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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3)20－0115－04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方略的提出，本土社会工作作为解决或缓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专业、职业和行业，在中国内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蓬勃兴起，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政府的推动下稳步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与政策法规日渐完善，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在国内产生重大社会影响。但是，在肯定中国内地地区社会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过分推崇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有意无意忽视本土传统社会工作，以及把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简单等同于本土专业社会工作的现象。偏执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既不符合时代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实际，《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的指导原则。这就要求我国在发展本土社会工作时应当充分认识和把握特殊的国情、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坚持中国特色的本土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思路。
一、明确本土社会工作概念
鉴于理论研究对专业实务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目前在我国发展专业社会工作，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学术概念的澄清。因为社会工作本身就是高度重视实务发展的专业和职业，同时现代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处境永远是本土的，因此对社会工作概念的描述应该立足中国本土。历史上，伴随着源于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西方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的助人服务模式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推广，其他国家和地区原有的助人服务模式大多不再按照传统的轨迹继续发展，导致目前各地的社会工作大多明显带有西方社会的特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更是直接复制或者照搬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由于我国在发展社会工作时与其他一些后发展国家一样过分强调社会工作的普适性，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界，在专业教育中习惯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甚至教育内容，甚至只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社会工作认定为专业社会工作，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特别是专业教育内容同样明显带有西方社会的特征。
正如不能简单地将中医界定为传统医学、西医界定为专业医学一样，在推进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和行业化过程中同样不应该将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等同于本土专业社会工作，并按照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标准来确定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标准，特别是由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理论方法、实践技巧等直接来自西方的传统文化资源，包含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内容，有些明显违背我国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无论是西方社会工作，还是本土社会工作，都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发展起来的，都需要经历一个从非专业走向专业化的过程。虽然西方社会工作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但在中西方文化背景并不相同的情况下，并不能直接复制或者移植为我国的本土社会工作。
本土社会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现阶段的本土专业社会工作，正如首部社会工作蓝皮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1988—2008)》提出的，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坚持助人自助的宗旨，遵循专业伦理规范，在社会服务与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与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活动，用以协助个人、群体、社区去强化或恢复能力，以发挥其社会功能，并创造有助于达成其目标的社会条件”的概念和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社会工作职业促进社会变迁与人类关系的融洽，加强和解放人类对福祉的追寻。社会工作借助人类行为与社会系统等理论帮助人类更好地与环境交流融合。它是基于人权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而开展的”的描述性定义相比，本土专业社会工作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二、立足本土社会工作传统
由于社会工作高度重视实务的专业和职业，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必须立足本土传统社会工作。如果脱离本土传统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就会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发展的根基。西方社会工作植根于西方社会制度和传统之中，具有深深的西方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烙印。例如，由于西方国家习惯按照宗教传统和理性精神组织社会，宗教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也往往建立在宗教伦理之上。基于宗教信仰而内化的宗教伦理，使得为其他人提供各种服务成为西方传统社会中许多人开展助人行为的不竭动力和神圣使命，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伦理滋润了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早期的社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组织和宗教徒来推动的，即使现代专业社会工作也带着明显的宗教烙印，专业社会工作者大多具有宗教背景。虽然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也同宗教伦理有着重要关联，特别是本土专业社会工作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沿海一些大城市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具有宗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背景的民间社会救助机构和福利机构的支持，然而新时期要在中国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虽然也可以动员包括西方宗教在内的一切力量支持和参与，但是中国毕竟没有西方宗教伦理作为民族文化的底蕴。
由于中国传统福利思想与助人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接受和认同程度，专业社会工作者必须了解本土社会工作传统。中国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一向注重家庭、宗族内的互帮互助，而家庭关系的维系也主要依赖于情感，遵循的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中心主义，强调通过家庭伦理来定义个体，明确个体的需求可以通过家族来满足，规定家族有义务为个体提供直接的帮助，同时也要求个体应当为家族的发展而努力。所以中国传统的求助系统主要局限在亲戚、朋友的范围之内，人们的公共需求意愿普遍偏低，不会轻易选择甚至信任以“外人”角色出现的社会工作者。因此，专业社会工作者只有考虑中国人的求助心理习惯，设法被服务对象纳入“熟人”范围，才能有效地达到提供服务解决问题的结果。
与西方社会工作形成了许多成功范式一样，依托本土传统形成的成功社会工作模式也已经很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工作事业在社会救助、赈灾救济、风气改良、医疗卫生、社区教育等领域得到极大推进。例如，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金碧社区在禁毒活动中形成的“金碧”模式，其社会工作模式背后就隐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特别是渗透其中的家庭式至爱亲情的价值观念，在本土社会工作中具有非常广泛的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又如，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以家族仪式帮助家庭成员戒毒禁毒所形成的“虎日”模式目前也是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禁毒实践之一。放弃自身优秀传统去移植并适应他人传统难免削足适履，结果也很可能是邯郸学步。当前，我国的留守妇女儿童问题，甚至从来就不是西方社会工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去解决。
三、整合本土社会工作文化
社会工作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践专业助人活动时，必然会遇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服务对象。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工作均源于以人(民)为本的社会文化，其价值观建立在平等、自由、尊重人(民)的权利等观念的基础之上，我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拥有人本(民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哲学价值观；各国的社会工作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内容、工作方法和专业伦理，例如，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体系中的基督教青年会、童子军、义工、慈善组织会社在我国本土社会工作体系中可以找到相同的角色，包括民政机构、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关工委组织、志愿者协会、工会等；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也都是在互动过程中完成沟通和理解，并解决各种问题，但由于社会工作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社会工作者不但会受到当时当地传统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民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会使同样过程的社会工作产生不同的实施效果，例如，在近几年我国的震后救援中，由于一些震区少数民族习惯采用皈依宗教的力量使得自己恢复平静，而宗教教义中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也的确帮助他们顺利渡过了难关，此时社会工作者如果非要采用个案、小组等诉说哀伤、“哭出来”的方法，效果只会适得其反，甚至会给社会工作本身带来信任危机。
本土社会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专业文化的建构。现代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从传统的中国社会延续过来的，经过几千年沉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和认同，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处境、处理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对待问题的看法与价值取向。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特别注重与服务对象相关的文化因素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问题，深入准确地理解其文化内涵，并借助于这种文化因素去有效地推进工作和取得成效。例如，由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和北京市东城区助人社会工作事务所推动的“传统节日文化进社区”专业服务活动，五年来服务上万社区居民，已经成为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重点项目。如果社会工作者忽视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以及可能起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开展本土社会工作时过分强调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助人方法，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对服务对象造成更大的伤害。例如，中国不允许赌博、妓女等行业的存在，社会工作者面对这些活动时如果盲从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中的“为案主保密”原则，不但不能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还能因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把工作者自己带入法律困境。
基于和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本土专业社会工作应该立足本土文化传统，遵循本土价值伦理，秉持本土工作原则，运用本土专业理论。例如，西方社会工作强调的“自决”原则，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是对个人权力的尊重，有利于个体能力的提升与发展，是对个体潜能发挥的认可，而在中国文化中则被视为不负责任、漠不关心，是推卸责任、逃避责任的表现，因此，“自决”原则在我国和西方国家的适用性大不相同。在我国贯彻服务对象“自决”原则时，社会工作者不但应当给予服务对象专业知识的服务，也可以在鼓励服务对象在一定范围内作出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借助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对服务对象实施适度的干预。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系统的社会工作文化体系，大量的社会工作文化散见于不同的思想、学说、制度和传统中，所以，我国在发展本土社会工作时应当广泛总结和科学建构本土社会工作文化体系，本土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也应当探索和研究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有待挖掘的思想资源和在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时考虑的因素。
四、建构本土社会工作价值观
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核心是利他主义，重视对人及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强调对人的尊重、关注、思考、理解和探究。深受西方主流文化价值影响的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虽然在历史上对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改善社会弱势人群的状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过分张扬个人自由、阻碍正确道德观念的弘扬，有时并不能真正帮助服务对象。例如，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所倡导的“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案主自决”、“个别化”等原则都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而在我国集体主义的文化环境下，忽视外部集体利益而着重自我满足是不大被肯定的个人目标。事实上，经过较长时期发展后的今天，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社会推动的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制度化手段目前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华文化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强调以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价值，考虑一切问题以大多数人为逻辑起点，以大多数人为归宿，天然包含利他主义的内容。例如，儒家思想强调的仁者爱人、墨子主张的兼爱互助乐善好施、法家代表人物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教都是利他主义的生动体现，当然应当作为本土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中的“集体主义”中固然有压抑个性、忽视自我的方面，然而其整体主义的价值不但有利于克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缺陷，更能为本土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社会工作和小组社会工作提供更科学的价值支撑。因为社区社会工作和小组社会工作的核心就是增强集体主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借助我国传统伦理价值观中对群体归属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弘扬，社会工作者可以更好地激发社区人员和小组人员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关注大多数人的发展，增强集体主义情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新时期发展本土专业社会工作的根本要求。
同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工作核心使命必须与党的中心工作相通，才能真正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专业价值观和专业伦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这是我国本土社会工作与其他国家社会工作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以共青团工作为例，共青团组织之所以不认同“不干预价值观”，并不是共青团不尊重青年，而是因为共青团负有对中国广大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责任。因此，本土社会工作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批判地继承本土价值观的基础上，吸取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综合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适应国际视野的本土社会工作价值观。
五、创新本土社会工作模式
在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表达自己需要的方式、希望满足需要的方式、接受他人帮助的方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本土社会工作模式也不例外。导致本土社会工作模式与西方社会工作模式存在明显区别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一般是从有需要者的求助开始的，而在我国则可能相反，并且两者的求助动机也不相同，例如，根据刘梦对热线咨询的研究，中国妇女求助的动机往往是寻求指导，而西方妇女往往是将咨询看作寻求更多的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其次，我国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和“整体思维”的倾向，使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体现出一元论思想。要在中国稳定的“一元”文化中使个别化、多样化、充分发掘个体潜能等原则得到认同及贯彻，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三，与西方社会强调个人救助的助人服务模式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国为主体建构的助人服务体系对于推进宏观社会工作有着积极意义。例如，充分利用中国本土已有的以差序格局为原则的民间互济体系和以身份隶属为原则的政府助人系统，更有利于实现本土宏观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和法治化。第四，我国传统的邻里关系使社区社会工作在中国农村社区的开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因为社区社会工作更强调动员社区资源，培养自助、互助及自决的精神，改善社区居民关系，加强社区的凝聚力，事实上，这与有计划地引导社会变迁以解决发展中国家乡村社区社会问题的社区发展运动一致的。
民政工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妇女工作也都隐含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党的群众工作更具有专业社会工作的一些显著特征。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应该从本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智慧，本土社会工作者也应该掌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模式去解决问题，特别是在运用沟通技巧、人际关系建立技巧、个案辅导技巧、小组工作技巧、社区工作技巧等技巧时应当尊重中国人特有的处世原则和人格理念。当前，本土社会工作者只有放弃西方社会工作“不评价”、“案主自决”等工作原则，适应重视道德建设的现实需要，主动地发挥道德指引功能，积极帮助服务对象认识自己现在奉行的价值观念，分析它们是否合理，努力帮助服务对象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在生活中践行良好的价值观念，才能对服务对象、服务对象家庭和整个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由于“小社会大政府”的现实，社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依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社会服务基本上是由国家提供，国家之外的社会服务活动及高校开展的有关社会服务都被整合到国家一体化的模式之中，因此，本土社会工作者应该自觉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有些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担心因此降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但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证明，过分强调专业性实际上是把社会工作局限于特定群体，背离了社会工作要社会参与、服务于社会的本来意义。在中国，正是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中国的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的社会活动，特别是2008年在四川省开展的地震灾区社会工作，不但在国内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在国外的社会工作理论界、教育界和实务界也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并在香港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召开的“2010联合世界大会—社会工作及社会发展之愿景与蓝图”上进行经验介绍。开展本土经验总结，推动本土模式研究，发挥本土模式优势，不仅有利于发展本土社会工作，也有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在我国发展社会工作，必须明确本土社会工作概念，立足本土社会工作传统，整合本土社会工作文化，建构本土社会工作价值观，创新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只有坚持以上发展思路，本土社会工作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展，同时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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