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勇[1]2001年在《小病灶实体瘤放射免疫治疗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 针对实体瘤动物模型的微小转移灶，观察分次小剂量RIT对肿瘤转移 灶的治疗效果，初步探讨其机理。 材料与方法：建立LA795小鼠肺腺癌实验动物微转移模型。(1)接种后第5天 进行~(188)Re-CL58治疗观察治疗前后小鼠的体重减轻量、治疗后小鼠的瘤重、肺转 移结节数，比较不同剂量及给药方式的RIT的抑瘤效果以及与化疗疗效。(2)在 给药过程中不同时间点，定量测定肿瘤部位及脾、肺、肌肉等主要器官单位质量 的放射性计数，比较多次小剂量放射免疫治疗与单次大剂量放射免疫治疗的药物 分布特点。(3)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放射免疫治疗后肿瘤细胞的细胞周期改 变及凋亡。(4)采用对Kim等的方法加以改进配制的端粒酶检测试剂盒检测 放射免疫治疗对肿瘤细胞端粒酶活性的影响 结果：(1)各治疗组小鼠体重减少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多次小剂量RIT组 小鼠体重减少最小(P<0.05)，化疗组、单次组之间差异无显着性 (P>0.05)；各组瘤重均小于对照组，以小剂量RIT组最明显(P<0.05)；各 组肺转移结节数均低于对照组，且小剂量RIT组优于化疗组和单次组 (P<0.05)。(2)在总剂量相同条件下，多次小剂量放射免疫治疗中，标记 抗体在肿瘤部 位的摄取量比其在单次大剂量放射免疫治疗时的摄取量高，吸收剂量亦高。 (3)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放射免疫治疗的两种不同给药方式对细胞周期的 影响与对照组比较均不明显，多次小剂量组引起的肿瘤细胞的凋亡明显高于 6 军医进修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部分单次大剂量组。（4）该模型所接种的小鼠肺腺癌细胞具有较高的端粒酶活性，与对照组比较两种放射免疫治疗均引起端粒酶活性下降，且多次小剂量组比单次大剂量组更能明显降低肿瘤细胞的端粒酶活性。结论：（l）小剂量分次放射兔疫治疗对小鼠肿瘤的原发灶和肺内转移灶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单次大剂量治疗。（2）多次RIT能有效的提高肿瘤组织的累积辐射剂量。（3）多次小剂量RIT比单次大剂量RIT更有效地诱导肿瘤细胞发生凋亡，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死亡。（4）小剂量分次放射免疫治疗比多次RIT更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的端粒酶活性。
苏涛锋[2]2006年在《氩氦刀联合中医药治疗肺癌疗效观察》文中提出目的:本课题采用前瞻性和回顾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97例经过氩氦刀联合中药治疗的肺癌患者进行疗效的观察,总结其规律,为氩氦刀联合中药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为肺癌尤其是中晚期的治疗探索一种更成熟的治疗方案,以丰富中晚期肺癌的临床治疗手段,提高中晚期肺癌的临床疗效。通过总结氩氦刀联合中药治疗肺癌的优势所在,为中晚期肺癌治疗提供更有效的方法。 方法:采用前瞻性和回顾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在东方医院肿瘤科住院行肺癌(包括肺转移癌)氩氦刀手术病人97例,分析氩氦刀联合中药对肺癌患者行为状况、生活质量、临床症状、生存期等疗效的影响。 结果: 1、影像学评价: 1)术中CT影像监测结果 97例病人,冷冻消融瘤灶共计135个,冷冻后病灶毁损区CT值均见明显降低,冰球彻底覆盖瘤灶达其边缘外1cm者46个,占34.07%;冰球覆盖瘤灶范围85%～95%者60个,占44.44%;冰球覆盖瘤灶范围60～85%者20个,占14.81%;冰球覆盖瘤灶范围60%以下者9例占6.67%。总有效率达93.33%。 2)氩氦刀消融病灶的术后追访CT评价 术后3月为83.67%;术后6月的有效率为84.71%;术后12月的有效率为59.70%;术后18月的有效率为58.97%;术后24月的有效率为47.06%。 2、行为状况(卡氏评分)变化 术后3个月共追访到病例71例,(提高+稳定)62例,占87.32%;术后6个月共追访到病例51例,(提高+稳定)41例,占80.39%;术后12个月共追访到病例27例,(提高+稳定)21例,占77.78%;术后18个月共追访到病例11例,(提高+稳定)5例,占45.46%;术后24个月共追访到病例4例,(提高+稳定)2例,占50.00%。 3、生活质量(QOL)评价 氩氦刀术后1～6月良好率较术前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较明显的改善,而术后12月以后随着存活时间的延长,其良好率较术前有所下降,患者的生活质量较术前亦有所下降。 4、术后症状变化 术后7天,各种症状较术前均有所增加。术后14天、1月,各种症状较术前均有所减轻。术后3月,除咯痰外均有所减轻。术后6月,除咳血外,其余
徐梅[3]2014年在《化疗联合CIK细胞治疗恶性肿瘤的相关研究及在卵巢癌临床治疗中的观察》文中研究指明卵巢癌发病隐匿，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已经是晚期，位居妇科肿瘤患者致死首位。结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位居消化系统肿瘤首位。因此，它们都迫切需要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手段。随着肿瘤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肿瘤免疫治疗已成为肿瘤的第四大治疗模式。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s，CIK）兼具有强大的抗瘤活性和增殖活性，又具有非MHC限制性杀瘤的优点，近些年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并应用于多种实体瘤的临床治疗，但对卵巢癌治疗报道少见。本文首先通过体外实验研究顺铂（cis-Dichloro diamine in platinum，CDDP或DDP）、CIK细胞及其联合对卵巢癌细胞株SKOV-3的杀伤效应，接着通过体内实验研究氟尿嘧啶（5-FU）、CIK细胞及其联合对小鼠结肠癌移植瘤生长的作用，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最后，回顾分析本中心6例CIK细胞治疗的卵巢癌患者临床资料，初步探讨CIK细胞治疗卵巢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为卵巢癌探寻生物治疗策略。第一部分DDP联合CIK细胞对卵巢癌细胞株SKOV-3的杀伤效应目的：探讨DDP、CIK细胞及其联合对卵巢癌细胞株SKOV-3的杀伤效应并初步探讨其机制。方法：利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在体外用多种细胞因子诱导生成CIK细胞，于培养第0、7、14、21、28及35天进行细胞计数及流式细胞术分析CD3+CD56+双阳性细胞百分比；于培养14天收获CIK细胞作为效应细胞，用含有CIK细胞培养液上清的培养液培养对数生长期的SKOV-3细胞，于培养24及48小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SKOV-3细胞的凋亡情况，同时设正常培养的SKOV-3细胞作对照组；杀伤实验分为Ａ1~4CIK细胞作用组（效靶比分别为5:1、10:1、20:1、40:1）、B1~7DDP作用组（DDP浓度分别为0.625、1.25、2.5、5、10、20、40μg/ml）及C1~2CIK联合DDP作用组（DDP浓度均为2.5μg/ml，效靶比分别为5:1和10:1）。同时设效应细胞和靶细胞作对照孔。于24h和48h采用MTT法检测各组对SKOV-3的生长抑制效应。结果：CIK细胞体外培养第0、7、14、21、28及35天细胞计数依次为（1.8±0.2）×107、（14.67±1.53）×107、（230.0±20.0）×107、（225.0±22.91）×107及（220.0±17.32）×107，细胞数于培养第2l天时约增加127.78倍，达到增殖高峰；CD3+CD56+双阳性细胞的百分含量依次为（0.47±0.17）%、（11.30±1.96）%、（35.50±2.30）%、（38.23±1.92）%、（31.40±3.91）%和（28.61±3.45）%，到21天也达到增殖高峰；SKOV-3与CIK细胞培养液上清共培养24h及48h后凋亡率分别为（12.30±1.47）%和（27.13±2.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24h及48h凋亡率分别为（0.62±0.35）%和（0.65±0.3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Ａ1~4CIK作用组24h抑制率分别为（16.52±2.52）%、（24.18±4.05）%、（35.98±5.19）%及（53.98±5.02）%，48h抑制率分别为（24.20±5.59）%、（41.23±3.64）%、（57.27±6.68）%及（74.74±6.87）%。在相同时间各组间细胞抑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相同效靶比24h和48h抑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IK细胞对SKOV-3细胞的抑制率随着效靶比的提高及作用时间的延长而提高；B1~7DDP作用组24h抑制率分别为（15.09±4.03）%、（25.95±3.36）%、（37.11±3.05）%、（50.07±5.21）%、（62.93±5.85）%、（77.93±3.28）%及（92.55±1.39）%，48h抑制率分别增为（23.42±5.63）%、（32.39±1.47）%、（46.04±2.76）%、（60.46±3.26）%、（72.77±2.38）%、（86.42±1.46）%及（96.24±0.59）%。除外DDP0.625μg/ml组24h和48h抑制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2），其余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DDP对SKOV-3细胞的抑制率也随着药物浓度的提高及作用时间的延长而提高；C1~2CIK联合DDP作用组24h抑制率分别为（50.50±3.69）%和（68.19±2.07）%，48h抑制率分别为（69.87±2.67）%和（80.11±6.87）%。CIK细胞联合DDP与单一处理因素相比，对SKOV-3的生长抑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析因分析结果显示，低剂量组（效靶比为5:1）24h和48h抑制率未见到协同效应（P值分别为0.171和0.895），而高剂量组（效靶比为10:1）24h和48h抑制率见到协同效应（P <0.05）。结论：PBMC在体外经多种细胞因子刺激诱导下可大量扩增获得CIK细胞，其主要效应细胞（CD3+CD56+CIK）在第14~21天为高表达平台期，在此期间可获得较为理想的效应细胞；CIK细胞可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并诱导卵巢癌SKOV-3细胞凋亡发挥较强的杀伤作用；联合CIK细胞治疗可明显增强DDP对卵巢癌SKOV-3细胞的杀伤作用。第二部分氟尿嘧啶联合CIK细胞在小鼠结肠癌模型体内抗肿瘤效应的实验研究目的：探讨氟尿嘧啶（fluorouracil，5-FU）、CIK细胞以及5-FU联合CIK细胞对小鼠结肠癌移植瘤生长的作用。方法：建立BALB/C小鼠结肠癌模型，在体外诱导培养小鼠CIK细胞，于第0和7天进行流式细胞术CIK主要效应细胞表型分析。10只荷瘤鼠随机分两组，一组给5-FU（12.5mg/kg）当天腹腔注射，另一组给予NS（0.2ml/只）腹腔注射作对照，第十天采用流式细胞仪分析荷瘤鼠肿瘤组织中淋巴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活化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ctivation antigen4，CTLA-4）和非淋巴细胞CD80、CD86表达。另取40只荷瘤鼠随机分成四组，A组（正常对照组）：NS（0.2ml腹腔灌注，d0）+NS（0.2ml尾静脉注射，d3）；B组（5-FU组）：5-FU（12.5mg/kg腹腔灌注，d0）+NS（0.2ml尾静脉注射，d3）；C组（CIK组）：NS（0.2ml腹腔灌注，d0）+CIK（1×107尾静脉注射，d3）；D组（5-FU+CIK组）：5-FU（12.5mg/kg腹腔灌注，d0）+CIK（1×107尾静脉注射，d3）。观察肿瘤生长并绘制肿瘤生长曲线，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用药第10天各组处死5只小鼠，采用RT-PCR法检测四组肿瘤组织中IFN-γ和TNF-表达量。结果：小鼠CIK主要效应细胞在体外扩增第7天达到（18.4±6.8）%。与对照组相比，5-FU处理后小鼠移植瘤组织中CD45+细胞表面CTLA-4表达量提高，且CD45-细胞CD80和CD86表达量增加；5-FU联合CIK细胞治疗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明显慢于单因素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5-FU联合CIK细胞治疗可提高肿瘤组织IFN-γ与TNF-表达量，且联合治疗组与单治疗组中IFN-γ的表达量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5-FU联合CIK细胞治疗对结肠癌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大于单独应用，且可提高BALB/C小鼠结肠癌模型的免疫功能。第叁部分化疗联合CIK细胞治疗卵巢癌的临床观察目的：初步探讨CIK细胞治疗卵巢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卵巢癌探寻生物治疗策略。方法：利用接受常规手术和化疗结束后卵巢癌患者外周血分离出单个核细胞，在体外经多种细胞因子诱导培养出CIK细胞，流式细胞术分析其表型特征。将体外培养第14~21天的CIK细胞通过静脉回输给患者，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表型变化，回顾性观察6例接受CIK细胞治疗的卵巢癌患者资料，观察患者治疗前后卡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core，KPS）差异、肿瘤指标差异、外周血T细胞亚群分布及治疗后相关毒副反应。结果：有5例治疗后KPS较治疗前明显提升，另外1例治疗后KPS保持不变。所有接受CIK细胞治疗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毒副作用。1例III期EOC患者手术联合化疗治疗后CA199升高，在接受CIK细胞治疗3个疗程后，CA199逐渐下降至正常。目前状况良好，肿瘤标记物和影像学随访没有肿瘤复发迹象，无瘤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已达到3年。1例II期透明细胞癌合并浆液性癌患者，接受CIK细胞治疗2个疗程，PFS已接近4年，随访瘤标和影像学检查无肿瘤复发迹象。另外1例II期EOC患者接受8个疗程CIK细胞治疗后，PFS已达5年，目前状况良好，也没有肿瘤复发迹象。结论：CIK细胞治疗卵巢癌可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是一种有希望的治疗方法。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化疗联合CIK细胞治疗肿瘤的基础研究和治疗卵巢癌病例的回顾分析，我们认为，CIK细胞可在体外经多种细胞因子刺激下诱导扩增，第14~21天可获得较为理想的效应细胞；CIK细胞可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并诱导卵巢癌SKOV-3细胞凋亡发挥较强的杀伤作用；联合CIK细胞治疗可增强DDP对卵巢癌SKOV-3细胞的杀伤作用；5-FU联合CIK细胞治疗对BALB/C小鼠结肠癌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大于单独应用5-FU或CIK细胞，且可提高小鼠结肠癌模型的细胞免疫功能。CIK细胞治疗卵巢癌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是一种有希望的治疗方法。
张晓羽[4]2007年在《氩氦刀联合中药治疗肺癌的临床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本课题采用前瞻性和回顾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78例经过氩氦刀联合中药治疗的肺癌患者进行疗效及中医证候的观察,总结其规律,为氩氦刀联合中药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为肺癌尤其是中晚期的治疗探索一种更成熟的治疗方案,以丰富中晚期肺癌的临床治疗手段,提高中晚期肺癌的临床疗效。通过总结氩氦刀联合中药治疗肺癌的优势所在,为中晚期肺癌治疗提供更有效的方法。方法:采用前瞻性和回顾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2003年9月至2007年1月在东方医院肿瘤科住院行肺癌(包括肺转移癌)氩氦刀手术病人78例,分析氩氦刀联合中药对肺癌患者临床症状、行为状况、生活质量、中医证候、生存期等的影响。研究结果:[1]影像学评价:①术中CT影像监测结果78例病人,冷冻消融瘤灶共计91个,冷冻后病灶毁损区CT值均见明显降低,冰球彻底覆盖瘤灶达其边缘外1cm者23个,占25.27%;冰球覆盖瘤灶范围85%～95%者59个,占64.83%;冰球覆盖瘤灶范围60～85%者5个,占5.49%;冰球覆盖瘤灶范围60%以下者4例占4.39%。总有效率达95.6%。②氩氦刀消融病灶的术后追访CT评价CT监测被消融病灶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术后3月的有效率为81.82%;术后6月的有效率为83.33%;术后12月的有效率为58.33%;术后18月的有效率为55.88%;术后24月的有效率为42.86%。③实体肿瘤疗效评定按照WHO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评价(CR+PR),术后3月有效率18.84%,术后6月有效率20.83%,术后12月有效率20.69%,术后18月有效率16.67%,术后24月有效率0%。[2]行为状况及生活质量变化术后1～6月改善较明显,而6～24月行为状况提高+稳定率下降,而下降率逐渐上升。氩氦刀术后1～6月生活质量良好率较术前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较明显的改善,而术后12月、18月、24月的良好率较术前没有明显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善。[3]临床症状变化术后7天咳嗽、咯痰、咳血、胸痛、乏力、气短、食欲不振症状较术前有所增加,以胸痛、咯血加重较明显;术后14天各种症状较术前有所改善,但仍有较多患者感觉乏力;术后1～3月各种症状较术前均有较明显改善,以咳嗽、咯痰、乏力、咯血改善最显着,胸闷憋气、食欲不振次之。术后6～12月胸痛、乏力、胸闷憋气症状均较术前有改善。咳嗽、咯痰、咳血较术前无明显改善。而气短、食欲不振有所加重。术后12～24月咳嗽、咯痰、咳血、胸痛、乏力、胸闷憋气、气短、食欲不振均有所加重。[4]肺癌患者的中医证候主要是虚实夹杂,临床主要表现为虚证(气虚、气阴两虚)、痰证(痰湿、痰热)、血瘀证。术后3天气虚、阴虚、血瘀、痰证明显增加,氩氦刀冷冻治疗后患者在痰证基础上出现热证表现,表现为痰湿证减少,痰热证增多。术后2周证候与术前比较痰证、血瘀证有一定程度改善趋势,但不明显,虚证较术前无明显改善。[5]生存期、生存率分析①术后生存期所有病人中术后生存期最短1月,最长已超过30月。术后3月、6月、12月、18月、24月的生存率分别为88.46%、65.38%、42.22%、24.58%、10.24%,其中原发性肺癌的术后3月、6月、12月、18月、24月的生存率分别为87.14%、61.42%、41.46%、23.22%、11.61%。②总生存期自发病之日开始计算到最后一次追访之日(2007年1月31日)止,总生存期超过1年的有46例(65.13%),超过2年的有17例(31.15%),超过3年的有10例(21.99%),超过5年的有4例(13.19%)。[6]手术耐受情况78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中术后不良反应普遍存在,但症状轻微恢复快。结论:[1]氩氦刀联合中药治疗肺癌疗效确切,可以有效消融局部病灶,减轻病人痛苦,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中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期。[2]氩氦刀创伤小,术后恢复较快,病人的耐受程度好,适应人群广。[3]气虚、血瘀、痰证是患者氩氦刀术前术后的主要证候。中药具有“扶正”、“减毒”、“攻毒”作用,能够改善患者术前的整体状况、促进术后恢复;能够减轻术后不良反应,减轻病人痛苦;长期使用,能够稳定瘤灶,抑制复发转移。[4]氩氦刀联合中药治疗方法是局部治疗与整体治疗的联合,可以优势互补,不但疗效显着而且副反应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肺癌治疗新方案。
朱尧武[5]2012年在《晚期胃癌中医综合疗效标准模型的构建》文中提出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随着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肿瘤的治疗逐渐由关注局部瘤体的变化转变为注重患者的全身状况、治疗反应和生命质量。多种治疗手段(如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中医药治疗、免疫治疗等)形成肿瘤的综合治疗模式,但任何一种新的治疗措施或新的治疗方案,疗效评价是关键。肿瘤疗效评价是决定病人继续治疗或研究项目是否继续进行的依据。中医药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困扰中医学者的问题是：中医药治疗肿瘤是否有效?如何评价?虽然诸多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始终缺乏一个统一标准,辨证论治又导致干预措施变异性大,重复性差,加大了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的难度。客观评价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对于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西医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从WH0标准走到RECIST(1.0)、RECIST(1.1)经历了50余年,其评价的基础是肿瘤大小的测量,是以肿瘤杀灭为理论基础,主要顾及了细胞毒类化疗药物的疗效评价。尽管RECIST(1.1)力图客观和精准,但仍然不能表达肿瘤细胞的代谢功能状态。目前认为肿瘤是一种慢性疾病,以肿瘤大小变化评价疗效和尽量追求“无瘤”结局可能导致过度治疗,损伤机体自身对肿瘤的调控作用。对于靶向药物、免疫治疗及中医药等,肿瘤大小变化已经不能完全代表治疗是否获益。中医疗效标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沿用西医标准,但近期发展则由单一以瘤体变化为主要评价指标向综合指标的运用发展。中医药治疗肿瘤临床疗效的测评必须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导,体现中医疗效特点。中医药治疗肿瘤,长于局部病灶的稳定,带瘤生存是中医疗效特点之一,同时在诊治过程中特别注重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因此仅以瘤体缓解率评价中医疗效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医肿瘤疗效评价应借鉴现代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的方法,以高质量临床研究数据为支撑,结合专家经验,在注重生存时间、生存质量等终点指标评价的同时,有选择地将中医证候、肿瘤大小、疾病进展时间TTP(Time to Progression)、临床受益疗效(Clinical Benefit Response, CBR)等纳入到疗效评价体系中,并确定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多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医疗效标准重点应该依靠终点指标,如生存期、生存率等,以瘤体变化为主要参考指标,重视替代指标的参考价值如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TTP等,并结合CBR及生存质量等综合评价。只有根据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中医药治疗特点,采用合适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正”、“邪”两个方面的综合疗效评价,才能得出客观合理的结论,明确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美国国家补充替代医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国家顾问委员会在1995年的“替代医学研究方法论”中指出：传统／替代医学疗法的“有效性评价是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其疗效必须用人们认可的终点指标来加以证实”。肿瘤的疗效评价中,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仍然是金指标。然而生存时间是治疗结束以后发生的事情,疗效标准的研究目的是要寻找与预后相关的近期疗效指标,其改善与否提示了远期生存的可能性,以便及时调整当前的治疗方案。评价一个疗效标准的好坏,在于①是否反应了治疗目的；②是否与预后相一致。我科从1996年起在一些中西医肿瘤专家的指导下,长期进行中医综合疗效标准的研究,并获得中国中医科学院“苗圃工程”的资助,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将影响晚期胃癌的临床因素进行Cox多因素回归分析,建立晚期胃癌生存预测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医综合疗效标准模型,并与WHO标准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目的将影响晚期胃癌预后的临床因素进行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构建晚期胃癌生存预测模型及中医综合疗效标准模型,用Kaplan-Meier法判断中医综合疗效标准、WHO标准与生存期的相关性,比较两个疗效标准在中医治疗晚期胃癌中的应用价值。资料与方法1研究对象1.1纳入标准①有明确病理诊断的III-IV期胃癌患者；②原发灶和/或转移病灶须至少有一处经CT或MRI证实为可评价病灶；③中医治疗或中西医结合治疗；④疗程≥2月。1.2排除标准①合并心、肝、肾及造血系统严重疾病；②儿童、孕妇、精神病患者；③病历中疗效评价指标不完整。1.3临床资料回顾分析2002年1月-2004年1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及中日友好医院肿瘤科晚期胃癌110例,疗效评价指标由病历中获得,生存时间病历、电话随访获得,左截尾数据6例,可分析病例104例,其中男性72例,女性32例,年龄25-82岁,平均61.60±11.54,TNM分期Ⅳ期104例,单一器官转移80例(其中肝转移17例,肺转移4例,脑转移1例,其它部位转移58例),多器官转移24例,低分化腺癌49例,中分化腺癌25例,高分化腺癌5例,其它病理类型25例。2治疗方法18例患者单纯接受中医治疗,以辨证为基础,应用扶正、祛邪中药制剂静脉滴注,口服扶正、祛邪中成药及辨证论治汤药；86例患者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姑息性放化疗+前述中医治疗),化疗方案有5FU+CF,5FU+CF+DDP,5FU+DDP+Vp16, Paclitaxol+DDP,5FU+CF+OXA等。3观察指标及方法制定统一表格,观察记录患者瘤体大小、主症(包括疼痛)变化、体重、Karnofsky评分及有关化验指标。①肿瘤大小：治疗前和治疗后CTMRI复查。②主症变化、体重改变及Karnofsky评分：治疗前和治疗后各记录1次。4疗效指标及评定方法4.1瘤体大小变化①疾病控制：包括经确认的按WHO实体瘤客观疗效标准肿瘤缓解者(CR+PR)及经6周以上治疗肿瘤稳定者(SD)；②进展：经6周以上治疗出现至少有一个病灶双径乘积或单径增大25%以上,或出现新病灶,或新出现的胸腹水且细胞呈阳性(PD)。4.2与肿瘤相关的主症变化选择1-2项主要症状变化,要求与肿瘤相关,并能反映患者的主要痛苦,如原发灶引起的上腹胀痛、恶心呕吐、呕血便血等,或转移灶引起的直接症状如肝转移疼痛、黄疸,肺转移咳嗽、咯血、气喘,骨转移疼痛等。主要症状及缓解程度依患者主诉或同一医生判断,按4级分类,0级：无症状；Ⅰ级：轻度症状,能耐受；Ⅱ级：中度症状,常难以耐受；Ⅲ级：重度症状,不能耐受,需要对症治疗。①好转：主症减轻≥Ⅰ级,并维持4周以上；②稳定：介于好转与恶化之间；③恶化：主症增加≥Ⅰ级,并持续4周以上。癌痛及缓解程度依主诉按4级疼痛分级法,0级：无痛,Ⅰ级：轻度疼痛,Ⅱ级：中度疼痛,Ⅲ级：重度疼痛。①好转：疼痛减轻≥Ⅰ级或疼痛程度不变而止痛药减量；②稳定：介于好转与恶化之间；③恶化：疼痛增加≥Ⅰ级或疼痛程度不变而止痛药增量。4.3Karnofsky评分①好转：Karnofsky评分增加≥10分,并维持4周以上；②稳定：Karnofsky评分无明显变化；③恶化：Karnofsky评分减少≥10分,持续4周以上。4.4体重变化除外体腔积液、浮肿等因素引起的体重变化。①好转：体重增加>2Kg,并维持4周以上；②稳定：体重增加或减少≤2Kg；③恶化：体重减少>2Kg,持续4周以上。4.5生存时间以月为单位,从治疗日期起计算,至死亡日期,失访按最后病历记载或最后随访日期作为终点事件日期,记为右截尾数据。5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13.0软件,研究因素的筛选及晚期胃癌生存预测模型采用单因素log-rank检验及Cox多因素回归分析。WHO实体瘤疗效标准与中医综合疗效标准的相互比较采用X2检验、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log-rank检验。结果根据Cox多因素回归分析,纳入中医综合疗效标准模型的因素为瘤体大小变化、Karnofsky评分、体重变化及主症变化4项。据此建立中医综合疗效标准模型,包含4个因素,即瘤体大小变化、Karnofsky评分、体重变化及主症变化。中医综合疗效评定方法为：有效：瘤体大小变化为疾病控制(CR+PR+SD), Karnofsky评分、体重变化、主症变化3项全部稳定或在此基础上1项及1项以上好转。恶化：瘤体大小变化、Karnofsky评分、体重变化、主症变化4项,≥1项恶化。104例晚期胃癌中,中医综合疗效标准评价有效38例,恶化66例；WHO实体瘤疗效标准CRl例,PR18例,SD46例,PD39例,两种疗效标准构成比有统计学差异(X2=72.103,P=2.04E-017)。104例晚期胃癌患者用WHO实体瘤疗效标准评价,生存曲线中CR、PR、SD曲线相互交叉,提示在中医治疗及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追求CR、PR并不能较SD更好地改善预后。用中医综合疗效标准进行评价,有效及恶化的生存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72.103,P=2.04E-017)。将WHO实体瘤疗效标准评价为疾病控制(CR、PR、SD)的65例患者与中医综合疗效标准评价为有效的38例患者进行比较,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3.0±0.953(95%可信区间11.13,14.87)和16.0±0.849(95%可信区间14.34,17.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050,P=0.025)。中医综合疗效标准评价为恶化的66例患者,分别将因PD而评为恶化的39例与因Karnofsky评分、体重变化、主症变化而评为恶化的27例进行比较,中位生存期分别为5.0±0.186(95%可信区间4.64,5.37)和6.0±0.251(95%可信区间5.51,6.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6148,P=0.104),结论本文所构建的中医综合疗效标准模型,反应了中医正邪两方面的内容,①肿瘤因素(邪)：肿瘤稳定是晚期胃癌长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与肿瘤相关的主症变化是对瘤体大小变化评价的补充。②宿主因素(正)：Karnofsky评分、体重可近似地概括宿主的一般状态,近似地反应宿主的生存质量。比较中医综合疗效标准与WH0标准,显示前者与生存有更好的相关性,说明中医综合疗效标准能更好地反应晚期胃癌的预后。
朱帝文[6]2016年在《肝泡状棘球蚴病综合介入治疗的实验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探讨血管内介入治疗、射频消融治疗以及抗血管生成治疗肝泡状棘球蚴病的治疗效果。方法:Wistar大鼠复制肝泡球蚴动物模型。血管内介入治疗分为5组,模型对照组、口服组、静脉注射组、肝动脉组、门静脉组。分别观察阿苯达唑纳米微球治疗后泡球蚴组织湿重、病理学变化、HIF-1α、VEGF-A、VEGF-C、微血管密度、微淋巴管密度的变化。射频消融治疗分为两组,模型对照组及射频实验组,观察射频消融治疗后泡球蚴组织湿重、病理学变化、血清HIF-1α、血清及组织VEGF、微血管密度、微淋巴管密度的变化。抗血管生成治疗分为两组,模型对照组和肝动脉灌注贝伐单抗实验组,观察给予抗血管药物治疗后病理学变化、VEGF、微淋巴管密度、Fox P3+Treg细胞的动态变化。结果:血管介入治疗对大鼠白细胞及ALT/AST的五个分组的不同时间点的资料进行重复资料的方差分析,不同时间点的测量的白细胞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白细胞一过性升高,肝功能一过性损伤。泡球蚴组织湿重5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学改变门静脉组、肝动脉组与口服组之间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以变性、坏死为主。血管内介入治疗的两组肝脏的局部的阿苯达唑亚砜药物浓度最高,相对于血浆和泡球蚴囊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血管内介入治疗组VEGF-a/VEGF-c、HIF-1α、微血管密度、微淋巴管密度明显高于模型对照组。射频消融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测量的白细胞及肝功能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白细胞一过性升高,肝功能一过性损伤。泡球蚴湿重较前明显下降趋势(P<0.05),减重率为32.16%。病理学变化以坏死为主。血清VEGF值有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缺氧诱导因子有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泡球蚴边缘带微血管计数、及微淋巴管计数均较术前有明显下降,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实验中,药物灌注组及生理盐水灌注组,两组在试验后的转氨酶变化曲线基本一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但均有一过性的转氨酶升高。病理学观察无明显改变。抗血管生成治疗后,VEGF变化呈下降再上升曲线,术后第7天VEGF明显降低(P<0.05),术后第14天血清VEGF降至最低(P<0.05),术后第28天血清VEGF升高至对照组水平(P>0.05)。泡球蚴组织边缘带VEGF-a的检测结果与血清VEGF在体内的变化趋势一致。Fox P3+Treg细胞呈下降趋势,而微淋巴管密度无明显变化。结论:血管内介入治疗虽然对肝功能造成一过性损伤,通过检测阿苯达唑亚砜浓度、HIF1-α、VEGF、微血管密度计数、微淋巴管密度,以及病理学及超微结构观察证明了血管内介入治疗有其独特优势,具有更为优异的肝脏靶向性和泡球蚴囊的阿苯达唑亚砜浓度,治疗效果优于与口服、静脉治疗。肝泡状棘球蚴病的射频消融治疗,着重在于大鼠泡球蚴射频消融的方法的探索与建立。射频消融的热能损伤通过病理学观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缺氧诱导因子对比分析等,认为能够直接杀灭泡状棘球蚴,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抗血管生成治疗贝伐单抗肝动脉灌注后,可有效抑制局部VEGF诱导的血管生成,并使泡球蚴组织边缘区域微血管、微淋巴管的正常化,以及抑制Fox P3+Treg表达,逆转免疫耐受,从而调动机体免疫杀伤作用。
王译[7]2011年在《伽玛刀治疗小肝癌疗效的初步观察》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世界每年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为第5位高发肿瘤,在肿瘤相关性死亡中排第3位。原发性小肝癌(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rma,SHCC)是指单个癌结节最大直径不超过3cm或两个癌结节直径之和不超过3cm的肝癌,又称为亚临床肝癌或早期肝癌,临床上多无明显症状和体征,主要通过健康查体发现。目前小肝癌的治疗方式有多种,常用为手术切除,但肝部分切除后,转化性生长因子活性增加,抑制了免疫细胞的增殖,残余肿瘤往往生长迅速,文献报道5年复发率高达43. 5%。且肝癌患者大多伴有慢性肝炎、肝硬化等基础病,手术切除机会大为减少。肝移植效果较佳,但由于高费用和肝源紧张难以普及。随着肝癌放疗研究及微创技术和设备的进展,对于不能手术或者拒绝手术的患者,趋向于采取放射治疗或微创治疗(如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hepatic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瘤内注射无水乙醇或醋酸(Intratumoral injection of ethanol or acetic acid,PAI)、射频消融术(Radio frequency ablation,RFA))等治疗手段。近年来多个临床研究表明小肝癌的放疗效果堪比手术切除,而伽玛刀治疗为高度精确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加之小肝癌体积较小,放疗等剂量曲线高,CTV外剂量衰减快,剂量分布效果类似Bragg峰。即不仅能实现对靶区的叁维适形计划,而且叁维聚焦照射使得靶区剂量由外而内剂量越来越高,而靶区外周边剂量明显下降。低分割照射增加单次处方剂量,可提高放射生物学效应,降低乏氧和静止期细胞对放疗的抗拒性,是较为理想的放射治疗模式。因此伽玛刀治疗既明显减轻了正常肝实质的损伤,且高剂量照射又有效提高了肿瘤的局部控制率、生存率和生存质量,已逐渐应用于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小肝癌患者。本研究通过采用伽玛刀治疗原发性小肝癌患者,并进行定期复查及随访,以评价其治疗效果及并发症。方法:对我院2005年1月至2007年10月期间,无法行手术切除,或拒绝手术切除的原发性小肝癌22例患者采用伽玛刀治疗。1采用CT模拟定位机进行定位:在患者体表与体模、体模与治疗床处标记相对位置,减少治疗摆位误差。扫描方式:静脉注射造影剂(安射力)100ml显影,以门脉期或者动脉期连续扫描。2将定位图像传输到伽玛刀治疗计划系统(TPS工作站)。3伽玛刀治疗计划设计:采用SGS -Ⅰ型立体定向伽马射线全身治疗系统,准确勾画靶区,制定放疗计划:50% - 70%等剂量曲线包绕PTV,(36-50)Gy /(8-12)F,(4-5)Gy / F,5F / W,平均照射剂量43.5Gy。4将治疗计划传输至治疗控制系统计算机,确定治疗参数无误后开始治疗。5治疗过程中配合保肝及增强机体免疫力药物治疗。6定期复查及随访:复诊时间:治疗后1、3、6、9月和1、2、3年。复查方式:患者症状、体征、血象、肝功、腹部CT/MRI及AFP进行评价。按世界卫生组织(WHO)肿瘤近期疗效标准评定近期疗效,以3年内生存率评价远期疗效。副反应及并发症分级参照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进行评价。7用kaplan- Meier统计累积生存率。结果:从伽玛刀治疗结束之日开始计算,本组病例(22例)随访时间为3-69个月(平均35.5个月),随访率为100%。1近期疗效:治疗3个月后,CR:4例(18.18%)、PR:12例(54.55%)、NC:4例(18.18%)、PD:2例(9.09%),肿瘤治疗总有效率:72.73%(16/22)。2远期疗效:随访至2010年10月,共有8例患者死亡。中位生存期为40.0个月,1、2、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1.20%、68.7%和62.4%。3最后转归及死亡原因:放疗后1、2、3年内分别有3、2、1例死亡。死亡原因:门脉高压致消化道大出血(2/6);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2/6);肝内多发转移肝功能衰竭(1/6);肺转移大咯血(1/6)。4治疗副反应及并发症:全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治疗副反应轻微,无严重放射性肝损伤发生,患者耐受性良好。结论:1伽玛刀用于治疗原发性小肝癌的有效率及总生存率较高,为治疗肝癌提供了一种选择方式。2治疗过程安全、可行,毒副反应较小,放射反应可耐受。3伽玛刀治疗可联合其他治疗方式综合应用,从而使晚期及复发肝癌患者获益。4尚需大量临床试验以行回归分析探讨其疗效及预后因素。5伽玛刀治疗的靶区勾画、量-效关系和放疗最佳分割剂量也待进一步研究。
张莉[8]2009年在《磁感应热疗联合黄芪对大鼠Walker-256肿瘤异位效应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探讨磁感应热疗不同温度联合黄芪注射液在Walker-256肿瘤治疗中的杀伤作用;局部加热治疗诱发异位抗肿瘤效应的可行性以及荷瘤大鼠免疫功能的激发。方法通过腹腔传代的Walker-256肿瘤细胞的大鼠,获得瘤性腹水,进行实验组wistar大鼠的左右胁腹部皮下接种,形成2个瘤体。成瘤后随机分组,分为7组:荷瘤空白对照组、单热籽对照组、单磁场对照组、热疗1组(42-46℃30min)、热疗2组(50-55℃10min)、黄芪注射液联合热疗1组(42-46℃30min)、黄芪注射液联合热疗2组(50－55℃l0min)以及正常空白对照组。热疗组及黄芪联合热疗组将一侧肿瘤内植入热籽,置于交变磁场下进行加热,异侧瘤体不予处理。加热结束后观察各组两侧瘤体生长趋势变化;14天后取肿瘤组织,10%formalin固定,切片做病理学观察评估加热后肿瘤坏死情况;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肿瘤组织中PCNA表达情况。取外周血,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中CD4~+T细胞、CD8~+T细胞、及CD4/CD8。取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中INF-γ、IL-2含量。结果发现经实验处理后的黄芪联合热疗组和热疗组一侧瘤体生长受到抑制,异侧未予处理的瘤体也有明显抑制效果。组织学观察两侧瘤体均有明显肿瘤细胞坏死现象。免疫组化发现PCNA在热疗组有明显下降,且热疗2组比1组效果明显,黄芪联合热疗组效果好于单热疗组,黄芪联合热疗2组比黄芪联合热疗1组效果明显。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发现热疗组及黄芪联合热疗组的CD4~+T细胞较对照组有升高,CD8~+T细胞降低,CD4/CD8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黄芪联合热疗组效果更为明显,具有显着性差异,(p<0.01)。ELISA检测发现热疗各组INF-γ、IL-2的含量均较对照组有提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磁感应热疗联合黄芪是治疗肿瘤的一种有效途径,对肿瘤加热50-55℃,持续10min,是治疗肿瘤的有效温度。黄芪联合磁感应热疗可以诱发异位抗肿瘤效应并能激发荷瘤鼠的免疫功能。
刘妍[9]2011年在《双特异性抗肿瘤重组腺病毒对肝癌细胞及其模型动物的治疗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利用分子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基于hTERTp肿瘤特异性启动子、肿瘤特异性凋亡诱导基因Apoptin和Kozak序列,构建了重组腺病毒Ad-KVT。旨在通过体内、外抑瘤实验研究,探讨Ad-KVT的抑瘤作用和方式,并将其抑瘤效果与本课题组以往构建的Ad-VT进行比较,从而明确其作用优势和作用基础。重组腺病毒的构建过程表明,Ad-KVT能够稳定、有效的表达所携带外源基因,且具有良好的遗传稳定性。另外,在Kozak序列的驱动下,Ad-KVT中Apoptin的表达量较Ad-VT高,初步实现了本研究的初衷。在体外抑瘤实验研究过程中,我研究利用MTT染色法对Ad-KVT对HepG-2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Ad-KVT能够有效抑制HepG-2细胞的增殖,虽然其与Ad-VT抑瘤效果差别不显着,但其对HepG-2细胞的抑制速度高于Ad-VT。另外,本研究还通过AnnexinⅤ分析、DAPI染色、AO/EB染色、活性氧分析和线粒体膜电位分析等方法证实,Ad-KVT的抑瘤作用主要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实现。本研究复制了C57BL/6小鼠荷H22腹水瘤模型,并通过该模型构建了C57BL/6小鼠荷H22实体瘤模型。对模型动物体内实体肿瘤的研究结果显示,Ad-KVT与Ad-VT作用结果一致,均可有效抑制H22实体肿瘤的生长,并在一定程度内提高模型动物平均生存期。本研究为进一步探讨Apoptin基因的抑瘤作用提供了佐证,并提示Ad-KVT具有应用于肿瘤基因治疗研究和应用的潜质。
袁正[10]2008年在《功能磁共振成像评价肝癌化疗栓塞疗效的临床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及时、有效评价肿瘤治疗疗效在判断治疗是否成功和指导后续治疗方面是相当重要的。目前应用于临床的监测肿瘤治疗反应的方式较多,包括组织学检查、肿瘤标志物监测和影像学方法等。其中,组织学检查是评价的金标准,然而使用组织学评价只有当取得的标本是活性肿瘤组织时才能得到肯定性的结果,因此,即使反复出现的阴性活检结果也不能排除肿瘤残留的可能;而在评价肿瘤的治疗反应中,单独使用肿瘤标记物的临床应用价值也非常有限。各种影像学成像方法,包括多普勒超声(Doppler ultrasonography)、血管造影(angiography)、CT(computedtomography)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都可以用于评价治疗反应。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WHO标准和RECIST标准)是基于影像学上病灶治疗前后的大小变化来评价肿瘤疗效,因治疗后病灶的形态学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种形态学评价方法结果具有滞后性和欠准确性。临床工作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开发一些新的更能真实反映疗效的影像学评价方法。这些新的方法包括评价肿瘤血管和细胞的完整性,水分子的运动和肿瘤内化合物的浓度变化等。本研究运用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预测和早期评价肝癌化疗栓塞疗效。研究目的1、评价不同扩散梯度系数(b值)条件下肝癌化疗栓塞术后病灶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的图像质量,筛选肝癌化疗栓塞术后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的最佳扩散梯度系数/1)值。2、评价肝癌化疗栓塞术后病灶的DWI图像的信号特点,定量分析肿瘤内部各组织成分的ADC值,探讨ADC值鉴别肿瘤内部不同组织成分的能力。3、定量分析肝癌化疗栓塞术前、术后病灶ADC值,探讨病灶术前ADC值在预测肝癌化疗栓塞疗效中的价值和病灶术后ADC变化值早期评价肝癌化疗栓塞疗效价值。4、初步观察原发性肝癌~(31)P-MRS的特点,并初步探讨~(31)P-MRS在早期评价原发性肝癌化疗栓塞治疗疗效的临床价值。研究方法1、采用SS-SE-EPI序列、弥散系数b分别为150、350、500、800 s/mm~2对肝脏进行扩散加权成像,计算T2WI和不同b值DWI中病灶信号-噪声比(signal-noise-ratio,SNR),病灶-肝脏对比信噪比(contrast signal-noise-ratio,CNR),不同b值DWI中病灶ADC值,通过观察CT和DSA造影图像,分析病灶内部碘化油沉积、液化坏死和肿瘤残留或复发的活组织情况,定性分析在不同b值下DWI图像上区分病灶内部各种组织成分的能力。2、采用SS-SE-EPI序列、弥散系数b=0和500s/mm~2对肝脏进行扩散加权成像,计算DWI、T2WI序列中观察到的新发肿瘤病灶与周围肝组织之间的CNR,观察上腹部CT增强检查和肝脏DSA造影图像,分析病灶内部碘化油沉积情况,肿瘤血供、肿瘤染色和肿瘤坏死情况,并与DWI图像相对照,分析碘化油沉积区、肿瘤坏死区和肿瘤复发/残留区等在DWI图像上的信号特点,并测量上述区域ADC值,用ROC曲线分析(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analysis)ADC值鉴别肿瘤活性和坏死组织的价值。3、采用SS-SE-EPI序列、弥散系数b=0和500s/mm~2对肝脏进行扩散加权成像,分别于化疗栓塞术前24小时内和化疗栓塞术后24-48小时内完成DWI检查,计算病灶术前ADC值和术后%ADC值,与栓塞效果比较,用ROC曲线分析术前病灶ADC值预测肝癌化疗栓塞治疗疗效和术后%ADC值早期评价肝癌化疗栓塞治疗疗效的临床价值。4、初步观察正常肝脏组织和肝癌组织的~(31)P-MRS主要特点,比较肝癌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的代谢物变化情况;定量分析原发性肝细胞肝癌化疗栓塞治疗前后~(31)P-MRS中各化合物变化情况;同时,通过与这些病例的临床随访结果对照,初步评价~(31)P-MRS在早期评价肿瘤疗效中的价值。研究结果1、化疗栓塞后病灶在T2WI、DWI_(150)、DWI_(350)、DWI_(500)和DWI_(800)的SNR分别为:(69.81±18.99)、(59.33±32.66)、(59.23±32.94)、(54.25±19.71)和(39.43±1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43,P=0.0024＜0.05);病灶.肝脏CNR分别为:(19.11±11.33)、(17.69±9.20)、(21.38±10.10)、(19.90±13.75)和(13.24±11.02),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F=1.70,P=0.1556＞0.05);b=150,350,500和800s/mm~2的ADC图中测得病灶ADC值分别为:(2.35±0.80)×10~(-3)mm~2/s、(1.95±0.59)×10~(-3)mm~2/s、(1.78±0.44)×10~(-3)mm~2/s和(1.54±0.37)×10~(-3)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1.96,P=0.0001＜0.05)。使用b=500和800s/mm~2的DWI图像能有效区分肿瘤内部坏死和活性肿瘤组织。2、新发病灶在DWI图像中的CNR为46.36±19.49,在T2WI图像上的CNR为33.24±17.26,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00,P=0.025＜0.05);在DWI图像上,肿瘤坏死组织呈低信号,肿瘤活性组织呈高信号,而碘油沉积区呈低、等或稍高信号。DWI和ADC值能有效区分肿瘤内的坏死组织和活组织,用ROC曲线分析,以ADC值为1.84×10~(-3)mm~2/s为域值,诊断坏死组织的敏感度为92.3%,特异度为100%。3、栓塞良好组术前病灶ADC值中位数为1.278×10~(-3)mm~2/s(范围:0.989×10~(-3)mm~2/s～1.768×10~(-3)mm~2/s);栓塞不良组中位数为1.687×10~(-3)mm~2/s(范围:1.24×10~(-3)mm~2/s～2.20×10~(-3)mm~2/s)(P＜0.05)。用ROC曲线分析,以ADC值为1.618×10~(-3)mm~2/s为预测栓塞不良域值,敏感度为96%,特异度为77.8%;栓塞良好组治疗前后病灶%ADC值中位数为32.63%(范围:11.15%～182.16%),栓塞不良组%ADC中位数为5.24%(范围:-11.06%～15.50%)(P＜0.05);用ROC曲线分析,以%ADC值为16.21%为预测栓塞效果良好域值,敏感度为72%,特异度为100%。非治疗叶段肝实质ADC值(t=0.174,P=0.862)和脾脏治疗前后ADC值(t=1.964,P=0.052)变化无统计学意义。4、在原发性肝癌中,磷酸单酯(PME)水平中位数为2.98×10~7(范围:0.846×10~7～102.5×10~7),高于正常肝实质中PME水平(中位数:1.81×10~7;范围:0.734×10~7～2.38×10~7):HCC中磷酸二酯(PDE)水平中位数为1.94×10~7(范围:0.384×10~7～5.24×10~7),低于正常肝实质(中位数:3.39×10~7;范围:0.661×10~7～3.55×10~7);治疗后PME水平(中位数:1.38×10~7;范围:0.665×10~7～6.21×10~7)低于治疗前(中位数:2.98×10~7;范围:0.846×10~7～102.5×10~7)(P＜0.05)。临床随访发现治疗有效病灶,其~(31)P-MRS中,PME/NPT(P＜0.01)和PDE/NPT(P＜0.01)比值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均下降;而临床随访中疗效归为治疗无效的病灶,治疗后24-48h内与治疗前相比,PME/NPT比值下降(P＜0.05),而PDE/NPT比值轻度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在肝癌化疗栓塞后DWI中,选择合适的扩散梯度系数能够得到较佳的信号对比,同时也能较准确地区分坏死组织和活性肿瘤。2、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能敏感检出肝癌化疗栓塞术后病人肝内新发肿瘤,ADC值能有效区分肿瘤内部坏死和活性肿瘤成分,可用于肝癌化疗栓塞术后病人的临床随访。3、肝癌化疗栓塞术前病灶ADC值能预测栓塞效果,化疗栓塞治疗后癌灶ADC值有不同程度上升并能反应癌灶的栓塞效果,对指导临床治疗方式的选择和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有一定意义。4、在原发性肝癌化疗栓塞术前和术后48h内~(31)P-MRS中PME/NPT和PDE/NPT的比值变化对早期评价疗效和后续治疗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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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功能磁共振成像评价肝癌化疗栓塞疗效的临床研究[D]. 袁正. 第二军医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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