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特征在中国的变异及其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刚性论文,中国论文,社会保障论文,特征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9）06－0114－03
一、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特征在西方国家的实践及其在中国的变异
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特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保障项目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覆盖范围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待遇水平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的趋势，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在西方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实践印证了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特征的存在。
首先，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强调国家责任的“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还是把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市场责任结合起来的“自保公助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1950年到1995年英国从10.6％上升到29.8％，瑞典从9.1％上升到35.8％，丹麦从8.0％上升到32.2％，德国从15.0％上升到33.9％；1960年到1995年美国从10.3％上升到33.2％，日本从8.0％上升到26.8％，法国从13.4％上升到32.9％，芬兰从12.7％上升到32.7％。
从经济的视角看，社会保障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刚性发展特征的显现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制约。换而言之，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特征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经济越发展，才能为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特征规律的显现准备雄厚的物质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滞胀局面，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特征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整体上仍然表现出逆势上行的势头（参见表1）。西方大多数国家尽管“在社会政策方面保持克制，并一再努力降低成本甚至采取限制性措施”，但“仍然未能做到显著地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的比例”，显然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不断造成过度支出扩张的内在原因，这种支出扩张充其量只能通过抑制成本的措施而稍微得到一点控制”[1]。
概而言之，社会保障之所以具有刚性发展的特征，关节点不在于是否受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而在于当经济发展处于上行轨迹之时，社会保障水平的膨胀速度往往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当经济发展处于下行轨迹之时，社会保障水平的下降速度往往低于经济下降的速度，或者社会保障水平的下降往往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或者当经济停滞不前、下降之时，社会保障制度甚至会出现逆行上涨的趋势。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的长期低迷或者由于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速度长期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的制约作用渐趋明显，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才逐渐趋缓，在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下行发展的趋势。
其次，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进程中保障项目的不断膨胀，也说明社会保障具有刚性发展的特征。众所周知，从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确立了在保障公民基本权益方面的政府责任，到1883—1889年德国俾斯麦政府相继颁布《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伤残及养老保险法》等一系列社会保险法令，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社会保障项目从初期的仅限于社会救助方面的单一项目选择，发展到涵盖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项目选择。如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所包含的项目就有40多种，仅国民保险就包含儿童补助、残疾津贴、失业救济、失业生活来源救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家属津贴等七个方面。
再次，西方社会保障的覆盖对象也由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时期把救助的对象局限于贫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等特殊人群，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以全体公民为对象的普遍人群。弗兰茨－克萨维尔·考夫曼在总结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特征时认为：“只有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覆盖越来越多的人口并趋向于覆盖全部人口……的情况下，才谈得上福利国家的发展。由国家推动的社会保护扩展到保障每一个人的社会权利的这一趋势，是福利国家发展的典型特色，这种趋势通过众多国际性的宣言和协议，至少在纲领上已被举世公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榜样。”
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实践，却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刚性发展不完全一致的特征，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异。在表1中，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13.1％上升到1985年的13.69％，然后持续回落，1990年为13.60％，1995年为12.73％。也就是说，1985—1995年的10年间，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不是刚性发展的，反而是持续下滑的。
表2的有关数据也表明：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特征在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呈现不断下降的特征。除其中的H41退休养老福利费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态势以外，H42在职职工保险福利费、H43优抚支出费、H44救济费、H45孤老残和养老院福利费、H46价格补贴费、H47住宅投资费，以及H48不含价格补贴和住宅投资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H49含住宅投资在内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H50含价格补贴和住宅投资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等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呈现出整体下降或在某一较长时间段内下降的趋势或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当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呈现出较长时期下行趋势的1985—1995年的10年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5年，我国社会总产值16242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其中工农业总产值13269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国民收入6765亿元，比上年增长12.3％；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17400亿元，比上年增长5％，国民收入14300亿元，比上年增长4.8％；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577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365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8274亿元，增长13.6％，第三产业增加值18094亿元，增长8％①。这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特征的显现，变异现象明显。
二、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特征在中国变异的原因分析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被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实践所证实的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特征在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呢？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不同的政治环境，即政治体制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巨大差异，导致了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特征在西方的显现和在中国的变异。
在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度是其基本的政治体制。议会制的确立及其随后的运行表明，它不仅是人类社会不同价值观的体现，更是国家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它虽然掩盖了不同类型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但同时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各政党可以利用议会民主的这种机制来检测本阶级或阶层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同时利用议会选举的机会向人民积极进行宣传以进一步争取和组织力量，从而达到执政的目的。当然，在获得执政地位的过程中，政党的政策必然受到议会体制内化性规律的支配，其原有的政治个性逐渐磨损，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政策和贯彻思想、政策的程度以及思想、政策的变迁完全取决于议会选举的需要。
总之，通过选举获得多数选票上台执政，是西方政党获得执政地位的最主要的方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西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在以普选制为基本特征的议会民主制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各竞选政党拉拢选民、争取选票的政策工具。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尽可能不损害或少损害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或者尽可能给予现有制度下的利益受损者更多的福利承诺等，成为各竞选政党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导致社会保障刚性发展特征的显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国家左右分野日趋模糊，政党对执政权的争夺趋于白热化，不同政党所获得的选票差距日趋缩小，少数人的选票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竞选的成败，造成执政党在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之时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某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削减或者某项社会保障项目的取消损害某一群体的既得利益而导致选票的流失和竞选的失败。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根据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其他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非在野党。正是由于有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特殊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没有必要为了迎合部分选民的利益而对现有社会保障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或者现有社会保障体制下的利益受损者做出某种福利承诺，成功避免了西方多党竞选而导致的福利竞赛，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保障项目、覆盖范围服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就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言，其究竟表现为上行趋势的刚性特征，抑或是表现为下行趋势的变异特征，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上行或下行状态，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全局的把握。具体而言，在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缺乏效率之时，如1985至1995年，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能够有效地使社会保障制度承担起促进效率、发展经济的功能，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表现为较长时期的下行变异特征；在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缺乏公平之时，如2002年至今，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能够使社会保障制度承担起促进公平、实现和谐的功能，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表现为刚性发展的特征。
收稿日期：2009－10－13
注释：
① 《全国年度统计公报》（1985、1990、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