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以新疆为主要案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15)03-0005-14 2014年3月30日，北京大学马戎、张健教授和我在凤凰网大学问沙龙上对话讨论边疆民族问题。当时笔者以“如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为题发表的谈话，在网上曾引起部分人的讨论和争议。①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上个人的观点有了更多信心，现以那次谈话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为基础，充实部分支撑材料，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观点的介绍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民族关系、民族工作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新疆、西藏等地还出现了一些暴恐事件。面对这些情况，社会和学界对民族问题的形势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判断，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战略如何制定的问题上，讨论比较热烈，也存在一些分歧。 讨论的重点较多集中于对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民族工作的评价，民族政策的得失等问题。有人认为对六十多年来的民族政策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和大的调整，如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论者；②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争论虽然激烈，出发点都是针对如下两个问题：一，如何解释近二十余年来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不稳定问题，如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的暴恐活动，一些新出现的民族矛盾和经济发展问题等；二，如何克服这些问题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些学者在民族政策国家战略的探讨中有一些新的阐述和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新的国家战略，应将今后民族政策的目标定位为努力建构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即中华民族。这个政治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即在各民族之间建立国家认同意识和在国家认同基础上的相互认同意识，这种国家认同主要是对国家体制、制度和立国指导思想的求同，而非文化上的刻意求同。即文化多元而政治一体。③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各民族逐渐形成文化统一和政治统一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应该建构一个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有共性和一统的新的民族或新的国民意识。④ 尽管以上两种观点有所分歧，但他们都将打造国民意识，让国民意识逐渐高于民族意识列为民族政策的重要目标。 第三种观点是将民族的“去政治化”和“文化化”设定为民族政策的目标。此观点认为民族政策应该仅承认民族为文化团体，不承认其政治性，就可以使其无法与国家争夺，从而可以使多民族都能包容于国家之内而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可能。⑤ 笔者认为，探讨民族政策的目标需要掌握三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一，较全面了解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二，要了解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国际经验；三，了解国际学界，特别是民族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有关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比较客观科学的判断。 要了解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又谈何容易。知识需要积累，思想也要在掌握更多知识的基础上逐渐梳理。新时期以来，学界虽然有责任对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给出解释，但学术乃社会之公器，我们有幸从事学术研究而能够公开发表文章去影响社会认识的人，特别是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首先应考虑对社会负责，避免曲学滥作。从这个考虑出发，针对以上学界的争论，笔者自忖积累不够，还需要学习，所以多年并未公开发文直接参与争论。经过十余年来对以上三个方面知识的积累和思考，特别是每年深入民族地区(以新疆为重点)的大量实地调查，逐渐归纳出个人的认识，近年来曾在多场公开讲座中谈了个人的这些观点。现在简要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面对新时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应如何解释和应对呢？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应该结合后冷战时期以来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的表现，重新认识民族的本质是什么，即人类为什么要以民族划界来区分不同的群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去重新考虑如何评价和调整我们的民族政策。 从社会实践来看，笔者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产生于差别，差别有两种，一种是文化差别，另一种是结构性差别(即经济收入、社会政治权利的差别)。只有文化差别的民族之间虽然会有一些误解从而产生一些矛盾，但这些误解和矛盾都比较容易解决，他们之间可以和谐相处甚至逐渐融合。而有明显结构性差别的民族之间则很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很难避免激烈和持续的冲突。 因此，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让不同的民族能够和谐相处，也就是让多民族国家能够维持统一的根本出路是缩小民族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权利等方面的差距。一旦不同民族之间消除了这种结构性差距，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就都有了坚实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任何挑动破坏都不起作用，无法撼动。这是笔者坚持的观点。 笔者认为，承认并发展多元文化是目前的国际共识。同时，不同文化的民族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逐步联合是西方多个单一民族国家追求和发展的趋势(如欧盟)。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在一个统一的政权内部，努力达成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是民族政策最主要的目标，也是维护统一的最重要手段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在文化上的更多沟通与相互学习则能够进一步促成新的国家民族，即中华民族的形成。 (二)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传统与理论基础 评价中国的民族政策，需要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国情与理论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各民族在多数时间里都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我们称之为：“多元一体”。历史上我们统一的国家之内一直有多种文化、多种经济，也往往有多种政体。这是中国与西方多数民族国家不同的历史特点，也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⑥ 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民族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确定了自己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民族平等”。马克思主义主张彻底改造旧社会，消灭旧社会的阶级差别，而消灭阶级差别的措施之一就是消灭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把消灭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视为自己的革命任务之一。新中国政府主张民族平等，就是承认旧社会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政府为了贯彻民族平等这个核心思想而制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这个政策的措施就是在各方面扶持优惠少数民族，让他们尽快赶上来。目标就是要实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完全平等，实现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共同团结进步。新中国民族政策追求的目标是各民族不仅在法律上平等，事实上也要平等，要给少数民族更多享受各种权力的机会，创造让他们能够与汉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的条件。 而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是用所谓“公民平等”的法律来代替和反对“民族平等”的要求，事情的本质就是他们不承认其社会中存在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允许少数民族以民族为旗号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他们这样做的目标就是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与阶级关系。可见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双方在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目标上是有本质差别的。 (三)如何评价新中国的民族政策 纵观新中国建立60余年来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我们认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前30年是成功的。主要理由如下： 1.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各种冲突和积怨都逐步得以化解。2.中国各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都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边疆与内地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各方面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3.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是团结稳定的，民族关系比较好，各少数民族在较快发展的同时，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是扩大了，而是在不断缩小。4.各种宗教的影响都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中明显削弱；各民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国家认同都大大增强了。 最近这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30多年，民族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有各种原因，原因之一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煽动等各种破坏活动，可总的来说，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是一个常量，从新中国建立至今60多年从未停止过，为什么前30年这些地方是安定的，我们能克服他们的破坏，很少有人受他们煽动，跟着他们走，相反，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都坚决反对他们，而后30年他们的煽动却为什么能挑起不少事端？ 有人提出疑问，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否与民族政策有关？是否民族政策不合适，应该做大的改变？笔者认为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民族政策固然需要经常有所调整，但主要问题不是民族政策不好，而是出在落实上。近30年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国内社会急剧转型的形势下，民族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国民族政策的目标是推动少数民族逐渐缩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与内地汉族的差距，差距缩小了，边疆民族地区就会稳定，民族就会团结，就能够共同繁荣和发展。如果差距不能缩小，反而逐渐拉大，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新中国前30年我们的民族政策落实较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比较快，差距也在缩小，各民族就是团结安定的；最近这30年，之所以说主要是政策落实出了问题，是因为政府手里没有那么多资源去落实固有的民族政策，因为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少了。 新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这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从“全能型政府”逐渐转变为一个“责任有限型政府”。社会的资源和权力已经更多地脱离了政府的控制。 从全国来看，2012年底，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非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只占23％。新疆的情况也是如此：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89.12％，到了2009年仅占11.5％。国有企业的从业人数在1985年占从业总人数的74.31％，到2008年则仅占26.62％。⑦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深度变革，利益格局深度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社会环境的过快改变使得旧有的制度，旧有的平衡被破坏后，新的平衡新的制度未能及时建立起来。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也相对滞后，于是我国进入矛盾凸显期。在中国内地的一个负面反映是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加。⑧ 与此同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影响(如企业改制与失业等)。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多项民族优惠政策，出现了不能有效贯彻执行的情况。如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少数民族职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等。⑨ 近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东部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这种差距的拉大对当地社会和民族关系有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⑩ (四)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影响 近30年来，国内国际大形势变了，民族政策未能适应新形势而及时调整，出现了不少新的民族问题。从国际上看，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解体后，出现了世界性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世界不再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划分的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冷战时期受到冷落和压抑的各种民族主义和各种宗教势力迅速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以民族、宗教为旗号的冲突代替两霸之间的冷战，成为世界各种冲突的主要形式。受其影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宗教意识迅速发展。以新疆为例，“文革”前，有宗教场所14,138处，“文革”结束时，有1,400多处，1984年，新疆的清真寺有9,000多所，到了1997年，清真寺就发展到了24,000多所。 从国内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以几十倍的速度增加，(11)大大增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矛盾和冲突自然也相应增多了。其次，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即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集体、国有制转向私有经济的转型中，虽然绝大多数人经济收入提高了，但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使得不少人在心理上开始缺乏安全感，于是更多的人走向宗教去寻求心理安慰，宗教影响扩大了。其三，“文革”后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不再讲阶级斗争，不再以阶级划线，导致在各种利益竞争中以民族划界，以宗教信仰划界的情况增加了，民族界线加强了。 以上这些变化都对民族关系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民族关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将这30年划分为不同阶段，其中，前十年东部地区优先得到发展，很快与中部和西部拉开了距离；政府在第二个十年中加快了中部的发展速度，于是中部也得到较快发展；第三个十年，主要是从2000年以后，政府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比如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发展速度迅速提高，近十年来已经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新疆每年的GDP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内蒙古甚至达到20％，而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8％左右。最近十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改观，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城市面貌有很大变化。很多人仅从宏观统计数字上观察，对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前景非常乐观，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再过若干年以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会赶上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在经济收入上会逐渐缩小与汉族的差距，边疆民族地区也会随之实现繁荣、安定与团结。可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当代各国开发的历史显示，越是资源输出地区，“GDP含金量”也越低，即当地百姓受益比例越少。 一般来说，经济的开发，GDP的提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加更多的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另一种是提高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第一种方式推动的经济增长被称为外延增长或粗放式增长。而第二种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一种更进步的，比较节省资源的可持续的增长。多年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开发为重点。但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大多以经营农牧业为主，资源开发不仅有自身可持续的问题，而且这种开发如果处理不当，还会在用水、占地和污染等方面对农牧业造成破坏。当资源开发的很大一部分成本，即农牧业环境的破坏大多要由少数民族农牧民承担，而他们本身又没有能力参与工业开发并获得相应的益处时，矛盾就产生了。 新时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对东部更加开放，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人员，大量来自内地。如果没有对当地环境和居民一些特殊的保护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势必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居民之间因文化的差异导致竞争能力的差距，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 西部开发创造了经济的增长，大多数人的收入提高了，但也还是有不少人跟不上，没有同步提高，或者是提高了一点，但不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跟上发展的速度。我们在新疆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少企业包括一些少数民族企业家，不太愿意招收少数民族职工，更愿意招汉族，认为汉族人受教育水平高一点，现代化观念强一点，更适应企业的工作。而有些少数民族成员现代化观念淡薄一些，时间概念和效率观念也会弱一点。虽然有的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必须要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职工，但在这些企业中也可以发现，管理层和技术层人员中的少数民族比率较少，基层工人中比率较高。 这种开发的后果有时就会在不同民族之间造成某种程度的隔阂甚至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 因此，虽然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整体发展速度很快，可是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基层群众与汉族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开了。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低，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周全，从城市到农村，大家都工作生活于国有或集体经济之中，个人出了什么事情都有人管，有人帮助，而现在村里把土地都分了，城市里大多数是私有企业，社会保障体系没能很快跟上，一部分人不适应市场经济，跟不上发展的速度，生活也就比较贫困。这部分人就很容易受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例如新疆“七·五”事件的参与者，多数是来自南疆的一些失业的年轻人和流动人口。在新疆、西藏，受极端宗教势力蛊惑的人也多来自这个阶层。 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拨和攻击，过去没有市场，现在在部分人中开始有了影响。于是，民族关系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此情况下，那些受境外势力支持，寻求多民族国家解体，寻求夺取政权的势力和集团，就会利用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煽动民族间的仇恨，煽动极端宗教情绪。他们也确实屡屡得手。 这就是近些年来在新疆、西藏出现多次群体性反对汉人，攻击政府的暴力事件的背景。 (五)民族关系的现状调查与不同的评估 在境内外形势这些冲击之下，是否我国的民族关系真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是否一贯拥护我们党和政府的基本群众，少数民族普通大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我国的民族关系问题？ 为此，过去十余年，我们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甘宁青等地一直在开展系统而较大范围的民族关系调查。(民族学角度和心理学角度，访问了上千个少数民族家庭，统计了八千余份问卷，做了五百余人的心理测试，广泛与地方政府各级干部座谈。)我们于2004～2006年连续三年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吐鲁番、伊犁、喀什、莎车、库车等十余个县市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四千余份。2009～2010年，我们的调查队六十余人，又分别在新疆、西藏、甘宁青和内蒙古发放同样的问卷，作民族关系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好的，是正常的。例如，我们在新疆和西藏作的维汉关系和藏汉关系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在新疆：(12) 86.3％的维吾尔族群众认为维汉关系正常或比较好；城镇中超过70％的维汉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90.6％的维吾尔族群众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在西藏： 94％的藏族群众认为汉藏关系是正常的或是好的；城镇中有69％的藏族群众和92％的汉族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87％的藏族群众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近年来，我们在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作的同类调查，其结果也都类似或更好。 综合多年来我们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资料及初步的思考，综合对国外有关民族问题的对比以及对我国民族问题历史的研究，我们认为： 1.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比，与当前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关系对比，从全国来看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好的，是基本正常的。 2.没有必要夸大当前民族关系的负面问题，更不要因为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就全盘否定我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特别是不要轻易否定我党的民族理论。我们的民族政策确实需要随着新的形势而有所调整，但坚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全面的民族平等，坚持扶持各少数民族尽快赶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政策目标是不能改变的。 3.新时期以来，各地区民族关系中的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仅有少数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直接鼓动和操纵造成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一些人民内部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从而没有得到正面和及时处理，造成了部分地区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些问题中影响比较大的如：新时期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有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部分汉族人中的大汉族中心主义思想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4.群体性事件中，多数意见是针对地方政府、基层干部的不满，不是针对我党的民族政策，更不是针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 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不要把问题过分严重化，比起西方国家，我们的民族政策是进步的，是比较好的，我们的民心基础也是好的。在多民族大国中比较，我们的少数民族是最拥护政府的。 (六)西方国家的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 在世界的多民族国家中比较，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更优惠的。这也是国际社会多数严肃的学者们的共识。一些自诩为高度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和印度，其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比起中国来要严重得多。 如，据西方学者近年来的统计：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只拥有全美国不到1％的土地。1974年，美国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白人家庭收入的64％；而到2004年，这个数字降到了58％。(13)因此，西方学界也承认，美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远低于中国的少数民族。 根据2008年美国的佐格比民意测验：43％的拉美裔美国人和40％的非洲裔美国人支持分裂的权利；1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分裂主义运动；33％的非洲裔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分裂主义运动。 据美国城市联合会2008年发表的《美国黑人状况》报告，在教育方面，黑人的高中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还停留在白人20年到30年前的水平，非洲裔学生比白人学生更少获得高等教育学位。据报道，美国公立学校的非洲裔学生在学校遭受体罚的可能性比白人学生高很多，非洲裔女孩挨打的可能性是白人女孩的两倍。 司法领域的种族歧视触目惊心。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2008年6月5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6月30日，关押在监狱里的黑人男子是白人男子的六倍，近11％的30岁至34岁黑人男子被关押在监狱里。 在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入狱率的巨大差别，也同样存在于其他西方国家。如，在加拿大是3∶1，在英国是5.2∶1，在新西兰是13∶1。 美国联邦调查局2008年10月2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美共发生仇恨犯罪7624起，其中50.8％是基于种族歧视的犯罪，62.9％的袭击者是白人。 《芝加哥论坛报》2008年11月23日报道，2000年美国有602个种族仇视组织，2008年上升到888个。(14) 与以上这些西方国家的情况相比，正如邓小平同志1986年所说的：“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15) (七)敌人力图将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两极化、敌对化 近30年来，社会转型所积累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大量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冲突事件也多如此。这些事件并没有改变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也没有改变全国整体上比较好的民族关系状况。 2011年1月26日，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了2011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而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则只有40％。 但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一直力图将近年来我们国内新出现的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两极化，敌对化。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煽动性宣传。 达赖喇嘛煽动说：“没有一个藏族人承认他自己是中国人。”热比娅也煽动说：“维吾尔人对汉族人和汉族人的政府恨入骨髓。” 我们在各民族地区所作调查的结果，击中了敌人的痛处，遭到敌对势力的强烈嫉恨，境外东突的头子多次点名攻击我们，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在造谣，将我本人称为“杨叫兽”。在境外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我的调查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拥护政府的观点。(16) 2011年5月4日，在他们主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上发布了针对我们的调查结果的反调查，(17)宣称： 71.31％的维吾尔人认为新疆维汉关系很糟糕；79.41％的维吾尔人选择新疆汉人不可信；93.17％的维吾尔人认为民族关系上新疆汉人不讲理；98.71％的维吾尔人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是汉族人的政府。 对于敌对势力的这些造谣、煽动与宣传，我们应给予明确的批驳而不是受其利用和迷惑。否则就会犯敌我不分和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错误。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和学者也一直在扩大化地渲染这些地区的民族矛盾问题，这其实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把我们的一部分群众推给敌人，并在国际上给我们抹黑。 (八)回到理论的讨论来看民族问题 探讨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问题，既要了解国内外的相关实践和经验，还要借鉴国际学界，特别是民族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有关的理论来开展比较客观科学的分析。为此，简要介绍一下近年来国际学界有关民族的理论探讨。 冷战时期，各民族、国家和形形色色的集团都是分别认同两大阵营，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冷战结束以后，民族、宗教认同在强化，世界的新形势和新的矛盾冲突推动越来越多学者将目光聚焦于以下问题： 民族是什么？也就是说民族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因素对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影响最大？ 人们为什么和如何去认同各自的群体呢？人为什么会有各种群体(民族、宗教、地域、阶级、国家等)身份认同意识呢？ 我们先看看国际学界相关理论的讨论是如何给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学者们有多种解释。对于民族的本质是什么，人类为什么会划分成不同的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创建了很多理论。归纳起来，大略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客观文化特征理论”和“主观认同理论”。 传统的“客观文化特征理论”较多强调不同文化、不同体质特征、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等外显的因素对民族边界的影响。如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四条定义(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特征)，现在我党有关民族的六个基本特征。(18)一般来说，我们对客观文化特征理论比较熟悉。 而主观认同理论则有很多新的解释角度。其一，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的自我分类理论；其二，从心理学角度解释的精神需要；其三，资源竞争理论。资源竞争理论是主观认同理论的核心思想。这种理论认为，竞争或冲突是造成人类分群的主要原因，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群体间斗争为主轴的历史。以此为出发点，这种理论将人类社会的群体竞争归因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强化了不同群体间的区别，也强化了个人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意识。(加入和组成群体都是为了便于竞争) “客观文化特征理论”较多强调不同文化、不同体质特征、自然地理环境等外显的因素对民族边界的影响。“主观认同理论”则强调民族之间的边界更主要是产生于不同人群的主观认同，这种理论较多强调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等社会资源的争夺对民族边界形成的影响。哪种观点对呢？ 我比较赞成这样的观点： 1.民族边界的形成，既有文化差别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同的原因。任何单独一种理论都没有足够的解释力。 2.不同人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源竞争，往往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民族边界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民族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载体。民族既承载着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象征性、情感性，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认同，也承载着物质上的利益。但在实际的民族关系中，起更大影响的，或者说更难以突破这个界限的往往是其政治性和物质利益性(经济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别并不难克服，而当两个民族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利益差别时(即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竞争时)，民族关系则较难协调。 从这个理论的讨论出发，回到本文的主要观点，即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产生于差别，差别有两种，一种是文化差别，另一种是结构性差别(经济收入、社会政治权利的差别)。只有文化差别的民族之间虽然会有一些误解从而产生一些矛盾，但这些误解和矛盾都比较容易解决，这样的两个民族之间可以和谐相处甚至在文化上逐渐融合。而有明显结构性差别的民族之间则很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很难避免激烈和持续的冲突。 因此，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让不同的民族能够和谐相处，也就是让多民族国家能够维持统一的根本出路是缩小民族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权利等方面的差距。一旦不同民族之间消除了这种结构性差距，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就都有了坚实的保障。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任何挑动破坏都不起作用，无法撼动。这是笔者坚持的观点。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国外一些民族冲突事件的本质。例如，近百年来印度尼西亚多次出现的暴力排华事件，(19)2005年10月在法国爆发的外来移民的大规模骚乱事件等。(20)西方很多国家至今都存在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明显的结构性差距。 如果不同民族之间形成结构性差距，就会像那些国家内的骚乱一样，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会止息。国外这些反面的案例和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如果中国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不能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如果这些地区的居民与东部或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收入上有了明显的差距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就不会稳定。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优惠少数民族的政策不是要撤销，而是要坚持，要调整，要落实到位，要推动各少数民族尽快在各个方面赶上来，在经济上和社会发育程度上尽快赶上来。这才是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正确道路。 在世界的多民族国家中比较，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更优惠的。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在政治权利上早已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国际社会多数严肃的学者们的共识。一些自诩为高度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和印度，其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比起中国来要严重得多。主要因为在这些国家，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结构性差距。 新时期以来，新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收入上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是比较小的，特别是与西方国家一些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距比较，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但新疆为什么会发生突发性民族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最容易被发动的是哪些人呢？通过多年的调查与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最容易被发动的主要是那些缺乏国家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经验的年轻人，两劳释放人员；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中受到冲击的人；生活贫困，对前途无望的流动人口等。总之，主要是城市贫民和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 他们受到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和组织，同时，多年来，在精英层部分人中泛滥的狭隘民族主义也给了他们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九)维稳战略调整的几条建议 至于未来应该怎么做，我简单讲几条自己的想法。 第一，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式，过去一直强调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主要指经济发展要快一点，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太快，会有些少数民族跟不上，坐不上这趟快车，所以发展的方式应该再加一条，也就是参与式发展，让少数民族能够参与进来，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发展模式不应该完全一样，应当由国务院制定一个相关规定，对于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企业和各种开发计划，要求应该有当地人、当地政府、当地的少数民族参与，看怎么样更适合他们，对他们更有好处，怎么样的方式能让他们比较容易参与进来，通过他们的直接参与来培养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推动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文化更快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上可以跨越式发展，但社会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发展是很难跨越的。过去西方人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仅仅是说我们身体不健康，也是认为我们思想观念落后，没有现代化观念，在工业化面前不能适应，那时我们不仅是科学技术落后，而且缺少在时间和效率等方面的现代化观念。1840年以后，经历一百多年痛苦的改造，我们抛弃了很多旧思想，旧习惯，建立了我们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社会，现在我们能够适应了，所以发展很快赶了上来。但解放以前，很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与内地、与东部地区同步地发展，过去基本没有什么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缺乏现代化观念和习惯，还很难适应现有的发展方式。所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一定最快的经济发展方式，最先进的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适应的，对他们最适合的应该是他们能够充分参与的发展方式。 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开发署公布过一个负面的例子，发达地区支援发展中地区的例子。在一个非洲的小镇，多数人是靠手工制鞋业为生，手工制鞋业养活了五千多人，后来别国支援了他们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很先进，可以完全代替旧有的手工制鞋业，而操作这台机器仅需要四十个工人。这样一来，制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但同时多数手工制鞋的手工业者失业了，很多家庭陷入了贫困。(21)这个例子值得借鉴。也就是说，不一定内地的发展方式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最好的，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将跨越式发展改为参与式发展。 第二，关于如何对付极端宗教势力，对付邪教。我认为，要兴正教才能彻底战胜邪教。在新疆、西藏，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占多数，敌对势力就利用邪教组织在这些地方煽动，特别是在基层农村的一些年轻人中传播邪教，煽动反对异教徒，反对异端。近年来多数暴恐活动都是在他们的煽动下发生的。怎么对付这些极端宗教势力？不仅仅要依靠政府，依靠宣传科学和无神论，也要依靠广大信教群众，包括广大宗教职业者，团结他们一起对付极端宗教。宗教虽然主张唯心主义，有消极的一面，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宗教是正能量。所以我们要扶持正教，正教与邪教是天生的敌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正常发展，保护他们的正常权力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就是依靠他们，去战胜邪教。 我们认为，对于邪教的斗争，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思想斗争。除了政府和学术界从唯物主义，从科学和政治上批判，揭露其反动邪恶本质之外，还要依靠信教群众，特别是依靠宗教职业群体，从宗教的角度对邪教给以揭露和批判，才能从思想上战胜邪教，从而阻止其在群众中的传播。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宗教界和群众的宗教生活给以积极引导，我们要提倡信教者信仰和遵守真正的教规教义，帮助广大信教群众认清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依靠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职业者去对付邪教，才可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而对于什么是正教，什么是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并不是我们说了算，应该是宗教界说了，在信众中才更有说服力。所以必须兴正教，给健康的、正常的宗教以正常发展、传教的条件，才能有效地避免和战胜邪教。 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就说：“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952年接见西藏代表团时的讲话)(22)周总理说：“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推动作用。”(1956年接见巴基斯坦代表团时的讲话)(23)胡锦涛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已明确指出：“广大信教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24)尽管从世界观上看，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但实际的宗教文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宗教有规范道德准则和行为，扬善抑恶，安慰各种人间不平造成的心理失衡，缓解争斗缓解矛盾等作用。从这些方面看，健康的宗教对创建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积极意义。正确地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性质和作用是我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战胜邪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包括70年代，为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两个政策或者口号是一直坚持并强调的，即坚决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也就是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不反对这两个主义，民族关系就处理不好。这也是我的第三条建议，边疆民族地区要继续恢复过去的这项政策，反对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这两个主义的各种行为和言论。这样才能够搞好民族团结，共同应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我们的维稳才能得到边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才能够彻底击败敌对势力的各种阴谋。只要民族团结搞好了，三股恶势力，各种敌对势力就不过是一些小蟊贼，永远掀不起大浪。 [收稿日期]2015-07-12 注释： ①见凤凰网凤凰大学问沙龙资讯2014年3月30日报道。 ②郝时远.美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榜样吗——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J].世界民族，2012，(2). ③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证之我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7). ④宁骚.论民族国家[J].北京大学学报，1991，(6). ⑤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2010，(3). ⑥多数西方国家，包括印度都宣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少数民族，政府只承认他们是不同文化的亚群体，不承认这些群体的政治性要求。 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编.新疆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优化调整研究[C](第四章).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⑧全国的群体性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数千起，增加到目前的每年数万起。 ⑨例如，在新疆，少数民族上大学要加分，因为汉语差一些，不能与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要照顾他们，他们毕业时政府负责分配工作，因为都是国有和集体制企业，政府可以说了算。现在不行了，虽然升学时还在继续加分，但毕业以后有一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比他们高得多，很多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太愿意要少数民族的学生，也就是说政府的很多政策落实不了。 ⑩例如，在新疆境内，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北疆和以少数民族居民为主的南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也有明显的差距。 (11)全国的流动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300余万已增加到2012年的2.36亿，其中少数民族超过2000万。 (12)参见杨圣敏.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初步调查与分析[C]//(台)吴天泰主编.族群与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杨圣敏等.同族和异族面孔的不对称认知神经表征[J].科学通报，2009，54(10)；杨圣敏.当前中国的民族关系：调查与思考[J].民族宗教研究动态，2011，(4). (13)香港科技大学沙伯力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演讲《中国少数民族是采纳美国或印度的“去政治化”模式还是选择自我表达？》2012年12月7日。 (14)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G].2011年4月10日。 (1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邓小平文选[C](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15日来稿。 (17)维吾尔在线首发，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5月4日转载。 (1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年10号文件)指出：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19)华人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居住已有百年以上，现在，印尼的大部分青年华侨已经不会汉语和汉文了，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了当地民族的风俗文化。但由于他们在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上与土著民族仍有明显差别，因此一遇风吹草动，有政客挑动，仍会出现当地人大规模的暴力排华事件。 (20)2005年10月在法国爆发的外来移民的大规模骚乱，烧毁汽车四千多辆。骚乱事件最初是因巴黎郊区两名移民青年在受到警察追捕时逃入一所变电站触电身亡而引起的。青年移民们对此事件不能接受，于是当天夜里就爆发了数百青年人上街的骚乱，随后几天内骚乱就由巴黎蔓延至全国。移民们焚烧汽车、商店，与警察冲突。移民主要来自北非和中东。这些移民在融入法国主流社会中遇到很大困难，他们的经济收入远低于巴黎白人，面临很多失业等困难。骚乱参加者说：“这里聚集着太多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等着爆发的这一刻。” (21)于免克.科学知识交流与技术转让[C]//资源开发与民族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22)孙瑞.论毛泽东的宗教观[J].改革与开放，2012，(16). (23)冯今源.试论周恩来的宗教观[J].世界宗教研究，1998，(1). (24)毛国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新概括新发展——学习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关宗教问题的重要论述[J].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标签：民族问题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政治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汉族人口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经济论文; 边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