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思想状况分析及其教育环境的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状况论文,思想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我们社会中的基本劳动群众，是我们政权的重要支撑基础，是载舟之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厦之基。他们的思想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农民工和其他人一样，有思维，有需求；但也有困惑，有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党的温暖，需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研究农民工的思想状态，做好农民工思想政治工作是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本文以农民工的思想状况与思想教育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视角，力图对当前农民工的思想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影响农民工思想状况的重要因素——思想教育环境的优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对当前农民工思想状况的分析
农民工的思想状态，从总体上看，其主流是好的。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是为经济利益和自身发展而来到城市的，能遵纪守法、吃苦耐劳，积极参与城市的经济建设，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传统的地域观念、文化素质的影响，再加上长期离家在外、缺乏有效的社会化管理，农民工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想表现：
1.急切的求富心理
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因生活所迫出来谋生。城乡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反差，使他们有一种急切的求富心理，产生快速摆脱贫困的欲望，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看重的是获取利益的多少，而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身体健康、基本权益往往不予重视。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老板能按时发放他们的工资，不要出现拖欠现象。但当他们的希望破灭，工资拖欠现象出现在自己身上时，难免产生焦虑心理，而且，这种焦虑感也会随着工资拖欠问题的解决与否而加重或减轻。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快速致富心理的驱使下，当“淘金梦”无法变成现实时，往往会走向极端，为了利益和财富而搞歪门邪道，甚至不择手段。
2.受挫的城市融入意识
城市对于农民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前就向往城市，进入城市就业生活一段时间后，对城市也很依恋。庞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自发自愿地从农村涌向城市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深入心底的美好心理预期与向往的存在和延续，使农民工尽管在城镇的生存发展遇到种种困难，尽管受到种种歧视、偏见与不合理对待，仍然坚持在城市劳动就业甚至是长期定居向市民转化。但由于他们的“边缘人”身份，使他们至今还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不被承认为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各种权利，以至于许多农民工发出了“这城里何时能真正容下我们”的感慨。农民工强烈的城市融入意识在遭到冷遇后，很容易产生孤独心理，淡化城市融入意识，把自己置于城市之外，把自己看成“外来人”、“打工仔”，对于城市缺乏爱心，逃避管理，不服管理，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反城市倾向。
3.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做了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十多年来，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提供了各种各类的服务，但却未能享受与群体同样的待遇。农民工作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大多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行业工作。在许多工厂里，农民工不仅不能享有应有的民主权利、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还遭遇到非人的待遇。如，在华东一家木业加工厂，工人在上班期间上厕所，必须穿上厂里特别准备的黄马褂，未穿黄马褂上厕所者，将被重罚！而100多人的车间，黄马褂却“只有一件”！（注：《揭秘农民工生存状况》，《重庆晨报》2005年1月4日。）农民工付出的劳动很多，而他的所得却很少。工资已经很低了，但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的统计，截至2003年，全国9400万农民工中有72％的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被拖欠金额高达1000多亿。农民工处于相当艰难的生存状况之中。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一方面容易加重他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也极易滋长他们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导致他们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怀疑。
4.冷漠的政治参与意识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体制和政治参与的信息不畅等原因，农民工成了政治参与的边缘人。在农村，村委会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农民工或者没有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或者即使参与选举并且被选上了，也没有时间和意愿参与村民自治政权，因此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比较低，并正日益成为其家乡政治参与的边缘人。在城市，农民工也由于体制的原因使他们无法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履行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多数农民工虽然希望而且也认为自己应该参加城市的管理，但是城市社区没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不能实现参与社区政治的愿望。同时，农民工因其自身的素质也限制了其参与社区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农民工在参与乡村政治和城市政治中都成为了边缘人，他们大量被游离于社会的政治表达之外，缺乏政治归属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政治民主的范围和质量。
5.形态各异的心理疾病
农民工在城市的“孤岛”生活导致形态各异的心理疾病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用“孤岛”来形容农民工：“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出席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专家们也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除遗传因素外，农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二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三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农民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心理问题。根据深圳市委党校迟书君教授2002年对当地1900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接近半数的人感到过性压抑；两成的人想过或购买过性满足；一成的人曾为钱而满足他人的性要求。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患有心理疾病？目前尚无权威的统计数字。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安定医院在过去的半年内接诊了60个农民工精神病例。如果和每天400-700的门诊人数相比这个数字不算大。但真实数字肯定大得多，因为他们不到最严重时是不会来医院的。
6.淡薄的法制观念
农民工中一些人缺少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社会公德，抱团结帮现象严重，城市法规对于他们来说形同虚设，基本上处于“失范”状态。其中许多人无证照经营，随意摆摊设点，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一些人在从事商品制作、销售过程中，违反卫生、环保等有关行业的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规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有的甚至想方设法逃避国家监管，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由于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也使很多农民工将在街上溜达、玩扑克作为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有的甚至参与六合彩赌博等非法活动。因为无事可干，闲得无聊，不少农民工便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并且常常因为酗酒惹出事端。农民工健康文化娱乐生活的匮乏，给社会上一些低俗文化的侵入提供了市场。一份对40位男性农民工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看过黄色录像。（注：《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亟待充实》，《光明日报》2004年7月12日。）由于受到强烈的感官刺激，少数农民工会做出偏激举动，深夜里对孤身女子进行性骚扰等。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宁。
社会稳定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社会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人心的稳定。目前我国的九亿农民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超过一亿人，而且继续呈扩大趋势。农民工因日趋加大的城乡差别、相当困难的生存条件以及种种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的心理失衡和思想波动，正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其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二、优化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是外部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同时，“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所以，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环境的变化影响到人们思想的变化。“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7页。）在现代社会里，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环境种类的更新，环境对思想教育的影响也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从寓教于理、寓教于情发展到寓教于境，从而使环境的育人功能得到了强化。我们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所具有的导向性、渗透性和感染性等育人特点，优化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而达到转变农民工的思想观念，提高农民工思想政治素质的目的。
1.构建和谐社会：对农民工思想教育的社会环境的优化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改变农民工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构建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农民工思想教育的社会环境的优化。
第一，优化农民工思想教育的经济环境，改变农民工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环境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的经济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城市化作为一个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意味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而城乡分割的体制却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将农民工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使农民工无论是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还是在再次分配中都成了利益受损者，农民工难免会产生思想情绪和思想问题。因此，必须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铲除滋生农民工思想问题的土壤，为彻底改变农民工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提供制度保障。如，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根据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分轻重缓急，按照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生育的顺序安排，逐步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司法救助制度等。
第二，优化农民工思想教育的政治环境，改变农民工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注：《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党的十六大还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不足或缺失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要引导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公民建立合理的政治参与动力机制，促进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心态的形成；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将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内容用制度化的形态予以明确规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得以具体贯彻实施，从而避免参与的随意性与偶然性；疏通和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社会各阶层传达国家政治信息并上传其政治愿望和要求，确保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
第三，优化农民工思想教育的文化环境，改变农民工文化上的弱势地位。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多是空白。有关统计表明，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600元以下，他们中多数人的文化娱乐支出为零，即便有也最多不过20、30元，看看电视对他们来说就很奢侈了（注：《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亟待充实》，《光明日报》2004年7月12日。）。农民工健康文化娱乐生活的匮乏，给社会上一些低俗文化的侵入提供了市场。到无营业执照的录像室观看影片成了农民工们的文化生活之一。农民工生活的单调以及健康文化生活的匮乏很容易淡化农民工的道德、法律意识，会引发严重影响正常的城市生活、安全状况事故。而要解决这方面问题就要从解决其精神世界问题入手。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目前，为了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文化部下发了《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要求各级文化部门采取措施，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文化部要求有关文化部门深入开展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文化调查，深刻分析农民工文化需求特点，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艺术形式，为农民工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充分利用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发挥文化工作在提高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作用；引导文化经营单位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民工生活，创作和生产反映农民工生活、为农民工所喜闻乐见的节目，鼓励文化经营单位和文艺工作者为他们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文化经营活动，净化农民工文化生活环境；积极会同财政、劳动、农业、公安等有关部门，推动农民工用工单位自身文化建设，鼓励农民工创作和表演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文艺节目，倡导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文化部的这些要求和措施，对于优化农民工思想教育的文化环境，改变农民工文化上的弱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创建和谐社区：对农民工思想教育的社区环境的优化
大量进城的农民工中一部分被单位雇用并接受管理，但大多数聚居或散居于社区之中并同居民委员会产生较多联系。农民工聚居的社区由于农民工人口规模大、自组织具封闭性和较少依赖社区内部资源等特点，以居委会为主的基层社区组织对该社区农民工的管理十分低效，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使得农民工对城市社区更加疏离；农民工散居的社区由于农民工规模很小、彼此分散，以社区“三产”从业人员居多等特点，当地居委会在农民工管理方面的工作相对轻松，居委会管理农民工的心态较平和，居委会与农民工之间这种平和的互动有时会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深化。虽然农民工聚居区和散居区在农民工的管理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障碍，但两者在农民工管理的内容与方式上并未有显著区别。农民工聚居的社区的管理实践证明，现行的这种农民工管理机制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它的“低能”源于行政性整合模式与人口流动现象之间的不兼容。因此对于进入城市的大规模农民工，需要在原有的政治整合之外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整合，它应当有助于在社会异质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有机团结”，即和谐社区。而创建和谐社区，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工思想教育的社区环境的优化。
第一，加强和谐社区的组织建设。一是充分发挥居委会这个城市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吸收部分农民工加入居委会的“干部”队伍，使农民工在城市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进一步畅通居委会与农民工之间的沟通渠道；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社区，可以在居委会下面成立专门的农民工事务委员会，由农民工与常住人口共同负责。通过吸纳农民工进入城市现有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可以让农民工从过去的单纯“被管”成为管理者的一部分，由此实现农民工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二是在居委会之外，应当允许并正确引导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自治组织的发展。农民工内部所形成的这些组织为他们提供了生活的方便、情感的满足，可以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三是加强和改善社区党建工作。加强社区党的建设，实质就是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无论是农民工聚居或散居的社区，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等特点，给社区党建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这更需要加强和改善社区党建工作，增强农民工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把党的理论知识灌输到农民工党员心中，激发他们热爱党的情感，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健全和完善社区党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利用载体强化组织意识，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把党建工作内容渗透融合到社区各项工作之中。
第二，丰富和谐社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一是生活服务。农民工由于面临着制度限制和经济压力，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需要克服。居委会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对农民工施以援助。二是社区教育。许多农民工都希望在新的城市能有更好的发展。社区可以通过社区文化教育的方式满足他们这种自我发展的需要。如，举办不同程度的文化补习班、各种职业技术培训班、开办各种讲座等。三是心理援助。社区要设立心理援助机构，为农民工接受心理咨询，预防心理危机、排除心理困扰等提供方便。四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通过组织卡拉OK比赛，播放电视录像节目，开展棋牌比赛等活动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总之，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和丰富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改善常住居民与农民工之间、农民工内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逐步形成平等、团结、和谐互助的人际氛围，创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新型社区。
3.创建和谐企业：对农民工思想教育的企业环境的优化
长期以来，农民工所在企业由于组织公平（包括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缺失，导致了农民工对工作的倦怠。从组织行为学来看，工作倦怠是指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上延续不断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反应，包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它对个体的身心状况和个体的工作以及个体所在的组织产生巨大的负性影响。随着工作倦怠的加重，个体的焦虑和抑郁程度会更高，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生理疾病，包括慢性疲劳、头痛和高血压等，严重影响了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进而严重影响个体所在组织的绩效。而农民工工作倦怠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体现组织公平的和谐企业的构建。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在他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中所提出的：现代组织要创造出一种具有共同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望并为之奋斗的组织群体，创造出开放、平等、和谐、奉献的健康组织环境，创造合理完美的心智模式以及洞察一切变化和反映灵敏的组织机制。农民工所在企业要创建和谐企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树立“人心”管理的全新观念。在企业管理中，人是第一位的。因此，管理企业要先管人，管人就要先管心。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创建和谐企业，实施“人心”管理。
第一，要让企业中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的农民工“归家”，使他们在陌生的城市中寻找到“家”的感觉，以主人翁的心态融入城市生活，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城市建设之中，并通过工会维护自身权益。
第二，要让农民工党员能够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由于用人单位一般不接受农民工的党组织关系，使农民工党员以及要求进步的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很难参加党组织生活。久而久之，势必会使农民工淡化党组织观念，弱化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因此，农民工所在单位也应与农民工所在社区一样，加强企业的党建工作，使农民工党员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第三，在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都要体现人文关怀。如，在施工现场，要为农民工设置能与家人随时联系的电话，设置消灾减病的医疗室，设置生活日用品的购买点，设置消除疲劳的洗澡理发店，设置缝缝补补的缝纫钉鞋……，使他们出门在外，也能找到家的感觉。
第四，要让农民工以主人翁的心态积极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要充分发挥工会、职代会的作用，把工会办成职工之家，办成上下沟通、团结职工的纽带；凡企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要交职代会讨论通过，凡被职代会否决的事，绝不能强行实施。
第五，要把农民工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偏低，需要对他们进行文化补习、技能培训，并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其中。要充分利用企业的党校、夜校、职校、职大等教育阵地，有计划地进行专业培训和系统学习，使农民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农民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第六，要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建立和完善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良好机制，为人才的成长、发展创造优良环境。
总之，农民工既是思想教育环境的受教育者，又是思想教育环境的建设者。我们要增强农民工主动参与思想教育环境建设的自觉意识，形成重视思想教育环境建设，从我做起的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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