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人格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轨迹论文,人格论文,女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中，虽然女性的人口数量与男性等量齐观，但在记载着对社会的功绩、勾画社会进步的史籍中，女性的记载却相对寥寥，使之显得微不足道。正是在这种轻视妇女的文化氛围中，造就了传统女性深受封建礼教束缚、反抗无力而又不甘受男性世界摆布的人格特征。
传统观念对女性的人格塑造
在远古的母系社会，女贵男尊，女性掌管社会的权力，体现了远古时代女性的优越地位。在上古神话中女性神更是不胜枚举，从女性雷神到月神嫦娥，从旱神女魃到生育女神女歧，乃至天帝黄帝在母权时代亦为女性，女性神祗司管各个方面，而男性神则退居其次。
当社会的发展由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时，女性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沦为男性的奴隶与附庸。即使在神的世界里，男神的势力也在不断增强，甚至一些女神也在这一时期转化为男神。女性开始在宗教领域退出了主导地位。据考证，后人视为男神的战神蚩尤和雷鬼原本也是女性，她们的演变，成为女性沉沦的标志。在现实社会里，自在的女性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再没有了远古时代的无羁无绊。在西周以后的先秦时期，专制的男性社会便开始剥夺了贵族女性的社会权力，对女性提出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要求。但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其限制则相对宽松些。因此，在《诗经》中，不乏投桃报李、大胆直率的男女恋歌，桑间濮上，隐约可见自由相恋的男女约期相会。当她们的爱情受到父母的反对干涉时，她们敢于大胆反抗：“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劳动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吟咏，此时便堂而皇之地载之于经，传之于世。
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礼教对女性的要求更明晰、规章化了，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女子教育方面的书籍——《女诫》，这部由女性自己——著名的才女班昭所撰写的女性行为准则，是对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的具体阐述，流传极其久远，成为百代之师。此时，女性深受封建礼教之害，饱尝其苦。《孔雀东南飞》中为封建礼教、封建家庭制所逼迫，走投无路，赴水而死的刘兰芝的遭遇便是此时女性在家庭处境中的典型刻画。为了更形象地宣传女性的生活准则，刘向撰写了《列女传》，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与事例阐明母仪、贤明、仁职、贞顺、节义等品德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起，贞节观念开始被重视、宣传。《列女传》便特设“贞顺”一卷赞扬妇人守礼、寡妇守贞的事例，甚至不乏以死明守节之志的愚贞行为。齐杞梁妻因为杞梁战死，认为无父、无夫、无子可倚，又决不能改嫁事二夫，便唯有投水而死，从而得到“贞而知礼”的称赞，她的行为，无疑是三从与贞节观的形象化的图解。
至魏晋南北朝，儒学衰微，玄学盛行。儒家的女性礼教相对也较为松驰，女性重才智而略妇德，思想开放而屡遭后人非议。由于战乱与儒学地位下降，在西汉东汉建立并逐渐强化的贞节观念遇到了冲击，寡妇改嫁成为普遍的情形，如蔡琰在夫亡后被乱军掠往胡地，生育二子，被曹操重金赎回后，又重嫁董祀。民歌中反映的女性婚姻观也十分开放，北朝民歌中有“老女不嫁，踢地呼天”的心直意率的女儿形象，她们身上较少有礼教束缚的痕迹，绝无礼教面具遮掩下的扭捏作态。
唐宋以后，儒学的地位愈来愈稳固，其对女性的束缚、言行的规范也愈加严格。女学士宋若莘为了教导妇女成为贤妇，撰写了《女论语》，用通俗的问答形式，对封建女性的立身行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姑舅、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柔和、守节，成为女性教育的教科书。封建士大夫也大力提倡礼教，控制女性思想，女词人李清照便由于描绘了内心对爱情的向往，被时人指斥为“无顾藉”、“无检操”。及至明清时代，儒学被奉为至尊。其对妇女的束缚也变本加厉，几近于残酷，各种女教课本迭出，但无一例外地以阐述封建礼教为根本，训练妇女成为恪守礼教，严守深闺的男性附属物。同时，在众多的儒者学士留给子孙的家训中，无不以此为出发点，要求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受人称道的、符合标准的贤妻良母。
在女性地位卑微的夫权社会中，在这种长期女教的影响下，传统女性的观念便一代一代地积淀在人们（包括女性自身）的深层意识中，甚至成为天经地义的规范要求。不仅男性出于自身利益而认为理所当然，而且女性本身也在维护这个道德蕃篱，成为自觉的受害者与施害者。但是人性不可能全部泯灭，在女性的整体意识倾向于对封建礼教的认可时，总有女性在某些方面或女性个体表现出顽强的抗争意识，有意无意地展露出不甘压抑的欲望。因而，在传统女性人格特征中，既深深地表现了传统礼教的特征，又不时表现出抗争的迹象，甚至呈现出矛盾的人格特征。
智慧泯灭与偶露才华
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即使是身为女史官的班昭也认为女子不必有很高的才智，在女子教育程序中，一般只是讲解《孝经》、《论语》、《烈女传》、《女诫》之类的书籍，使她们略知大概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始学习女工，学习如何变得温婉柔顺，这样便完成了她们成人之前的全部教育。而男性则在初通《论语》、《孝经》之后，可以进一步学习诗、书、礼、传、百家之言。这样，使女性在知识的占有量上对于男性而言绝对地占据劣势，虽然在先天才智上，她们并不如此。
女性在教育方式上，以母教为主，所以历代的妇教理论中，都非常重视并强调母仪。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延请老师传道解惑，或者外出游学，增长见识，而女子只能谨守闺门。她们的老师也仅限于自家的年长女性，一般以母教为主。这种母教方式，一方面限制了她们的知识层次，内在的聪慧得不到有效的开掘，求知欲也难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决定了女性才智的开发与利用远难与男性匹敌。另一方面，限制了女子知识的广博度，女子教育的范围被仅仅囿于妇德、妇道等范畴之内。女性教育在内容上以德为主，不尚才智。所谓妇德即是礼法德行操守。班昭认为：“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止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不论是女教书籍，还是历代家训，关于女教的内容都不外乎此。在这种文化氛围、教育制度下的女性，只知家事，不通晓天下事，有理家之能而无治国之才。同时，在官宦世家、文人墨客留给子孙的家训等勉诫文字中，关于教育方面，多是对子孙男儿如何读书、读什么书以及读书宗旨的指导意见，甚至可以不厌其烦地开出长串书单。相反，对于女子的文化教育则绝少提及，在家训中成为无足轻重的部分。这样，知识才能贫乏的女性便安心地、无以反抗地成为男性柔顺的附属品。在微缩的君臣关系——夫妻关系中俯首屈就，自甘居于“贱内”之位。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女性不甘于就此湮灭她们的聪慧，不时地展露才华。曹魏甄皇后喜好诗文，她的兄长曾戏言：“当习女工，用书为学，汝欲为女博士耶？”她则回答：“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即使需要借用兄长的笔砚，她也认为学习诗书是应当的。
当然，女性展露才华的前提条件是不危及男性的统治地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曾说过：“（妇）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在清代，知书达理的女性将她们的才学全部倾注到文学上，甚至结成了女子诗社。这从《红楼梦》中大观园内几位才女结海棠诗社一事可略见一斑。对此，社会也基本采取默许态度，甚至对其中优秀者不乏赞赏之声。相反，侵犯了男性政治权威的人如武则天就成为后人嘲讽、唾骂的对象，成为淫荡、罪恶的化身。
婚姻枷锁与渴望爱情
爱情与婚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生活于封闭环境之中的女性来说，它几乎代表了其全部生活内涵与生活意义。
然而在连篇累牍的妇教与封建礼教中，在婚姻方面，女性却被完全抹煞了个人意志与自主权力以及人性的因素，倡导自我牺牲精神与服从。由于婚姻是姓氏——家族的联姻，家族之间互相通婚的目的是合两性之好，即体现家族、家庭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乃至父母的意志，并不考虑两情相悦之类的个人感情因素。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是封建宗法制、家长制足以炫耀的胜利成果，婚姻被成功地把握在封建家族统治者的手中，成为社会交易的砝码。而女子本人只有为家族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义务。唐代皇帝为安定边疆而采取和亲政策，文成公主便从长安远嫁到寂僻荒寒的西藏。唐太宗出于政治上的权衡，竟将十分钟爱的13岁的长孙公主嫁给了功臣长孙无忌的长子，导致她的早逝。《列女传》中寡妇高行割鼻自残以守节的行为却赢得了男性社会的赞赏。
封建的婚姻是女性的枷锁，她们在这里迎接未卜的命运。然而，爱情却是浪漫美好的，处身于婚姻枷锁中的女性仍然充满对爱情幸福的渴望。卓文君在父执的强烈反对之下，与司马相如双双私奔，成为后世婚姻叛逆的楷模与私奔者自慰的藉口。封建时代的女性身处深闺，难以与异性接触，《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竟然除了父亲与迂腐的私塾先生之外，再未见过别的男性，然而人性是难以压抑的，封闭中长大的杜丽娘仍然渴望爱情，尽管环境注定了她的人生悲剧。
封建婚姻与爱情是紧紧围绕女性生活的一对矛盾，它们有明显的对立与冲突，封建礼法的禁锢越紧，反抗心理越烈。在历史记载中，节妇烈女最多的，莫过于明代。在程朱理学的压迫之下，宋以后的贞女烈妇日渐增多，夫死守节，几乎成了妇女的义务，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诏令表彰节妇。然而在统治者大力提倡节烈、扼杀人性的时候，女性反而对爱情的追求更加热烈。在贞节的桎梏之下，人性复苏了，甚至出现走向反面——放纵肉欲的倾向，这在反映市井生活的《三言》、《二拍》中不难看出。一面是道德说教，一面是人欲横流。在皇帝旌表烈妇的同时，市民女性不乏私会偷期者，更有自选郎君，私定终身的良家少女。失节女子在人性复苏的市民心中，也不再是可杀可憎，而是完全可以原谅了。封建社会的女性自始至终都是在这种封建礼教道德的熏陶、封建婚姻的压抑与对真情挚爱的追求和矛盾中苦苦挣扎。
风花雪月与须眉不让
封建社会女子的活动被严格地限制于闺门之内，封闭的教育造成了她们柔顺服从的性格。在女性文学中，深深地体现了这一点。她们的诗文创作表现的生活面很窄，大观园中闲适的姐姐妹妹们虽有才学，也只能吟咏些风花雪月，作些伤春悲秋的诗词，而极少有金戈铁马式的恢宏气魄。女词人李清照与几乎前后同时的文人苏轼、陆游虽同经战乱，然词风迥异，苏陆以阳刚著称，李清照则以阴柔见长，大多表达她个人的流离生活、消沉伤感的情绪与无助的落寞。在情感的表达上，女性文学也极少有畅快淋漓的放歌，多是压抑委婉、曲折迂回的低诉，表现柔美凄婉的情调。女性文学的这种特点，便是由她们柔顺温婉的依附性格决定的。
在通常的情况下，女性被如此塑造着，如此生活着，呈现出依附性的总体特征，但在特殊环境之中，女性却能够表现出惊人的果敢、自主的英雄精神，再现远古女性的雄风。这主要表现在战乱时代，当男性无力或无法支撑起全部世界时，女性被迫担当起家庭、社会的重担之时，她们的耐力与意志丝毫不比男性逊色。当她们内在的潜质与能力因偶然的机会被发掘出来时，被压抑的力量便在难得的机遇中展示于世。如传诵于世的梁红玉击鼓退金、穆桂英挂帅、戚夫人抗倭等成为流传不绝的文学形象的原型。
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表明了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人格的塑造与女性自身素质能力的矛盾，它同时升华为传统女性人格上的种种矛盾的人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