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性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古代意义上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始于西周，兴于春秋，盛于西汉，极于北宋。主要特点是注重仁义，反对“足欲”，强调国家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中的伦理手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具有十分现实的启迪意义。
一、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在经济（利）与伦理（义）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伦理重于经济或理性重于利益，伦理是经济的目的，经济是伦理的手段，更有甚者认为利益可以为理性而失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随着私人商业的出现，逐渐产生了经商以孝父母的伦理道德思想，尤其是被称为德性主义经济伦理开拓者的芮良夫，更是直接揭示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他指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注：《国语·周语》。）即由少数人垄断财富，弊端甚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他主张“导利而布之上下”。当然，这里的“上下”仅仅是相对于贵族内部而言的，奴隶在当时只是“工具”、“商品”和“财产”，他们对于统治者来说，无所谓伦理问题。
在我国社会发展到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从而孕育着比西周更为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晏婴是这一时期直接地阐述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思想家。他提出了著名的“正德幅利”思想：“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注：《左传》鲁昭公十年。）即财富的获得及其多少应该有一个伦理标准或称伦理限度，超过了一定伦理限度，财富足以为害。这一思想实际上成为后来儒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来源。
春秋后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公室卑微、大夫兼并”，统治者横征暴敛，诸候国之间战祸连绵，社会生活中“礼崩乐坏”的大动荡年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说创始人十分关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关心人们的利益和欲望。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也随着春秋末期儒家学说的形成而实现了体系的完整性。
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创始人十分推崇周礼，并认为“礼”、“义”是理顺社会关系之准则，是“利”、“欲”取舍之标准，因此，很自然地把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限制在伦理范围内进行考虑。如孔子强调“义以生利”（注：《左传》鲁成公二年。），他一方面指出只有讲道义，才有正当之利可言，否则就是所谓的小人之利；另一方面，他还主张要以道义获取利益或财富，即“见利”也应“思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孔子的义利观不是也不可能是辩证的思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生活的经验性总结。孔子曾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他的学生樊迟“请学稼”斥之为“小人”之举，就将义和利套入了不可协调的矛盾圈子。尽管其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形象，强调义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在其儒家学说内部的理论矛盾没能做到自圆其说。这种似乎义非利、利非义的义利对立观和“学稼”即小人、小人只知利的思想给后世造成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孔子的继承人之一孟子，在经济伦理思想的阐释上更加偏激于德性主义倾向。孔子“罕言利”，但不是不言利。从他的“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中可见孔子并不忌讳言“利”。而孟子则提出了一个绝对反对言利的“何必曰利”。可见，其义利观比孔子更强调仁义的重要，对人们的“怀利”行为给予了更多的人为干涉。当然，孟子反对“曰利”，并非笼统地反对人的一切利益。从孟子关于“恒心”与“恒产”思想的叙述，就可以看出孟子还是主张和支持获取正当之利的。他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注：《孟子·梁惠王上》。）这充分说明在遇到物质利益与道德规范相矛盾并有所取舍的场合，孟子并不坚持维护道德规范而放弃物质利益，认为物质利益有利当取之，物质利益原则和道德原则是有着一致性的，不能以不善即恶的思想来对待物质利益和道德规范的取舍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在义利观上的考虑比孔子更现实、更深刻。
孔子的另一继承人荀子，面对社会经济与伦理的现实，不仅对利采取了认可的态度，而且将利与义相提并论，提出了独到的并以儒家学说分支面貌出现的义利观。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注：《荀子·大略篇》。）荀子的这段话明显地发展了孔孟重义轻利的思想，将经济（利）与伦理（义）的关系作了较有成效的探讨。他既没有以讲义和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也没有把义和利作人为的对立。当然，荀子毕竟是儒家学说的继承人，在义利问题上总是把义放到首要位置来考虑。他曾说过“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里并非说明荀子也“恶利”，他只是反对“唯利”。从这一点上看，荀子的义利观比孔孟更系统、更辩证。
随着儒学在西汉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贾谊、董仲舒等代表人物的理论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使儒学中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更具特色，并获得了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实践空间。
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认为，富是安天下之前提，礼是安天下之基础。他在主张以礼仪治国的同时，认为仅靠礼义来治理经济困难的国家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天下富足，资才有余”，才能有“安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贾谊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天下富足”、“仁义礼乐”与“安天下”即经济与伦理逻辑地联系在起来，十分关注民众的“粟多而财有余”，这为儒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学说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西汉另一位儒学代表董仲舒，在继承儒家义利观的同时，把儒家义主利从的思想发展为贵义贱利论，并赋予儒家的义利观一层神秘色彩。他认为，义和利是天赋予人的两方面属性。义利对人的作用不同，所以重要性也不一样：“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圣人重仁义而轻财利，而一般庶民“皆趋利而不趋义”（注：《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如何教化？董仲舒认为应“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注：《前汉书·董仲舒传》。）。即以天之伦理化民。
就董仲舒的贵义贱利和教化万民思想来说，谈不上新的建树，仅是把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纲常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赋予有助于其推行伦理纲常的神秘力量而已。但董仲舒的经济伦理思想有一点反映了他在坚持儒家学说基础上的新思维。董仲舒尽管“贱利”，但并不否定在不危及封建统治限度内的利，特别是他提出了“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注：《通书·诚下》。）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利是“养体”所不可少，而体也是天生予人的。因此，给百姓一定利是天意，君主为政治民，也必然遵从和体现这种天意。这一观点的确为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增色不少。
从西汉到北宋时期，儒家的继承者笃承儒学、兼收佛道、信奉天理、贬低人欲，宋明理学的形成更是将其德性主义特色推向了极端。周敦颐作为北宋濂溪学派的代表和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了佛、道的一些观念，在阐释经济与伦理、利益与道德等重要问题上，重伦理与道德，轻经济与利益，再一次巩固了先秦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地位。
周敦颐的义利观是建立在道德发生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诚”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也是道德的极致。如何才能达到“诚”的最高境界呢？他要求人们“虚静无欲”，做到尊贵道义，轻视利欲。其义利观不仅在重义轻利方面完全照搬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在提倡安贫乐道方面与孔子一脉相承。但周敦颐在强调仁义原则同时，十分有见地地提出了“正王道，明大法”的主张。他认为，为保证伦理纲常的推行，法规是需要的，伦理道德往往也是由法规和刑罚强制执行的。公正的治狱、行刑，按法规办事也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这一创造性的见解，使周敦颐在经济伦理思想史上获取了重要地位。
儒家思想在宋代的集大成者朱熹，系统研究了儒家经典，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注：《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伦理道德观念是不依赖经济关系、物质生活和社会实践而独立存在的。另外，朱熹的义利观还同他的天理人欲观联系在一起。他把“仁义”说成是“天理之公”，把“利心”说成是“人欲之私”，以义为善，以利为不善，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把经济和利益问题作为伦理要素去思考。可以这样说，在朱熹那里，经济伦理思想改说成伦理经济思想更为合宜。朱熹在论述义利观的同时，一再推崇孔子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并把克除利欲作为教化劳动人民的重要目的，这些思想明确地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纵观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在经济（利）与伦理（义）的关系上，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对义的理解占据着主导地位，认为义是建立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伦理准则，而利是满足个人身心需要的私欲，要满足私欲就必然会违背和叛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准则，即讲利必害义。只有舍利取义，兴义抑利，才能确保封建统治制度的安稳。同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也反映出利作为满足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这一内容，并不完全排斥利，而是要将利纳入义的轨道，使利服从义，以义生利，只认可正当之利。孰不知，伦理离开了经济意义和利益价值，将会是纯抽象的概念，经济的运行、利益的实现，其伦理意义和伦理作用只是一个重要方面，它始终不能就是经济和利益本身。因此，应该清楚地看到，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仁义、理性的经济意义，有利于抑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但仅仅把经济和利益问题放在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认为仁义、理性是经济运行的根本，那将最终失去其应有的经济意义和利益价值。就是建立一门伦理经济学，其思考的逻辑起点亦应是经济或利益问题，更何况经济伦理学呢？
二、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等问题上，主张重视生产、贫富有度、反对“足欲”，提倡节俭
在夏、商时代的一些传说中，就已出现了一些诸如不劳受饥、以俭为德的传统思想，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们生活的一种体验。直到周王朝的建立，这一思想才在统治者那里有了较自觉的认识和把握。西周统治者认为，商亡的教训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不知道农业生产的劳苦，成了只知“逸”和“耽乐”的腐化的统治者。由于西周统治者深知“稼穑之艰难”，因此，他们一方面强调以勤来改变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在生活享受方面“居莫如俭”（注：《国语·周语下》。）。
管仲作为春秋诸候争霸中的一位霸主，在借鉴西周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四民分业定居论。他把齐国的百姓分为土、农、工、商四民，按职业划定居处：“处土……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注：《国语·齐语》。），在他看来，这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不见异物而迁焉。”（注：《国语·齐语》。）并能养成一种高尚的伦理精神。“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疆”（注：《国语·齐语》。）。
在创造性地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的同时，管仲还提出了公正的征课赋税观和“取民有度”的伦理原则。在社会生产与生活过程中，管子力倡赏罚公平，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同时，他还指出，民众的劳动积极性要靠“教化”，教化不仅能使民顺而致国富、扬国威，而且教化能做到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在强调教化的同时，管子把“和”看作是教化的前提条件，提出“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注：《管子·形势》。）。如何才能实现“和”呢？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注：《管子·兵法》。）可见，管子已自觉不自觉地看到了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既觉察到了伦理公正的经济意义，又体味到了经济与利益对人们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作用。尽管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显而易见，但管子这种思考经济与伦理问题的基本方式，不仅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发展和完善今天的经济伦理生活不无裨益。
春秋时期新兴商人阶级及土地私有者利益的代表子产和晏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消费领域，明确反对奢侈，崇尚节俭。如子产提出：“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注：《左传》鲁昭公十年。）主张“正德幅利”的晏子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在生活享用方面反对“足欲”，提倡“节俭”的思想，进而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的主张，把财富的平均享用视作“正德以幅之”之举。他试图用道德规范来限制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君的穷奢极欲，在专制制度下只能是良好的愿望而已，实际上是无法通行的。
孔子作为儒家始祖，在继承先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到的分配和消费伦理思想。针对当时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孔子提出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注：《论语·季氏》。）的主张。在孔子看来，贫可以“安贫无怨”，寡能够“知礼知命”，但是，“不均”、“不安”是道义所不容，也是社会动乱之根源。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其义利观在财富分配问题上的具体阐释，对于引导人们认识由于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贫富差别和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但“安贫乐道”思想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淡化了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且贫者也会被引导到“命中注定”的思路上去。孔子的分配伦理思想促使他提出了“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消费伦理思想，强调以“礼”、“义”为标准，在“礼”、“义”允许的范围内该用的用，不该用的不用。同时，孔子还要求人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甚至不“耻恶衣恶食”
西汉的贾谊和董仲舒吸取了孔子的“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思想，并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贾谊主张以“富”来“安天下”，但他坚持反对奢侈浪费的不道德现象。他认为天下贫穷的原因是由于“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其多”（注：《贾谊集·论积粟疏》。）。因此，他积极倡导“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注：《贾谊集·论积粟疏》。）。而董仲舒的可贵之处则在于重视和关注民众利益。他一方面要求富人不与民争业；另一方面，从伦理公正的角度第一次提出限田以保民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同时他还主张“盐铁皆归于民”（注：《汉书·食货志上》。），即取消盐铁官营制度，使得礼义道德在礼法相济中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尽管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重义轻利，甚或提倡禁欲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能面对生活、正视现实，这客观上对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确立和完善加强了力度，同时也增强了其实践价值。尤其是“节财俭用”的思想，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有效地使用、节约社会资源和财富，引导合理的消费，促进企业再生产，推动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推崇管理的伦理化，尤其强调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以德为道
为了实现最佳经济管理并最终实现人生完善，孔子提出了“安人之道”的管理伦理思想。所谓“安人之道”即合乎人性的管理之道，也是“仁”治之道。这里的“安人”一方面是指以诚相待，实现同心协力。以“爱人”之伦理，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则能化”等原则，真正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将心比心，互相关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不但敬业，而且乐业；另一方面，安人是指“信”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而无信，在社会上就寸步难行，更无法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在“安人之道”的指导下，孔子认为管理过程就是管人的过程，“管人”一是表现在以德治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二是表现在任人唯贤、任人唯德。三是指管好自己。孔子认为，“修己”才能“安人”，管理者应“讷於言而敏於行”（注：《论语·学而》。）。孔子将“安人之道”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惠而不费”（注：《论语·尧曰》。）和“使民以时”（注：《论语·学而》。）的思想。
由于孔子认为“小人怀惠”（注：《论语·里仁》。）、“小人喻于利”，小人在从事多种劳动和服役时，必须使他们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因为“惠则足以使人”（注：《论语·阳货》。）。当然，应注意“惠而不费”，让受惠者自己为自己生产出利益来，甚或生产出更多的利益来。孔子这一思想尽管认可的是君子与小人的等级差别，维护的是君子利益，但主张施“惠”以促生产，重视劳动者利益，这是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伦理手段。而“使民以时”是指使用百姓从事无偿劳役要在农闲之时，不可漫无限制地征派劳役，以免妨碍农业生产。这既照顾了劳动者的利益，又合理使用了人力资源，是经济管理手段的理性选择。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管人”思想，进一步提出管人首先是管心，管心的前提是行仁义。如果“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注：《孟子·离娄》。），这既无法使人“诚服”，也无法搞好管理。孔子的另一位继承人荀子也作为十分注重经济管理，在继承和发展孔孟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体系。
首先，荀子认为，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管理活动中，道与技、德与力之间，起主导作用的是道与德，它比技艺、体力对财富的生产活动和经济管理活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注：《荀子·解蔽篇》。）即精于具体业务技术的只能从事具体业务活动，而精于道的君子即可以治理各业务部门。
其次，荀子针对君臣、上下、长幼、贵贱等一整套封建社会等级关系和封建经济特点，提出了加强管理、促进生产的“明分使群”和从“分”、从“义”的管理伦理思想。荀子认为，只有通过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然后才能形成社会整体并被管理和使用。“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注：《荀子·王制管》。）按照荀子的思路，只有分才谈得上义，才能明确各自所应遵循的礼义，也才能真正发挥人群整体力量去发展生产。
最后，荀子将“爱而用之”确定为管人的原则，其后继者贾谊给予这一原则最恰当的注释。所谓“爱而用之”，就是把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管理的首要任务，而人的积极性的调动与发挥，仅靠命令或思想教育是不能奏效的，只有想方设法“富民”与“乐民”，真正给民以实惠，才是通过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根本所在。如何“爱而用之”？荀子提出要“度人力而授事”（注：《荀子·富国篇》。）。也就是说，要根据可以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和百姓的承受力来安排生产活动。既要百姓努力从事生产，又要使他们能够劳逸结合，得到必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尽管“明分使群”、“爱而用之”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等级色彩，但与孔孟相比，荀子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较为完备，理论阐释妥贴而又深刻。在荀子之后，对管理伦理思想有所见地的当属西汉的董仲舒和北宋的周敦颐。
先秦儒家的管理伦理思想发展到西汉，伴随着唯心主义儒学体系的建立，演变成为“管理谴告”说。西汉的一代儒学宗师董仲舒，其管理伦理思想的提出与“天人感应”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注：《汉书·董仲舒传》。）国家管理如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情，天就先发出灾害来警告它。民众不服管理或“逆天”行事，将会受到天的惩罚。董仲舒还认为，经济管理、生产管理等一切社会管理都受制于所谓的“管理谴告”说。董仲舒的管理伦理思想看上去宗教、迷信色彩太浓，这很显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与董仲舒的“管理谴告”说不同，北宋的周敦颐更注重管理中伦理手段的运用。周敦颐曾指出：“唯巾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注：《通书·师》。）按照他的观点，“中”与“和”是政治管理、社会管理乃至经济管理的根本手段。“天地和，则万物顺”，只有“天下之心和”才能“政善民安”（注：《通书·乐中》。）；只有“百姓大和”，才能万事顺利。真所谓“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注：《通书·乐上》。）如何在管理中实现“中”与“和”呢？周敦颐认为：“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注：《通书·道》。）为此，“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注：《通书·顺化》）即以仁义中正为管理准则，人和事顺。周敦颐这一思想是儒家“和为贵”思想的进一步加强和充实，这对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强调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伦理手段，注重管理者的伦理素质和人际的协调和谐，主张“施仁政”，强调“德治”，以德服人。就工作方法和手段而言，这无疑是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这在管理学中，就是倡导“软管理”，即通过对被管理者的引导、感化和自控等手段来调动其积极性。这种管理模式在国内外的许多企业中得到了运用。实践证明，在企业管理中强调说服教育，关心帮助，人情感化，积极引导等“以人为本”的伦理手段，对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培育企业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营造企业的“家庭气氛”是卓有成效的。这种体现了浓郁的东方文化特色的管理模式不仅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亦不无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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