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马克思”——2009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维度论文,德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1）04－0004－08
目前在德国，既有左翼马克思主义精神领袖，如阿本德罗特、柯夫勒等人的思想遗产；又有新老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费彻尔、施泰格瓦尔德、霍尔茨、迈彻尔、豪克、阿尔特法特、比朔夫、泽普曼等人的孜孜以求，以及马克思学家，如诺伊豪斯、福尔格拉夫、海克尔等人的不懈努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故乡的德国，在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2009年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
我们知道，“阅读《资本论》活动”是2008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象征性事件之一。[1](P83)在2009年，这项活动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拓展。在“马克思－秋季学校”① 主办的系列活动中，“阅读《资本论》”不仅被纳入阅读计划，而且贯彻了既定的阅读方针，这项活动被实实在在地加以推进。由此，马克思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讨论。譬如：在“欢迎马克思归来？”这一讲座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莱纳尔（Sabine Reiner）强调，在去年讨论了“资本论”手稿的“直接再生产过程”之后，今年需要讨论资本的循环过程，因此，应该将由MEGA[2]摘录片段补充的《资本论》第2卷纳入阅读计划。② 在“为什么要阅读《资本论》”这一讲座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安妮（Anne）指出，在现实社会主义终结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马克思理论也变得灰头土脸。不过，今天也出现了服务于社会现实批判的“马克思复兴”。当然，通往马克思之路刚开始常常是困难的，因此，“重新理解马克思”总是需要深入到原始文本之中。那么，应该在何处、如何，以及和谁一起阅读《资本论》呢？安妮回答说，事实上，自2006年10月以来，卢森堡基金会就提出了阅读方针，即为了使参与者能够以自己的语言描述被阅读文本的某些段落或尝试着做深入研究，参与者需要做一些准备性工作，但并不要求他们拥有关于《资本论》的丰富的知识；遵循阅读方针的报告人，并不给出关于《资本论》的普遍有效的阐释方式，毋宁说，参与者“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2]
令人欣喜的是，在题为“通过直接的、公平的交换实现解放的梦想：简单再生产批判”的报告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埃尔贝（Ingo Elbe）指出，不仅早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且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计算机支持的现实劳动时间标志模式[3]也产生出了“没有货币、没有利息、没有资本、没有商品交换的”浪漫主义理想；但是，马克思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无法给出无危机经济的社会基础。因为货币、信贷与危机属于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主张自由生产者没有货币、没有利息的经济秩序的乌托邦，应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错误理解负责。[4]
在“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的讲座中，埃尔贝说，自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研究的复兴引发了重新出版马克思读物的热潮。近几年来，MEGA[2]出版了一系列新的卷次，以及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引起了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关注。③“马克思主义大会”有着广泛的主题选择，不仅适合于专家，而且适合于想参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讨论的所有人。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德国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大学生联合会”（Die Linke.SDS）试图通过《资本论》的阅读圈子立即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进大学中；并借助于世界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压力，使得诸如“马克思回到了大学校园”这样的口号不仅出现在资产阶级的媒体中，而且似乎推动了一波“马克思热”。
下面是德国的学界同仁通过对德国85所国立大学与同级别的高校2008夏季学期、2008/2009冬季学期的讲座目录和研究计划中涉及“Marx”的词条进行检索的结果。④ 通过检索得知，德国85所高校中的21所大学在这两个学期共主办了60场出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为题的学术活动。⑤ 根据讲座主题可以看出，大多数活动涉及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宏观研究，如：“重新上膛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为了什么？对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的重新考察”，“与马克思一起做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马克思在21世纪”，等等；二是专题研究，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黑格尔、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马克思的政治学”，“马克思的法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视阈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权利”，“马克思社会学的现实意义”，“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的遗产：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等等；三是文本研究，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等等。
不过，该报告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是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量的陈述，而根本未谈到“研究的质”。况且，在直接讨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班中，如马尔堡大学与当时的卡尔·马克思大学的活动预告中甚至没有“马克思”条目。“就此而言，（该报告）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完整性。大约15个讲座的目录没有显示出来，因为技术难题或者密码保护而无法查阅……我们认为，‘阅读马克思活动’应该受到欢迎，并且在大学里确定批判的科学的目标是非常必要的。”[4](S.102)
二、“马克思思想的复兴”
2009年，德国学者纷纷谈论“马克思思想在科学中的复兴”，用社会学家布德（Heinz Bude）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一次获得了生命力。[5](S.210)在这里，德国学者不仅要重新阐释马克思，而且细分了不同涵义的“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生态资本主义”是如何可能的。譬如：在从科学理论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过程中，德国学者林德纳（Urs Lindner）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开创性的”，认为它意味着与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社会理论转向”（sozialtheoretische Wende）。[5](S.210)这一转向“虽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并且是形式化的，但在方法论上却突出了历史动力学性质。因而，这个研究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数据分析过程，理解为对事物‘内部联系’的追寻，目的是为了能够对三个阐释模型做出贡献，即功能性阐释模型（哪些功能满足X？）、系谱学阐释模型（如何实现X？）、机制性阐释模型（哪些结构过程显示X？）”。[5](S.210)
埃尔贝则细分了三种不同涵义的“马克思主义”，即：（1）最终确立于1878年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它的“立足点”似乎是《反杜林论》，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本是“恩格斯主义”（Engelsismus），其基本特征是：本体论的－决定论趋向（作为一般世界观的科学社会理论与作为其结果的“唯科学主义”）；通过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及对资产阶级国家批判而模式化——简单地、经验地反映社会现象，并试图揭示存在于形式的假象背后的阶级关系。（2）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18年的工人运动危机，形成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这个思潮集中于“客体与主体互为中介”，从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也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歪曲”，譬如：将决定论引向沉思行为，将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Totalitaet）凸显为必要的意义关联（Bedeutungszusammenhang），并强调“物化”（Verdinglichung）原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于，国家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消失。“在这一点上不亚于被它们拒绝的传统马克思主义。”[5](S.211)（3）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原苏东国家流传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对之前被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批判性处理，并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样，在它们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再关涉沉思对象，而是关涉资本主义“理想的剖面”。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格尔克（Christoph Goerg）试图研究“生态资本主义”（Oekokapitalismus）是如何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生态文化是常见的，但同时也描述了基本难题”这个前提下，格尔克首先指明：为了进行时代诊断，马克思主义能够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其次，他强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自然关系构想。根据这个构想，自然的社会化过程能够从结构上被加以证实，因为所有社会都必须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再次，格尔克认为，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与抽象性是能够被认识的，正如它强调尖锐的社会对抗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Historizitaet）一样。与此同时，格尔克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观念进行了再创造，并得出了作为时代诊断的结论。就是说，在生态可持续意义上富有成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这在资本主义逻辑内部只是有限可能的。因为，尽管在绿色技术领域存在着创造新的替代性市场与积累的可能性，但最终是否被利用，以及如何被利用，取决于社会力量关系与社会斗争。所以，从长期看来，生态问题，例如再生资源问题、领土的分配与支配问题，由于资本主义而强化并将爆发新的生态危机。这样看来，“这个已经开辟的通往生态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5](S.211)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德国学者有不同的解读，甚至有不少争论，⑥ 但对于“马克思是否是一条‘死狗’”这个问题，大家的共识是必须用“否”来回答！[5](S.212)毋宁说，在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深刻地反思与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三、公共讨论中的“马克思体系”
笔者说过，“文本考证”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准确地说，是德国马克思学家的强项之一。⑦ 例如：马克思学家、MEGA[2]编辑之一考普夫（Eike Kopf）对《资本论》第2卷的文本学研究。在《公共讨论中的“马克思体系”》中，考普夫对《资本论》第2卷在1885～1895年间的形成、流变和传播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强调了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逝世两年后，恩格斯将马克思的8篇遗稿编辑加工成《资本论》第2卷。在后来几十年的编辑出版过程中，《资本论》第2卷约有5000处文本变化，这对这部著作的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6](S.103)考普夫说，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譬如：在《国民经济学讲座纲要》（1878）中，赫尔德（Adolf Held）就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1879年的“德国大学生考试复习手册”中，第一次包含了有关马克思的内容。在格罗斯（Gustav Gross）的《普通德国人传记》（1884）中，有大约40页的《马克思的科学体系》一文。此后，“马克思或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者或反对者都以这个新版本为依据”。[6](S.104)
在考普夫的眼里，1885年7月16日，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周刊的“社会政治观察”栏目下让读者看到的东西[6](S.105)⑧ 是有意义的。该周刊预告，后面的一期将给读者提供一个关于《资本论》第2卷的提要，以便说明它所要研究的东西。同年8月13日，该周刊发表了《资本论》第2卷中的文章“北德的一般工资与计件工资”，该文详细采纳了《资本论》第1卷第19章中关于“计件工资”的论述。考普夫指出，对于“危害社会秩序法”条件下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来说，特别是对其领导力量来说，最有意义的事件是《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精神生活与公共生活杂志》上发表（1886）。
早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大会就做出决定：党代会应该与恩格斯、马克思一家建立联系，以便以尊严的方式纪念这位“死者”的思想意义与思维方式。其中，《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和第2卷德文第1版，就是这个“尊严纪念”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给予了《资本论》效果史一个新的推动力。1885年7月30日，德国图书交易报“书讯”栏目为《资本论》第2卷做了出版广告。
在考普夫看来，《资本论》第2卷比第1卷更加远离日常经济问题的观察，但在今天看来，如果没有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清楚的洞见，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迄今为止，资本循环过程越是少地被置于这个语境中来观察，那就给作者提供了越多的机会，也就是使本质上新的观点发挥作用，并且人们可以大胆地断言，《资本论》第2卷的新结论与第1卷的结论至少具有同样的地位，如果不是根本超越它的话。”[6](S.109)因为在《资本论》第1卷中，当时被抱怨很难理解的地方，在第2卷绝大部分手稿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已尽力将对象描述得清楚明白。因此，“通过《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第1卷也获得了巨大价值，并使之更容易理解。”[6](S.111)当然不是说，读者可以省却自己的勤奋思考。
在马克思著作的传播史上，阿德勒（Georg Adler）第一次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结论》（1886）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授课资格。两年后，迈耶尔的《马克思恩格斯谈话辞典》第一次出版。在该“辞典”中，恩格斯被作为马克思主要著作的编辑出版者。自1890年耶拿出版《政治学词语手册》（6卷本，外加两卷特刊）⑨ 以来，诸如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术语，很快被人们所理解。1894年，《布洛克豪斯谈话辞典》重申，《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6](S.117)考普夫说，实际上，“《资本论》被视为马克思本人与工人运动的主要著作，并将恩格斯的重要作用强调为自1883年以来马克思遗稿的编辑人。”[6](S.121)
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之前，《社会主义手册》⑩ 第3册和第7册分别发表了《资本》、《资本循环过程》等文章，该手册的“第一个贡献是对《资本论》第1卷的概要，第二个贡献是对《资本论》第2卷的概要”。[6](S.121)不过，《资本论》第2卷德文第1版的历史使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埃尔福特党代会（1891）、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892）、帝国议会选举（1893）之后走向了终结。1893年7月6日，恩格斯指出了该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同年7月15日，恩格斯为《资本论》第2卷德文第2版写了简短前言。考普夫指出，尽管《资本论》第2卷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这里几乎不能对第2卷的内容进行精确定位”；[6](S.125)尽管它比9年半以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但在1885～1994年间，在书店、图书交易所、杂志的批评性文章中，在来自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教会代表等关于《资本论》的180多篇发言稿中，就有35篇涉及对《资本论》第2卷的批评。
尽管如此，自1883年以来，由于恩格斯作为《资本论》第2卷、第3卷编辑出版者的贡献，关于马克思对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和描述，就被官方宣布为进步的科学。在1895年恩格斯的科学悼词中，桑巴特（Werner Sombart）说：由于恩格斯的巨大参与，“马克思－恩格斯体系”这个说法“应该是恰当的”。[7](S.20)
四、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人的形象”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杂志》2009年第5期，以“人及其本性”为主题发表了8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视阈出发，讨论了世界图景与人的形象、人与意识形态、人与自然环境等问题，事实上，该杂志2005年第5期就曾以“人的形象与世界图景”为主题，讨论了帝国主义意识的瓦解、非理性主义世界图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草案、世界图景与人的形象的大众文化再生产，等等。“今天又以此为重点，原因在于，在‘西方价值共同体’中，人与自然被虐待。”[8](S.16)
在《世界图景与人的形象：关于意识形态统治再生产形式》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席、社会科学家泽普曼（Werner Seppmann）着重讨论了社会理论与社会心理学、异化理论与社会批判等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如果还想保留系统整合过程，那就必须更加强烈地使用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与阐释模式，这关系到认知方式的整合。这种认知方式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理解现实问题的状况所必需的。而将“心理学要素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深层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事件不同要素相互关联的基本观点。”[9](S.50)在这个观点中，主体被理解为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要素：它是生活状况的产品，同时又是其创造者。因此，一个试图完整地阐发系统整合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能够像理解客观生活状况与个体关系的相互关联模式那样，理解社会发展趋向与自然的—社会的前提。“这个前提对于社会理论的贡献来说，就是异化概念的双重性：马克思在从青年时期到后期的所有著作中都区分了下述两个概念，即‘异化’（Entfremdung）与‘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9](S.51)与之相应的是两种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社会关系：一是人对生产活动成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个词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还包括精神产品、社会机构等）的关系；二是人对人、社会以及自身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心理学也起作用。尽管马克思在世时还不存在心理学。”[9](S.51)
在《人的形象处于危机之中？》一文(11) 中，德国女哲学家赫尔茨（Helga E.Hoerz）指出，以后似乎不再会有社会文化的统一，它或许是族群、民族或区域；也不再会有标准的“人的形象”（Menshenbild），因为统治者、剥削者和富人的要求，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被排斥者的要求不同，并且总是相互碰撞。因此，打上不同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烙印的人的形象，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从理论上确定人的形象，并在实践上刻画它的重要性，表现为复杂的或多层面的。就此而言，关于人的形象的所有陈述都是在辩证的矛盾中被看到的，某些方面的任何绝对化都是错误的。”[10](S.27)“人的形象是包括社会形象在内的世界图景的一部分。”[10](S.34)赫尔茨说，在古代，哲学家们努力地阐发人的形象：人被理解为自然存在的本质，它是社会存在着的。每个人的形象都是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类存在”（Gattungswesen），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按其本质来说，人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在个体的形成中，全部自然条件表现为自然的与社会的、理性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要素的统一。”[10](S.29)因此，不是人的形象处于危机之中，而是人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所设计的东西负责，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作为人的本质的沉沦。
五、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化
早在1971年的德国共产党文化政治论坛上，希培（Richard Hiepe）就说过，文化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我们需要整个人类”。帕佩（Isa Pape）认为，这一说法至今没有失去意义。[11](S.16)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2009年第4期“编辑前言”指出，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有文化斗争的性质，即使基本的大众文化产品的使用，也由于收入下降而变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不仅“有工作的穷人”，而且所有多子家庭，出于经济原因，到影院看电影、到游泳池游泳、到动物园参观等活动，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的“捍卫文化”就具有了生存的意义。“尽管许多从事社会发展研究的艺术生产者与戏剧导演表明了‘批判的’和‘颠覆的’自我理解，可他们自身的要求通常总是不明确表达出来。”[12](S.87)
在有关文化问题的这组文章(12) 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物质再生产、人的自身生产与文化过程》和《文化与抵抗》这两篇文章。
在前述文章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迈彻尔（Thomas Metscher）指出，人的“此在”（Dasein），即“在世之在”，在本体论上是通过物质的反思结构而被刻画的：作为自然主体的人与包围着人的自然之间的实践活动关系，正如它与自然本身的关系一样。这个关系不是事后给予的东西，而是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前提的“事实”。在方法论意义上，它是每一个深刻的理论反思的基础，从而也是文化理论、美学理论、艺术理论的基础。[13](S.44)但是，“在世之在”意味着，人自身的再生产并不存在于自然关系的直接再生产中，而是处于“现实生活再生产”的核心。因此，人自身的再生产是第一文化事实。换言之，对人的自身再生产的阐释，处于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迈彻尔说，“文化形成过程作为人成为人的过程，是通过人自身的活动实现的，它有一个以自我为目的的结构。因而，文化被称为所有人类活动中的自我生产要素，或者说，文化是自我生产行为的总和……人的自我生产被理解为自我目的活动：作为在自身中的目的。人的自我生产过程包括主体与客体、主观的文化与客观的文化，包括作为人的自我与人的世界的生产。”[13](S.45)
在该文中，迈彻尔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譬如：文化是所有现实的创造性形式，从自然物质到使用价值；在自我再生产意义上的文化规定，包含着对把文化确定为简单再生产的事实构成的文化理论的批判；作为自我生产要素的文化，与作为人的自我生产活动范畴的文化是一致的；文化形成的基础是物质劳动，而劳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中介、调节、控制；自由劳动标志着以卓越的方式拥有文化形成特征的劳动形式，意味着摆脱了排斥特征的劳动形式，是主体的自我实现与自由的现实化，自由劳动的文化价值与自由的、普遍的劳动概念相一致。不过，迈彻尔指出，下述说法，即“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出现的劳动形式，大多数是异化劳动；在无阶级社会中，所有劳动都是直接的自由的劳动”，是最坏的“乌托邦主义”（Utopismus）。[13](S.51)因为在文化理论的进一步加工中，文化形成维度超越了劳动范畴，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直到游戏和沉思领域；同时，文化被思考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与自然相对立，而是与自然处于相互统一之中。因此，人的本质生产是自然内部的过程，并处在自然法则的框架中。也就是说，人的自我生产本身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并运行在它的界限内。但是，这个文化过程同时又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与自然过程动力学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称之为‘人的本质’（menschliches Wesen）的东西是历史的，它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3](S.49)总之，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建构”，但它必须采用自由生产者合作创造的形态。
在《文化与抵抗》一文中，泽普曼指出，尽管艺术笼统地可以归属于进步力量，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却导向了错误。不过，“对于世界观功能来说，被创造出来的当代戏剧作品是特别有意义的。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凝结在传统中：它们是对社会的无序、混乱世界图景的反应，是对作为总概念的畸形人的描述。”[14](S.61)在他看来，以人道主义视阈为中介的艺术优于其他艺术，因为它们不仅为了证实异化的存在，也为了指明一个被思考着的“他者”（Anderes）。
泽普曼强调，对于广泛的艺术抵抗实践来说，许多艺术创造者的意向是批判的—间距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变这个意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仅躲在自我进步要求的背后，而且回到艺术可能性的背后。因为在被视为‘表现主义的’尝试中，不再存在高级的艺术形态。”[14](S.62)事实上，在今天，大多数艺术形态被德国文化官僚机构所藏匿，它们只有很少的机会出现在表现主义的艺术展览会上。泽普曼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实践）完全能够为新世界的构建做出贡献；但在“颓废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中能够看到的“遗产”，是几乎没有夸大的理论的与意识形态的“天真性”（Unbedarftheit）的描述——它如此无视一切关于文化力量与文明基础的威胁过程的批判性知识，但也能够支配后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再生产的作用方式。
按照泽普曼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新先锋主义的自我归属并不适应它的美学创造，但在许多左翼艺术创作中，由于其富有价值的纯朴性而被承认。当然，艺术的可能性视阈却很少被主题化，即使它使可恨的东西与陌生规定问题成为主题，但也突显了困难的现实与解放诉求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进步的大众意识发展中，期望艺术的直接作用是一种幻想。“只有在具体的活动模式和复杂问题的差异中，在考虑到它的多重性及其内在矛盾时，才能够创造一个进步的视角，并引出征服的统治意识形态。”[14](S.66)按照泽普曼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美学的自我确证理论与人类历史的意义维度能够联结在一起：被奴役的、屈辱的、贬低的关系应该被推翻，艺术作为知识和信仰的中介是可能的。
在讨论“文化的辩证法”、“文化与解放”时，泽普曼说，尽管文化再生产的特征首先凝结在日常生活的矛盾趋向中，但大众文化的抵抗性潜能是为了促使人们提高生活满意度，保证“生活幸福”（Lebensglueck）。因此，研究大众文化在今天显然具有现实的意义。泽普曼正确地指出，最近20年来，许多工人运动的斗争激情正在衰退；而且，为了使“利润最大化”（Profitmaximierung）原则不受限制，工薪阶层正处于持续的不安全中。“在以剥削为取向的生活关系转型中，资本使文化进入堕落过程。”[14](S.69)所以说，尽管存在着解放的可能性，但即使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至今也不能成功地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无可替代性”氛围。这样，我们就必须为替代性文化而斗争，这种文化斗争应该成为完全支配大众的规划。“如果它是通过政治抵抗结构与知识分子反对派形象而被影响的话，那它就能够积极地影响关于生活解放和劳动解放的理解过程，以对文化危机作出回应。”[14](S.69)
综上所述，2009年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结合MECA[2]阅读马克思；马克思思想的复兴；公共讨论中的“马克思体系”；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人的形象”；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化。此外，“11月革命”的历史效果、“后89时代”的历史神话、金融危机的深度反思、联合国/欧盟的军事化与国际关系，等等，也是他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由此可见，尽管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处境不佳，但却依然活跃。我们认为，尽管他们对马克思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且很多研究缺乏原创性和理论深度，但他们对马克思、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迷恋”，值得钦佩和羡慕；他们的“阅读《资本论》活动”、“结合MEGA[2]阅读马克思”的方式，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2010－11－17
注释：
① 马克思－秋季学校（Die Marx-Herbstschule）是由马克思协会、柏林MEGA编辑促进会、卢森堡基金会等联合主办的全德范围内的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松散组织。（http://www.das-kapital-lesen.de/）
② 阅读计划如下：《资本论》第1卷的阅读，总是在星期一（19:30～21:30）进行，自2010年1月15日开始，组长：Valeria Bruschi/Antonella Muzzupappa；《资本论》第2、3卷的阅读，总是在星期三（19:30～21:30）进行，自2010年2月3日开始，组长：Ingo Stützle.
③ 2009年11月27～29日，在柏林召开了MEGA[2]国际研讨会，会议发言人大多是国际著名马克思学家，如：Rolf Hecker、Michael 
、
Melis、Carl-Erich Vollgraf、Michael Heinrich、Martin Hundt、Dieter Wolf等。
④ 本次调查试图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即：马克思实际上是否又被大学讲座和讨论班严肃地接受？或者仅仅作为过时的经典作家，作为进入某些大学人文科学图书馆里摆放着的蒙上灰尘的壁龛里的“幽灵”？（Ali-Tonguc Ertugrul/Murat Karaboga,“Marx neu entdecken?”Marx-Veranstaltungen an bundesdeutschen Universitaeten,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7,Maerz 2009,S.100-102.）
⑤ 在这60场讲座中，柏林自由大学9场，明斯特大学7场，弗莱堡大学6场，耶拿大学6场。根据系科和专业划分：政治学、社会学25场，哲学16场，历史学6场，教育学5场，经济学4场，语言学、文化学2场，法学1场，跨学科或专门的活动2场。
⑥ 例如：海恩里希（Michael Heinrich）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德尔（Klaus Doerre）论阶级概念在社会学中的复兴，兰德（Rainer Land）关于生态学的讨论，等等。
⑦ 关于德国马克思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可参阅：http;//www.marxforschung.de/verein.htm.
⑧ 现在，《资本论》第2卷已经出版了，并被预订了700册；第3卷不久将要出版。
⑨ 由政治学家、法学家Johannes CoNr.ad/Ludwig Elster/Wilhelm Lexis/Edgar Loening编辑出版，主要由学生、科学家、政治家、记者使用，并进一步成为图书馆的标准文献，1898～1901年出版了该书第2版。
⑩ 《社会主义手册》于1894～1896年间共出版14册，由Carl Stegmann/Carl Hugo编辑、沙贝利茨（Jakob Sehabelitz）在苏黎世出版。
(11)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塞夫（Lucien Sève）青年时期的著作《人？》一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基本构想的概述。赫尔茨的《人的形象处于危机之中？》一文，是关于如何对待“人的形象危机”问题的论述，也是对塞夫的著作《人？》一书的卓越补充。在该文中，她讨论了人的形象、人的形象与人的本质、世界图景与人的形象等问题。
(12) 该期杂志以“危机时代的文化”为题发表了10篇文章，如：《论解放艺术的必要性》、《什么是美的艺术？》、《真正的现实性在舞台上意味着什么？》、《歌德与卢卡奇》、《论金融危机对艺术家社会生活状况的影响》、《对艺术的蹂躏没有终结》、《德国共产党文化政治论坛》等，文章讨论了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立场是现实的，市民社会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资本主义危机与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条件和文化创造者，新自由主义社会的艺术与文化政策，今日德国解放文化的方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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