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生产能力论文,经济史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波的经济衰退期
主流知识分子或遮遮掩掩或直截了当地否认经济衰退期长期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商业和政府的宣传者们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工业部门的去规则化已经导致了企业创新的加速；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已经使得资本配置变得更加廉价和富有效率；工会组织的瓦解已经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富有弹性；税收的削减至少已经增加了对劳动力和投资的刺激；国家干预的减弱已经为企业家解脱了枷锁。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经济的发展远离困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活力，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新经济的奇迹中达到了顶峰。对于那些较审慎的经济史学家们来说，这种长期低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现象，它表明经济在经历了战后奇特的繁荣期之后回到了均衡状态。上述两种观点都远未能对过去30年里经济发展的真正轨迹作出符合事实的解释。
事实上，从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生产率、GDP、人均GDP、实际工资以及投资的增长来看，自1973年以来的经济表现确实构成了一个长波的经济衰退期，并一直持续到千年之交，以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周期的低谷阶段已经过去了。
对经济持续衰退的最终检验，可以从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的变化趋势中得到证实。在1973—2000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并未使自己重新充满活力。1929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美国全部家庭收入的份额达到了最高点，大约25％左右；但是，在整个战后经济繁荣时期，这个份额就一直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1973年达到最低点，大约在10％左右。然而，在接踵而来的整个经济衰退期，这个比例却持续上升，到2000年上升到22％，几乎重新回到1929年的水平。同时，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在美国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1973年是最低的，大约在15.5％左右，然而，在此后的27年的时间内，它却增加了不止1/3的份额，2000年达到20.8％，创下了20世纪的最高记录。反之，在1959—1973年间，美国的贫困率从22.4％下降到11.1％。但是，从1973年到1995年间，贫困率又上升到了13.8％，2000年的贫困率也还略高于1973年的水平，达到了11.3％左右。从1980年到2000年，私人部门员工实际报酬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乎为零。在这20年间，劳动生产率(GDP/每小时)以年均1.4％的速度增加(1999-2000年达到了1.5％)。这个速度差不多是从1948年到1969年生产率平均增速2.65％的一半，也只是从1890年到1980年差不多90多年间2.3％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60％左右。在整个经济衰退期，富人和公司所有者的所得恰恰是以工人和穷人的所失为前提条件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所得的增长并不是来自任何美国经济活力的决定性增长。
全球生产能力过剩
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实际利率的大幅提高和美元价值的飙升，把那些高成本、低利润率的企业大量地淘汰出局了，这就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初步条件。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由于受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定所导致的美元贬值、零工资增长率、实际利率的下降以及为企业减税等有利因素的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及其产品出口急剧增长。在此基础上，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大大地恢复了；在制造业利润率增加了70％的情况下，非农经济部门的利润率随之也在这20年里第一次上升到了它在1973年的水平。1992-1993年间，就整体而言，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强有力的扩张期，其显著的标志就是，产出、投资、生产率、最后是就业率快速增长。这是90年代真正的经济繁荣期。如果这种繁荣的景象能够继续自我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它也许就能给这一轮的长波衰退期划上一个句号。
然而，美国经济的复苏未能延续下去，原因在于它不拥有复苏所必需的最为根本的条件，即不断增加的利润水平。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发生在世界经济非同步和极不平衡发展的大环境中：由全球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利润率持续下降，使得全球经济，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仍然处于一个低迷甚至更为糟糕的境况之中。早在1965-1973年间，激烈的国际竞争就加剧了初现端倪的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从而也把七国集团从长期的经济繁荣期推向了长期经济衰退期。与资本存量相比的剩余价值量的减少，导致了投资和就业的削减，因此，生产率和工资率也都下降了，这些都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长期下降。
根据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发生在制造业部门的相对于需求而言的总供给过剩的现象，或多或少地应该能通过正常的经济调节机制很容易地直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一些资本会从高成本、低利润的部门流向高利润、低成本的部门。但是，对经济自行调节机制的这种期待在实际生活中却并没有如期而至。占世界统治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制造业公司，不仅拥有与供应商以及客户长期联系所建立的网络，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拥有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为创新所必需的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但是，要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前提是它们必须仍然呆在这个行业之中。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典型的做法是，选择在本行业内竭力连续投资而不改行业，通过提高本行业的竞争力以求获得业内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尽管全球许多制造业部门已经出现了供给过剩的局面，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首先是东亚地区的生产商，却能够把最先进的技术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成本以及熟练的工人结合起来，不断进入这些行业，获得可观的利润。正像它们的先行者日本那样，首先是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紧接着是东南亚的“小老虎”，再下来是中国，它们在质量良好的制造业中利用更熟练、更精巧的技术工艺造出的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了世界市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众多过剩的企业没有足够地退出产业，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又接踵而来，这两个方面相结合，自然使最初存在的供给相对过剩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按理说，它会引起更深刻和更集中的经济震荡，把那些高成本、低利润企业的生产资料淘汰出局，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不完全如此。这是因为，政府旨在刺激需求的联邦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出台，缩短并缓和了早在1969-1970年就开始支配世界经济的一系列经济衰退的长度和深度，从而长期化了而不是解决了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低速增长和缺乏活力继续支配着全球经济。
正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建立在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的增长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以及七国集团制造业和非农部门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的基础之上，因此，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美国经济繁荣，恰恰是以牺牲既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又是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利益而取得的。美国经济复苏的另一面，是不景气的日本、德国和西欧经济，由于这些国家汇率的上升和相对工资的快速增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锐减，与此同时，它们还不得不面对美国市场对它们出口商品需求的低速增长。1991年到1995年间，由于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美国经济最终出现了腾飞的势头，而此时，日本、德国和西欧的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却以空前的速度大幅度下降，从而把它们的经济推入深度的危机中，这是它们战后经历的最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到了1995年，紧接着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日本经济也危机四伏，为了保持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美、德、日不得不集体行动，通过使日元和马克贬值的手段帮助日本和德国走出困境，而这种做法，与十年以前德国和日本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的手段如出一辙。反广场协定条约的签订，构成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但驱动了“新经济”的腾飞，同时也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为了履行协议规定，美国、德国，尤其是日本政府，让大量的资金涌入了美国的货币市场，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券。东亚地区的政府，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冲基金的投机者们，紧跟其后。对美元需求的增加促使了美元升值及日元和马克的贬值。多方对美国国债券需求的增加，导致1995年长期利率的下降，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还降低了短期贷款的利率成本(为了确保在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的稳定局面)。由此，美元急剧升值和贷款成本持续下降二者共同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全球经济的基本走向。
新经济？
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美元贬值之后，从1995年下半年起，美元汇率走上了升值的道路；美元的升值，致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重负从日本和德国肩上重新转移到了美国；当然，由于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它们也难逃厄运。于是，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因竞争力不断提高而带来的利润率复苏的势头，便嘎然而止。从1995年到2000年，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以及相对较低的工资增长率，大大抑制了美国制造业部门生产成本的上升。但是，这还不足以弥补由于全球制造业部门过剩而导致的产品价格下降，以及美元不断升值而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损失。当东亚的制造业部门在1997-1998年陷入危机之后，对美国制造业来说，事情也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这种情况进而导致了东亚地区经济需求的枯竭和货币贬值，以及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亏本倾销产品的行为。这种情况还使日本经济再次跌入衰退，因为在90年代前半期，日本就把投资的发展方向放到了东亚地区以克服国内利润率下降的困难，可是现在东亚的市场却萎缩了。从1997年到2000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出现了新一轮下降，共下降了16％。东亚老虎、德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制造业部门都深陷困境，全球经济危险日增。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人们可以预期到这样的结果：投资、就业和GDP缓慢增长，周期性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如果复苏不是停止的话)。可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股市的推动，事实上美国经济的扩张反而加速了，哪怕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1995年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极易获取，又遇美元升值，于是引爆了股市上扬。在1980—1995年间，尽管股票价格上升显著，但它并没有超过公司利润上升的幅度。但自那以后，股票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公司利润的提高，尤其是当制造业部门利润率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时候，于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泡沫开始膨胀起来。
如果说1995年国际金融资本大举涌入启动了美国股市的上扬，那么，美联储的行动则把这一势头继续保持了下去。除1997年初格林斯潘曾把利率提高1/4个百分点外，从1995年初到1999年中为止，他都没有再提高利率。这样，90年代后半期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便是90年代前半期的四倍。同时，每当股市出现不稳定迹象时，美联储都会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加以干预，比如1997年夏末东亚危机爆发时，1998年秋美国受东亚危机打击、金融市场几乎冻结时，1999秋季为了阻止千年虫问题所带来的潜在麻烦时，等等。于是，投资者们相信，无论出现多么糟糕的情况，美联储都会及时出手帮助股市走出困境；他们把这称为“格林斯潘的推动”，也正是所谓“格林斯潘的推动”，使得股市泡沫膨胀的势头一直延续到了千年之交。
自90年代后半期一直到现在，格林斯潘一直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恰当地叫做“股市凯恩斯主义或者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下，联邦政府采取增加公共赤字的调节政策，即用财政预算的支出大于税收收入的方式，刺激需求的增加。相反，在格林斯潘那里，是借助于公司和富裕家庭增加私人预算赤字，从而使它们的支出大于其挣得的收入的方式来刺激需求的扩大；公司和个人手中积累的股票价值或者其他资产价值的上升造成账面财富增加，从而鼓励了人们这种赤字消费的行为。截止到1997-1998年，旨在平衡预算的做法，使得美国的联邦赤字支出降为零，这样，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为了保持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两旺，并以此来消解制造业部门面临的竞争力及其出口和利润率下降的重压，美联储认为保持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明智的。
实际上，在1995—2000年间，持续上扬的股市以及由股票价格狂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已经使美国经济的扩张不但延续下去而且加速了，尽管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已经使经济扩张失去了最初坚实的基础。持续上扬的股市呼唤着世界各地蜂拥而来的资本，这不仅进一步提升了股价，还驱动了美元的进一步升值。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就连缺乏信用的公司居然也能通过发行溢价股票获得投资，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就这样，在这十年中公司通过各种融资渠道，不但维持了、甚至加速了公司资本支出的增长，用于购买新厂、设备和软件；它同时传递了关于美国经济活力的这样一种印象：一旦股市泡沫破灭，这些虚假繁荣便会瞬间即逝，对那些制造业以及和制造业相关的部门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富人的家庭从股价飙升形成的财富效应中，也获益良多。当看到手中的账面资产在急剧增长，这些富人家庭于是增加了年借款的额度，扩大了它们的债务总额，以至债务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创记录的水平，但富人家庭对此感到心安理得；这样，它们就不受约束地把收入和开支的比例扩大到接近1∶1，以至在经济扩张期间，美国富人家庭的储蓄率从8％几乎降到了零。
1995—2000年间，在股市上涨所带来的公司与家庭财富效应的驱动下，美国经济形成了一派强有力的景气景象。投资的加速增长使得劳动生产率也大幅度提高了，尤其是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率也加速上升了，这就使得长期停滞不前的实际工资，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终于有了跳跃式的显著增长。与此同时，消费支出也呈现出急剧攀升的趋势，有利于极大地消化由投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大量增加的产出。然而，由于依赖由美元升值以及宽松的信贷环境所驱动的股市上扬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这样的经济扩张是扭曲的，它矛盾重重，注定长命不了。曾经因竞争力提高和出口快速增长而在1985-1995年间获得长足发展的美国制造业部门，在这次经济扩张中，尽管面临美元升值削弱竞争力的不利环境，仍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这次增长却是建立在几乎不费成本的资金供给基础上的；美国制造业的这次增长同时又造成了对出口价格的向下压力和进口额的激增，并被财富效应激起的国内消费冲动的膨胀进一步放大了。与此同时，一些消费者驱动的行业，如住宅业、零售业、旅馆和餐饮业以及健康和教育等服务部门，得益于令人吃惊的借债消费和储蓄率的急剧下降，获得了自196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增长动力。最后，甚至当实物经济的盈利状况普遍下降时，金融部门却在新经济的全方位培植下，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起飞了。
金融业令人眩晕的兴起
当美国制造业主企图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支出、宽松的信贷环境以及美元贬值的政策帮助自己走出利润率下降困境的尝试在20世纪70年代失败以后，80年代初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旋律便转向了金融业。到70年代末，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和不断攀升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对美元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以致为了维护美元作为关键通货的地位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而且，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也掉到了1975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的出台，目的正是为了给资本从供给过剩的部门流向金融服务业的重新分配铺平道路。但是，对于贷款者和投机者、经纪人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在非金融部门相对于资本存量的剩余价值量锐减的情况下，在工薪收入者们陷入困境的形势下，他们如何才能通过投资从公司与家庭那里赚一笔大钱？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美国政府就通过巨额借款以创记录的实际高利率水平，为国内和国外的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巨大而有保障的赚取高额利润的空间。但是早在70年代，当全球制造业部门面临着利润率下降的强大压力时，单纯依靠私人部门的主动性来解决赢利问题的困难，就已经众所周知了，当时美国的商业银行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枯竭的投资机会，便转而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发放大量的贷款，最终陷入了80年代初那场灾难性的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在1980年取消了政府对储蓄银行的管制后，从美国储蓄和贷款机构洪水般地流向商业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本，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灭。
杠杆收购(或者叫做负债收购、融资收购)的狂热，和前面所论及的情况并无二致。在开始的时候，金融主管们确实企图通过大量裁员、停止投资和削减非金融部门中的资本存量，力求获得更高的纯收入，同时还撕毁了与工会签订的合同，中止了与供应商长期建立的稳定关系。但是，这种通过不计后果地增加眼前劳动生产率和削减投入成本获取回报的做法很快就失效了，因为有更多的投资者都力图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随着股票价格飙升，股票的收购成本也相应地增加了，而企业债务同时却失去了控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所谓的“金融纪律”起了这样的作用：即金融的集中有利于先进技术的发展，或有利于资本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相反，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使得非金融部门信贷的大规模错误配置成为可能，以致出现了并购形式下的投机狂欢。到80年代末，非金融公司不但被沮丧的、未超出70年代末水平的低利润率所困扰，而且几乎被史无前例的巨额公司债务所窒息。与此同时，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在杠杆收购和商业房地产业中曾为经济繁荣大量融资的商业银行，也陷入了战后以来最恶劣的困境中，经受着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资产回报锐减和最严重的银行破产风潮的打击。
美国的金融部门，尤其是商业银行，在经历了令人炫目的80年代的疯狂之后，于90年代便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但是，美联储的果断干预，使情况发生了令人惊讶的突然好转。还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刚开始时，格林斯潘就大幅度地降低了短期贷款的利率，使银行得以继续执行它们一贯的政策，即以低的短期利率借款，再以昂贵的长期利率贷出，从而使银行业绩的改进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如此，格林斯潘还允许银行违反政府的规章制度，在没有划拨出一定的资金来防范风险的情况下，占有数额巨大的长期债券作为资产。在长期贷款利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这些债券的价格急剧增加。最终，金融部门利润的恢复几乎唾手可得，令人眩晕的美国金融业的兴起就这样开始了，其势头一直延续到了新千年。
自那时以来，美国经济每一个主要倾向的发展都有利于金融业的勃兴。非金融公司出现了繁荣景象，并继续增加它们贷款的额度。由于美元价值的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下降的压力，使得通货膨胀的势头被抑制住了。克林顿政府将大力放松对银行的管制推至其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为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组合成的巨型金融混合公司的兴起打开了大门。股市泡沫为金融业提供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敛财机会，它们主持股票的发行以及企业间的并购活动，从中迅速攫取相关的费用和利润，同时，还从对极度膨胀的家庭借款和公司借款的管理中获利。最后，90年代末房地产业开始急剧升温，为金融业敛财赢利提供了另一个巨大的空间。在1994—2000年间，金融部门的利润(包括利息在内)翻了一番，并且由于1997年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扣除支付利息部分之外)增长的停滞，金融部门的利润竟占到了整个公司利润(在支付利息后)在这些年间总增长幅度的75％。1997年金融部门不包括利息的净利润就占到所有公司净利润的30％，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8％。(未完待续)
孙宗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建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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