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历史哲学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易传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诸子百家中，《易传》的历史哲学思想，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一般特征，同时又代表了儒家中的一个学派。以下仅从三点试论之。
一、人类史和自然史是一个整体
《周易》哲学中的“易”，有如道家哲学中的“道”。道的词义本为道路，但老子将其提升为标示宇宙本体的最高范畴。同样，“易”的本义为变化，但在《易传》中，当其作为哲学范畴使用时，就相当于“道”，而代表宇宙的本体。“易”和“道”都侧重表示宇宙是一个过程，而道强调这一过程的规律性，易则突出这一过程的整体连续性、变化的多样性、多种可能性和可选择性。《系辞上》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生生之谓易。”“易”即指苍莽无垠的自然界，而易作者所理解的自然界不是上下铺排罗列静立的万物总和，而是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大化流行，故称“易”。
《易传》认为，作为宇宙大化流行的易，由太极发端，历经两仪、四象、八封，终于生出天地万物，形成滔滔大化。这样的宇宙图景显示《易传》作者将世界主要看作是一个时间的延续过程。《丰·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地日月都顺从时间的流变而盈虚消长，人事和鬼神就更是如此了。所谓“鬼神”系指气的盈缩屈伸。《随·彖》又说：“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一切事物都在时间的推动下改变着自己，因此顺随时间的规律，学会在大化之流中沉浮出没，就成为一切成败的关键。故“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剥·彖》）天行，即大化流行，也就是“易”。而“消息盈虚”，即宇宙之时间过程。《易传》主张，“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偏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天地万物的宇宙观，决定了《易传》将人类的历史和万物的生化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时间的本性是一维和绵延。一维意谓时间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时间的进行只有纵向的延续，而没有横向跨度，只有先后之别，而不可能在横向上分割。所以人类与万物，主体与客体在时间上不可能分出彼此、物我。因为主客、物我的相互性现实性对立，只能是空间共时性的对立，而不是分别其先后。由于时间一维而不可分割，时间只能共享，只能一起消受。因而侧重从时间的角度观察时，就会偏向于思考宇宙的共同性、统一性，产生天人一体，物我相合的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千古绝唱正是这种哲学心境的艺术表现。相反，空间的本性是广延和并列。只有分解和比排方显出空间的存在。因此，若主要从空间的角度审视事物，就会偏向于思考差异和对立。由于空间三维，而人与万物又必须各自独占一定空间方能存在，故空间可以分割而且必须分割。就这一点而言，空间与时间的不同在于，时间只能共享，不能分享；空间则只能分享，难于共享。因而事物的时间性倾向于合一，事物的空间性倾向于排斥。
虽然人与万物既离不开时间，也不能脱离空间，但是由于观察的角度和侧重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思考偏向。《易传》主张“天下随时”，所以总是将人类的历史与万物的生化当作一整体来加以研究。既然人与万物只能生存于同一时间之中，受同一时间左右，那么人类的历史和万物的演进就不可分割，并服从统一规律。《乾·彖》说：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元”为天德大始，万物的发生就从这里发端，并受天德的推动。“首”训“终”。乾元经过一番蕴化、演进，终于生成万物，创造出人类，并建立起国家。这就表明，人是宇宙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史是自然史的延续，是自然史的一部分。
《序卦》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序卦》就《易经》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发表见解，认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皆是对天地衍生万物和人类历史的逻辑阐释。乾坤二卦代表天地，是有形万物生始之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可见，人类是在万物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而屯、蒙、需三卦所表现的正是万物初始的若干情况。自讼卦或其前，则出现了人类的活动，以至发展出“礼”。在《易传》看来，由于人事与万物同在蓝天下，受同一时间之流的支配，故尔相应互动，休戚与共。
依《易传》，人有意志，物有情趋，就本性而言，无论人与物，皆以“太和”、“恒久”为所求。而且在人与万物之间，有气相通。因此人类的活动会直接感应万物。“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序卦》）归，犹与也。人类行为有道，万物则受人吸引而亲附、相与于人，与人同化。《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众人顺从圣人而作，不仅会生产出丰盛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而且会促进万物一起繁荣，造出“大有”的局面。“大有”不仅指人的富有，还包括万物的昌隆。《易传》认为，万物与人都是有生命的存生。《系辞下》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所谓“男女”，在这里即阴阳的另一种说法。之所以用“男女”而不用阴阳，是强调万物和人一样，也由两性相合而生，都应视作生命。所谓“万物”，包括人在内。人同万物都为天地所化育，以天地为父母，故万物与人亲如同胞，性如同类。产生这一观点的原因除了推己及物的思维之外，就是古人看到人和万物在时间之流中都有自己的“终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系辞下》）“始终”是生命的基本特点之一。万物与人共享时间而有终始，也就应当同样是有生命的存在。因此，《易传》所理解的宇宙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广义生命的历史，是生命的演化史。人与万物同样作为生命的存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的历史包含在宇宙生命史之中，服从宇宙生命史的根本规律，与生态环境的历史是一个整体。
或许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人类唯有当其在观念上与外部自然界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时，人才成为人。由是认为，《易传》关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融的观念是一种原始的，甚至野蛮的观念。这种看法实际是不正确的。
动物行为学表明，动物，尤其是高级动物已经在观念上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而且能够利用智能应对外部的变化，甚至制造简单的工具，养育自己所需要的食物。猿类动物还有撒谎欺骗行为，等等，所以，当人类将主客分离的意识以概念形式表达出来时，其实并没有离开动物很远。以空间思维为主导（不是全部）的西方民族沿着主客分离的方向一直朝前走，创造了无数能力巨大的工具来实现和扩大人同自然的距离，显示了人的非凡力量和对动物的超越。但是，以时间思维为主导（不是全部）的中华民族，则在创建了古代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之后，回过头来发现了人与万物的亲缘、共享和相依相须的关系，单就哲学理念上说，这是对人与外物关系的更高一层的认识。这种追求人与万物共同繁荣的见解则更为深刻和全面，而且还有伟大的超前性和现代启示意义。
那种视主客分离、人与自然对立为人类成熟唯一标准，而视主客合一，人与自然共荣之观念为原始野蛮的看法，其错误不仅在于不知道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同一性的重要性、必要性，而且在于他们在理论上不自觉地将空间思维作为人类的唯一思考方式，不了解在空间思维之外，还有时间思维，而时间思维对于认识宇宙与人类自身，对于处理人与人，人与外物的关系，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空间思维和时间思维是人类的两种基本思维，任何只取其一，不取其二，或重此轻彼的态度都是片面的，有害的。
二、“新”和“善”是历史的目标
人类历史与大化流行融为一体，但不等于说人类活动与万物的生化相等同。《易传》将宇宙划分为天、地、人三大领域，提出三才之道。认为人类历史和天地万物都循顺阴阳之道，但阴阳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因而这些领域又有本质的差别。它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阴阳是时间的体现，阴阳的消长变通是时间的本质内涵。“时乘六龙以御天。”（《乾·彖》）故阴阳为天之道。“天下随时，”意谓一切都受命于天，在时间中生化，故一切都逃离不了阴阳。刚柔的本质是阴阳，但又不同于阴阳，而仅限于大地上的品物。刚主强、坚、劲、硬，主不屈不挠；柔主顺、和、安、弱，主软韧不折。仁义则是刚柔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高亨：“仁以爱人，主于柔。义以制事，立于刚。”（《周易大传今注》卷六）仁与义作为人之道表明，人类历史对大化流行既有统一性，又有特殊性。
仁义既然原于阴阳，那么社会人事就应当从时间的即阴阳变易的角度加以考察。《易传》认为，在阴阳的推动下，人类史表现为一个逐级演进的发展过程。《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礼的本质是仁。“礼义有所错”，即仁义之道得到贯彻执行。《序卦》的这段论述有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阴阳是一种关系，以阴阳为本则必定以关系为本。《易传》正是从关系入手来揭示历史的演变。天地是最大的阴阳，阴阳在人体现为男女，人类的社会关系即由此开始。因此男女关系成为历史的发端。历史的演变就是男女关系的演变，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
第二，认为历史是社会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由浑融到清晰的上升过程。天地关系是阴阳发展的第一步，其内容最为笼统厚朴。由天地，经万物到“有男女”，可以理解为开始了人类的群婚时代。“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白虎通·号》）覆前不覆后，即知蔽前遮羞而未知蔽后御寒。此时之人际关系虽属原始，但遮羞已有了属于人的两性意识和男女之礼别，较之一般的“阴阳”关系则已是丰富得多。由“男女”到“夫妇”，则标志出现了稳定的夫妻关系，于是明确了父子关系。这样才出现了由父母子女组建的家庭。原来母系氏族的大家庭分割成许多相对分散的小家庭，社会管理复杂化，于是产生了君臣和上下关系，社会演变成一个复杂的机体。为维持这一机体的正常运作，各种礼义规范、典章制度就应运而生了。由原始的两性关系，终于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这一过程本质上是阴阳关系自我丰富自我跃升的过程。
第三，立“夫妇”为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都由夫妇关系所派生。为维护等级社会的和谐稳定所制定的全部礼义，则以夫妇之道为核心。故“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荀子也赞成此一观点：“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这表明，《易传》十分重视人自身的生产：夫妇之道是哺养和教育后代，令后代健康成长的保障。《易传》重视人的生产，不是为了膨胀民族种族，不是为了扩张领土，加强王权，而是出自对天道的崇敬与信仰，出自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天道即阴阳，而生命是阴阳的本质。“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因此，维护生命应当成为一切社会历史行为的最高准则。
以时间和生命运动的观点看历史，与以空间和物理运动的观点看历史会形成不同的倾向。由于物理运动主要表现为空间的变化而没有真正的新质发生，所以依后者会对复杂的历史进行条块分割，视历史为枯躁的重复和罗列。《系辞下》说：“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可见时间的延续是潜隐、变易和更新，其结果是创造。而生命的特性正在于更新和创造，故生命主要是在时间中进行，时间也主要通过具有生命特性的变易以显示自身。所以依时间和生命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会看重历史的进步与变革，将历史视作一个前后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演变过程。
《易传》正是这样，它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大畜·彖》）“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日新，这是《易传》对天行和人类历史的理解。代表历史进程的六十四卦序列，其每一卦都是前一卦的应时创新。而日新的依据在于“生”。“生”决不意味原有生命的重复性接续；“生”的本质是发明和创造，是赋有新质内容的事物的出现。唐孔颖达论易道曰：“日月更新，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周易正义·序》）可见，求新和创造是《周易》作者的热切企盼，在他们看来也是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规律。
《易传》认为，尽管人类生活纷繁多变，但历史的根本规律和总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它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涂通途。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同一何在？阴阳也。日为阳，月为阴；寒为阴，暑为阳。阴阳作为宇宙之道，其最基本最直接的显现即由日月往来，寒暑相推形成的昼夜四时。可见阴阳是时间的基本法则，因而也是历史的基本法则，因为历史是一个时间过程。在人类艰难曲折的行程中，无论高举何种学说，无论行走什么道路，最终都要受阴阳之道的统摄。
阴阳作为历史的根本规律，不仅使历史向高处攀升，而且使历史永远朝着善的方向前进。《系辞上》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阴阳的本性既为仁，又为智。因为阴阳是生命之根，创造之源。生生和新新都是阴阳作用的结果，阴阳不息，创生不止。阴阳作为历史背后而支配历史的“道”，它“无为而无以为”（《老子》第38章），故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阴阳法则，百姓、君子和圣人联手可以创造无数有益于人和一切生命的人间奇迹，故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盛德大业至矣哉”。可见，人类历史在阴阳的驱动下，以善为最终的目的。
三、人与生命是历史的主体
大化流行是生命的流行，历史是人的生命的历史，所以人、人的生命是历史的中心。
《易传》认为，人从本性上说与天道即历史法则是一致的。因为人为阴阳所造，故人受制于阴阳，以重生为德，以爱生为性，所以人性本善，与天道合一。《革·彖》《兑·彖》两次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命题，将“顺天”与“应人”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人的发展方向与天道的运行是相符合的。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易传》提出，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代表“人”的。唯有“民众”和代表民众的“圣人”“君子”的意志才是人性的体现。《同人》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彖》说：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志。”
“同人”言“能明大同之义”，“尽大同之道”（《程氏易传》），而与广大民众亲和志同。同人卦
下离上乾，就卦象言，一柔对五刚，六二主事而居下卦中位，与上乾相应，故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此卦象象征君子与人亲和而将民众联合起来。民众统一意志，团结一道，则能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大的事功。此种举动为“乾行也”。乾行即天行，“应乎乾”即顺乎天，判定民众的联合与民众的奋进行为是合于天道的。《离》为文明，《乾》为刚健。六二与九五刚柔相应，象征君子顺天而行正道，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而君子之正正是在于他理解和同情民众，表达了民众的意志和愿望，因而能够将民众会聚一起，去创造历史的伟业。故曰“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易传》对革卦的解释也明确地肯定了民众的历史地位。《革·彖》曰：
“‘已曰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
下离上兑，离为文明，兑为和悦。卦辞和卦象表示，此次革命正大光明，时机成熟，受到民众拥护和信任，因而取得了胜利。《易传》将社会革命与天地变革作类比，以此说明革命的规律和重大意义。“天地革而四时成”，这句话意义深远，值得仔细体会。“无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豫·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彖》）天地旋运，形成四时。四时是阴阳最重要最直接的体现。故《易传》将四时与天道联系起来。“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象》）四时交替是最大的变通，万物的化育全赖四时推动。可见，四时是天道大理的贯通者推展者，是天地大德的执行者体现者。没有四时，就没有生生，没有天道。《易传》以“四时成”比喻“汤武革命”，足可说明其对正当革命是多么的看重。
《易传》对革命的看法，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1.社会的革命犹如四时相续，是合于天道的，是天道运行的必然产物。
2.革命的目的应当像四时生养万物那样，促进人与万物共同繁荣昌盛。
3.革命有一定之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恪守中道，无过与不及，方会创造预期的美好结局。
4.革命的方式，其前后之间的关系，应以四时交替为参照。革命要像生命的新陈代谢，既有中断性，而更重要的是连续性。在变易中，突出继承和发展。
5.四时是有节律的。“终则有始，天行也。”（《蛊·彖》）似乎预示革命也有周期性。《易传》以四时比照革命，是以阴阳理论总结历史，说明革命的必要性和规律性。
《易传》的上述主张，不仅充满了对芸芸众生的感情，更多的是出于冷静而深刻的哲学理性。在它看来，无论社会关系发展到多么错综复杂，无论科学技术创造出多少令人眼花缭乱的诱人之物，无论有多少主义在那里抢占人的耳目，一切行为和理论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与天地万物的生命为是非好坏的唯一标准。维护和爱惜生命应当成为最本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一阴一阳之谓道”所决定。而此道为“百姓日用”，故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由此产生的民众的要求，必定是道的体现。
可见，《易传》在研究历史时，不是从少数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他们得出以民为本的结论，也不是由于站在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立场。他们以天道生生的观点来评判一切，把大化流行看作是生命的流行，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观察人类历史时，必定以民众为历史的主体，因为民众是社会生命的主体。正是因此，《易传》作者既表现出鲜明的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类会随天地四时生生不息，同时又带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原因在于有权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人有可能背离天道，而使生灵遭受涂炭。
《易传》认为，推动社会正常运转的杠杆是道德，道德是人的本质，道德的确立是排除隐忧，使人类和万物繁盛的决定因素。《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传》举出了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等九卦，认为这九种道德规范是防止出现社会溃决，维系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故朱熹注：“此章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周易本义》）
《易传》以道德为历史兴衰的决定因素，以对生养人与万物的态度作为道德的核心。这种作法的依据在于将天地人看作和谐的整体，并立足于这一整体，将宇宙视为以生命为本质内容的大化过程，并立足于这一过程。而唯有抑恶扬善的道德原则最有利于生命的延续，同时对于社会整体说来，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人能自觉自愿地主动积极地为维护社会整体而行动。为此，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提高他们的，特别是社会上层的道德。所以，《易传》的上述观点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生命道德决定论。
基于此，《易传》对人的划分，和《易经》一样，着重点不在属于哪一社会等级或从事何种职业，而是在于以何种态度对待个人与整体（包括他人他物）的关系。就是说，划分的标准既不在政治，也不在经济，更不在家庭血统，而是在道德水平的高低。具体道来，就是将人划分为君子小人。圣人贤人则是君子中的杰出者。在这一问题上，《易传》沿袭了儒家的做法。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利之辨是儒家划分君子小人的根本界线。“义”代表公利即整体的利益，“利”指个人的私利。“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彖》）君子要了解并努力实践天下人的心愿，此乃义的境界。“君子以惩忿窒欲。”（《损·彖》）“欲”指不合于义的私欲，君子定要杜塞。可见《易传》和儒家划分君子小人所依据的是普遍性道德。
过去很长时间里形成一种权威观念，判定道德永远从属于阶级关系或经济关系，而没有独立存在的内在支撑，没有其他的根源。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表明，一些实行群体生活的动物在觅食、繁育后代和抗御灾害的活动中，它们的行为常具有明显的道德倾向。如对集体协作的责任心，帮助其他成员脱离危险，甚至为维护集体或后代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等等。由此可以推认，人类的道德观念在文明产生之前已经萌芽于原始的种群生活之中。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其特点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得以确立。道德的物质基础在于客观上存在着个人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三重关系决定着道德的本质内容。尽管阶级关系、经济关系在全部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时甚至发挥支配作用。但上述三重关系决不是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的派生物和附属物。它们的范围要大得多，内涵要深刻得多，而且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永恒性。因此，由它们所决定的一般性道德也必定具有丰富的伟大的内容，具有独立和永恒的价值。强调阶级关系、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在理论上就会看轻甚至忽略普遍道德和永恒道德的内涵与价值，而着重于道德的相对性和变易性，从而将道德当作政治和经济的附属品，将其丧失了调节社会的独立功能。
《易传》推崇天人合人，立足人类万物，因而关注普遍性道德，充分重视人格精神力量的社会作用。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也将某些仅在当时通行的具有等级偏见的道德视为普遍永恒的道德，但他们更多的地揭示了人类一般道德的内涵与价值，对道德调节和推动社会的独立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这里面有许多深刻思想有待吸取。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扩大与加强，人类的社会生活，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日益趋向一体化，人类的共同利益愈益突出，人类普遍性道德的作用与价值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只要我们不陷入道德决定论，利用君子小人概念来对世人进行道德教育，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道德成长，也会越来越显示出必要性和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