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的几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试论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门学科在它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迅速发展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首要因素是某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但是，引入和运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研究者必须考察由于一种方法的引入而引发出来的诸如运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运用它所应坚持的原则、它所具有的功能和局限性等一系列方法论问题，因为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运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实际成效是怎样的。从这一观点出发，如果考虑到一门学科是否已步入科学之列的主要标志是计量研究方法运用的科学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科学史的计量研究所曾经和正在面临的极为困难的处境，恰恰是由于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的方法论问题没有得到公允的待遇和科学的回答所导致的。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较系统的阐述，谨以这种尝试性的工作，希望唤起国内科学史界对计量研究方法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探讨，进而推动科学史计量研究的发展。
一 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如何可能
科学史的计量研究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研究领域。从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它的开拓者们总的说来是在怀疑的声浪中艰难前行的。在许多人看来，对科学活动的定量评价和比较似乎纯属谬误，因为他们认为那无异于计量不可计量之物。显然，这种怀疑主要是针对计量研究方法在科学史领域中是否具有合理性地位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探讨运用计量研究方法于科学史研究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基础性问题。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总是针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才提出并最终确立下来的，计量研究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也不例外。广义地讲，科学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都是建筑在事件史的基础之上，所以，结合历史学的有关理论来揭示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缺陷是适当的。在这里，法国第二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Braudel）对历史时间的三分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时间由事件、局势和结构三部分组成〔1 〕，其中事件是历史时间的最基本单位，属于短时段范围。传统的历史学就是建筑在这一时间单位之上的事件史，这种历史学的研究课题是，在某时某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说明了什么？面对广泛的历史资料和史学家实际能力的限制，要解决这些课题就必须考察发生了什么新的、从未见过的和出乎意料的事，随后便可以寻找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这些原因本身也必须是特殊的，否则就无法解释结果的特殊性质。这样就可以组成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并进而进行概括。事件史以考据为其主要特征，从而导致历史学家建立起一种信念，由于事件是唯一的和全新的事物突然出现在时间的序列之中，没有什么先例或后来者可与之相比，所以，即使那些把考证方法绝对化的历史学家具有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但这种连续性也只能以对非连续的系列事件的考证和描述而终结。于是就出现一个悖论：用考证方法揭示历史连续性的结果是以对一系列非连续性事件的描述方式来编纂历史的。
仅仅与考证方法相适应的史学研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多方面的。第一，它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应用被限定在虽然明确但十分狭窄的范围之内。考证方法对史料来说是一种残酷的过滤装置，它将大部分文献史料弃之不用，而仅保留一些数量极少的、被选择好的事件进行考证，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其意义已被主观确定下来的重大历史时刻，或者反过来说，为了验证已经被确定下来的结论而去选择、寻找与之相符的历史事件。这是考证方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历史文献资料十分广泛，另一方面考证方法需要史学家倾注大量的精力去阅读、比较以确定史料的真实性，由此决定了考证方法必然以对历史文献进行细致地、无情地筛选为前提。
第二，由于事件史的研究是首先确定了意义或一般结论，然后才寻找相关的证据（那些能够充当确定意义的范例）进行考证，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是否能够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描述和概括存在着重大的疑问。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严谨的史学家对若干特殊事件考证结果本身的客观性，但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历史客观性仅仅是局部的、片面的客观性，而历史的客观性不仅是局部的，而且也是整体的。如果说依据局部的客观性迅速上升到整体的客观性是一种强有力的修辞手段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讲这种上升是不充分的。历史的丰富性在于，任何历史概括大多都有偶然的事例与之相左；不管史学家想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历史都能提供若干范例。如果将这些范例看作是对某一结论的支持和验证，那么通过列举偶然的事件，几乎有可能证明任何结论，甚至可以证明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概括同时成立。
第三，由于任何历史概括只有超越若干被考证事件的范围才能达到对历史整体性的认识，所以，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前景对事件史来说也是可能的。但问题在于，既然事件史的概括是否能够达到历史整体的客观性是有疑问的，那么它对历史的预测功能就更加可疑了。
第四，由于事件史只关注那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于历史主体的人，它就不可避免地把眼光囿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人物，因之必然导致英雄史观——历史的时间被一个个王朝、英雄所分割独霸，而那些较为普通的人（即民众）的生活就被排除到历史学的视野之外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事件史是以强调个性行为为中心的，而群众性的行为在最大限度上也只能是英雄们的必要注脚。
鉴于事件史的种种弊端，布罗代尔提出了局势和结构两个概念。所谓局势，是指历史中某一个或几个指标在一较长时间段上所呈现出来的发展状况，如某一个或几个职业人数的变动，它们从某一侧面展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而所谓结构，是指一系列因素相对稳定的关系，由于它的客观存在，历史才表现出连续性，并且时间或偶然事件对它的影响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布罗代尔提出局势和结构概念的意图并不是企图在历史学中将事件史清除出去，而是希望通过开展对历史的局势和结构的研究来克服事件史的缺点。局势和结构必须以大规模发生的事件为基础，其中特殊事件与普通事件、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都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这样一来，不仅历史的文献资料能够被广泛地利用起来，从而克服英雄史观，而且基于局势和结构之上的概括和预测更有可能达到历史整体的客观性。历史学的发展证明了，布罗代尔历史时间三分法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这一点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表现就是计量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
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的三分法完全适用于科学史的研究，他对事件史的批判也同样适用于对传统科学史研究方法的批判。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科学史研究中，量是它的固有特征。在传统科学史研究中，有关局势和结构的描述是经常出现的，但是它在这样做时，其方法仅限于定性分析，而计量研究总是不自觉的、以含蓄的和不明确的方式加以利用。其突出表现是，许多本属于量的范畴的问题都被披上词藻的伪装，即不是用数字或方程式而是用语词表达的。如科学史家常使用的“广泛流行的”、“经常的”、“迅速的”、“缓慢的”和“……比……”等比较性语句，被大量运用于科学发展的描述和概括之中。如果没有数字的参与，它们就永远是含混和不确定的，因而无法使它们成为解释许多重要问题的确凿证据。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选择传统科学史著作的某一段落，以此来揭示在传统科学史研究中，计量是多么的根深蒂固。T·D·贝尔纳曾写到：“在这当儿，欧洲的科学研究进展十分迅速，不过这个运动很快地从法国发展到德国。自从十六世纪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它可以在欧洲文化中起独立作用了。由于德国人很乐意从法国人那里接受新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科学事业显然至少在数量上名列前茅了。”〔2 〕这段定性描述从头至尾都在含蓄地进行计量。这段话中的“进展十分神速”、“很快”和“迅速”意味着对科学生产率的直观断定；第一句话后半句意味着科学发展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及其变动，以及德国的科学生产力在整个欧洲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最后一句则说明了德国人对法国科学的态度与德国科学发展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背后隐含着种种可以测度的量，如德国聘请法国科学家的数量、翻译法国科学著作的数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地域间的对比或时间先后序列的对比中才有意义，同时它们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修辞手段的优劣，而取决于是否有确切的数字。
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承认，科学史家所关心的许多问题都同计量有关。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史家都认识到对定性的概括性陈述进行定量检验的必要性，相反地，由于受考证方法的束缚，传统科学史研究中的那些概括性陈述大多是著述者对几个科学史事件作一番详尽的考证和描述之后，就轻率地归纳出有关科学发展的局势和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结论。这是一种传统，其主要的缺陷是对科学史现象和科学发展中量的表现的分析和研究重视不够，因而缺乏确凿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历史学中事件史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缺陷，在传统科学史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客观地讲，我们不能说传统科学史的考证方法完全是一种错误，而只能说是一种偏颇，它将科学史的研究禁锢在定性研究的范围之内，拒绝使定性研究进一步科学化，走向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但拒斥定量研究的定性研究从原则上说是无法完成对科学发展的整体性和客观性把握的。
如果上面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并不存在是否应该或是否可能将计量研究方法应用到科学史研究领域中去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将这一方法贯彻到科学史研究中去的问题。
二 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的一般原则
尽管我们在此专门讨论的是科学史的计量研究方法，但是和其它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计量研究方法一样，都是指统计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只不过是数学统计方法在研究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物和现象的具体应用，这些事物和现象在过去都曾大规模发生过，并以某种方式被记录在被保存下来的资料中。因此，将一般的统计方法引入科学史研究的领域并不需要什么重大的改变。用统计学的语言说，进行统计研究的基本条件是统计事实的选取和样本的选择；为了推断存在于大量现象中的规律，首先要在对大量现象的集合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原始材料、数据，然后才能进行统计加工。
具体到科学史的计量研究，统计研究的基本条件可表述为如何针对特定的问题从大量的科学史资料中收集、整理和分析可资进行科学史计量研究的科学史事实。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科学史的计量研究方法应该遵循这样一项原则：针对问题用科学史资料建立起一组同质的和可资比较的长系列科学史实。从表面上看，这一原则是容易贯彻的，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科学史计量研究的实际操作遇到始料未及的困难，并且其方法论问题的许多因素都与这项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只关心从这一原则直接引申出来的问题，而将其它的问题略而不谈。
当这一原则说必须用同质的和可资比较的科学史实时，它是要求我们对科学史现象进行分类，或者说是进行同一性的划分、界定。实质上，这种要求是要解决统计什么，即选择什么科学指标作为统计对象。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能动地、有效地筛选与研究课题相适应的科学史资料。一旦就某一课题选定了科学指标，这种指标就具有了相对确定的内涵：人们自然不会为揭示某一时期物理学的发展状况而把化学家、化学文献同物理学家、物理文献混为一谈。但科学指标的内涵从直观上的易确定性与科学的界定是有区别的：在同一语词之下对某一科学指标存在着不同的界定方式，这些不同的界定方式不是在直观的意义上对不同的科学指标的区分。尽管对同一科学指标的不同界定都满足同质的和可资比较的原则，但哪一种界定方式是最合理，与实际的科学发展最相符合呢？事实上，对一科学指标的界定，如果首先考虑操作上的可行性，那么它往往与客观情况不能协调一致；但如果首先考虑客观性问题，那么可操作性往往会化为泡影。例如，我们选定科学家的数量这一科学指标来讨论某一时期科学发展的状况，象哪些人应被纳入科学家之列，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或定义来界定科学家这一概念便出现明显的分歧。〔3〕我们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标准中的一个：
（a）科学家是那些旨在从事科学事业， 并且在某一科研机构或类似的地方供职的人。
（b）科学家是那些其名出现在科学文献、调查报告、 参考书目和传记词典中的人物。
（c ）科学家是那些在某一科学领域发表了至少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籍的人。
当然，人们还可以提出其它一些标准，但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存在着缺陷。假如选择标准（a）， 毫无疑问那些业余科学家将被排除出去，而这些人直到现在一直对科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选择（b）或（c）作为界定科学家的标准， 也存在着与科学活动本身相违背的情况。如果我们摈弃这些具有可操作性但与科学的实际发展进程不完全吻合的标准，而选择一种将一切堪称科学家的人都能包括进去的标准，那么在操作的意义上计量研究是无法进行的。这样，似乎科学史的计量化研究就成了毫无效果的努力。
在这方面，默顿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默顿在研究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时，并没有把争议最少的原始材料——《国民传记辞典》贸然当作最客观公正的材料，他认为辞典的编纂原则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收入辞典的人物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这方面取决于当时人们如何评价某一领域中某个人的工作，这是社会的客观评价，是这个人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编纂者们个人的评价标准，这难免带有主观的成分。默顿通过巧妙的方法排除了编纂者的主观成分。其做法是，不把每个领域的初始兴趣的绝对指标作为比较的基础，而是用它们各自的相对波动情况来进行比较。这样，即使编纂者们怀有主观偏见，对某些领域的人物选入多些，而对另一些领域的人物选入少些，但多者恒多，少者恒少，不同领域人物数量的相对波动就显现为客观的进程，从而能够较为客观地刻画出兴趣中心的变化情况。〔4〕
默顿给我们的启示是，总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使科学指标的可操作性达到对科学发展客观的描绘。
也许我们对这一问题过于谨慎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谁又能保证用实验方法所获取的有关研究客体的数据与客观情况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偏差呢？！实际上，实验测量在一定限度内必然有并允许误差的存在。也许依据前面所列举的有关科学家的标准而取得的数据与客观性之间的差异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之内。普赖斯的研究表明，运用任何界定科学家的合理定义，科学家的数量都以指数形式增长。〔5〕但是， 对于其它科学指标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和理论保证这一点，因此，宁愿把它提出来，以待进一步的讨论，而不做武断的结论。
下面我们将讨论计量研究方法应遵循原则的另一方面。
当这一原则说必须建立长系列的科学史实时，它是要求我们注意统计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一般而言，样本应是总体的模型，只有如此，把样本的属性外推到总体才有根据。样本的代表性与它的数量密切相关；样本的数量越大，就越能代表总体。将统计样本的代表性翻译成计量科学史的语言，就是与某一科学指标相联系的计量科学史资料的代表性。科学史事实与史学事实一样，是以其资料的极大弹性为特征的，这种特征恰恰表现在资料的建立与保存、部分遗失与毁坏或全部消失所带来的偶然性之上。如果一批科技史文献只剩下一份，那么，即使过去曾有大量类似文献可以被认为是统计资料，但这样一份文献却没有任何统计价值。代表性问题使科学史资料用于计量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可能是属于年代方面的，也可能属于事实方面的。人们要研究的历史时期越早，可供利用的文献资料越少，相应的统计资料也就越匮乏，或者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记载这类事实的传统，或者由于大量史料的遗失，使得留传下来的资料不具备统计方法所要求的样本代表性。例如，亚里山大里亚时期，菲力蒲王将大批科学家聘入世界第一所图书馆当中从事科学研究，然而到底有多少科学家被纳入其中，究竟用于不同方面研究的人数构成如何，以及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以何等规模侵入其中从而导致科学的衰落，这些问题即使有所记载也因一场大火而成为无法解决的悬案，在这里科学史的计量研究已经是不可能的。因此，说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是用来分析相对发达的科学发展的一种方法并不过分。用计量方法研究科学史必须谨慎，必须考察科学史资料的代表性问题。如果热衷于计量考察的人对科学史资料的形成和结构的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透彻，那就有可能使计量的结果只是资料所产生的假象，而不真实的量，这样就会出现计算机专家们所说的“GIGO”效应——输入废物导致输出废物。
总而言之，科学史的计量研究必须对研究的课题建立同质的和可资比较的长系列科学史实这一原则，是针对如何收集和整理科学史资料，以便使计量科学史成为合理的现实而言的。如果使用计量研究方法时这一原则能够得到严格的贯彻，那么科学史家就会相应地获得丰厚的回报。
三 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的功能
在前面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触及到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的功能问题。由于计量研究方法打破了事件的壁垒，把注意力转移到科学发展的局势和结构上来，从而具有事件史所使用的定性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功能。
第一，在科学史研究资料方面，计量研究方法促使人们开发那些未曾使用过的资料，并且使资料库的建立发生了变化。
在计量研究方法被引入科学史研究领域之前，诸如人口普查资料、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人或科研组织的经费、科学出版物的数量、科学家的人数等方面的数字史料都不为科学史家所关注。而计量研究方法却将这些资料有效地组织和利用起来，从而使科学史资料的范围有了极大的扩展。有些统计资料可以直接用于科学史家所研究的领域，有些则不能直接运用，但可以以一种代用的方式使用。例如人口统计资料中有关职业的分布和构成，可以直接用于从事科学研究人数的波动情况，但对于分析一个国家对待科学的态度或人们的价值取向的变动并不是直接的。不过由于没有国家对待科学态度和人们价值取向的科学指标，因此只好借助于职业的变动的资料来研究这些问题。不管这种使用资料的方法具有什么样的困难，但它必竟扩大了人们利用资料的范围。
另外，计量研究方法是随着计算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完善的。传统科学史对科学史文献资料的选用，必需经过史料批判和反复阅读这一步骤。这种方法所涉及到的史料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有关某一问题的史料越多越是无法处理全部内容。这样，由于科学史家无法把全部的资料清楚地记忆在心中，就只有靠个人的兴趣和偏好进行筛选，这样做很容易发生错误。使用计算机对文献史料进行分析，虽然在研究细节上不如反复阅读、考证，但在系统分析整体之后，再压缩成资料上的一个点方面要优越得多，且避免了阅读、考证的随意性。
第二，计量研究方法可以使科学史研究达到更高的客观性，并促进定性分析走向精确化。
科学史研究资料方面的重新定位，使得计量科学史把研究重心从例外的事件转移到有规律的事件，从奇特的事物和现象转移到普通的事物和现象，从特殊单一的片面事实转移到大量出现的整体事实之上。这样，一方面，对于科学发展的局势，科学史家就不能仅靠自身的直观判断力，借助于“许多”、“迅速”等大量含混的词汇来断定，而必须通过数值、曲线或函数关系来描述如科学家人数、出版物数量等科学指标的变化情况。有关科学发展局势的计量研究既能进一步确证以前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判断，使它得到可靠数据的支持，也能否证某些错误的判断，从而使有关科学发展的局势的研究达到更高的客观性。普赖斯在对从1900年开始的《物理学文摘》中文献数目进行统计回归处理的结果上指出：“1914年——1919年和1937年——1947年：在每一次战争进行期间，科学文献的产出量正如每个人所预期的那样，存在着衰落现象，”但是，从1948年到1950年，“文献产生量所表现出的绝对量及发展趋势，如果其指数增长没有被战争状态所中断的话，将会与六年前所显现出来的趋势完全吻合。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战时条件将刺激科学活动走向繁荣，因而当战争结束后，曲线的斜率会有所增加的说法相矛盾。”〔6〕
另一方面，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通过不同科学指标变化曲线之间的比较研究，相关系数计算等手段，可以进一步研究科学发展的运行机制，即通过数量关系来寻找决定科学发展的社会结构。这无疑促进了定性分析方法走向精确化。默顿在194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科学和民主的札记》的短论中首次提出了构成科学精神气质的四种基本社会规范，即普遍性、公有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之后，一直受到批评。但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是基于定性分析之上。J·加斯顿（Jerry Gaston ）通过英美两国科学界内部奖励系统的计量比较分析，相关分析等，重新确立了默顿有关科学的精神气质的论断。〔7 〕计量研究方法对定性分析的帮助还表现在它可以精确地提出用定性分析方法所不能提出的问题。加德菲尔得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 ）对孟德尔遗传学奠基性的文献的引征模式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孟德尔的遗传学文献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事实上，他的文章曾被很多人引用，其中达尔文也通过间接的途径接触到孟德尔的遗传学。这一研究成果引导科学史家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孟德尔论文的引征者注意到孟德尔的哪些思想内容？达尔文通过别人对孟德尔的引征是如何看待孟德尔遗传学的？〔8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从生物学思想史方面解释孟德尔的工作所遭到的命运是如何决定的。
科学史的计量研究方法尽管把研究的重心转向科学发展的局势和结构，但并不排斥科学事件史，不排斥定性分析方法，而是将事件放到科学发展的整体中去考察，将定性分析方法所掩盖的问题提出来以促进定性分析方法的发展。
第三，计量研究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使人们能够利用外推法预测科学的近期发展。
定性分析方法也能推测科学的未来，但问题在于既然定性分析方法是基于某几个科学史事件的概括，而这种概括的方式对科学发展的局势和结构的描述往往不能达到较高的客观程度，那么，利用它进行推测就必须存在大量疑问。计量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大量科学史事件考察的基础上才对科学发展的局势和结构进行概括的，这种方法能够达到较高的客观性，因而对科学发展的未来进行预测就有了科学的依据。这里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用计量研究方法对科学的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推动、制约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没有实质性的、突出的变化，否则就会破坏计量研究方法的研究前提——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只有满足这一条件，诸如大量现象所具有的平均值、某一科学指标统计回归函数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才能通过外推刻画科学发展的未来图景。
最后，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因为它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性。如它只能说明科学发展的正常、常规的发展情况，却无法解释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它还停留在科学社会史（或科学外史）的范围之内，而对科学内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其视野之外。提出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贬低它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价值，而只是说必须承认它的不足之外，因之决不取代、也不谋求取代科学史研究的其它方法。科学史家克拉夫的告诫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在任何情况下，科学史计量研究方法并不能单独使用。如果说它具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必须将它视为对传统编史方法的补充和框正。……如果采取谨慎的态度，并将它与其它方法结合起来，那么，它将在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在对现代科学发展的研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9〕在这里，克拉夫所说的其它方法最主要的是指定性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和计量研究方法的结合是由科学史现象中质与量的那种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所决定的。科学史质的问题与量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科学史的计量研究不以定性研究为基础，计量只能是一些不能说明问题性质的数字，因之毫无意义；如果定性研究不上升到计量研究的水平，就会失去客观依据。事实上，对于科学发展的事件、局势和结构，计量研究方法不能揭示其产生和发展的因果联系，即使在它发挥独特功能的有关局势和结构的研究中也只能起到证据的作用；定性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根据一定的理论模式或假说，把科学的发展解释成某种必须的图景，但对于局势和结构的研究，又往往缺乏足够的证据，因而使之流于空泛。定性研究方法和计量研究方法两者既然都是在对方不能胜任的地方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那么就应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互为作用，互为补充，使科学史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