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建设的理论架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架构论文,社区建设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区建设在中国经过十多年的酝酿、两年多的实验，经由中办、国办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3号文件，现在已到达它的全面启动阶段。总结实验过程中社区建设的经验，解决社区建设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新世纪中国社区建设开好局、高起步、大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一个理论平台
说起社区建设，不能不提起滕尼斯的社区概念。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用韦伯的“理念型”方法构建了“社区”和“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在他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结合体组织。按照滕尼斯的两分法，农村即是“社区”，城市便是“社会”。时至今日，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社区”和“社会”的界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二者之间的发展向度或趋势亦发生重大转折，不过，用滕尼斯的“社区”和“社会”二元分析架构来分析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趋势依然有效。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是从“社区”迈向“社会”即社区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话，那么21世纪的人类则是从“社会”回到“社区”即社会向社区化发展的趋势。前一个趋势是社区发展或社会现代化过程；后一个趋势是社区建设或社会人文化过程。社会社区化或社会人文化，这正是笔者为中国社区建设构建的一个总体理论大平台。
在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笔者虽然也提出过不少这样或那样的微观——操作理论，但总为找不到社区建设的宏观——总体理论而苦恼。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总体理论即社会科学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追求构建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系统理论”的那种观念。[1](P3)国际上通行的社区实践叫“社区发展”，它的总体理论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从社区到社会的社会现代化理论。那么，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否也蕴含着某种理论上的意义？如果说它也有一个总体理论的话，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思考社区建设的总体理论，这是多年来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的一件事。2000年末，一个关于社区建设的理论平台在我的思想中已经形成，这就是从社会到社区的社会向社区化发展的思路。
关于社会社区化的发展思想，我在1999年7月为“中国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所提供的论文《关于中国社区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已有初步表述：
严格说来，“城市社区”和“社区建设”概念并不符合滕尼斯社区概念的本义。按照滕尼斯，以传统农村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共同体叫“社区”，而以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为特征的结合体叫“社会”。而且他还认为，社区是缓慢进化、自然生长的产物，并不是理性规划和建设的结果，一旦进入理性规划和建设的阶段，社区就不是社区而变成社会了。所以说，“城市社区”和“社区建设”概念是按照话语学的“类比”原理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何运用社区原理来建设现代城市或现代社会？既然社区概念越来越社会化了，那么如何才能使社会社区化？这就是“城市社区”和“社区建设”给予我们的理论启示。[2]
2000年12月3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学习、贯彻23号文件的“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笔者提交了一篇题为《从社区社会化到社会社区化——迈向社区建设的一般理论》的论文，明确提出这个事关社区建设发展方向和成效的总体理论问题。
社会社区化并不是从现代化的城市倒退到落后的农村，社区——社会——社区这种否定之否定并不是高级事物向低级事物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社会社区化发展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活化和振兴在现代化过程中退化的、被忽略的城乡社区，二是用社区原则或社区精神来建设大社会，把它建成人类生命可以依靠、可以信赖、可以在其中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温馨家园。在笔者看来，第二种意义比第一种意义更加重要。
社区原则就是自给自足的自治原则、共生共荣的分享原则和以人为本的人文原则。从社会回到社区，这是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不独中国如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相继开始了“非制度化”、“非中心化”、“非理性化”和社会组织“解构”过程。虽然20世纪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为人类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但是这种光辉一直是在黑暗的背景上闪烁。一方面是饥肠辘辘的穷人，一方面是大量倾倒在江海中的“过剩”牛奶；一方面是摩天大楼，一方面是贫民窟；一方面是丰富的物质财富，一方面是贫困的精神家园……所有这些都是以物的法则为中心的社会法则所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必须转向以人为本的社区法则。
新人文主义者埃莫森说：“有两条法则并立而行且不可调和，这就是人的法则和物的法则。后者建立城镇和舰队，但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3](Pix)物的法则就是理性法则、“社会”法则，人的法则就是人文法则、“社区”法则。在贪婪、野蛮理性的驱动下，人类逐渐由自然的主人转变成机器的奴隶，商业开发的推土机无情地铲断了有机社区之根，经济理性贪婪地蚕食着人类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揭掉了罩在家庭头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地现金交易关系。这就是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现实。
现在整个人类要把这个法则颠倒过来，从物的法则回到人的法则，从理性法则回到人文法则，即从社会回到社区。如果说西方发达社会向社区的回归是一种物极必反的被动反应，那么中国社区建设则是在认清西方发达社会发展弊病后的自觉选择。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社区化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效率和利润原则使“门前”经济提前发达起来，使那些拥有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本的人首先富裕起来。地区差别和两极分化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迅速完成了，而且涌现出只有西方社会才会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立法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又相对滞后，这就造成了在经济功能急剧膨胀的同时而社会功能却严重空缺的不对称情况，由此产生了“相对剥夺”、大众不满、人情冷漠、社会犯罪、官员腐败、精神匮乏和道德衰微等等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建设以及由此所带动的社区理念和人文精神的复兴，不仅是弥补当前社会功能制度空缺的重要措施，而且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福利制度产生的摇篮。
二、开启两个发展动力
中国社区建设有两个原动力，一个是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推动力，一个是社区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力。在中国社区建设中，这两个动力相互为用，缺一不可。根据过去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经验，凡是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开启了这两个发展动力，并且把它们形成为一种整合协同力的地方。
协同整合工作是社区建设中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至少分三步：第一步首先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整合，包括目标协同、工作协同和资源协同，把不同部门的协同力整合为一股政府协同力；第二步是社区单位之间、社区居民之间的协同整合，包括需要整合、目标整合、项目整合、资源整合和利益整合，使独立的单位协同力和分散的居民协同力形成一股社区协同力；第三步是把经过系统整合的政府协同力和经过过程整合的社区协同力再加以协同整合，在政府和社区之间发展出一种建设性的协调关系，形成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参与、单位贡献、居民投入的社区建设动力机制。
在开启社区建设两个发展动力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改变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只有首先克服认识上、观念上的阻力，才能在工作上、行动上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到底有哪些认识误区和错误观念在影响着社区建设整合力、协同力的形成呢？
第一，扫除对政府职能认识的误区。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仍然摆脱不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抓经济”的模糊认识，他们把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经济发展这些“硬件”指标上，而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教育、安全、健康和福利这些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软件”指标却表现出很少的兴趣或无动于衷。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社会，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大的社会工作机构，政府机构官员大部分都是高级社会工作者。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完成政府角色的转变，那么市场经济这本“经”就还没有学到家，就不能胜任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领导责任。
第二，抛弃“等、靠、要”的错误观念。一些政府部门、地方政府、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对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治转制和文化转向的总体背景认识不清，依然抱着计划经济时代所养成的“等、靠、要”错误观念，缺乏积极开创新局面和新生活的首创精神，固守着“不跑不叫，不叫不到，不给不要”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包揽和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不愿意主动承担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这不仅影响政府整合协同力的形成，而且也会影响社区整合协同力的发展，最终会影响到政府和社区协调关系的形成。
第三，澄清制度目标和价值取向。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上的制度“缺位”和在经济发展上的“越位”，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制度目标动摇和文化价值理念错位所致。在社会制度的目标上，许多部门、单位和个人把手段当成目的，用工具理性泯灭价值信仰，以至于社会上假冒伪劣泛滥，体制内贪污腐败成风。在文化价值理念上，更出现了可笑的文化“围城”现象。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展开的。东、西方文化是两座巨大的围城，以人文精神著称的东方文化现在冲破了自己的围城，跑进以机械理性著称的西方文化围城，从那里“夺取”了机械理性的文化旗帜回来匆忙地插在自己的城头上；而西方文化却轻而易举地捡起了东方文化所丢弃的人文旗帜，骄傲地竖立在自己的城头上。这种东、西方文化的错位和颠倒，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却是残酷的事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末克林顿政府的“授权区和事项社区”（Empowerment Zone and Enterprise Community，简称EZEC）项目在处理政府和社区关系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克林顿政府的授权区和事业社区项目》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EZEC项目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它们是再创政府、复兴美国和福泽人民，即它具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社会福利上的三重目标。从政治方面来说，该项目通过重新界定联邦政府和地方社区的关系，激发美国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热情，复兴地方社区，保护美国的民主和法制；从经济方面来说，该项目通过投资人民，投资于他们的工作和未来，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激发内部需求，从而振兴美国经济；从社会福利方面来说，该项目通过帮助人民自助，通过教会人民捕鱼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提供鱼，使贫困社区、贫困人民、贫困群体获得自我发展和自我增值的能力，破除过去‘只求向政府和别人免费索取的恶习’（克林顿），使享受社会福利的人数大为减少，从而达到社区增权的目的。”[2]
1999年5月25日，在德克萨斯州爱丁堡举行的白宫社区授权会议上的讲话中，克林顿回顾了EZEC项目的由来和方法。在1991年和1992年，当他穿越美国考察的时候，他看到不仅已陷入泥沼中的整个国家在衰退，而且一些特殊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经济进步。即将走向美国政坛的克林顿深感重任在肩，他感到国家政府必须做得更多，但是做事的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因为资源有限，赤字又如此巨大。但是他认为必须要把整个经济拉回来，必须要把美国最贫穷的社区拉回来，到底应该怎样做呢？克林顿说：“因为我们需要说服落后区域的具有天才、智慧、能量和技巧的人民把他们的社区拉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他们能够在其中开展工作、我们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工具和架构。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方法所在，不要让我们的社区落后，不要用不能使用的财政预算来保证联邦项目，而要采取第三种方法：向社区授权以便让他们自己翻起身来。”（注：BILL.CLINTON,Remark on White House Empowerment Conference at Edinburgh in Texas,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Washington,May 31,1999,WILLIAM J.CLINTON.）
克林顿政府并不是一个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政府，自从华盛顿和美国社区建立起一种新型伙伴关系以来，美国人民就开始了这种有机会掌握他们自己命运的自下而上的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向退化的都市和农村区域提供25亿美元的联邦税收增值投资和13亿美元的灵活拨款援助，受惠目标包括42个州的105个社区，并且成立了以戈尔副总统为主席的社区授权委员会，以便联邦政府能够直接领导和指挥这一社区授权和美国复兴的全国性变革运动。
关于EZEC项目的实施效果，克林顿1998年7月15日在华盛顿白宫授权区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有如下总结：“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我们创造了1600万个工作岗位，是28年中失业率最低的时期，是25年中最低的犯罪率时期，是29年中我们的人民享受福利百分比最低的时期，是在29年中第一次平衡预算并有赢余的时期，是32年来通货膨胀率最低的时期，是历史上家庭所有制身份最高的时期，几百万人利用家庭许可法，获得了他们以前不能取得的养老金，通过希望奖学金大学对所有美国人打开了大门，并且我们用35年来美国最小的联邦政府做了所有这一切。”（注：BILL CLINTON,Remarks at an Empowerment Zone Reception,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Washington,July 20,1998,WILLIAM J.CLINTON.）
关于政府在中国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各界意见颇为不同，但笔者对于那种要弱化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作用的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可以不要一个大政府，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政府。“弱政府”论在国际国内事务中都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因为它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前些年有些学者说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市场社会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是社会功能的职责，还是经济功能的职责？政府对市场要不要干预？什么时候干预？如何干预？说到底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要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共同富裕、社会稳定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社会，还是相反？这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的问题。一个开明、祥和、繁荣、幸福的社会不可能只有财富而没有正义，只有高科技而没有人文关怀。新时期的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就是使我们的社会竖起社会正义、人本文化和社区精神的旗帜。
三、采用三个实施模式
中国社区建设拟采用三个实施模式，这就是社区重建模式、政府授权模式和社区自治模式。这些模式是相互关联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区建设的不同水平或阶段，可以在一定时期以使用某一模式为主，也可以交互使用或同时使用。
社区重建 社区重建模式是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社区建设之所以成为必需，就是因为社区组织在工业化、都市化进程中遭到了破坏，需要重建。在现代化过程中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和垂直化社会结构的出现，抽尽了社区的水分和营养，榨干了社区的资源和财富，肢解了社区机体的内部联系，使社区越来越空洞化、贫困化和松散化。社区建设的目标就是要重建社区机体内部人际之间和群际之间的有机联系，再造社区自身的活力和价值，激活公民对社区的依恋、认同和骄傲之情。
社区重建首先是概念重建。社会学家伯赛尔认为：“社区是用来描述一个小的传统社会的概念，在那里人们彼此之间具有面对面的个人关系，他们重视这种关系本身并且把它们当作目的。”[4](P66)现代人最重要的失落是在人际关系上的失落，社区重建的实质是对人际关系的重建，是对社区概念包括社区原理、社区功能和社区精神的再认识、再定位，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社区及其传统人际关系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组织重建是社区重建的第二项内容。组织重建包括社区全组织建设和社区专组织建设。作者把社区作为一个整体组织的建设叫社区全组织建设，把社区内专门功能组织的建设叫社区专组织建设。前者如社区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后者如社区志愿者协会，社区个体工商业者协会以及其他专门的群众团体如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组织的建设。社区委员会包括社区内所有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一个区域性实体组织。只有社区委员会才有能力和权威协调社区内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和居民之间和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真正把众多不同利益的主体单位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力整合。社区全组织和社区专组织的关系如同司令部和方面军的关系一样，没有社区全组织，就没有社区建设的统帅，社区建设就不能形成整合的协同力，社区单位资源就很难做到“共享”；没有社区专组织，社区建设就缺乏方面军，社区委员会就没有依靠和“抓手”。
能力重建是社区重建的第三项内容。首先恢复社区作为一个完整有机体的组织活力，使其成为一个自给自足、自在自为的实体。在地理上、语言上、文化上、心理上和生活习惯上保持最高的同质性和完整性，防止垂直化组织系统对它的人为肢解和分割。
机制重建是社区重建的第四项内容。这里包括社区运作机制和社区功能机制两方面的建设。社区运作机制包括社区运行动力学、社区体制关系动力学和社区环境动力学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社区功能机制的建设包括其经济功能、教化功能、控制功能、监督功能和福利功能的培育和发展。只有完成机制建设，社区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组织重建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
政府授权 政府授权模式是社区建设的主要方法，包含着权威体系自上而下的授权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增权。它以民主化、分散化、非制度化和基层社会发展等背景假设为基础，蕴涵着正常化、人性化和人文主义的哲学理念。
授权就是赋予某人或某部门以合法的权力或权威去做某件或某些事情，授权中包含有责任的允诺和权力的让渡。在政府和社区这对关系中，所谓授权就是政府向社区授权，包含有政府责任和权力的让渡。
政府授权模式是调动政府和社区两个积极性的最佳手段，社区建设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权力，政府一定要有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它可以自己亲自干，也可以把社区建设的权力授予社区，伴随着这种授权的是实质性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社区组织通过授权过程，其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社区资本可以得到最充分调动。
政府授权模式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最佳方式，是培育中介组织和发展市民社会的催化剂。这就是说，政府在社区建设上只要保持决策、规划和监督权就行了，其他操作权和实施权均可以授予社区组织。
政府授权模式是政府和社区结成新型伙伴关系的最佳途径，政府把建设社区的权力授予社区，社区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社区建设，这是两个责任主体按照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所进行的合作关系。由于其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关系一开始就是建设性的而非对立性的，是伙伴关系而非敌对关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结构。
政府授权模式是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最佳形式，通过政府授权，高度集中的权力变得分散化了，等级结构的垂直权力减少了，网络结构的水平权力增加了，基层社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和发言权增多了，通过社区民主自治、民主监督，社区居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了。实践表明，政府授权不仅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在政府授权过程中，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必须是相称的，不能只是义务下放，权利不下放；也不能只是责任下放，权力不下放。否则，所谓工作重心下移只能变成工作任务转移，就像有些地方所做的那样，把许多本来属于政府应该办的事都一古脑儿推给社区，却没有赋予社区相应的权利和权力，这样，社区就会处于不能承受之重的尴尬境地。要把社区真正办成一个自治实体，向社区的授权必须是实在的、相称的：让它承担多少义务，就赋予它多少权利；让它负起多大责任，就授予它多大的权力。一些实验区，如沈阳市沈河区、哈尔滨市南岗区和武汉市江汉区，已创造出“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政府授权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参考、借鉴。
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即要把社区建设成自给自足的实体。自给自足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指一个社区在经济上不依赖外部援助，有能力独立自我存在和自我发展。现代社会中的“自给自足”与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一种开放性的“自给自足”，并不排除市场交换或者说是市场取向的；后者是封闭性的“自给自足”，基本上是自产自销和自我依赖的。
社区自治首先是经济上的，没有经济自治谈其他自治都是空的、虚的。要实现社区经济自治，就需要活化、振兴社区经济，把社区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美国人在社区建设中也是把财产建设当作社区活化战略来使用的。[5](P45)培育共同利益，发展共有经济是活化、振兴社区经济的重要方式，像南街村、华西村、刘庄和韩村河那样，它们都是通过发展共有经济而使社区实现经济自治的；发展家庭所有制企业是振兴社区经济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家庭富了，社区也就富了。克林顿政府的社区建设其中一个措施就是通过家庭许可法，鼓励家庭所有制企业，从而达到活化、复兴社区，实现国富民强的。我国浙江一带中小城市社区的崛起，家庭所有制企业亦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吸引外部资金到社区投资、鼓励或规定银行向社区投资、政府在社区进行公共事业投资以及引导社区内企业向社区、向家庭的产业延伸及各级伙伴关系的形成，都是社区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
社区自治其次还是政治上的，政治自治具有社区内外两个层面的含义，对内而言，社区事务由社区成员自己办理，自己选择社区领袖，自己决定社区福利，自己解决社区问题；对外而言，社区全组织在对外关系和大社会中作为一个整体发言，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公平、互惠的原则下打交道，从而形成一种以有机团结为纽带的伙伴关系而非机械团结为基础的服从关系。因此，社区政治自治实际上是指以有机团结为特征的伙伴关系的发展。
社区自治最后还是文化上的，保持地方文化特色和自我认同就是社区文化自治的基本内涵。当代世界有两个对立统一的发展潮流，即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地方化。正因为人类在经济组织上变得越来越相像，所以在文化上他们就变得越来越独特，愈发显示其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当然，伴随着文化自治的是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没有后两个过程，社区文化自治就是肤浅的、落后的，无法达到一个新境界、新水平。
四、解决四个操作难题
在中国社区建设中必须解决四个操作上的难题，这就是社区概念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问题，社区单位主体利益与社区资源共享的关系问题，民主自治和民主监督的关系问题和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关系问题。
社区概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 在实际操作中，它表现为社区管理体制不同层次之间关系的疏通与协调问题和社区定位与社区发展目标任务之间的适应问题。社区本来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其范围可大可小，小至一个村庄、一个居委会，大至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都可以看作一个社区。但是为了社区建设的实用目的，我们又把社区定位于或锁定在一个区域范围，比如像目前大多数社区建设实验区所做的那样，把社区定位在大于居委会、小于街道办事处的某个范围。这样做无疑有利于社区的管理和操作，但也容易让人产生某种错觉，好像只有这个范围是社区，这个范围以外就不是社区。在实际操作上就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即只在“社区”范围内按照社区理念进行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在它以上的层次和以外的范围仍然沿用旧的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这种新旧两种不同管理体制、运作方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会制约新体制优越性的发挥，增大新体制的运作成本；严重的，将会加重社区的重担，使其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这就是说，仅仅在基层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不够的，整个城市都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从上到下创建社区工作的新机制。在这方面，沈阳市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在社区工作机制的建设方面创造了新鲜经验。
把社区定位在目前的位置也许有利于社区服务和城市管理，但不一定有利于社区发展。因为居、街社区规模小、同质性高、可调动的资源有限。因此，作者认为，要扩大社区概念的地理范围，提升社区组织的行政级别，把社区定位在区一级的位置上。“区作为社区建设的基本单位会有以下优点：第一、由于区的地理范围比较广大，包含着更多的地理特质，因此它与自然社区更加吻合；第二、由于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比较丰富，因而它更有能力进行社区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建设；第三、由于区的空间范围较大，更容易进行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可以根据自身人口统计学的多样性，规划并建设若干特色各异的子社区；第四、由于区是市的直接组成单位，社区建设规划与城市建设规划更容易协调，有助于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更大的社区来进行规划和建设。”[2](P45)
单位主体利益和社区资源共享的关系 资源共享是许多社区实验区提到的社区建设经验。但如何实现资源共享，这却是一个难以运作的棘手问题。除了单位社区外，许多社区并不是由单一的利益主体所构成的，在街道和其他类似的社区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独立利益的单位主体，这些单位主体在资源共享的问题上与目前尚未实体的社区存在着利益冲突。有的社区领导看到了这种利益冲突，于是提出实事共办、事务共管和设施共建来缓和这种冲突。实现资源共享的前提是利益共占。没有共同利益的培育和发展，要想实现资源共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困难的，因为你不能用“一平二调”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民主自治和民主监督的关系 社区自治的重要意义是民主政治的培育和发展，民主政治包含民主自治和民主监督两方面的意义。民主自治包括社区居民当家作主参与意识和社区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对社区而言，也许自治本身就是目的。但相对于大社会而言，民主自治只是民主政治的手段，民主监督才是它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大权力还是小权力，没有民主监督的权力都可能会变成腐败的权力，这种腐败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贪污受贿是一种腐败，卖官弄权是一种腐败，结党营私也是一种腐败。
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关系 不要把社区建设看作是与城市发展毫不相干或根本对立的一项工作，它与城市发展是完全一致的。社区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社区发展的理论架构同样适用于城市发展，因为城市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大社区。在实践上之所以经常出现社区建设与城市工作两张皮的状况，就是因为在许多城市工作者那里并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工作机制，这个“一”就是社区，这个“工作机制”就是社区工作机制。只有把城市工作、城市发展纳入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的轨道，中国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才是彻底的，城市工作、城市发展才有可靠的抓手，各项工作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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