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教造像“说法印”样式的演变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造像论文,中国论文,样式论文,说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5)05～0106～06 印度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两国间的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佛教的兴起，形成了两国间的精神纽带。可以认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或艺术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外来文化能在中国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而就印度佛像的出现到传入中国以来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与印度佛教及其艺术的兴衰密切相关。这种“源”与“流”的发展关系，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以往的研究中，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印度与中国佛教艺术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研究。但从“说法印”的图像志表现和样式流变出发对这一学术问题进行专题研讨还没有出现。本文拟在中印佛教艺术源流的视野下，通过对“说法印”的个案研究，对中国早期②佛教造像中国化的问题展开论述。 佛教手印，梵文原文为mudra，也称为印契、印相、契印、密印，或者单称“印”。主要有禅定印、无畏印、与愿印、说法印和降魔印等③。中国早期的佛造像，主要表现为前三种，至唐代以后密宗渗入，手势变的复杂，不同的本尊有不同的手印，手印成为本尊身份的主要辨别标志。 说法印是佛造像中的重要手印之一，佛经中有广泛记载。如《妙法莲华经》里曾提到：“画世尊宝幢如来，如来转轮王像，身如金色，作说法印”④[1]。说法印是修持的法门，施该印功力无比智慧，“从是佛会各出本意，而说法印呪品功德大威神力不可思议，诸佛赞言善哉善哉。汝等能为善护念故，设此方便威神自在。广救众生离诸贪着，除其罪障去诸烦恼”[2]。菩萨中也持说法印。如《佛说瑜伽大教王经》中：“复说三摩地法，時阿阇梨观想昧字变成大智。大智化成慈氏菩萨，四臂三面面各三目。于莲花上结跏趺坐，二手结说法印[3]。可见，说法印是经典中佛或者菩萨像重要的印相，威力强大。 古代印度佛像的说法印表现方式主要有两种，犍陀罗样式的说法印，胸前双手同时朝内，后来演变成右手掌向外，左手向内，而使两手掌相对⑤。萨尔纳特样式的说法印⑥与犍陀罗式说法印，姿势有所不同，表现为两手举胸前，以拇指尖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触，其余诸指自然舒展，二手掌心上下相对，右上左下，另有右手作成圆圈状，左手食指碰触，做转动之姿。这两种样式的说法印，在中国早期造像中都有出现。 一、“无畏印”与“说法印”关系释疑 在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典型的“说法印”出现以前，“无畏印”与“说法印”呈现出混同的状态，一时让人混淆不清。研究佛教艺术的许多学者以最早的旃檀立像的样式作为依据，将右手施无畏式，左手握衣角的佛像定为“说法像”⑦。例如李静杰先生主编的《中国金铜佛》⑧、金申先生主编的《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⑨等专著。李正晓在文中也认可此说法像类型，并称：“无论是犍陀罗还是秣菟罗，首先出现的是1、2世纪说法像为主像”⑩。后期还有不少学者也跟从此论，这一说法影响很大。 右手上举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的造像形式影响深远，在中亚、中国都较为常见。中国以北魏年间较多，如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484年)的杨僧昌造佛坐像、大阪市里博物馆藏北魏佛坐像(图1)、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的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的尹受国造等佛坐像等。事实上，印度早期的佛教造像多以佛传故事、本生故事为依据。最早出现的佛像，虽试图主要表现佛陀生前的说法事迹，但比较简化，还没有能够发展到以手印来象征不同的佛教义理。将“嘱末世之教化”的旃檀立像定为说法像，并未有直接证据。同时，这一类所谓“说法像”并没有表现“说法”的故事主题，从手印上看，仅仅是施“无畏印”。故将其定为“说法像”无疑是牵强的。 让我们回溯另一类北魏时期的造像，尤其是石窟中表现“初说法”内容的佛像。“初转法轮”是佛传故事中重要的场景，代表释迦第一次说法。这类佛像同样采用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衣角的样式，但其座前出现了“法轮”的形象，从而明确而突出了“初说法”的主题，以云冈石窟第6、12窟的“初转法轮图”为代表。云冈石窟第6窟东壁中层有三龛，南龛即为“初说法图”，“初说法图”中佛陀结跏趺坐，坐前有象征鹿野苑说法的双鹿和法轮，释迦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左手残损(图2)。第12窟前室北壁上层中央明窟，左右两侧各开一龛，东龛雕“初说法图”，中主尊结跏趺坐，座前雕三法轮和双鹿，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指抚摸法轮，以示转法轮(11)[4]。此外，敦煌第263北壁和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门上方半圆形壁面上都绘有“初转法轮”图，主尊结跏趺坐，左手执衣襟，右手上扬，座前同样有法轮、三宝标和二鹿。这类造像同时具有“无畏印”和“法轮”、“双鹿”等图像，故可定为“说法佛”。 中国早期的右手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的样式，无疑是受到来自西北印度的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在犍陀罗艺术中，“无畏印”的表现情况与中国一样，不仅出现在说法场景中，如1902～1903年在斯瓦特采集的犍陀罗礼拜浮雕佛像(公元1～3世纪)，释迦坐于菩提树下，身着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襟，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两侧供养人，一僧一俗，均作礼拜姿势，是犍陀罗艺术前期的作品。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例犍陀罗浮雕，刻画的是燃灯佛授记的情节，内容表现为“献花”、“布发掩泥”及“授记后升空”的故事，浮雕中央主尊燃灯佛身着通肩长衫，右手作无畏印，左手握长衫一角，正微笑着注视前方献花的婆罗门。右侧弟子也是左手握袈裟。大英博物馆藏释迦涅槃图像中也可见到类似样式。在佛像产生的初期，较早的迦腻色伽时期的金币、舍利盒以及秣菟罗博物馆藏五一年铭佛坐像都是此类右手胸前上举无畏印，左手握袈裟的样式，但有些同“说法”并无直接关系，并不能将此类样式与“说法印”相联系。
图1 北魏佛造像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图2 云冈第6窟东壁 初转法轮
图3 初转法轮像 弗利尔美术馆馆藏
图4 初转法轮像 犍陀罗造像3世纪 在佛教中，释迦“说法”，不是简单的教化，而是意味着佛教的真理将犹如太阳，普照世界。因此代表释迦教义的“佛法”由“法轮”来象征，说法即为“转法轮”(12)。而说法佛也不仅仅只有释迦的“初转法轮”还有弥勒说法、阿弥陀说法等。“说法佛”身份的确定主要由不同的说法场景来确定。如巴尔胡特第263图、佛陀伽耶第174图、桑奇第19图是“帝释窟说法”；桑奇第51图是“初转法轮”；第24、114图是“归乡说法”；第99图是“菴婆园说法”。其他还有“灵鹫山说法”、弥勒“兜率天说法”等等。早期的说法图像中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转法轮手印。初转法轮的最主要的标志不仅仅是转法轮手印，还有代表性的“双鹿”和“法轮”。最著名的有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佛陀结跏趺坐在菩提树下，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裾。台座正面的“法轮”和“双鹿”是其主要特征。拉合尔博物馆藏3世纪犍陀罗造像的初转法轮石雕，表现样式也相似。(图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佛教艺术中，右手无畏印，左手握袈裟的样式，不仅出现在说法图中，还出现在“燃灯佛授记”、“涅槃图”等其他场景中，并不仅限于“说法”的固定搭配。而左手握衣角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释迦佛像，还应用于其他弟子或菩萨像上。这种手势的样式只是表现佛教人物常用的姿态，并不能代表说法印。关于右手无畏印手式的来源，学者多以为属于王者的特有的形象，或者以示安定镇静之势。(13)宫治昭认为，无畏印属于给人以安全感的姿势。相马隆氏认为：“在地中海地区的‘右手’，是招呼寒暄的象征、忠诚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又是勇敢、武勋的象征，还是友谊的象征。”(14)叙利亚西部的拉斯沙姆拉出土的公元前14世纪之际的乌加里特青铜像、国立博物馆藏的女神像，都是可以将右手看作是祝福的象征。因此，在讨论单体的佛造像，“说法”不能同“无畏印”画等号，而应该联系前后左右的位置意义，以及其周围是否有配置如“法轮”或“双鹿”图像等，仅施无畏印的主尊不能简单的统称为“说法佛”。 二、早期说法印 中国早期表现说法印的佛造像并不多见，仅有数例。较早造像当是北凉石塔(15)，目前十四座石塔中有十一例主尊手势均结于胸前，做说法印(图5)。敦煌莫高窟年代较早的三个北凉时期中的第275窟北壁主尊也是手持说法印，尊像头戴化佛冠，发辫垂肩，上身裸露，佩项圈。其他如新疆热瓦克大塔出土的佛背光中的影塑化佛和化菩萨像，佛和菩萨都坐在莲花内，化佛身披袒右袈裟，交脚坐在莲花上，两手放在胸前，似持说法印。 从单尊造像上来看，持说法印的样式造像石佛居多，有5例，可见北魏皇兴五年(477年)石交脚像、北魏延兴二年(472年)造石交脚像、北魏永平三年(510年)雷花头造石佛坐像、东魏元象元年(538年)薛安颢造交脚菩萨坐像、日本大阪藏交脚菩萨像(图6)等，这些石佛坐像的都呈交脚坐姿，双手举至胸前，结说法印。此外，持说法印的主尊还出现在佛像的光背后，有两例，如原藤井有邻博物馆藏的高79厘米的石佛坐像和北魏永平二年(509年)释迦坐像。两尊造像背后表现有佛传故事，手持说法印的菩萨交脚坐在顶部，两边各有一胁侍菩萨。金铜的持说法印的造像可见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8cm的鎏金造像，菩萨交脚坐，头戴花冠，双手在胸前结说法印。但这类说法印的样式，双手交叠类似于合十的样式，与萨尔纳特的说法印不同，更接近于犍陀罗的说法印。
图5 北凉石塔 程段儿塔(16)
图6 北魏 交脚菩萨像 高31.5cm 中国早期的这批持说法印的造像案例较少，除北凉时期数例外，其他集中在北魏时期，与犍陀罗艺术中的交脚持说法印像十分相似。迦毕什地区休特拉克出土的浮雕中有不少交脚菩萨的范例。有代表意义的是喀布尔博物馆藏坐在尖拱龛下的交脚菩萨。另一例吉美博物馆藏坐在梯形龛下的交脚菩萨。两例雕刻中的交脚菩萨均双手结转法轮印，与北凉石塔交脚弥勒浮雕和敦煌第275窟北壁上层交脚弥勒塑像的转法轮印为同一形式，说明了其中有着某种联系(17)。 值得注意的是，虽在北凉时期就已经出现说法印的样式，但这种样式的手印与无畏印和禅定印相比，数量稀少，而且很快就消失。除此之外，此类早期说法印主要与交脚坐姿有关，无论从整体造像特征还是手印表现都与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关，在中国整个表现“说法”场景造像中，主尊的手印仍以无畏印为主流。
图7 克孜尔第189窟 初转法轮
图8 克孜尔第17窟 说法图
图9 伯孜克里克石窟 第16窟 唐图
图10 阿旃陀第17窟 千佛图 三、“说法印”的过渡样式 从“说法印”样式的演变看，约公元6～7世纪，在表现说法场景的佛教造像中，主尊手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右手上举无畏印，而是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微微有些弯曲，或者双手的手指弯曲。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89窟主室左壁初说法图(图7)。主尊右手置于腿部，左手作说法印，肩部有火焰。座前卧二鹿，三宝标及轮宝已漫漶不清。从图像上看，主尊的左手的食指与中指弯曲，其他三指伸直，掌心向外，已经不再是典型的无畏印样式。克孜尔第17窟(图8)、第224窟的弥勒菩萨右手的手势也是类似，主尊交脚坐在台座上，右手的中指与食指弯曲，其他三根手指指向右边，掌心向外，左手手持净瓶，自然垂下。 新疆的另一处重要石窟——伯孜克里克第16窟中的主尊手势(图9)，双手的手指轻微弯曲，但是左手还轻放腿上，右手胸前放置，两手并不接触。这种样式的手印影响了敦煌莫高窟，如莫高窟第254窟的白衣佛说法图、第272窟的北壁的说法图、第285、288窟的佛说法图等。主尊的说法手印均是类似说法印的变形样式，双手食指和中指弯曲，但并不接触。 此种手指样式表现“说法”场景在西北石窟中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克孜尔与敦煌都位于西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手印既不同于早期的无畏印，又与后世经典“说法印”(即萨尔纳特样式)有所区别。无论左手还是右手放置胸前，手指的弯曲度和手心的向外都是一致的。这种拈指状手印明显传自固定摹本，应属吸收印度因素的外来样式。此类手印还可见原藏于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现藏印度昌迪加尔博物馆的“佛说法与弥勒菩萨兜率天示现”浮雕，与克孜尔石窟第17、189、224窟中的“弥勒菩萨兜率天说法图”的配置极为相似，但周围天人像和弥勒右手的表现样式都有不同。从这点来看，在7世纪的克孜尔壁画中，犍陀罗的身影已经日趋消解，而笈多样式正在蓬勃发展。 从中印美术源流大的范畴中审视这种一手上举，食指和拇指相捻，另一手放置腿上的手印样式，可在印度阿旃陀(Ajanta Cave)第17窟(图10)、20窟、26窟等壁画中都可以看到。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市东北106公里处(18)，是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述的“摩诃刺佗国”中“阿折罗伽蓝及石窟”，与阿旃陀第26窟中的碑铭相对应。“……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5]。阿旃陀石窟在公元5～6世纪开窟极为繁盛，许多壁画与雕凿受到大乘佛教的影响。第2窟内厅后壁上的千佛化现图(19)，其左右两边各有两位佛陀，结跏趺坐，左手放腿上，右手上扬至胸前，手指呈拈花样式。第1窟，后厅右壁的千佛奇迹图像，三排坐佛结跏趺坐，手势左手垂下在腿上，右手上扬，手指弯曲。有的双手的食指和中指都弯曲，但是双手并不接触。其他窟如第17窟中的立佛也是类似样式。 通过对阿旃陀石窟和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各种“说法印”的比较，我们发现，虽然佛教艺术起源于古代天竺，但它后来不断向外传播，每传播至一地，便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新的风格与样式便随之产生。“说法印”的演化正是符合这种变化规律，成为中国佛教艺术本土化的一个经典案例。 四、萨尔纳特样式的“说法印” 大约八世纪，中国佛造像中的“说法印”逐渐定型，萨尔纳特式“双手互捻”的典型样式在中国佛像上都可以看到。如敦煌第322窟(图11)东壁主尊、第321窟“宝雨经变相”中主尊的手印。主尊双手在胸前，左右手的食指与拇指的指尖轻触，并且呈圆形。另可见库木吐拉第140窟的主尊，双手所结转法轮印。从文献角度看，此类手印可见《陀罗尼集经》第二十三记述阿弥陀佛所作的说法印：“次画师画佛像法用，中央坐阿弥陀佛。结跏趺坐，手作阿弥陀佛说法印，左右大指无名指，头各相捻，以右大指无名指头，压左大指无名指头，左右头指中指小指开竖”(20)[6]。 在中国的早期佛教造像中，与施无畏印和禅定印相比，持这类典型“说法印”的主尊造像主要出现在初唐以后。如克孜尔第205窟主尊像、敦煌第329窟(图12)主尊等。通过比对研究，这种双手互捻的佛像代表则是萨尔纳特博物馆收藏的“初转法轮”雕像(5世纪，高160cm)(图13)。佛陀结跏趺坐在宝座之上，背光精美，佛座下雕刻教化的众人和双鹿，以及法轮。与常见的佛像双手相叠、平放腿上的禅定印和无畏印不同的是，该像双手互捻，左手中指与食指轻触。其他类似样式的佛陀造像如萨尔纳特博物馆收藏的三个5～6世纪浮雕，依次表现诞生、降魔成道、初次说法、涅槃四个场面的释迦四相图。浮雕“初转法轮”的佛像上方左右各有一手持花鬘的供养飞天，佛像主尊在莲花座上结跏趺坐，结转法轮印，两侧各有一身胁侍菩萨(21)。 事实上，这种样式的手印在笈多后期较为常见，是印度南部石窟造像的主流印相，影响深远。印度奥兰加巴德、坎赫里石窟(图14)、卡尔拉石窟和纳西克石窟、埃罗拉石窟和阿旃陀石窟等都有出现。如纳西克第16窟的大莲花上并脚倚坐结转法轮印的佛。左右是站在莲花上的佛，下方两端供养人取代外道。座的装饰也与初说法的佛像相同。阿旃陀的第26、20、19、17、16、7、2、1等窟的主尊均是上述样式，佛陀双手结双手互捻状的转法轮印。 中国早期持说法印的佛造像，虽在北凉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数量少。较广泛出现的是左手握衣角，右手上举胸前作无畏印的造像。这种手势并不能严格意义上被称为“说法印”，更不能笼统的将此类造像称为“说法佛”。至7世纪，克孜尔石窟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出现手势的变化，双手的手指弯曲，但并不接触，或者只是单手食指与中指相捻。这种过渡的样式在这一时期占据主要说法场景。随后，经变相中的主尊样式的手印发生了变化，表现“说法”的萨尔纳特式手印成为了的典型手势。
图11 敦煌第322窟东壁释迦说法图
图12 敦煌第329东壁释迦说法图
图13 初转法轮像 5世纪 萨尔纳特博物馆 在印度佛教雕塑中，无论是犍陀罗或秣菟罗，各种手印是渐次定形的，佛教经典中并没有规定在某种场合下非作某种手印不可，初期犍陀罗佛像中手的姿态相当自由(22)。因此，早期“说法”手印均不明确，有关“说法”主要依靠场景来判定。如表现“初转法轮”，就会出现双鹿和法轮，表现“兜率天说法”就会表现兜率天的场景。荷兰学者J.E范·洛惠泽恩-德·黎乌[7]和福歇也认为，犍陀罗艺术开始时以及黄金期开始时，几乎只用施无畏印和禅定印。法轮手印是在较晚的时期出现的，较早的雕刻几乎总是借助轮子表示说法。而“说法印”的样式，定型于5世纪的萨尔纳特开始出现的“双手互捻”样式，这种手印影响深远，成为“说法”的主要表现标志。
图14 坎赫里石窟第90窟 说法像 我国早期佛教造像，既源于古代印度，又不同于古代印度，而且造像规模、组合形式及其内涵都大大超过了古代印度(23)。“说法印”这一特征，虽来自印度但并不完全相似。至7世纪，萨尔纳特的样式手印才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但是与“禅定印”、“无畏印”等手印相比，“说法印”一直并未占主流。这也恰恰说明，“说法印”如同印度佛教艺术的其他特征一样，在东传的过程中不断变化、衍生并最终本土化。这一过程，正是中国佛教艺术从印度、西域地区汲取养分，并融入本民族的特征，将其不断发扬光大的道路。 注释： ①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中印佛教美术源流研究”(14ZDB058)。 ②主要指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3～7世纪。 ③参见[德]吴黎熙、李雪涛译.佛像解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2。 ④这种说法印已经属于后期的样式，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八册.No.0890.《佛说瑜伽大教王经》。 ⑤[意]法切那菲力真齐著，魏正中等译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参见图版98，2014：121。 ⑥萨尔纳特(Sārnāth)是佛陀初转法轮的圣地，在笈多时期，成为佛教造像中心，佛像多是黄色砂岩雕刻，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参见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83～87。 ⑦关于早期旃檀像的典故广泛流传，《大唐西域记》卷五有“憍赏弥国”的记载提到旃檀佛像：“释尊一夏九旬，升初利天为母说法，不还阎浮。时拘吠弥国优填王思慕之，以牛头旃檀造如来像高五尺，如来自天宫还，刻檀之像，立而迎之。故世尊于彼像嘱末世之教化”。 ⑧书中编著的说法佛即指右手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的一类造像，参见李静杰.中国金铜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⑨此类型的“说法佛”的名称详见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⑩这一观点参见[韩]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9。 (11)云冈石窟第6、12窟的初说法图中的说法表现形式并不同，详见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45。 (12)这一观点也可以认为是佛法永不灭，法轮与佛法永转。参见[日]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美术寻踪[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10。 (13)主要为西方学者，参见[美]H.因伐尔特著.李铁译.犍陀罗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9。 (14)右手上扬有多种解释，还有认为右手表示镇定，尊敬的意思。相马隆氏的观点可见[日]上原和著.蔡伟堂译.键陀罗弥勒菩萨像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J].1994.3。 (15)河西地区东部仅武威发现一座，余十一座集中于西部的酒泉六座，敦煌五座，新疆吐鲁番二座，有纪年的造像有7座，时间为公元426～436年，样式类似。参见殷光明著.北凉石塔研究[J].敦煌学辑刊.1998.1。 (16)图片来自刘永增.莫高窟北朝期的石窟造像与外来影响(上)——以第275窟为中心[J].敦煌研究.2004.3：88.图版5。 (17)这一观点也说明了转法轮印与交脚菩萨或者弥勒之间可能的关系。参见[日]宫治昭著.顾虹译.敦煌美术与犍陀罗·印度美术——早期敦煌美术受西方影响的二三个问题[J].敦煌研究.1995.3：151。 (18)有关阿旃陀石窟的详细介绍，可见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1。 (19)Rajesh singh.An introduction to the Ajanta caves.Hari Sena Press.2012:118。 (20)阿弥陀佛的手印有许多种，说法印是重要的表现印相。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八册.No.0901.唐代中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佛说陀罗尼集经》(佛部卷下)。 (21)参见殷光明.敦煌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之一[J].敦煌研究.2001.4：1～12。 (22)手印在佛教的早期经典中并没有详细规定。参见[日]逸见梅荣.高田修.印度美术史.[M].2004：46。 (23)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一)[J].敦煌研究.199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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