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何以能够“帝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1-0067-08
“经济学帝国主义”①是西方经济学界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术语，也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热衷于谈论的话题。“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是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西方经济学论坛上的。其提出者威廉·苏特明确指出：“在20世纪要救助经济科学，在于有一种开明的民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它侵犯着邻近学科的疆域，不是为了救助或并吞它们，而是为了援助和丰富它们，促进它们自我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援助和丰富经济学自身。”②毫无疑问，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提法本身很难得到比较普遍的肯定和认同。这里姑且不去考察有人使用这个提法是否带有求新和调侃的色彩，至少是“帝国主义”这种说法基本上包含着侵略的意味，因而，人们在谈论一门学科受到另一门“智力”更为强大有力的学科影响时，不应当使用这样的术语来加以描述。③因此，这个提法很快地引起了学术争论。④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里·S·贝克尔所做的工作，积极地推进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化。他将理性、优化行为的原理应用到从前人们一般所习惯性、非理性行为领域，而且构造了这方面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并使之数学化。他说：“利用经济分析进行我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超出通常经济学家考虑范围之外的经济问题。”⑤他认为：“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⑥据此，他广泛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系统分析了歧视、婚姻、家庭、犯罪等社会问题。当今学术界普遍地认为，他是推行“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始作俑者；其研究成果反映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成功原因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社会科学中跨学科研究成功的典范。一般而言，跨学科研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研究者个人必须真正具备所涉及学科的基本训练，掌握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二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学科是否具备足够的发达水平，以致跨学科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所以，一般而言，跨学科研究或所谓“学科的帝国主义”首先产生于那些相对发达的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研究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学科应该具有较高的发达程度。⑦比照第一个条件，那些推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贝克尔，还是科斯、诺思以及布坎南，他们在所涉及的领域都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相当的理论素养；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功底自然深厚，在社会学、法学、经济史学以及政治学领域也有着相当的理论水准。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社会学教授；⑧科斯深谙法律之道；诺思可以说就是一个(经济)历史学家；布坎南则一直关注于政治决策和政府行为。他们基于经济学立场，运用经济理论与方法(主要是新古典的理论与分析框架)研究“非经济问题”，自然容易成功。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出发点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确实具有相对发达的水平，具有某些“比较优势”，这也许是经济学能够帝国主义的关键所在。⑨
(一)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基本论题的支撑
经济学(微观)有三个基本论题：第一，假定个人以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从事活动；第二，严格坚持均衡概念，把它作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突出强调效率概念。这三个论题是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之点，也是经济学何以征服其他社会科学的力量之所在。⑩对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理解：(1)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此乃“经济人”假定。在经济研究中，许多经验分析都旨在寻求基于最大化行为的检验模型。当经济学家所得到的一些结果似乎背离从个人角度看是合理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重新检查作为证明的数据或修改理论本身。但是，理论的修改却从不放弃最大化假定。即使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个人并不简单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因此，承认不确定的信息、交易成本和其他使事情模糊的干预性的变量(如行为经济学家就持有如此观点)，但从总体上，经济学家还是承认“经济人”假定的公理性，把标准的最大化或最优化作为基本的假定。根据最大化假定，便可以推导出一个充分确定的和可以预见的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而缺乏最大化假定的其他社会科学便不能做到这一点。(11)(2)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均衡概念。经济理论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常常把在市场关系下个别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加总，考察其行为的相互影响及其后果。其分析方法是供求分析，揭示供求曲线背后个人行为的利益关系。均衡分析把经济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3)效率是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效率高低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状况。这个问题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是经济学的指导性原理，按其私利进行活动的个人将推进社会一般目标的实现，即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均衡。斯密还特别强调自由意志或自由选择观念，并把它们改造成为一种限制或否认政府作用的实证经济理论。自马歇尔时代以来，竞争均衡是有效率的思想一直贯穿于经济学文献之中。(4)均衡概念与效率概念相结合，推动经济学家作一种特别的分析。效率是一个有实际影响的概念，它刺激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推动较为深入的分析。效率概念使经济学家以一种有效的方法对待现实问题，并作出清晰的、明确的政策表述。这也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及的。
(二)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比较优势
从本质上说，经济学追求的是“实证化”的研究，或者可以说它就是一门实证科学(12)。通过公理化的假设与数学工具的运用，以其论证的严密性和精确性，使经济学研究具有了较高的信度和效度。(13)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其严密和精确；经济学“实证主义与数学化”的主导价值取向，使经济学遵循着一种可以拒绝理论、检验理论和基于事实修改理论的科学方法。
尽管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由于思考范围较为广泛，可能在证明问题上比较好，但不能提供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答案。从通俗描述来说，经济学研究回答的是经济“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怎么办(how)？”的问题。把经济学的边界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一方面会使经济学家从其他社会科学家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另一方面也可以克服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提供较好答案的弱点。使用精确的研究方法和提供特别的、具有充分推理的答案，以及能够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政策处方”或“策略选择”的能力，给了经济学家在研究分析方法上一种重大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学之所以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何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萨缪尔森也说：“经济学由于其特有的方法论，必将侵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将君临其上。”(14)
(三)经济学具有更强的科学特质
作为社会科学，经济学一方面具有人文特质；另一方面，较之其他社会科学，它又具有更强的科学特质，这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斯蒂芬·科尔用六个变量——理论的成熟性、定理化、认知共识、预言能力、过时的速度和增长的速度，将科学分为不同的层级——层级的顶端和层级的底部。前者的标准有：一是高度成熟的理论，研究受范式指导，高水平的严密性。二是思想用数学语言表达。三是在理论、方法、问题的意义和个人贡献的意义上高水平的共识。四是具有运用理论作出可证实预言的能力。五是当旧理论过时时，具有高比例作为目前工作的参考——表明知识进行有意义的积累。六是“进步”或新知识增长的速度相当快。与此相对，后者的标准有：一是无理论形态或低水平的概括性，前范式阶段，低水平的严密性。二是思想用词表达。三是在理论、方法、问题的意义和个人贡献的意义上低水平的共识。四是不具有运用理论作出可证实的预言能力。五是当旧理论过时时，仅有低比例作为目前工作的参考——表明知识缺乏有意义的积累。六是“进步”或新知识增长的速度相当慢。(15)落实到具体学科，物理学最高，接下来是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宗教、文学……简言之，“层级顶端”的学科是典型的自然科学，而层级底部的学科是典型的人文科学。显然，在顶端和底部之间是可以有过渡性学科的，即它可以解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亦此亦彼”的问题。
由此可以认为，经济学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科学特质，最为接近自然科学。因为经济学运用数学的程度最高也最多；其研究对象能够物化或非精神化；比之其他社会科学更能达成共识，更有公认的判别标准，其是否正确也可以通过经济活动的实际来加以检验，也即经济学无论从可被证实或可被证伪的程度来看，都高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事实上，正如林德(H.Lind)认为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而罗森伯格(A.Rosenberg)也认为“经济学是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似乎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基础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已经形式化了，二是理论经济学明显的数学化，三是在经验经济(如计量经济学)中使用“硬资料”和数据统计方法。以上论述，凡此种种，都表明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具有着“硬科学”的特质。
(四)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问题
毋庸置疑，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活动，都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涉及资源耗费。而资源的稀缺性迫使我们在面临各种具体的社会活动时，不得不理性地考虑“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合理地配置资源，以通过使用最少的资源，达至最有价值的目标”。因此，可以认为，资源稀缺性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基础性问题，每一个社会领域，诸如法律、政治、教育等部门的运行都无一例外地涉及资源利用与合理配置问题。恰好“研究稀缺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正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6)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见诸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应用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思维分析其他社会问题具有较高的说服力；而其他社会科学对此也易于产生较为普遍的认同感；(17)因而，经济学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渗透与扩展，其力量并非源于“单边主义”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而是来自于双方的“合谋”。基于这种“共同力”的作用，在当今社会科学的“生态系”或“谱系”中，形成了诸多基于经济学视野的交叉学科。如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法律经济学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知道，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效率”问题，而法学研究的核心是如何通过法制的构建及其运行实现“公正”。“效率”的价值是不言而喻，它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状况；而“公正”可以被看作是权利分配的状况，当把权利看作是一种特定的资源时，经济学和法学这两门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其共同的支撑，那么，基于资源配置层面的法学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就显而易见了；而且从实践来看，法制运行是需要耗费经济社会资源的，换言之，法治是需要投入的，其运行是要支付成本的。而资源的稀缺性、资金的有限性，迫使我们在追求公正的同时，不得不考虑降低法治成本与提高法治效益的问题(当然，这种效益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由此，作为从经济学角度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的“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趋势。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法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和入侵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18)
二、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启示与思考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取向和具体实践，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和思考呢？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样，事实胜于雄辩；或许“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确实存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和不足；但我们还是需要对此采取“面对与正视”的合理态度，应当肯定和借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合理内核。诚然，这股理论潮流甚是强大，单单与其存有密切联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有十余位；有的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此殊荣的。至于非主流经济学者与这个理论方向殊途同归的例证更是俯拾即是。因此，那种有意无意地继续否定这股理论潮流的客观存在，或贬抑其重要意义的学术态度，都是缺乏科学精神和不合时宜的。毫无疑问，倘若经济学以一种自高自大的态度凌驾于其他社会科学之上，动辄宣言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从而“侵犯”它们的边界，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不少人就是这样简单去理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把它当作只是试图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去征服其他社会科学那种思潮和做法的代名词。问题在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提出者及其大多数追随者们所追求的，已经明显地超越了这种十分狭隘的理解。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学对其他社会科学边界的“侵犯”，实质上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结果：它既可以援助和丰富“受侵”学科，同时也可以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援助和丰富它自身。这种援助和丰富，既来自各学科的边界打破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充实和扩展，也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给予经济学的启迪和帮助。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构建开放社会科学的一种有益尝试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成功当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固然包含着各种社会科学的边界并非应该“森严壁垒”，各门学科也只有在各自的领域“闭门造车”；而是完全可以突破各自的边界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显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践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获利”的并非只有经济学本身，而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局面。诚然，在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任何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我标榜的理论都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时空中存在并发挥功效，只有在开放的、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在理论的历史演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之中，建立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体系，才是社会科学的根本出路。这正是《开放社会科学》一书的作者华勒斯坦等人所要表达的意思，即在对过去社会科学发展反思的基础上，面对现实问题，展开广泛的、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建立一种联结，以达到对社会中的人的行为方式的合理理解。(19)基于此，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学帝国主义”单纯地理解为那种真正的帝国主义行为，而可以把它看作为构建开放的社会科学所作的一种有益尝试。
(二)经济学帝国主义：重新融合社会化倾向的新的理论方向
尽管数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但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应努力排除那种单纯追求数理化的倾向，避免出现“奇怪的60年代”的现象；(20)重视某些社会性因素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数理化研究倾向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那种蓄意排斥社会化倾向的单纯数理化倾向的做法并不利于经济科学的进步，而它一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向，则更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后果。应当承认，目前在中国明确把数理化分析技术看得高于一切的做法并不多见。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是在过分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背景下，不知不觉地朝着这种偏颇的理论方向行进。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拥有众多的有用内容，但却都存在着单纯追求数理化做法的通病，我们不能片面地欣赏和拥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不应过分迷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和基本框架来展开学术研究和经济分析；我们应当在借用其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吸收其合理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经济问题置于广袤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既体现出经济学的科学特质，也凸显出其人文特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哈奇森(Terence W.Hutchison)所指出的：“真正有希望的是寻求恢复《国富论》中所做的，运用历史、制度、心理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是等待牛顿或凯恩斯再现。”其实，就基本理论倾向的角度而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从贝克尔到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努力，实质上体现了一种合理回归和重新融合社会化倾向的新的理论方向，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应是一种有益的推动。
(三)不要太过推行“经济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固然取得了成功，通过援助和“侵入”其他社会科学，业已形成了诸如法律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教育经济学等交叉学科，使人们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经济理解”，以此发现隐藏在法律、政治背后的经济逻辑。但需要注意的是，对“非经济问题”进行经济分析，并非是要经济学去包揽一切，经济学还是应该遵循学科分工的基本要求和学术规范，而决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大包大揽，去做太多的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尤其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目前还不宜过多地去进行这种扩展工作。中国经济学整体发达程度和个人素质都还不具备综合社会科学的条件。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经济学看上去进步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后发优势”，即传统经济学与现实严重脱节，与现代经济学不接轨；而一旦开始接轨，“拿来”的机会非常多，收益也十分显著。从绝对水平看，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特别是从经济学家队伍的整体状况来看更是如此；而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对经济学的需求来看，经济理论的供给更是不尽如人意。因此，鉴于经济学的致用之性，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者的主要任务在于：在引进、介绍、吸收和消化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上；(21)从中国发展中经济类型的众多特点出发，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转轨时期经济发展的比较成熟的经济理论，才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务须呕心沥血的重大职责，而不是急于推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用经济学去包揽其他社会科学。
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经济学帝国主义”获得了成功且发展势头良好。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布坎南就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经济学对其相邻学科的独立性似乎在迅速消失，另一种则是这个学科内部的专业化却在加快。其中第一方面的趋势就同经济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互相渗透直接相联。(22)应该承认，他是把准了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这个脉搏。回溯“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四十余年的演进历程，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太长的时期里，它的追随者将会汇合成一支更加宏大的理论队伍，在更加广阔的范围里和更加深入的层次上继续实践和推行着这种理论追求。(23)
“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经济学家经过百余年的奋斗，把经济学推到了“显学”的地位。(24)经济学在“侵入”其他学科领域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事实上，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因为，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其中，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关系”；因而，除了哲学以外，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受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怀疑、抵制甚至谴责。人们会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惯常的经济学概括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有悖于事实。有人甚至讽刺说，经济学家会拿交易费用概念解释猴子为什么会上树。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家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学科基础，但经济学家的确也不应该过分妄自尊大。经济学的那些模型不论怎么精巧，总是难以穷尽现实经济生活的变量，因此，也总是不能成为精确的预测工具。或许经济学家永远做不到像卫星测控专家那样，让经济活动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但公允地说，其他人文学科还是应该承认经济学的某种优越性。科学的本性之一是概括。经济学的两条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人”和“理性”假设，其本身也是一种概括；在此前提下依靠逻辑推出结论来，还是概括。(25)其他学科若反对这种方法，便没有了概括，也便没有了科学性；但若接受这种方法，便等于向经济学“投降”。其他学科的内部纷争不断，原因大抵如此；纷争不断也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经济学也不成熟，内部也有争论，但性质不一样；经济学也将在不停的争论中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成功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成功，因此，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势必还将遭到更“科学”的科学的“侵略”，吸收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科学营养。
综观经济学的历史，数学对经济学的“入侵”是自不待言的，从边际革命到马歇尔，再到凯恩斯和萨缪尔森，数学在促使经济学走上科学化道路方面举足轻重；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物理学对经济学的“侵入”则是自始至终的。经济学产生于一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并向各个知识领域胜利进军的时代。受其影响，经济学在其产生之初就确立了一种“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理性主义经济社会观，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力学”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经济世界是牛顿式的，斯密坚信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秩序的合理性、永恒性。在他看来，像物理世界那样，人类的经济活动也具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第一推动力”，即“看不见的手”；像自然世界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机械体系一样，社会经济体系也是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即可趋于平衡的因果关系链，市场经济如同机器一样，遵循着科学法则，是物理世界所能控制的。这种永恒的、机械的、无障碍的经济运行理念，对后世的经济学家无疑也有着重要影响。可以看到，从李嘉图、瓦尔拉斯、马歇尔，一直到德布鲁—阿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他们大都坚信社会经济的运行像机械系统一样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找寻这种能够提供完备知识的确定性规律——社会经济运行的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说，自现代经济学产生之时起，从古典到新古典乃至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物理学的烙印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世界观”里。尽管“经济物理观”在经济学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争议，但从经济学的过去，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中还将自觉不自觉地汲取物理学发展的营养，以使经济学更加具有“科学特质”。(26)
应该说，现代生物学是一门经济学可以从中汲取丰富思想和方法的科学。马歇尔有个著名的格言：“经济学家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在于经济力学。”生物学思想之所以对经济学有重大意义，在于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其复杂的。生物系统和经济系统都包括缠结的结构和因果关系，包含连续的变化且有极大的多样性。生物科学，或者进化的原理，给经济学家提供了他们进行很好的模仿的智力模型。生物学思想观念对经济学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所谓的“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开放、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力学方法拒绝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知识、数量变化和不可逆性，它使经济学陷于没有系统误差、没有积累发展的均衡图式之中。而生物学方法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克服了这些缺陷。特别是，使用生物学方法的结果使得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归纳主义有了取代方法。目前，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正是应验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名言——经济学家的麦加是在生物学。正统经济学家哈恩也曾预言，21世纪，该学科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27)
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一书中关注过人的欲望在经济行为中的重要性，认为决定一国或者一个经济单位兴盛的是人的需要和欲望。微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效用”属于心理学范畴，边际效用学派的门格尔也曾在1871年提出推广内省的心理分析来认识需求和价值等的重要性。马歇尔曾从市场消费心理的角度论述过人的欲望与市场消费趋向之间的内在关系，尽管他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个人的消费欲望是随价格变化的需求函数”等概念均拥有严密的数学分析甚至度量标准，但只不过是一个十分标准的心理感受问题。凯恩斯在论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时，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偏好”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强调了“心理因素”导致了经济中有效需求的不足。而心理学对经济学产生系统的影响则集中体现在行为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之中。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回顾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心理学是始终伴随着其发展的，经济学从心理学那里的确获取了不少营养。可以预见，随着行为经济学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还将不断从心理学那里获取发展所需的营养。
另一方面，日益吸收、融合现代科学的经济学，也就好像日益装备新式武器的兵团，必将继续其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侵略”历程，拓展自己的“领地”和“疆界”，在扩大对“非经济问题”进行“经济分析”的同时，更多地以“经济学”为词根冠名的交叉学科或将形成。
注释：
①近数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他们给“经济学帝国主义”下了如此的定义：“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对包括诸如消费者选择、企业理论、(直接的)市场、宏观经济行为等古典问题范围的扩展。它主要是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方法一般化中由此而生的。经济学家发动侵略的“武器”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用以分析“纯经济问题”的分析范畴——稀缺、成本、偏好、收益、均衡、经济人等等。参阅杨玉生、杨戈：《“经济学帝国主义”评析》，载《经济学动态》，2001(1)；杨春学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词典》，第4、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②威廉·苏特：《相对经济学：扩大经济宇宙之机制的初步研究》“引言”，第3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3.
③石士钧：《“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合理内核及其启示》，载《上海经济研究》，1999(12).
④譬如，帕森斯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仅导致它自然所做的那样丰富着那些邻近‘国家’，而且让它们当中的一些穿上了并不适合它们自己情况的归于‘经济’范畴的狭小外衣”，因而弊大于利。相反，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代表奈特持另一种态度。他本来就提出过“方法论三角形”的著名论点，即经济学研究由“一般演绎理论”、“心理的和历史的阐述”和“统计研究”这三个角所组成。而“心理的和历史的阐述”就意味着要突破“一般演绎理论”的研究边界，所以，他自然不能赞成帕森斯倾向于否定“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看法。参阅塔尔科特·帕森斯1934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48卷上的《人性与经济学的意义》一文。
⑤加里·S·贝克尔：《观察生活的经济方式》“1992年12月9日在芝加哥大学讲演”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集》，第511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⑥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
⑦蔡昉：《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载《读书》，1999(6).
⑧贝克尔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0年以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其代表作是出版于1970年代以后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和《家庭论》(1981)。
⑨笔者认为，在社会科学学科生态中，经济学确实较之其他学科具有某些“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构成了经济学开疆拓土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核心竞争力”的存在及运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成功则成为必然。
⑩杨玉生、杨戈：《经济学帝国主义评析》，载《经济学动态》，2001(1).
(11)笔者认为，尽管其他社会科学中也有诸如“社会人”、“道德人”等人性假设，以此为基本前提(公理化假设)推导出的理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经验表明，其解释力显然不及以“经济人”为公理化假设推导得出的经济理论。诚然，人在不同的、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下，可能会表现出人性的不同方面，但从总体上看，人的行为主要是受其“经济性”驱动的；在社会生活中，人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人”(至少从统计意义上是如此的)。
(12)尽管经济学无法根本摆脱“价值判断”的影响，但是，让经济学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一门严格的实证科学，是西方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们的梦想。为此，西尼尔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大都严格坚持“实证—规范”二分法，并努力将“价值判断”等“非科学成分”逐出经济学领域，以建立“纯粹客观”的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今天，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支配地位已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每一本经济学基础教科书都要解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差异，并清楚表明，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可以说，实证主义是经济学的“科学”梦想。
(13)笛卡儿认为，数学是保证演绎推理严密性的工具，它为理性提供了标准和证明。J·洛克虽然批评了笛卡儿的唯理论，但同样认为数学这种理性的链条是发现和证明真理的有效途径。在孔德等实证主义者那里，数学逻辑似乎成为组织和分析科学知识的唯一重要的形式手段，他们强调数学方法在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普遍运用，并把能否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看作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最重要标志。当然，马克思也有如孔德们一样类似的观点。参阅程恩富：《经济学方法论》，第290-291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4)转引自赵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前世今生》，载《文汇报》，2004-10-04.
(15)Stephen Cole,Consensus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from Making Sc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p.507.
(16)人类的物质需要在本质上是无限的，而经济资源总量、现有可供利用的技术却是有限的，因此，可能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也是有限的。人们面临着需要的无限性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有限性这个根本问题，就必须要研究如何作出合理的抉择，使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实现“节约”和效率，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获得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就此而言，如何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经济资源而实现“节约”和效率，既是经济学要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经济学永远也无法完全解决的中心课题。基于“稀缺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定义是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的观点，如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就是如此定义的。当然，也有其他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s)(Myerson，1999)。这个定义实际上告诉我们，经济学这种方法不限于研究某一领域，它是我们认识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方法，从而把经济学变成了对所有人类目的性行为的研究。基于此，“经济学帝国主义”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17)经济学在对其他学科的“入侵”和“渗透”历程中，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反抗”，甚至是“反攻”，但最终的事实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成功了。当今，经济学的思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长入”其他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之中，无论是政治学、法学，还是教育学以及社会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着“它们的”经济分析。
(18)参阅李树：《法律经济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载《当代财经》，2003(1).
(19)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转引自王荣江：《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开放社会科学》，载《淮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20)在经济学史上，数理化倾向和社会化倾向历来是两种基本的理论研究方向，它们反映在不同的经济学说之中，有时还综合在某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体系里。然而，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尤其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出版之后，推崇数理化倾向和贬抑社会化倾向的做法，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时尚和圭臬。20世纪50年代之后，为了无情地追求严谨性、普遍性和简洁性，正统经济学踏上了公理化、数学化和形式化的不归之路，数学几乎深入到了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以致出现了“奇怪的60年代”，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陷入了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泥潭。
(21)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享有十分特殊的制度变迁经验。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资料和资源十分丰富，基于中国经验的经济研究或许可以为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笔者认为，或许对此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家获得世界地位和冲击诺贝尔奖的希望所在。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舍近求远地去追求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研究呢？
(22)詹姆斯·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第103-122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3)石士钧：《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合理内核及其启示》，载《上海经济研究》，1999(12).
(24)说经济学是“显学”，大概可以讲三个理由：第一，它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自己较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性质。第二，在它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中，它不断“侵入”其他学科的地盘，且成果显著。第三，经济学家的队伍日渐庞大，且内部分工相对严密，专业化程度较高。
(25)经济学(主流西方经济学)及其理论总是从其假设开始的，所以，经济学及其方法论方面的争论往往会涉及到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即经济学中的假设总是具有非现实性。弗里德曼认为，只要经济学的预测是可靠的或正确的，无论经济学的假设正确与否，经济学及其理论也是有效的或正确的。甚至他还认为，假设越是不现实，乃至荒谬，经济学及其理论反而是有效的或正确的。这就是说，经济学及其理论的有效性或正确性和假设的现实性无关。这被萨缪尔森称为F—扭曲。笔者认为，不管这种“扭曲”是否正确，现实的情况是，依靠假设推导出来的经济理论往往比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有更高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其实，关于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在像物理学这样的科学中同样存在，理想气体方程不就是靠把“真实气体”假设为“理想气体”得出的吗？但这并不影响到该理论方程的科学性。
(26)程恩富：《经济学方法论》，第179-182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7)参阅程恩富：《经济学方法论》，第653、655、672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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