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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4-0036-07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经济出现下滑，经济增长速度掉到了6.9%，今年第一季度又掉到了6.1%。与通常要求的不低于8%的增长速度相比，我们的经济还是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会掉到8%以下？有人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然而，我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并不高，按理说不应受此牵连。其实，我国的金融没有出现危机，问题出在我们从1998年到2008年所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上。正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出口的贡献率超过了20%就叫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2007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37%，接近40%，已经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出现萎缩，必然引发国内增长速度快速下滑。所以，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再继续搞下去，否则我们还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波动。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国务院去年第四季度提出了“保增长、启内需、转变增长方式”这样一套战略方针。显然，要保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内需。内需启动成功了，增长模式就会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围绕保增长、启内需、转变增长方式，我们大致提出和实施了四大对策，这就是启动投资、启动消费、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深化改革。前三项对策是发展问题，第四项对策是改革问题。在此，我重点谈谈前三项对策。
第一项对策：启动投资
要启动内需，第一个对策就是启动投资。因为启动内需不外乎两块：一是投资，二是消费。启动投资见效比较快，一旦政策出台，最快半年，最慢一年就可以见效。而启动消费则比较慢，最快9个月，最慢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可见效。怎样启动投资？投资包括三大块：民生投资、生产性投资和资产投资。启动投资就是启动这三大投资。
（一）启动民生投资
民生投资包括四项内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政府一旦定下来就可以加速投资。民生投资投了多少？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宣布新增投资4万亿，单就民生投资来说，实际没有那么多。今年减免税收5 000亿，用于结构调整3 700亿，这两笔费用不属于民生投资。扣掉这两部分，真正的民生投资，今年新增3.1万个亿。这3.1万亿怎么分配？其中，基础设施占了1.5万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占了1.6万亿。当然，从今年开始，民生投资还会增加，我估计到2012年会超过10万亿。在民生投资的四项内容中，见效最快的是基础设施这一块。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次定了四个重点。一是轨道交通；二是港口、机场和高速公路；三是农村投资，主要指县乡以下的公路、电网、通信网以及中心镇的上下水系统；四是环境投资，包括生态环境的修复、工业污染治理，等等。
从去年10月份算起到现在，已经半年多过去了，这半年多来民生投资的效果怎么样？我认为有三个目标已经或者可以实现。一是今年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这个目标可以实现。2007年，我国出口对GDP的贡献是10万亿左右，估计2009年会减少一半，那就有5万亿的GDP需要内需来填补。而民生投资这一块投了3.1万亿，这对于填补国内5万亿的GDP任务缺口应该问题不大。二是民生投资可以提振信心，这个目标已经见效。三是再过三四年，中国将获得一个发达国家所具有的交通运输体系，这个目标看来也可以实现。
民生投资搞了半年多，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在下半年进行政策上的微调。
第一个问题，从去年第四季度到现在，为了制止经济的快速下滑，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来投资。在这种氛围下，对投资项目的论证就放松了，因此，未来几年有可能出现一些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的项目。例如，最近我去调研，有一个新建机场，离省会机场也就一个半小时路程，这种机场有没有必要建？缺乏论证。因此，我们在加速投资的过程中不能放松民生投资项目的论证和审批，尤其对一些可能产生巨大浪费的项目要重新考虑，避免在这次民生投资中形成新的资源浪费。
第二个问题，这一次民生投资，大部分投向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没获得多少好处，会不会无意中损害民营经济？会不会产生国进民退的现象？民营经济是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次为了保增长，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体制的活力。因此，我们下半年在政策上应注意调整。
第三个问题，按照惯例，每年增长速度在8%以上就可以解决1 000万人的就业问题，但是这一次虽然保住8%问题不大，却解决不了那么多的人就业。因为过去主要靠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来吸纳就业人口，而这一次，这些企业在大量倒闭。不仅如此，这次的8%主要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而基础设施建设是高度机械化的，所以投资量虽然大，但对解决就业帮助不大。例如，京沪高速铁路投资近2 000亿元，结果只能解决13万人的就业问题。所以，我们在政策调整时应注意这一点。
第四个问题，就是增加民生投资，本来是要为企业拓展市场，解决企业困难的，但由于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民生项目，而不愿意贷给企业，这样一来，民生投资无意中冲击了企业的正常运转。比如说1-3月份，我们的新增贷款是4.6万亿，其中4万亿流向了民生投资项目，只有6000亿流向了企业。所以，后半年资金流向必须兼顾，不能因过多的资金流向民生投资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
第五个问题，就是我们一方面在启动民生投资，一方面出口企业在继续倒闭，启动内需并没有缓解出口企业的压力。问题在于启动内需所需要的产品，不是出口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而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我们民生投资项目并不需要。所以，不能用启动民生投资来取代对出口企业的关注，不能认为民生投资启动了出口企业情况一定会好转。最近政策已经开始调整了，叫做“启动内需，稳定外需”——不再单纯地提启动内需，还加上了稳定外需。
总之，民生投资这一块我们搞了半年多时间，对半年多时间的事件进行评估，我们发现三个目标可以实现，但也发现五个问题，需要下半年在政策上进行微调。
（二）启动生产性投资
启动生产性投资就是启动对各个产业的投资。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定下来就可以投资了；而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不能干预和取代企业，只能想办法帮助企业，实现企业投资增长。
当前，启动生产性投资，政府应帮助企业解决以下三个困难。
第一是企业负担偏重的困难。企业负担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税收负担。今年减税5000亿，其中企业是2800亿，居民个人是2 200亿。企业负担不减下来，很难启动生产性投资。二是行政收费负担。国务院决定，从今年开始要取消100种行政收费。最近清理时发现，大量收费的不是政府，而是一些所谓的“二政府”——中介机构，国务院已经开始治理整顿这些中介机构。三是用人负担。这涉及2008年1月1日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来讲《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大了社会保障基金缴纳的数量，加重了用人负担。目前，对《劳动合同法》争议较大。因此这个负担怎么解决，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
第二是企业资金融通上的困难。企业资金融通包括债务资金融通和资本金融通。债务资金融通又分成银行融资和民间信贷。在债务资金融通方面这一次我们大大突破了原来的规定。比如说，企业过去的资产重组和并购贷款银行一般不支持，而这一次并购贷款已经放开。尤其是今年国务院加大了对担保机构的扶持，这对中小额度的贷款是有意义的。最近，我们正在推动村镇银行制度的创新，这对银行融资很有意义。在民间信贷方面，《贷款人条例》尚未通过，这个条例如果通过了，民间信贷就会彻底放开。企业资金融通的另外一块就是资本金融通。这一块主要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放开创业板。今年创业板要全面实施了，这对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技术创新型企业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是企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困难。有些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进入到生产能力过剩的行列，如果再投资只能加大产能过剩。这些企业靠自身调整有困难，需要政府帮助。最近，国务院出台了两个办法：一是拿出3700亿的资金用于帮助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二是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帮助企业在结构调整时把握好方向。
此外，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企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动向。
一是要关注这次结构调整的方向。现在，不仅中国在进行结构调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哥本哈根协定》很快就要签了，这个协定签过之后，世界的一些规则就会改变。过去出口强调规模和成本，谁的规模大、成本低，谁就出口。现在不好办了，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被当作出口的首要规则，凡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要想走出去就得给人家上进口税。我算了一下，美国对我们的产业至少要上20%的税，如果那样，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出不去了。二是要注意到人类社会即将进入新能源时代。奥巴马这次启动美国经济，抢到的制高点就是新能源，能源的生产、能源的传输和能源的节约是它的核心内容，而且三五年内就会显示出新的巨大需求。因此，我们在结构调整时必须提早看到这些变化。
（三）启动资产投资
资产投资包括两部分，一是资本市场投资，例如股市；二是房地产市场投资。如果说，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那么，资产投资的主体就是公众。之所以要启动资产投资，是因为它涉及提高公众财产性收入的问题，进而涉及启动消费的问题。公众的收入包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块。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于资产投资。财产性收入包括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动产收入涉及资本市场，不动产收入涉及房地产市场。如果光有劳动性收入，老百姓富不起来；只有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老百姓才能富起来。
启动资产投资的关键的问题确定资产的价格，因为价格是我们把握经济走势的重要指标。价格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消费品价格，像食品、服装、家电、家具等等的价格，国际上叫CPI。消费品价格既不能涨得太快也不能跌得太快：涨得太快会引起通货膨胀，跌得太快，会引起通货紧缩。所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概念，是和消费品价格连在一起的。那么，对中国来讲，CPI涨到多少会出现通胀，跌到多少会出现通货紧缩？根据几十年积累的数据，这个指标就是3%到5%：CPI涨幅超过了5%我们要防通货膨胀，掉到了3%以下我们要防通货紧缩。现在，我们的CPI指标还不好，还是负增长，因此压力仍然很大。
第二种是投资品价格，像钢铁、水泥、铝合金、设备等等的价格，国际上叫PPI。投资品价格也不能涨得太快或跌得太快：涨得太快，就是经济过热；跌得太快，就是经济过冷。所以，经济过热和经济过冷这两个概念是和投资品价格连在一起的。那么，对中国来讲，PPI到底涨到多少是涨得太快，会出现经济过热；跌到多少是跌得太快，会出现经济过冷？根据中国近10年的数据，指标就是4%到6%：如果PPI超过了6%就要防经济过热，掉到4%以下就要防经济过冷。
第三种是资产价格。资产价格在中国包括两种价格，一是股票的价格，二是房子的价格。房子虽然是最基本的生活品，但它可以保值增值，所以房价全世界都统计在资产价格里面。资产价格也不能涨得太快或跌得太快：涨得太快就会出现经济泡沫，跌得太快就会出现资产缩水。那么，对中国来讲，涨到多少就会产生经济泡沫，跌到多少就会出现资产缩水？对这个问题大家还没形成共识。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不知道涨到多少必须干预，跌到多少必须救市。2007年股价暴涨，要不要动手干预？没有认真思考。后来进入泡沫期了，股票价格一下子从1000多点吹到了6300点；直到泡沫自然破灭后，股票价格又回到1600点左右。房价也是如此。2007年房价1至6月份竟然翻了一番，进入泡沫期后房子卖不掉了，房地产投资进行不下去了。而房地产投资涉及51个产业，而且房子卖不掉政府的地就卖不掉，财政收入也受到严重影响。
其实，回想起来，2006年下半年，经济学界就预计到2007年资产价格要暴涨。依据就是货币发多了。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中央银行发货币是两个口子。一个口子叫再贷款，另一个口子叫外汇占款。根据2006年公布的数据，再贷款当年新增了3.2万亿，外汇占款2.9万亿，这两项加起来是6.1万亿。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每年新增货币里外汇占款的比例最多不能占到总量的25%，而我们几乎接近一半。货币发多了，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必然冲击资产价格。所以，经济学界预测到了2007年资产价格会暴涨，只不过这个预测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说明，资产价格是可预测的，因此是可以调控的。
为了避免经济泡沫，就必须搞清楚中国的资产价格到了多少就必须干预。为此，各种模型都算出来了，中国的股票价格，如果以沪市为蓝本，以2006年为基数，每年上涨速度在1000点左右比较合适。据此，2006年是1000多点，那么2007年不应超过3500点，2008年加上奥运会最多4000点，再过6年，突破1万点，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股价涨的幅度。房价也是这样。如果以2006年为基数，中国的房价每年上涨速度是5%到10%，那么中国的房价意味着15年到20年翻一番，这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增长幅度。所以，启动资产投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握好资产价格，让公众知道应当往哪里投资。现在，我们一启动资产投资，就会引发房价和股价的上涨。这个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防止资产价格再度进入泡沫区。
第二项对策：启动消费
民生投资、生产性投资和资产投资已经全面启动。但是，如果启动内需仅仅停留在启动投资上，那么我们就可能出现外国人所讲的W型的增长，就是拉起来会再栽下去，并且中国经济有可能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都不好，所以我们启动内需，必须启动消费。
启动消费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提高居民收入，二是增加借贷型消费，三是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
（一）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第一个办法，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国民收入分成三块：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这三大块共同组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结构中，居民个人收入所占的比例过低，国家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过高。近10年来，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每年增幅大约在6%左右，而国家财政收入连续10年都高于GDP增长速度，每年增幅大约在20%左右。所以，我们必须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所占的比例。怎样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办法无非三条：免税、退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三条已经开始实行了。在减免税收方面，2009年给老百姓减税2200个亿。还是少了点，因为这2200亿去掉利息基本就没什么了。在退税方面，我们也开始行动了。像家电下乡、城里人家电以旧换新就相当于退税。但这个我也算了一下，没退多少钱，比例还是小了点。在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方面，现在认识还不统一。2006年以前，个税起征点是1 600元。2007年开会征求意见时，我提出应将这个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报上去是3000元，结果全国人大只批准了2 000元，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所以，去年的8月份我们又开始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问题。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二个办法，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劳动性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光靠劳动性收入，老百姓富不起来；只有增加财产性收入，老百姓才能富起来。美国人的收入里面，40%多是财产性收入，50%多是劳动性收入，所以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比较大。然而，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例只有1.8%，相差太远。那么，怎样提高这个比例？有一次我到外地开会，有群众说，你们提的这个办法等于什么也没说，老百姓没有财产，怎么谈得上提高财产性收入？这话有道理，只有先让老百姓有财产，然后才能说得上提高他的财产性收入。老百姓怎么才能有财产？要不要考虑把国有资产拿出一部分分给大家？当然，这一点现在做不到。但是有一条应该能做到，就是让老百姓分享国有资产的好处。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2005年我国的电信、石化、电力这些企业，职工数量是800多万人，占全部企业职工数量的8%，但是他们的收入占却占到了全部职工收入的55%。谁在享受国有经济的好处？显然不是全体人民。为此，有两个建议提出来了。一个建议就是国有企业利润必须进入社会保障账户，央企每年利润的10%必须进入社会保障账户。第二个建议就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股票的10%划拨社会保障体系，让社会保障基金持有，最后让全体人民分享。一个是利润的10%，一个是股权的10%，这叫“双持计划”，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第三个办法，提高农民的收入。居民收入增长比较慢的是农民，而农民在整个社会居民中所占比例很高，农民收入提不高，内需很难启动。怎样提高农民的收入？税收已经没有空间，农业税已经取消。价格的空间也不大，粮价还有一部分空间，但也只有40%的粮食产品低于国际价格，即便提到国际价格水平，农民也富不起来，因为每家拥有的土地数量比较少，生产的粮食也比较少。因此，提高农民的收入，只有依靠改革。最近提出要搞城乡一体化。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讲的城乡一体化，是两个一体化的统一。一是城乡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就是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平等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二是城乡经济体制一体化，这个一体化涉及很多改革的深层问题。比如说，产权制度一体化，城里人买房子有产权，农民的宅基地为什么不能抵押、不能买卖？再比如，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办企业他的土地为什么不能抵押、不能买卖？推进这两个一体化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能够实现这两个一体化，农民富起来就有了保证。
（二）如何启动信贷型消费
借钱消费叫信贷型消费，像不动产这种大宗消费是要靠信贷启动的。西方国家的居民，基本上是靠银行信贷来完成住房消费的。美国金融机构给老百姓倾注的信贷型消费资金2007年是13万亿美金，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90%多。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一个国家给老百姓提供的信贷型消费的数量至少应该在GDP的60%左右。而我们国家提供了多少呢？住房是最多的，3月份突破3万亿人民币，去年我们GDP是30万亿，那就是GDP的10%。我算过账，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给老百姓提供的信贷型消费数量加起来不到中国GDP的25%，按照欧盟讲的60%的比例，我们还有35个百分点，启动信贷型消费的空间还很大。国务院最近在四个城市试点，要成立消费类金融机构，表明我们要加大力度启动信贷型消费。
（三）如何启动预期型消费
有些消费是受预期影响的，这种消费叫预期型消费。预期与人的经济安全感有关。一般来讲，经济上感到越安全，人的预期就越好；反之，预期就不好。
经济安全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工作安全。比如说我会不会失业，失业以后有没有良好的失业救济制度，我能不能再就业，等等。二是生活安全。比如说我退休之后，能不能达到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良好的退休金制度，等等。三是健康安全。比如说我会不会生病，生病以后有没有良好的医疗卫生制度，我会不会遇到看病难和看不起病，等等。四是财富安全。比如说我存到银行的钱会不会因为银行破产而取不出来，等等。
保证这四种经济安全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最近，一些学者在研究美国是怎样走出1929年大危机的。研究结果发现，美国之所以能走出那场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当时搞了一个社会保险法。这个法1933年开始运行，到1935年就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项制度解除了人的各种后顾之忧，使得人们赚钱消费就行了，结果消费成了拉动美国经济的重要力量。直到现在，美国经济的增长70%左右是消费贡献的。而日本现在政局不稳，首相干不到一届就下台，这固然和经济动荡有关。但为什么经济会动荡？这和日本近年来改变了一项制度有关。30年前日本国民感到很安全，因为那时日本有一项重要的制度——国民退休金制度。这项制度规定，日本国民退休后享受国民退休金待遇。日本妇女是不工作的，丈夫如果退休在家了，夫人也相当于退休了，因此也享受国民退休金待遇。这项制度使所有人都感到安全。但是，现在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交钱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发不出来了。于是就改革，改革就是少发或者不发。于是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全了——国家不管我们了。正是居民的这种恐惧感引发了经济问题。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当然，启动消费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启动消费要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启动消费可能比启动投资还难。但是再难也要启动，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能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项对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无论是启动投资还是启动消费都需要钱。然而钱从哪儿来？这就涉及我们的第三大对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怎么调整呢？我们提出调整的第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叫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多少？今年年初定了一个指标，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是17%左右？也就是新增加货币5万多亿。结果1至3月份就出来了4.6万亿，4月份又增加5000多亿，到了5月份就把全年的指标用完了，还有差不多六七个月怎么办？如果停止供应，经济有可能掉下来；如果继续供应，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就不是17%左右，而将是30%左右，会有超过近10万亿预期的货币。如果这么多货币都放出来那就太可怕了。因为货币出来了，既能推动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货币贬值。如果老百姓想避免手里的货币贬值，那就只有投资和消费。所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是逼着你投资和消费。现在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人们的通胀预期开始提高了，于是开始买股票、买房子，股市和房市随之热起来了。
当然，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我不赞成过多地调整货币政策。第一个理由，长期经济稳定首先要靠币制的稳定。币制不稳定，人心就不稳定，中长期经济也不会稳定。第二个理由，增加货币供应量等于给老百姓上货币税。老百姓各种税都交了，你还给他上货币税，这不公平。第三个理由，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主要表现为货币形态，现在国内存款40多万亿，其中老百姓存款是30多万亿。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老百姓存钱是自己给自己搞保障。货币贬值，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所以我不太主张过多地动货币政策。最近人们开始大量购置资产。资产是稀缺资源，那么多的货币一定会冲到资产价格上来，资产价格必然会涨。这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见效了，但这个宽松的程度要把握住，不能太宽松，要适度。
我们提出调整的第二个宏观经济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借债加大投资、加大消费。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第一个理由，中国现在财政政策可使用的空间还比较大，政府借的债还太少。按照欧洲的标准，一个国家借债的数量可以达到本国GDP的60%。我们去年GDP是30万亿人民币，可以借债18万亿人民币，我们才借了6万亿，还有12万亿可以继续借。第二个理由，动财政政策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好处。富人钱多，用不完的可以借给国家。国家把钱用于解决穷人就业等问题。富人把钱借给国家后，不仅有回报，而且国家是无限责任，你这辈子还不完，可以还给你儿子、孙子。第三个理由，国家借债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基于上述理由，我是竭力主张动用财政政策，而不主张动货币政策。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没法动财政政策，老去动货币政策。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慎动货币政策，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
对策的实施及预期的效果
以上所说的启动投资、启动消费、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都属于发展的问题，而中国如果不改革的话，仍然很难保证这次启动内需的成功。所以，这次保增长、启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第四个对策，就是深化改革。由于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展开了。总之，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
启动投资、启动消费、调整宏观经济、深化改革，这是保增长、启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四大对策。那么，这一套对策最后能不能见效呢？现在国际国内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华盛顿邮报》记者曾经采访过我，说中国现在这一套办法能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到底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如果是凯恩斯主义，你们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凯恩斯主义没起到好的作用；如果是新自由主义，你们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我说你搞错了，我们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我们是邓小平主义。什么叫邓小平主义？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我们自己的路。他说， 日本1991年出口导向型经济泡沫破灭后，一直想启动消费，然而多年都没有启动起来，你们行吗？我回答说中国完全可以，主要有四条理由。一是中国没有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只要我们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产生巨大的内需，内需马上就会起来。像前面讲到的民生投资，我们要解决中心城镇的上水系统和下水系统，我算过账，今年如果解决1万个中心镇的上下水系统，将会带动的内需是4万多个亿。这一点日本没法和我们比。二是中国还比较穷。我们现在13亿人口，富人2亿左右，还有7 000万人在贫困线上下。这么多穷人，他们有各种需求都要满足。不像欧洲人，什么都有了，一扎啤酒喝半天。所以欧洲人到了中国都适应不了，怎么加班？怎么这么辛苦？他们不了解中国，我们穷人还比较多，致富欲望很强烈。即便中国3亿人和美国人一样富裕了，那还有10亿人渴望继续致富呢。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我们必须反垄断，适当放松政府管制，只要我们这样做了，也会马上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三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调整的空间还很大，尤其是财政政策，可以借GDP的60%，我们才借了20%，还有40个百分点。四是我们有我们的政治优势，就是一旦发现问题可以集中全国力量来解决。去年9月份我们发现出口出不去了，增长速度要掉下来了，得赶快启动内需，10月份就开始全面启动了。欧洲人间我们，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应该两会通过才能做，怎么现在就做了？我说我们发现问题，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像你们，发现问题只能开会讨论，我们都操作七八个月了，你们的议案才通过，错过了最佳时机。而且他们讨论半天搞出来的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不过是各种利益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相比之下，我们的政治优势有利于应对各种危机。
有以上四条理由，我们对中国完成这一次启动内需的任务是有信心的，我们一定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现在，第二季度的数据出来了，GDP是7.9%。我估计第三、四季度这一套政策的效应会继续释放，成效会继续显示。我预计今年6月份以后可能有1/3左右产业开始回暖；到明年的6月份以后，80%左右的产业回暖；2010年上半年结构调整，达到预想目标；中国经济可以在2011年的下半年走出这一轮周期，差不多两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走出周期之后，我估计到了2012年、2013年，刚才讲的通胀可能就会露头，那就是另外一个周期的事了。
［收稿日期］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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