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国际化研究：以115所“211工程”高校校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大学校长论文,校长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1)10-0082-04
一、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振兴高等教育，希望在教师，关键在校长。”[1]大学校长作为大学高层人物(leadership)，是整个大学的神经中枢，是大学精神的塑造者和维系者，对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国外而言，正如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之于柏林大学，阿什比(Eric Ashby)之于剑桥大学，艾略特(Charles W.Eliot)之于哈佛大学，安吉尔(James B.Angell)之于耶鲁大学，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之于普林斯顿大学，吉尔曼(Daniel C.Gilman)之于霍普金斯大学，霍尔(G.Stanley Hall)之于克拉克大学等；就中国而言，正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朱九思之于华中科技大学等[2]，在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史。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大学校长如何推动大学国际化，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基于此，笔者以115所“211工程”高校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数据和部分访谈资料为基础，对大学校长的国际化进行分析与探讨。
二、大学校长国际化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选取“211工程”大学的115位校长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其中39所大学同时入选了“985工程”大学。为便于统计，用“Ⅰ”代表39所“985工程”大学，“Ⅱ”代表非“985工程”的其他76所“211工程”大学，“Ⅲ”代表整个115所“211工程”大学(见表1)。同时，笔者访谈了美国麻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大学校长或副校长。结合定量与定性资料，主要探讨大学校长的海外求学经历、海外工作经历、海外访学或研究经历。
(一)海外求学经历
文中的海外求学经历是指大学校长在海外攻读并获得学位的经历。根据SPSS18.0统计分析可知，115位大学校长中有35位大学校长有海外求学经历，占总数的30.43%，其中“985工程”大学的校长占13.91%，非“985工程”大学的其他76所“211工程”大学的校长占16.52%，69.57%的大学校长没有海外求学经历(见表2)。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显示，F值为3.158，其显著性概率Sig.=0.078＞0.05，海外求学经历因素在“985工程”大学校长和“211工程”大学校长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同时，通过图1可知，大学校长主要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攻读并获取学位。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在美国麻省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院士在英国阿斯顿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教授在日本庆应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欧美等国高等教育较为发达，大学校长在国外知名大学学习有助于更新思维，拓展视野，掌握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实践。
图1 大学校长海外求学国家分布
(二)海外工作经历
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大学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参与国际事务，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大学校长在海外工作的经历有助于培养其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推动大学逐步走向世界。根据统计分析可知，115位大学校长中仅有18位大学校长有海外工作经历，占总数的15.65%，其中“985工程”大学的校长占4.35%，非“985工程”大学的其他76所“211工程”大学的校长占11.30%，84.35%的大学校长没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见表3)。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F值为0.353，其显著性概率Sig.=0.553＞0.05，海外工作经历因素在“985工程”大学校长和“211工程”大学校长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同时，通过图2可知，大学校长海外工作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院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曾在英国卢瑟福实验室、牛津大学工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方法、措施和途径，大学校长在欧美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工作，有助于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做法，加强与国外知名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
图2 大学校长海外工作国家分布
(三)海外访学或研究经历
海外访学或研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统计分析可知，115位大学校长中有71位大学校长有海外访学或研究的经历，占总数的61.74%，其中“985工程”大学的校长占23.48%，非“985工程”大学的其他76所“211工程”大学的校长占38.26%，38.26%的大学校长没有海外访学或研究的经历(见表4)。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F值为1.395，其显著性概率Sig.=0.240＞0.05，说明海外访学或研究经历因素在“985工程”大学校长和“211工程”大学校长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同时，通过图3可知，大学校长主要去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进行访学或研究。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曾是美国Notre Dame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曾在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从精英二分理论(Elite Dualism)讲，大学校长是技术专家，属于“专家治理”(technocracy)的范畴[3]，去国外知名大学访学或研究有助于提升学术水平。
图3 大学校长海外访学或研究国家分布
通过对海外求学经历、工作经历、访学或研究经历进行相关性分析，海外求学经历与工作经历、研究经历之间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235、0.093，海外工作经历与研究经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1。在显著性水平0.05下，海外求学经历与工作经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校长倾向于选择在攻读并获得学位的国家进行短期的工作。在显著性水平0.01下，海外工作经历与访学或研究经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校长回国工作后倾向于选择到曾经工作过的国家开展短期的访学或研究工作，相关系数具体见表5。
三、大学校长国际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发展的世界趋势。刘道玉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主要包括四点：在质量上，强调各国要提高大学的水准，使各国大学教育的水平具有可比性，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在空间上，强调大学的开放性，各国都要开放教育市场，既要到国外办学，也要接纳外国在本国办学；在资源上，强调资源的共享性，各国要广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做到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在理念上，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大学教育不仅要满足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需要，而且还要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4]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的角度来看，大学校长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国际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也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一)在质量上，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
建设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分别形成了常春藤、罗素盟校、G8模式，日本、韩国等国分别提出了“TOP30计划”(建设30所世界一流大学)、“COE计划”(卓越教育与研究中心)、“KB21计划”(21世纪韩国大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是关键。大学校长在国外知名大学学习和工作有助于学习先进经验，指导其实践。
(二)在空间上，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影响
现代大学走向世界的关键是要在政府的宏观管理和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建立以“学校自治、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科学管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中“科学管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校长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标志。欧美大学的独立精神和以学院制为主导的治理结构，董事会、教授会、同行评议制度、学术权力系统与行政权力系统相互区别、共享治理(shared governance)等，对中国大学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大学校长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助于其了解国外知名大学的大学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探索和制定大学章程，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按照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学。
(三)在资源上，对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影响
大学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University)归根结底就是指大学的人才培养能力和学术创新能力。在学术创新方面，大学校长的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助于引导其推动学校深入开展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合作，积极与一流海外学者及国际学术机构联合开展科技攻关，联合申请国内外重大科技项目，并通过科研合作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积极引进国际优质资源。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校长的海外经历有助于指导其加强校际交流项目和联合培养项目的建设，积极与国际学术机构合作培养博士生，设立学生海外学习基金，推进海外学习项目建设，积极拓展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联合教学项目，充分运用国际国内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国际学术影响力。[5]
(四)在理念上，对大学理念的影响
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代言人，大学校长的国际化不仅体现在学习经历的国际化，而且在于大学理念的国际化。一流大学校长不仅要成为具有战略思维的教育家、管理者和社会活动家，而且要成为其办学理念的伟大实践者。大学校长在海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习或工作经历，有助于其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诸如哈佛大学“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斯坦福大学的“自由之风永远吹”、耶鲁大学“真理和光明”、牛津大学“主照亮我”等，指导大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并在实践中贯彻诸如“尊重知识和人才”、“崇尚学术”、“学术自由”等先进的大学理念，实现大学的善治。
四、结语
国际化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利益，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巨大危机。[6]大学教育国际化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其既是办学的理念，也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大学校长的国际化有助于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通过大学校长国际化建设，培育先进的大学理念，制定完善的大学章程，建立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搭建广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努力推进一批大学进入到世界大学国际化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