏人气。不过也可看作是人们对一种安全的社会环境需求的反映。
三、探讨潜意识蕴含的意义
文艺心理学认为创作动机中有一种“缺乏性”动机。“所谓缺乏性动机，就是基于人的生活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而产生的动机”，“是人体的某种失衡，它以一种要求重新取得平稳的内驱力而起作用，随着缺乏或痛苦被排除，内驱力也就降低以至消除。”（注：钱谷融《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28页） 志怪小说的潜意识的主要内容——对情爱、安全、生死的关注，这种内心情感的萌动与渴望，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它却在神道世界中实现了。实质的缺乏、需求与虚幻的满足、假象，这就是文学作品潜意识的表里两个特征，这也说明了志怪小说包蕴的潜意识正是志怪小说作家创作的内驱力。所以，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潜意识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志怪小说作家“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真实原因。
但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定社会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快、灾异战乱频繁、最为痛苦与黑暗的时代，但也是思想极为自由、解放、多元的时代。儒学式微，玄学兴起，道佛流行。生存的苦难与思想的自由激发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而人们对超越生死、爱情性爱、健康安全这些个体最基本的需求尤为关切。但是这些萌动着的欲望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又是受到压抑而无法满足的，所以需要寻求一种满足的途径，让这种潜意识心理得以发泄，而志怪小说虚幻的神道世界无疑是最好的方式。因此，对志怪小说潜意识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魏晋六朝社会的现象与本质，也使我们看到了社会因素不仅影响人的意识而且还影响人的潜意识。
人们都说魏晋六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的觉醒”这一概念是相当宽泛而又笼统的，其具体的内涵应体现在具体的人的方方面面。魏晋六朝是门阀士族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心理需求，或者说心理需求有着不同的侧重。概言之，对寒士而言，他们最为需要的是被门阀士族垄断把持了的社会地位，他们努力追求的是以自我才华晋身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体现了人的社会自我人格的觉醒（注：参见拙文《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一文，载《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对于势家大族而言， 寒士所追求的正是他们无需追求而与生俱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势家大族追求的更多的是个人的生活情趣，追求的是与众不同的风神气韵。而志怪小说表现的潜意识则指向了人的本能与被压抑的经验感受。当然这些潜意识内容在诗文领域也有表现，如生死问题就是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诗文中表现相当突出，但是诗文中包含着理性思考以及不能超脱生死的浓重哀伤，而志怪小说则表现了一种本能的超越生死的愿望，并且这种愿望往往是实现了的。再如对性爱的表现，宫体诗中也有，但宫体诗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欣赏的情调，而志怪小说中则是直接的参与和愿望的满足。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相同的主题在诗文与志怪小说不同的领域，其意蕴与指向也是有明显区别的。应该说，就主要倾向而言，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表现，寒士的自我人格的觉醒，门阀士族对生活情趣的注重——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魏晋六朝“人的觉醒”的主要内涵，舍此任何一点都不足以完整地描述魏晋六朝“人的觉醒”的整个风貌。
从文学角度来看，志怪小说很明显是受到神话的影响。在神话时代，给人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自然力量，所以神话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反映。深受神话影响的志怪小说，其中虽有神话对自然和社会解释的保留，但它毕竟是魏晋六朝的产物，带有自己时代特点，即志怪小说从神话探讨自然、探讨宇宙起源转向了人自身，这是人类认识自身历程中的一个进步。神怪外衣包裹着的潜意识虽然显出迷信、带有朦胧，但它毕竟是向人自身迈进了一步。美国心理学家赖希在批判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潜意识时说：“潜意识地狱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或不可改变的，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创造了今日的性格结构，因此，潜意识的地狱不是不朽的。”（注：转引自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18页）赖希指出了潜意识的可变性。潜意识的可变性不仅表现在它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同时还表现在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入，潜意识还会成为意识，进入人类的意识领域。我们对神话的认识就是一个例证：“虽然神话是虚构的，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构，而不是有意识的虚构：原始精神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创造物的意义，揭示这种意义——探索在这无数假面具之后的真相的乃是我们，是我们的科学分析。”（注：（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94页）这说明神话中蕴含的潜意识完全可以为后人所认识、理解并进入人们的意识领域。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志怪小说潜意识在文学乃至人们心理发展上的意义：正是志怪小说中这种潜意识的萌动、表现才有后来文学中有意识的自觉的创作，这不仅是必然出现的文学现象，也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发展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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