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天问论文,地位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原《天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极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①堪称先秦破除旧文化思想束缚的战斗诗篇，正确品评《天问》有助于总结中国古代进步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激励当代人大胆解放思想，放手从事改革。
《天问》写作的缘起无从详考，一般有两说：一谓屈原流放时所作，“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涍漖煆，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②一谓屈原使齐时作，系收集稷下学者提出的诸问题综合成篇。前者为即兴说，后者为纯学术说，都不尽合具有广泛政治斗争背景的屈原文学生涯。
如果将《天问》的写作置于当时政治文化斗争的背景上，并把前二说结合起来，就比较接近于实际了。周流楚先王庙室、公卿祠堂，可以视为促成《天问》写作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不仅因为《天问》明言“胡为此堂？”不仅因为其题材多见于出土壁画，更重要的是《天问》有“厥严不奉，帝何求”（楚王信谗不能保持威严，求助天帝保护又有什么用？）句，表达了对楚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泛滥宗教巫祀迷信的强烈不满。信巫重祀，不啻楚有，列国皆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戌”③，只是楚国搞得特别凶。《汉书·郊祀志》载谷永说成帝语中，曾对楚巫祀热作了十分客观的评价：“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贤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屈原清醒地看到“鄙固”的贵族死党如何把国家引向“幽昧以险隘”④、“陷滞而不济”⑤的绝境，因此，他写作《天问》不会不带有思想政治斗争的目的。《天问》所吟并非事事能赋壁画，所以出使齐国，求索稷下，考辩学术，应是促成他写作《天问》的另一重要动因。齐设稷下学馆，广纳学者近千人，齐君“兼而礼之”，对各学派的活动宽容相待，以至对谈神说鬼的“燕齐方士”也礼遇不薄，稷下实成为各家各派交汇和争鸣的集散场。所以，屈原写作《天问》自然会融汇各家新知，凸现稷下进步的文化思想成就，否则，很难解释《天问》对旧文化思想体系的批判意识为什么那样清楚而强烈，对旧文化思想体系的批判为什么那样全面而深刻。
战国晚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完成向奴隶主贵族夺取政权、统一中华的历史使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旧的文化思想体系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逐渐构建起以“戡天”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其优秀代表人物荀况提出“人定胜天”的非凡命题，从而把奴隶主君主的复摹形象和精神支柱“天帝”从不可侵犯的宝座上掀将下来，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进步。当然，这一文化思想上的飞跃不是偶然猝发的，从自发的反天命意识到成体系的“戡天”思想，其间有一个对“天命观”思想体系展开全面清理批判的生动过程，《天问》就显示了这样一种过程的实际存在，因此也就决定了《天问》在文化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天问》咄咄逼人，一气呵诘一百七十余事，博大壮观实属空前，为什么所问除宇宙创立、日月天体、神鬼巫祀、奇物异胜外，还要旁及历代兴衰、前朝胜事、伦理纲常、当下政局等等，将诸子往返论战、学术课说的重要内容悉加囊括？这正表明进步思想家与旧“天命观”的冲突已经从单一反对“天帝”发展到批判以“天命观”为核心的旧文化思想体系，反映出进步思想家已具有重新建构新文化思想体系的意识。《天问》通篇使用疑问句，怀疑是它的基本态度。怀疑可以导向批判，但对《天问》的发疑则不能仅仅评论到怀疑。《天问》结体殊胜、问事精深、层次井然、立意超卓，绝非“怀疑”二字所能概括，更何况句式、情彩实在富丽：有反问，反问中置疑诘难、反诘立论、推设驳斥、厉声喝责；有似设问而实陈叙，所叙或条陈、或影射、或寄寓、或嘲弄，真是放言无惮，意趣横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⑥。没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及养胸襟充文气，是很难驾驭如此问难属文险峻豪迈的艺术形式的。
由于《天问》文体奇特无偶，语辞高古艰覃，寓事煆秘难考，夺衍错简甚多，故训诂阐释众说纷纭。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对《天问》文化思想底蕴的领悟。下面仅就《天问》所体现的非天、非命、非圣思想加以评析。
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旧文化思想，总是张扬“天威”，“违天必有大咎”⑦，“敬天之恕，无敢戏豫”⑧，“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⑨。“天尊不可问”⑩，这就是旧传统的结论，但屈原偏偏要问，而且是刨根究底问个痛快淋漓，“一个新的进步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11)。
天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唯天为大”？这是旧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既不愿问又不敢答的问题。在奴隶主统治时代，原始宗教的思维及沉淀是与阶级意识范畴的灌输宗教内容、强化宗教情绪、维护宗教秩序的上层建筑文化思想混杂在一起的，“每个统治阶级都利用与自己相适合的宗教……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不相信他们的宗教，这在事实上是完全无关重要的。”(12)
屈原则针对旧文化思想中大量宗教神秘主义内容，对“天帝”本身的存在与否，来了一个系统盘诘，从而嘲弄了“天帝”崇拜，显现出鲜明的“非天”思想。“非天”是《天问》的重要内容之一，篇幅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大体分为两个方面，即反对旧的创世说，反对宗教巫祀迷信。
旧创世说把世界说成是天帝创造的，把天体构造描绘成符合旧伦理观念的范式，而且强调唯有圣人才能领悟和传播这种创世说。旧创世说完全是为巩固天帝一神教义，在保守野蛮时代对世界的原始、愚昧的认识基础上杜撰的，它浸透了唯心主义精神，成为旧文化思想体系的基石。
屈原针对旧创世说连发二十余问，在批判旧宇宙观过程中为发展进步文化思想作出了贡献，其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否定了圣人传道。“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百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13)《天问》开篇即质问：“遂古之初，孰传道之？”（那远古时代处于原始阶段的世界状况，究竟是谁传诵下来的？）猛烈摇撼“信而好古”、“生而知之”的圣偶基座。篇中“何由考之”、“谁能极之”、“何以识之”、“谁知其数”、“孰知其故”等，均直刺先知先觉的所谓圣人。
（二）否定了“天帝”创世。屈原问道：“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天有九层，是谁经营量度？这算作什么功绩，是谁最初成就？）”营度者，初作者，旧宇宙观认为根本不能问、勿须问，那就是天帝，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14)“天尊不可问”，屈原一触问到此，实际上就把天帝推进了否定圈。
（三）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对旧创世说、天帝论的深层次批判。屈原不相信宇宙开创前“上下未形”、“冥昭瞢臜”、“冯翼惟象”(15)的旧说，提出宇宙究竟有没有起始的问题。他问道：“斡维焉系”，提出了天体运行是否有一个超宇宙外力的问题。他又问道：“天极焉加？”“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更提出了宇宙是否有边、有际、有角、有曲的问题，向宇宙无限的观念迈进了一大步。这些思想都是对天帝创世观的否定。因为，一旦认识到宇宙无始、无限，超自然的天帝开创世界、天体模式绝对不变的观念必然动摇。屈原关于宇宙无始、无限的思想直接为后代的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唐代柳宗元在其《天对》中提出“无极之极”、“无中无旁”、“无隈无隅”，又将宇宙观推进到无始、无限论的纵深。此外，屈原还推翻了周代以来就信以为真的“天地相覆”说(16)，问道：“天何所沓？”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明确指出天地并不相连，就是屈原思想的发展。
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旧文化思想充斥着宗教巫祀迷信，它们是旧天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巩固天帝的权威服务，是沟通天帝与世界的过桥，所谓“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17)屈原发出四十余问，遍索宗庙壁画、祭祀祷祠、经传载集、方士课说中的神奇鬼魔、诡谲怪异一一诘难，造人补天的女娲、怒触不周的共工、仰射九日的后羿、鲧腹出生的伯禹、长寿超人的彭祖、尸化大鸟的王子侨、照亮九阴的烛龙、善讲人言的熊、背熊游走的无角龙、一身九首的虬、吞没大像的蛇、与天相通的昆仑悬圃、高万五千里的昆仑增城、冬暖复寒的所在、俨成森林的石树等，全被拂去灵光华盖。其中对神圣的无畏亵渎，尤体现出屈原的求实精神，如“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歧女神没有丈夫，怎能生出九个孩子）“日安不到？烛龙何照？”（太阳哪有照不到的地方？要你烛龙干什么？）“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人头蛇身，是谁设计制造）“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刀剖鲧已死三年的尸腹得到禹，那种奇怪的孕生怎样变化）
必须说明：(1)屈原批判的宗教神秘主义，大都是旧贵族统治者祀事习用的传统物，至于楚民间祭乐歌中唱扮的不是那么神圣的、富于人情味的神，如《九歌》中诸主角则不见于《天问》，由此可见屈原锋芒所向。(2)屈原《天问》中的观点倾向与他其余的诗作并不矛盾，如《离骚》、《远游》、《惜诵》、《思美人》等，华翰飞骋处，无丝毫“毋渎神”、“畏天命”的意味。天地任我往来，仙境任我去留，群神任我差遣，万类任我派用，天神、古圣、仙媛、异类之喜怒欢戚均以我之情愫为转移。如此豪情胜衷，倘无激进的思想和无畏的精神，仅仅倚赖骚体奇格、想象瑰异是抒写不出的。(3)我们当然不应苛求屈原从古代原始神话中发现史前社会的秘密。
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利益的旧文化思想着意维护“天威”，旨在确立“天命”的权威，“皇矣上帝，临下有赫！”(18)道破了个中奥妙在于恐吓臣民。“天命”在“天命观”思想体系中实被视为比天帝更实用、更重要的东西，难怪要强调“钦崇天道，永保天命”(19)了。屈原《天问》激烈地批判天命，着实击中了旧文化思想体系的要害。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既然天帝把天下赐给某姓，某姓王应戒惧什么来保持不失）这无疑是针对周氏族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20)的传统思想而发的。殷周交替之际，由于阶级矛盾激化、氏族奴隶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天命无常”的思想应运而生，这原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然而周氏族奴隶主贵族却利用这种思想为巩固自己代殷后的统治地位服务，提出“唯德是辅”作为“天命无常”的注脚；儒家更将其系统化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21)屈原以殷远祖王亥（该）的灭亡证明“辅德”说的不能成立：“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该继承了他父亲季的德，而他父亲实在善良，为什么最终败于有扈，被别人夺走了牛羊）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天命反复无常，惩什么，保佑什么）这是针对旧的天道赏善罚恶说发问的。赏善罚恶说是周氏族奴隶主贵族从殷氏族奴隶主贵族思想中的天道“福善祸淫”(22)发展来的，《大学》也径直引了《康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屈原用许多事例证明了赏善罚恶说不合史实。如用八句两问例举舜的弟弟象为证“何肆犬体，而其身不危败？”（为什么心术坏如狗的象恣意谋害舜，却没能遭受惩罚丧命）“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为什么他变化无常行为狡诈，却获得封爵而且后代兴旺长久）
王权天授是“天命观”天命内容的核心，是其最顽固保守的成分，因为代表着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王权，是奴隶社会一切权力的基干。旧文化思想中所谓“唯天子受命于天”(23)、“大德者必受命”(24)成为历代统治势力死守的信条，所以对王权天授论的批判，突出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革新的理想。屈原在《天问》中反复揭露王权天授论的自相矛盾：“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天帝既然使某姓为王而受天下礼敬，为什么又使异姓灭亡它而代为王呢）“授殷天下，其德安施？乃成乃亡，其罪伊何？”（天帝把天下授与殷，那么殷究竟施行了什么德政？殷成功了又灭亡了，它又犯了哪些罪过）屈原笔锋直指传统文化思想中被视为最神圣、最保守的内容，喟然喝问：“登立为帝，熟道尚之？”（登位为帝，是谁导引推崇他的）
“厥严不奉，帝何求？”（楚王信谗而不能保持王威，求助上帝保佑有什么用）这是屈原对自己“非命”思想的归结。
“非圣”是进步思想家对旧天命观批判的重要方面。先圣先王如尧、舜、周公、武王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原是可以肯定或赞颂的，但旧思想家刻意把他们充作守旧的盾牌，终视之为造神运动随意涂抹的偶像，这就是传统典籍多方强调“天授”、“天予”、“天纵”、“天降”，反复阐扬“闲（捍）先圣之道”(25)、“遵先王之法”(26)的文化底蕴。因此，屈原把“非圣”的内容有意识地、并非即兴地组织到《天问》中，正表明他对批判旧文化思想的坚决态度。
传统典籍把尧舜描绘成完美如天的偶像，破除对尧舜的盲目崇拜是进步思想家思想解放的体现。屈原在《天问》中指摘了尧舜并非完人，罚鲧不公：“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鲧顺从民愿苦心堙治洪水，帝尧为什么还要听信舜言惩罚他？永远把鲧囚禁在羽山，为什么三年都不施刑）“何由并投，而鲧疾脩盈？”（究竟为什么要如此摒弃鲧，使他遭受的灾难如此深重）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对尧舜罚鲧的批评是一贯的，而且以鲧况喻自己的遭际，这只要读读《离骚》中女王对“吾”的说词即可明见。女王评价鲧说：“鲧璘直以亡身兮，终然
乎羽之野。”这实际上就是屈原的评价。
周公旦是周氏族奴隶主统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所审定的周礼是对殷商以来奴隶主贵族统治经验的总结。在旧思想家顶礼膜拜的先世圣贤中，周公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人物。但在屈原笔下，周公却是个矫揉造作、自违其礼的伪君子：“列击纣躬，叔旦不喜；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对周武王分解商纣王的尸体，周公旦竟不表示赞赏；那为什么他当初参与谋划兴兵伐纣，后来又对周灭商的成功加以颂扬）
此外，屈原“非圣”思想还表现在，例举武王行止并不切合传统礼义，嘲讽了自昭王以来周王朝无可挽回的衰退，取笑了旧典籍推崇备至的伯夷、叔齐，至于影射楚君昏庸失政的文字则比比皆是。屈原如此不遵传统矩度、大胆亵渎神圣，后世许多以斗胆盛名的大思想家都难与之伯仲。
屈原出身于楚名门贵族，主要生活在革新受到严重阻滞、改革势力颇为羸弱的楚国，更兼受到文化思想发展本身的局限，所以《天问》对旧文化思想体系的批判毕竟有限。他虽然批判了旧创世说和宗教巫祀迷信，却没能根本否定天帝的存在，尚未摆脱“天人相与”的旧意识束缚，象“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这类认可天帝存在的提法为数不少。直到荀子才确立“天人相分”的思想，提出“天行有常”、“人定胜天”的命题。屈原虽然历数列朝兴衰，影射批评楚王任人唯亲的劣政，反证自己“举贤而授能”的理想政治，但毕竟没能像前于屈原的商鞅那样提出“便国不必法古”(26)，更没能像其后的韩非那样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27)的哲则。尽管如此，《天问》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它在解放思想方面所表现出的非凡气概胆魄，具有超越历史性的价值，可以鼓舞现代人大胆破除旧文化禁锢，挣脱各种精神桎梏，勇敢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
注释：
①《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62页。
②王逸《天问序》。
③左传·成公十二年》。
④屈原《离骚》。
⑤屈原《怀沙》。
⑥鲁迅《汉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20页。
⑦左传·僖公二三十年》。
⑧《诗经·大雅·生民·板》。
⑨孔子《论语·八脩》。
⑩王逸《天问序》。
(11)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27页。
(12)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48页。
(13)王充《论衡·实知》。
(14)《孟子·万章》。
(15)亦即旧浑沌说。《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七日而‘浑沌’死。”庄子是采用人格化形式形象地表述天地在浑沌中生出的观点。
(16)《晋书·天文志》记载有周代以来的盖天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
(17)《中庸》。
(18)《诗经·大雅·皇矣》。
(19)《书·汤誓》。
(20)《周书·蔡仲之命》。
(21)《中庸》。
(22)《书·汤诰》。
(23)《礼记·表记》。
(24)《孟子·滕文公下》。
(25)《孟子·离娄上》。
(26)《商君书·更法》。
(27)《韩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