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与演化论文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与演化论文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与演化

程 伟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美国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战略咄咄逼人的攻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核心战略。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与探索也随之被学术界予以高度关注。为此,厘清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并明晰其生成与演化过程就应成为深入探索国家文化安全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 国家文化安全;生成;演化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且历久弥新,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国家文化安全主题,中国历代先贤也都不同程度地萌发过早期朴素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和文化扩张的影响下,中华传统文化遭受到严重冲击,国人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逐步觉醒。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理论。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准确把握当前社会意识变动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和态势,提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一重大现实命题,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不断推进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创新发展。

海关管理权的丧失,使中国海关完全沦为西方列强侵华的工具。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过程也是西方国家逐步夺取海关管理权的过程。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涵

生存条件、发展历程的差别造成了世界各国、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而造就了各个民族、国家各具特色的文化特质。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化特质的存在,既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进步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为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尽管古代文明中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并未真正形成体系,但已然成为当时国家安全现实问题中的诸多派生要素之一。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文明的交锋、交流日趋频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与碰撞愈加激烈,国家文化安全的需求也逐渐变得具体而迫切。每个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都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和历史条件的变迁而不断变换着新的内容与形式。

简言之,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此外,还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等诸方面,其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由“安全”“文化”“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等若干个子范畴构成的复合范畴。这些子范畴也都是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深刻理解与把握国家文化安全的科学内涵,首先就需要对其相关子范畴加以分析与综合。

一是明确“文化安全”这一复合范畴是由“文化”与“安全”这两个概念相互联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基于对“文化”与“安全”两个概念的分析,从传统的狭义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安全”的内涵应当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产品,包括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政法思想等意识形态和文学、语言等非意识形态形式的社会意识,处于某种不受威胁的状态。这种状态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精神产品处于客观上的安全状态;另一方面,创造这些精神产品的主体的主观安全感受。因此,文化安全的主体问题就由此衍生而出。

根据计算出的行洪断面和洪水位,确定需堆筑砂堤的高度和横断面尺寸,使用装载机、推土机等机械将河床内砂石由中间向治导线两边外侧堆放,清理深度一般在0.6~1.2 m,形成沟床。在机械清理过程中要将大石块有计划地放置在河堤迎水面,砂土就地连续堆置,大约形成梯形堤防模样。

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创造文化的主体应当是有组织的人类群体,而文化安全则应当体现为某一特定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的安全状态。文化安全的主体有着多样性的存在,而国家在诸多主体中居于首要地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大多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化整合、吸纳了本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在国家层面优化配置各种文化资源,实现国家内部各民族、各团体、各组织的文化发展繁荣。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应当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既没有外部威胁,也没有内部危险)”

近年来,随着母联开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其性能逐渐满足短路等电力系统故障的保护要求,DNV船级社于2015年4月颁布的DNV GL-OTG-10中DP-Classed Vessels with Closed Bus-Tie(s)相关指导手册提出新的电力系统母线结构—母联闭合型母线结构,这种结构使得电力系统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电能,能有效节约电能。[10]同时,手册还指出对传统DP-3等级下的船舶可以通过结构升级,安装相应的母联开关,使电力系统形成闭环母线结构。

注释:

进一步来说,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完全觉醒,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军事上的接连溃败,使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文化危机。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中华文化逐渐处于边缘,西方文化强势袭来。由此,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心被逐步激发,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日趋强烈。这种强烈摆脱文化危机的渴望,使统治者对西方文化采取方式单一、消极抗拒的态度,不但抵制西方宗教、社会思潮、政治制度,而且抵制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态度虽然表明统治阶级在应对国家文化危机时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尽合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效果也并不明显,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反作用,然而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立,却明显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国人开始着手探索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

从逻辑意义上讲,“国家文化安全”的产生必然要以文化和国家的出现为前提。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后,甚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家文化安全意识产生的现实条件却并不具备。

2) 用于紧急切断阀的执行机构及其附件应有防火保护措施,首选安装防火保护罩。防火保护罩应符合UL 1709—2007《结构钢用保护材料的快速升温燃烧试验用标准》[9],能够在1 093 ℃的温度下,抵抗烃类火灾30 min。

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伴随殖民活动大肆入侵其他国家之前,人类文化的交流互鉴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文化碰撞、交融,还没有被古代统治阶级视为对本国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威胁。在这一时期,人类所有文明板块所创造出的精神产品,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平等的。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此,资产阶级文化以其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后盾,开始“高调”登上历史舞台,凌驾于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文化之上。西方列强资产阶级文化的强势入侵,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弱势国家文化的颠覆性、根本性影响,才使文化安全问题逐步为弱势一方所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纷纷建立起来,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时期。随着战后经济全球化逐步走向深入,文化全球化的趋势逐渐凸显。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日益强烈,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道德范式相互碰撞、冲突,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之下,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客观上讲,应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在外部层面上,国家文化的存在不受外部威胁,国家有独立自主传承、发展本国文化传统的权力,有自由选择本国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的权力;在内部层面上,体现在国家文化内部的传承与发展没有隐患。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要实现传承与发展,必须从肌体内部汲取力量。在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只有使本国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国家文化才会具有真正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忽视对本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缺乏文化创新能力、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同感降低等,都将严重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文化的思想来维护文化安全,而不是被动地给民族文化‘站岗’”。此外,从主观上而言,国家文化安全还应是一种主观感受,即本国的国民对本国家、本民族的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不存在对本国文化有可能遭受威胁、袭扰的内心担忧,“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

石墨烯pH电极是离子选择性电极,基于石墨烯材料的敏感膜对H+敏感,膜电位值随溶液中H+浓度的变化而变化,理想的敏感膜材料是此类离子选择性电极的关键。杜海军[2]研制了基于石墨烯/Au的修饰电极,该修饰电极在pH 3~11的范围内,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灵敏度为 53.88 mV/pH。张立等[3]制备了聚丙烯酸-石墨烯复合材料,并将其修饰于电极表面建立了pH敏感型响应性界面,研究表明,这3种pH敏感型响应性界面在酸度测定、新型生物传感器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进一步而言,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应当涵盖民族传统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两个方面。其中,民族传统文化安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语言文字的安全,二是风俗习惯的安全,三是生活方式的安全。

5.从作文内容来看,31%的同学能做到中心明确,内容具体,其余同学有不同层次问题;从结构来看,35%的同学能做到条理清楚,结构完整,其余同学有不同层次问题;从语言来看,31%的同学语言通顺,用语准确,其余同学有不同层次问题。

二、国家文化安全观的历史演进

就中国而言,近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观诞生于16世纪以后。16世纪末17世纪初,以马格尔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基督教传教士争相来华,传播西方宗教教义,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间的对抗与冲突由此拉开序幕。此后,不仅封建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冲突有可能动摇其统治的根基,进而造成国家与民族的重大危机,而且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文人士大夫和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抵制以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播,并将“保教”上升到“保国”的战略高度。17世纪以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两种文化的对立开始凸显,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有所增强,统治阶级开始注重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早在奴隶社会,人类文明处于发展之初,世界各国的思想家就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关于文化应用的问题,并萌发了各自朴素的、带有一定空想色彩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如孔子有感于奴隶社会末期“礼坏乐崩”,所提出的重“礼”、以“仁”治理天下的思想。先秦的诸子百家也基于不同角度,纷纷提出了各自主张。诸如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严刑酷法等。这些思想观念都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在本质上都期冀国家统治者能够重用自己学派的理论,以自己主张的思想观念、文化形式治理国家,进而实现长治久安。但究其根本,他们主张的文化内容,大多都是非此即彼的,具有某种“普世观念”的意味,“放之四海而皆准”,存在明显的普适性和空想性。无独有偶,身处欧洲的柏拉图也提出了“理想国”的理论,这与孔子主张的“仁”政似有殊途同归之意。

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关思想虽然被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所提及,可在根本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系统而具体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其内在原因就在于当时尚不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必要的现实土壤。在近代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文化安全”是从属于“国家政治安全”或“国家军事安全”范畴的。由于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限制,人们难以接触到外来文化,即使有外来文化传入本国,它们在本国根深蒂固的传统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也难以得到大规模传播和广泛认同。

第二,如果说近代以前的国家文化安全命题还未完全成立,人们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认识还只是处于懵懂之中,那么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开始强势介入相对落后的封建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的文化安全意识也逐步开始真正觉醒。这一时期各国文化安全观的主要表现为对本国文化形式的坚守,形成不同文化间的尖锐对立,弱势国家的文化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与冲击。

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命题是人类进入近现代文明时期才提出的,然而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需求却古已有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不断扩大与深入,各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观逐步变得清晰而具体。总体上,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大致经历了“普世观念”、冲突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化交融互鉴等四个发展阶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人们越发意识到军事实力并非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引发的经济动荡凸显,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破坏严重,各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正式提出了“文化安全”这一概念。与以军事威胁为代表的传统安全威胁相对应,该学派提出了国家安全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领域安全组成的“安全复合体”(The Complex of Security),文化安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此后,“国家文化安全”逐步进入世人眼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之前,国家文化安全又具有特定的内容与形式。20世纪40年代末,东西两大阵营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出现尖锐对立。这一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是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途径,则是大力攻击对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企图推翻对方国家政权,相互遏制,又竭力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和平演变”,使本方阵营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国家文化安全观的突出特点就是政治色彩极为浓厚,各国之间的思维习惯、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差异都让位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对抗。

第四,冷战结束后,各国文化交流逐步扩大,包容互鉴程度不断加深,国家文化安全观形成新的时代内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冷战结束的前十年便已初露端倪。此后,随着各国经济活动交往的深入,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加深,内容和形式各异的文化产品因便捷的交通和拓展的传播渠道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传统的文化壁垒被逐渐形成的全球市场打破,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在交流中被影响、被融合、被重组。在这一趋势下,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不能独善其身,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成为时代的潮流。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本国文化未必是完美无缺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个庞杂的库藏,精华与糟粕难解难分”。各国纷纷转变文化安全理念,由传统的排斥、抵制外来文化转为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重组本国文化,使本国文化在交流与融合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强大的整机设计开发能力体现在对数控机床进行模块化设计和研发上,使得公司有效缩短了涉及和试制周期,提高了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能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一流的数控技术开发能力则给了公司通过合理、综合运用多种技术的手段去不断提升产品的系统性、自动化程度、加工精度、响应速度及智能化程度。先进的核心精密部件制造技术则是指公司自主加工工作移动结构、砂轮架主轴等核心部件时,选用质优材料,使用高精度机床配合合理的工艺进行精密加工或超精密加工。

三、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观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暂时处于低潮,原本处于相对均势的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西方国家开始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意识形态仍然是文化安全领域斗争的核心。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今世界处于信息爆炸时期,各种人为制造的文化藩篱和文化壁垒已不复存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世界各国维护自己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不少新的挑战,国家文化安全观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第一,人们对国家文化安全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自20世纪末开始,世界各国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我国对国家文化安全进行深入研究始于21世纪,起步较晚。然而,十余年来,在吸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却取得了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成果。在研究视角上,不仅把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探求文化安全的外部动因与世界影响,还将文化安全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轨道,从国内的历史条件变化与现实需求角度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特点与规律。在研究内容和层次上,不仅研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社会意识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而且将意识形态安全、民族传统文化安全、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安全、宗教安全、国民教育安全、信息传播安全等相关范畴引入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视域。在研究领域上,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化安全领域,而是将文化安全同信息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等一起,纳入国家整体安全框架,把国家文化安全视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行相关性研究,拓展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领域。

杨梅(Myrica rubra Sieb. et Zucc)原产于我国南方,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江西、福建等省,其中以浙江省所产杨梅品质最佳。杨梅果实色泽艳丽、酸甜多汁、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杨梅果实除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如糖类、维生素和矿质元素)之外,还含有大量的花色苷和多酚类物质,因此具有较好的自由基清除能力。此外杨梅还具有生津消渴、解酒解暑、行气止痛等保健功效,被人们赞誉为“初夏江南珍果”。

第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依然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全球化为各国提供了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但本质上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牢牢控制着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单方面为全球化制定了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做出了预设。当今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内仍然占据着最为核心的地位。其具体表现,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大肆兜售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继续图谋“和平演变”。

除了坚持推行文化霸权,西方国家针对冷战后各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身份的潮流,又不失时机地提出“文明的冲突”等理论,片面强调文化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唯一作用,宣扬西方文明观。这充分说明,当今世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隐蔽在人权至上、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等旗帜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出现了全新的形式。在全球文化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以期实现其经济、政治领域的战略利益。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仍然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首要之义。

第三,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21世纪以来,国际文化交往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文化关系的深刻变化,使文化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内容,世界各国纷纷注重并着力提升自己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主要体现在一国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上,文化产品是宣扬和传播本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世界各国纷纷打造本国文化产品、繁荣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有效提升本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而在客观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第四,全球化进程深刻影响与改造了各国传统文化。特定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大多发源于相对封闭的本民族、本国家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区域中,特定的地理条件、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形成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早期的闭塞环境限制了民族间的交往,各民族大多形成了以本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文化形态之间差异性和互补性存在的现实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必要性。只有通过文化交流和比较,人们才能对本民族文化做出客观清醒的认识。“所有的文化都被其他文化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其他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往逐渐成为可能,民族传统文化通过对外交流实现自身的发展。

一方面,国家出现之初,保证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而统治阶级在政权稳固的状况下,国家面临的唯一威胁是军事威胁。历史上,一个国家一旦被另一个国家武力征服,这个国家文化上的命运大多是被改造,甚至消亡。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尽管各个时期的国家都较为重视自己的文化传承,但统治阶级对文化安全的认识却并未上升到事关国家与民族存亡的战略高度。在古代,即使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受制于语言、交通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但国家、团体、组织之间的交往却依然频繁、活跃。

人类早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平等的,不同文化在此基础上相互比较、汲取养分、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德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较英法等国落后,然而德国在哲学上的成就却远超其他欧洲国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平等性之外,近代以前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还具有另外一个鲜明特征,即文化交流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交往过程中会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题抛弃或进行颠覆性重构,这一点毋庸置疑。

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既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历史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状况。西方发达国家独享全球文化话语权的现实,势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被西方文化影响、同化,甚至有被彻底改造和消失的危险。总之,西方国家主导的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敲响了警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成为新的时代要求。

意识形态安全通常是指反映国家政治与经济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价值观念安全、道德准则安全、政法思想安全等。

二是认识“国家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国家安全”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1943年,美国作家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提出national security一词,将国家安全界定为使国家免予遭受军事威胁。此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安全”特指国家的军事安全和主权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局限于军事安全,认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甚至唯一手段,就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军事愈强,国家愈安全。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在教学改革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传授政治基础知识外,还要注重对学生创造能力、探索精神的培养,确保每位学生的综合素质都能够获得提升。对此,教师应该尽快转变思想观念,将现代化教学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予足够尊重。

③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加湿器使室内易滋生细菌,增高了孕妇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几率,也可能给胎儿带来不良影响。李馨雅[1]通过临床对比实验,发现晚期妊娠孕妇合并上呼吸道感染可增加胎儿窘迫及新生儿窒息的发生,其机制可能是病毒透过胎盘屏障,感染胎儿。谢实发现上呼吸道感染与TORCH感染密切相关[2],若胎儿发生TORCH感染严重者可导致流产、早产、畸形或死亡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⑤赵飞鹏:《文化安全:捍卫无形的国防》,《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19日。

⑥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⑦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1页。

⑧王晓德、张晓芒:《历史与现实:世界文化多元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⑨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ssues

ChengWei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prominent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ggressive offensive of American cultural hegemony and cultural expansion strategy,safeguard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has become the core strategy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has also been high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To this end,clarify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and clarifying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should be the basic premise of the proposition of a major era of in-depth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Generation;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 G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01-0109-05

收稿日期: 2018-10-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KS010);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5-CXTD-0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项目(2018M640090)“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实践及战略体系构建研究”

作者简介: 程伟,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辑 王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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