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思考[*]--21世纪社会主义国际研讨会综述_恩格斯论文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思考[＊]——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10月16日至10月18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30多篇，与会学者40余人，分别来自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等。美国加州大学的约翰·罗默为大会寄来了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的未来》。研讨会主要有三个议题：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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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与会学者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郭庆仕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认为，恩格斯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独立地为建立唯物史观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略早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促成《资本论》的问世所做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连贯的、系统的、完整的阐述任务也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还为实践、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着独特的贡献。

关于国家问题。首先，李会滨教授（华中师大）指出，恩格斯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并且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职能有了扩展和加强，但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次，在谈到国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时，恩格斯提出了“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的命题。梅荣政教授（武汉大学）认为，恩格斯的这一命题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理论基础。再次，恩格斯关于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李其庆副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认为，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问题。无产阶级政党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夺取政权。用什么方式取得政权，这是一个斗争策略问题。靳辉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恩格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经验，果断而明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政策，即“和平斗争”的策略。恩格斯这一新的策略思想，一方面主张凡是有条件利用合法斗争达到目的就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避免无谓的牺牲，另一方面又反对把和平的合法斗争的策略绝对化。

关于东方社会理论。马恩在考虑未来社会主义将在哪里突破的问题时，早先把着眼点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从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了解俄国等东方国家，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共同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徐觉哉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之所以能跨越“卡夫丁峡谷”，一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二是东方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俞良早教授（湖北大学）认为，恩格斯预测未来的革命路线和步骤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和东方其它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恩格斯看来，以上各步骤之间是依次递进、没有间隔的关系。并且，东方缩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实现社会主义，依赖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激起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依赖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反过来促进东方的革命。赵曜教授（中共中央党校）进一步指出，东方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一是保留和利用农村公社（公共所有制）。二是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荣长海教授（天津师大）认为，这一问题历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回避，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允许对此作出科学的结论。晚年的恩格斯仍然坚持这一原则，但在一些场合，对这一问题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例如，关于社会诸要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政治、历史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李兴耕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认为恩格斯的论述包含了9 个方面，即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生产目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生活方式、重要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前景等；郭庆仕等认为，恩格斯虽然谈到了未来社会的这些特征，但晚年他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不断改革的社会”。

靳辉明认为，恩格斯首次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不断改革的社会”的论断，是他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他仔细考察了以往社会形态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东方国家发展的特殊性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在此思想指导下，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凝固不变的教条主义的观点。赵明义教授（山东大学）将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概括为“矛盾要求改革——改革引起变化——变化促成发展”的公式。这一公式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研讨会上，德国学者马丁·洪特认为对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和著作都要做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今天纪念恩格斯，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新的起点，在于借助（完整的）恩格斯超越恩格斯。当然这样做是以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严肃性”，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和以不是把这种做法理解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背叛”为前提的。我们不应该宣布恩格斯为不受时代限制的所谓“经典作家”，不要掩盖他的历史根基，不要抹煞他的才智的主观性。唯有如此，批判地以他为出发点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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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薛汉伟教授（北京大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历了三次危机才逐步萌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苏共20大以后的波匈事件。从1956年以来，我们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中的一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次危机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我们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转变；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成长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次危机是80年代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面对苏东剧变的深刻危机，我们认识到，是否对苏联模式实行革命性的变革，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此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重大发展。其中，1992年十四大进一步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重要的新概括。中国之所以能在这场社会主义的发展性危机中找到一条成功之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的大党。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包心鉴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从继承方面看，第一，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恩共同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所力求回答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主题。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遵循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发展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的基本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综合国力论。概括起来，正如赵曜所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新课题，并为跨越“卡夫丁峡谷”，为解决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为社会主义重振雄风，再造辉煌，开辟了一条希望和成功之路。

关于“中国特色”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中国特色”到底是指什么？对此，蔡金发教授（福建省委党校）作出了自己的分析。第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打破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社会主义。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事实上还存在着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和带有剥削现象的社会主义。第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许耀桐教授（华中师大）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主体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居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和居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并存。这种主体与非主体的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10个方面，比如，大机器生产和其他技术层次并存的生产力结构等。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表现。薛汉伟认为，它至少有三个特点：以农村改革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以对外开放带动改革，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改革由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靳辉明指出，恩格斯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时，强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私有制。扬弃的意思是利用私有制中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和舍弃其剥削、利己主义等等负面的东西。不能笼统地说私有制不是好东西，私有制本身是一种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如果它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是坏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可以有私有制的成分，资本主义可以有公有制的成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二者之中谁占主导地位。胡文建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认为，社会主义不只是同固定结构（公有制、国家集中计划化、工人阶级领导权）相联系的，它还是同自由等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其最概括的本质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真正解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是人类的解放，人类的自由。包心鉴指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理论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根本观点，而且把社会主义现实任务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有论者指出，公有制虽然在这里没有从字面上出现，但它却内在地包含于“共同富裕”这一思想中。

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问题。有学者指出，在经典作家那里，市场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马克思认为，市场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的，只有消灭市场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等认为，市场可以和社会主义并存，他提倡市场社会主义。俄罗斯学者鲍里斯·斯拉温（《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指出，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交换和分配的一般文明机制。它可以为数万“上层人物”的利益服务，也可以用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则认为市场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市场是一种最坏的解决办法。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市场的局限。市场可以破坏共产党创造的良好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随着自己在经济上的发展，也必然会要求政治地位，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会在工人、劳动人民中蔓延。这势必威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在这一问题上，与会的中国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市场这一经济手段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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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已经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具备了主客观条件？在苏东剧变后，反思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社会主义原罪说”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与会学者对此作了具体分析并批驳了这种观念。侯经体教授（华南师大）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是基本具备的，但充分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必要条件”主要指社会化大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等。“充分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等。只要对这些国家的历史稍作回顾，并不难了解，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不是完全具备的，也不是完全不具备的。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具备条件的观点有悖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20世纪社会主义所建树的光辉业绩表明它不是一场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革命。有学者还联系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就历史合理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和条件是西方先于东方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西方社会主义国家为东方人民树立榜样和提供支持。可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东方人民没有得到这样的前提和条件。我们这样考虑问题，不在于论证东方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合理性，而在于使我们分清自己的不足与长处，以便我们在实践中自觉地扬长避短，创造性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于苏东社会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有学者指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这种问题表现为，长期以来，“左”倾教条主义导致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失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时刻，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蜕变。还有学者认为，造成前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科技革命的发展，企业领导既无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和主动精神，也无及时把已有的新技术用于生产的自主权。布兹加林认为，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苏共内部的自我破坏，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二是过低估计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影响。鲍里斯·斯拉温认为，前苏联垮台的主要主观原因是官僚主义造成了党和人民的分裂；主要客观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

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徐崇温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规律归结为八条：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时代特征，本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把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超越生产社会化过程严格区别开来；建设社会主义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变革的社会，并把改革各种具体制度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并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要解除把计划和市场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观念的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社会全面进步的方针，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姜琦教授（华东师大）从对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思考中得出三个结论：经济转轨并非一定要否定政治制度才能实现；转向市场经济并非一定要从全面私有化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并非不要国家宏观调控。

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也作了展望，一致认为，在21世纪，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与会学者批驳了“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两种论调。胡文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的价值观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决不能解决人类解放这一命题。只要人类解放这个命题存在着，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想还是作为运动就将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形态），即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就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态）。徐觉哉认为，当今两种社会制度出现超同现象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而且从现实的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可能与社会主义共处相当一段时期。但表面上的相似性并非实质上的同一性。这只是一种“社会趋同现象”，它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和生活的社会化已得到空前的发展，这些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

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类型和一般特征。杨双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改革开放，它以中国等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代表。另一类以欧洲多数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为代表，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自治、集体主义等。第三类以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为代表，强调自由、公正、互助。第四类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各种民族社会主义为代表，强调发展经济、强调民主与自由。他还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将更加多样化。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工人运动思潮、民族解放运动思潮、反法西斯思潮、平民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以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料都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爱国等思想将受到广泛张扬，而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将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追求。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还就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许征帆等）、恩格斯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奚广庆等）、20世纪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聂运麟等）、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胡文建等）等展开了讨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学者们，包括国外学者，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对人类做出贡献。

[＊] 收稿日期：199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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