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西多礼《辞源#183;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辞源论文,编年史论文,论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编年史全方位地受到史学史家的青睐，①中古时期编年史(chronile)、年代记(annals)以及史志(history)3种历史写作体裁之间的异同重新受到关注。②1999年，英国历史学家达姆维尔(David Dumville)在“第二届中古编年史国际大会”作主旨发言——“什么是编年史?”在梳理编年史的历史之后，他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在编年史与年代记之间做出区分。③新近出版的《中古编年史百科全书》据此“将年代记当做编年史的一种变体，用来专指修道院编写的历史作品，即本尼迪克特派修院的历史写作传统。”④在模糊编年史与年代记之间的区别的同时，达姆维尔承认中古早期史志与编年史之间就存在着体裁之别。“当我们步入中古的时候，在‘史志’与‘编年史’之间存在清晰的区分。”⑤
达姆维尔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塞维利亚的伊西多礼(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年)的作品。伊西多礼在其百科全书式作品《辞源》(Etymologiae)第一卷之“论史”(De Historia)中专门讨论过历史写作体裁。令人奇怪的是，达姆维尔在依靠伊西多礼的同时，又批评伊西多礼的相关论述逻辑不清，是“混乱的论述”。⑥如果考虑到伊西多礼本人既写作过史志体史书，即《哥特、汪达尔和苏维汇王国史》(Sancti 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Historia de Regibus Gothorum，Wandalorum et Suevorum)，也写作了编年史，即《大编年史》(Chronica Maiora)，和《小编年史》(Chronicorum Epitome)；那么，他应该非常清楚史志与编年史作为两种历史写作体裁的关系。如果仔细理解他的论述，反过来又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时人的历史撰述话语语境，从而更好地理解当时历史撰述的实际情形。于是乎借此可以观察到古代晚期(约公元300至650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之间的互动，⑦尤其是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给史学撰述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史学理论家对此做出的反应。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伊西多礼的《辞源》的相关条目，尤其是“论史”(De Historia)、“论计时词汇”(De Chronicae Vocabulo)进行训释，重新解释他对史学撰述体裁的认识；并结合当时的史学变化，说明其所反映的古代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最后论述这一变动对当时史学创作和史学理论的影响，并从古典史学向中古史学过渡的层面，略缀数语。
一、伊西多礼的《辞源》论“史志”与“编年史”
伊西多礼毫无疑问是中古早期的文化巨擘。他幼承庭训，学识渊博，尤其精于词语辨析。公元600年担任西班牙塞维利亚大主教，出入宫廷、备王顾问。在管理教会之余，写作了大量的作品。据他的学生萨拉戈萨主教布劳利奥(Braulio of Saragossa，631—651年在任)介绍，篇幅较大的作品有17部。其中最受称道的就是上述《辞源》，布劳利奥说：“《辞源》手稿，篇幅浩繁，按类排列，不分卷。尽管是未完稿，因为应我之请而作，我将它分成15卷。此书有益于哲学的任何领域，使人在圣学和俗学方面出众。它简要地采录了各种美文，皆有补于学问。”⑧后来的历史证明布劳利奥所言非虚。《辞源》被认为是欧洲中古文化的渊薮，“近千年间，在西方拉丁知识分子心中，(《辞源》)是仅次于《圣经》的、最有影响的作品。”⑨伊西多礼的《辞源》提供了当时关于历史写作体裁最为理论化的论述，原文如次：
XLI.De Historia.[1] Historia est narratio rei gestae,per quam ea,quae in praeterito facta sunt,dinoscuntur.Dicta autem Graece historia 
,id est a videre vel cognoscere.Apud veteres enim nemo conscribebat historiam,nisi is qui interfuisset,et ea quae conscribenda essent vidisset.Melius enim oculis quae fiunt deprehendimus,quam quae auditione colligimus.[2] Quae enim videntur,sine mendacio proferuntur.Haec disciplina ad Grammaticam pertinet,quia quidquid dignum memoriae stile litteris mandatur.Historiae autem ideo monumenta dicuntur,eo quod memoriam tribuant rerum gestarum.Series autem dicta per translationem a sertis florum invicem conprehensarum.
DE GENERIBUS HISTORIAE.Genus historiae triplex est.Ephemeris namque appellatur unius diei gestio.Hoc apud nos diarium vocatur.Nam quod Latini diurnum,Graeci ephemerida dicunt.[2] Kalendaria appellantur,quae in menses singulos digeruntur.Annales sunt res singulorum annorum.[3] Quaequae enina digna memoriae domi militiaeque,mari ac terrae per annos in commentariis acta sunt,ab anniversariis gestis annales nominaverunt.[4] Historia autem multorum annorum vel temporum est,cuius diligentia annui commentafii in libris delati sunt.Inter historiam autem et annales hoc interest,quod historia est eorum temporum quae vidimus,annales vero sunt eorum annorum quos aetas nostra non novit.Unde Sallustius ex historia,Livius,Eusebius et Hieronymus ex annalibus et historia constant.[5] Item inter historiam et argumentum et fabulam interesse.Nam historiae sunt res verae quae factae sunt; argumenta sunt quae etsi facta non sunt,fieri tamen possunt; fabulae vero sunt quae nec factae sunt nec fieri possunt,quia contra naturam sunt.( Isid.,Orig.1 41 ) ⑩
在分析这段文字前，需要对作者所使用的关键性术语略作交代。其一是“Historia”。大体说来，有两种所指。一是作为类名，泛指历史写作，“史乃是对事迹的记述，借此，前代业绩，斑斑可考。”这里译为“史”。但是，“Historia”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写作方式，“史志是记录作者生活的时代”。这里译为“史志”。另一个关键词是“Annales”。作者的“年代记”似乎也有广狭之分，划分标准是时间之长短。狭义的年代记是历史写作的元素之一，即每年的记录，这里译为年鉴；而广义的年代记则似乎是与“史志”对应的一种历史写作方式，“年代记则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那些年岁”，译为年代记。
在伊西多礼看来，历史撰述属于语法范畴，“史学从属于语法。”他将《史》置于第一卷即语法卷之末，视之为识字阶段的高端知识活动，但总体上属于初等教育的层次。这一点令人联想到西塞罗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像我们那样著史，根本就不需要演说家，只要是个不撒谎的人足矣。”(Cic.， de Orat.II 15)(11)尽管西塞罗本人偏向于提高历史写作的修辞水平，强调历史写作所需要的高级训练；但是他的呼吁似乎反过来正好说明，正常情形下，罗马人以为掌握了语法，就可以从事于历史写作了。所谓“阅读历史是语法(初等教育)学习和修辞练习(中等教育)的必备内容。”(12)
《史》包括四个条目，分别为：“论史”，“最初的史之作者”，“史之用途”，与“史之种类”。他对“史”的定义是：“史乃行事之记录，借此，前代业绩，斑斑可考。但希腊语中的‘史’源自于‘调查’，即目睹或了解。在古代，除非亲身经历者，或所记载之事为亲眼所见者，不得撰史。眼见比耳食更为可靠。眼见之物，无法欺骗。史学从属于语法，因为无论多么值得记忆的事情，终须载之于篇第。但是，史也被称之为纪念物，因为提供行事之记忆。又被称之为‘系列’，乃引申自被捆缚在一起的花束。”
在伊西多礼看来，史学作品包括3个元素。他说：“史之元素有三。记一日之事为Ephemeris。我们称之为日志。因为被拉丁人称之为日志的，希腊人称之为Ephemerida。月历，记录每月之事。录每年之事，则为年鉴。每年发生的任何可资记忆的内政外交、海陆事务，录入到时政记(commentarii)中，因名年而名之曰年鉴。”
由此3个元素，而有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史志与年代记。“但是史志涉及多年和多个时代，将每年的时政记辛勤地汇编成篇。史志也与年代记有别，史志是记录作者生活的时代，年代记则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那些年岁。由此，萨鲁斯特用史志，而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
在《辞源》中，伊西多礼也专门论述了编年史，但是，却没有出现在“论史”中，而是在另外一卷中单独加以系统论述：“论计时词汇”。编年史(chronicon)是个希腊语单词，但是，作者在此使用的是阴性名词“chronica”，而不是希腊语中的中性名词“chronicon”。(13)如果结合他本人称呼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作品时仍然使用中性复数，似乎可以说，当时，编年史已经有阴性和中性两种可能性了。
对于编年史，他说：“如同希腊人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主教编订，杰罗姆神父翻译的作品那样，在希腊语中称为编年，在拉丁语中被称为时代序列，希腊语‘
’(时)拉丁语译为‘tempus’(时)”。(Isid.，Orig.v 28)(14)接下来，伊西多礼囊括的条目包括：时刻和小时；天；夜晚；星期；月；黄道与昼夜平分；季节；年；奥林匹亚纪年、鲁斯特纪年(Lustrium，每五年一个周期)和50年纪年(Jubileus，每49年一次)；时代；时代记述(从第一个时代直到第六个时代)。(15)从伊西多礼的论述可以看出，编年史是以计时为基础的，亦以计时为主要功能；计时单位的最终和最大者，就是时代记述，从亚当开始，直到当下。这种时代记述的作品，就是编年史。因此，收录在《辞源》这一部分的“时代记述”，又被称为“小编年史”。
诚如学术界公认的那样，用来指历史叙事的时候，年代记与编年史其实是一种体裁，分别对应于拉丁文和希腊文术语，即拉丁语作者偏好“年代记”这个说法，希腊语作者常用“编年史”。但是在伊西多礼的话语中，偏重于历史计时的作品又可以被称为“编年史”，对应于拉丁语的“时代记述”(Descriptus temporum)。“史志”与“年代记”的区分标准则是“时间属性”，即所见为“史志”，当代之前的史事为“年代记”。但无论使用哪种方式，或者使用哪种称呼，它们都是史学作品，属于“史”。
虽然作者强调了“史志”与“年代记”之间的区别，前者属于当代史，后者类似于古代史。但是，二者的关系更为复杂一些。从他接下来所举的例子来看，史志与编年史可以出现于同一作品之中。他说：“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而李维、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作品，通常都被称为编年史，而其中竟然同时包含两种体裁。照字面来理解，似乎有些表达混乱，令人困惑。那么到底伊西多礼依据什么标准将编年史与史志区分开呢?其意义又何在?如果与古代学者关于体裁之别的类似论述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二、《辞源·论史》与史学体裁辨析之变迁
据现代学者考证，伊西多礼的《辞源·论史》，主要引自公元2世纪的作家葛利乌(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16)葛利乌在该书第五卷中说：“有些人认为史志与年代记有区别，两者都是纪事，但是史志涉及自己的事情，讲述者在现场。而且他(阿瑟里乌 Sempronus Asellio，约公元前158—前91)说他本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这种论述)虽然包含某些合理性，因为希腊文‘史志’(Historia)意味着对当代事情的认知。但是我们通常说所有年代记都应该属于史，史则并非全部是年代记体裁的……史志实际上是事迹之表现或者展示等等。而年代记则是包括多年的事情，按照年代顺序，依次编订。当然，不按照年序，只是记录每天的事情这种史在希腊文中称Ephemris……年代记只是按年展示发生的和做过的事情，如同希腊人称之为 Ephemerida的日记一般。”(Gel.，V 5,18)(17)
伊西多礼的话语确实与这段引文非常相似，史既是作为类名，泛指所有历史作品，又指一种特定的体裁。但是，在葛利乌这里，“史志”似乎是一切历史写作的元素。年代记也是在此基础之上包括多年的记述。而且伊西多礼也完全忽略了葛利乌随后那一大段关于史志与年代记之区分的论述。在这段话中，葛利乌援引前贤，按照“叙事内容”的详略或者说“修辞”来区分年代记与史志这两种体裁：“确实那些希望放弃年代记的人们、与那些试图全面描述罗马史事的人，一致认为，年代记只是按年展示发生的和做过的事情，如同希腊人称之为ephemerida的日记一般。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报告发生的事情，而且要展示事情的计划和缘由……(年代记)但记战争的开始时谁是执政官，战争又如何结束，以及谁因此而凯旋。没有预测战事，以及在此期间元老院颁布的敕令，法律和咨询，也没有交代事情背后的谋划：这是写作小孩子读的故事，而不是作史。”这种贬抑年代记，鼓励史志写作的偏好，其实在罗马历史撰述大发展的共和国晚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鲜明了。
在葛利乌之前两个世纪，罗马大学者西塞罗就从修辞的角度，贬抑过罗马所流行的年代记写作传统，提倡通过修辞来丰富和提高历史写作的水平。“你难道没有发现史志与演说家有多大的关系?”史志的基本原则是讲述真相，但是如何讲述真相，尤其引起西塞罗的关注。“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讲述真相)属于地基，而建筑物是由事和词汇构成：要考虑时间的顺序，地理的描述；他要首先揭示值得记述的大事中的谋划，然后是行为，然后是结果；从谋划中，作者表明他赞成什么；不仅包括史事中的言行，而且要交代以何种方式，有何种结果；以便揭示所有事情和计划或者偶然事件的原因，不仅包括当事人的事情，而且还有那些名人，他们的生平和特征；需要平衡词汇安排，和演说的种类，如何在流畅中不失平和地展开叙述，既没有严厉的指责，也没有广场演说中的那种批评。”(Cic.，de Orat.II 16,63-64)(18)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罗马史学史，他认为修辞化是罗马史学发展的结果，罗马史学史似乎就是在沿着修辞改进的道路不断前进。他说，罗马史学起源于非常粗糙的年代记。“早期之史志只不过是年鉴的汇编，为了保存公共记忆，从罗马建城直到大祭司穆奇乌(P Mucium，即Quintus Mucius Scaevola，公元前133年出任大祭司)，下令将每年之事加以记录，用白笔书之于板，民众有权知晓，至今我们称之为《大祭司编年史》(Annales Maximi)。”(Cic.，de Orat.II 52)(19)但是随着希腊修辞学的传入，罗马史学家开始逐渐注重修辞。尽管西塞罗认为结果还不是很理想。
面对这样的修辞压力，写作《高卢战记》的凯撒“希望为其他人做准备，以便写成史志。”(Cic.， Brut.262)(20)被西塞罗称誉为拉丁语天才的凯撒尚且如此，足见改良年代记的写作，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反映了读者的诉求和史家的努力，促使后者对年代记的写作进行改良。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Ab Urbis Condita)和塔西佗的《编年史》，沿着这一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修辞改造年代记，成功地创作了长篇年代记杰作。诚如李维所言：“新的史家自信他们或者提供更为确凿的史事，或者在书写技巧方面胜过古人简陋的文笔。”(Liv.，I 2)(21)
与这种追求修辞的历史写作传统相比较，伊西多礼明确放弃了“修辞”这一区分标准，而仅仅保留了“时间性”标准。不仅如此，抛弃“修辞性”标准，也意味着告别古典的史学体裁区分模式；以“时间性”作为标准，不仅使得年鉴取代史志，成为历史写作的基本元素；而且意味着历史写作的计时功能与叙事功能并重，甚至在一定的场合压倒叙事功能。将史学体裁区分为“当代史”性质的“史志”，和“古代史”性质的“年代记”，还意味着历史写作诸文体之间形式上的差异淡化，其差异主要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时间范围，而不在于内容的简和繁。而编年史可以同时结合史志和年代记两种体裁，产生贯通古代史和当代史的“通史”，如果给予这一理解，“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则并非那么混乱，其实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用古代史和当代史来编史”，文从字顺。正是基于对时间属性的强调，使得伊西多礼沿袭传统，承认史志与编年史之别，但又沟通二者，淡化它们之间的区别。那么，伊西多礼为什么要强调历史写作的时间色彩呢?联系到伊西多礼在《辞源》中将编年史纳入到计时词汇，恰恰提醒了我们去考察古代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史学作品计时功能的强化。
三、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
编年史是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流行的史书体裁。从最初的苏美尔王表，到王朝编年史，神庙编年史，名年编年史(Eponym chronicles)，同观编年史(Synopsis Chronicles)，等等，极其丰富。公元3世纪末在充分吸纳古代编年史写作营养的同时，突出自身特色，基督教编年史给编年体带来了新元素，推动了史学撰述的巨大更新。尤其是在大规模地简化其记事功能的同时，突出了它的计时功能，甚至可以说，早期的基督教编年史以计时为其主要功能。
基督教编年史源自于宗教争论，即证明基督教是最为古老的宗教。(22)现存最早的进行具体历史论证的例子，来自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的提奥费卢(Theophilus of Antioch，约2世纪中期)，他在作品中详细讨论了世界的时间问题。“我先从《谱系》开始，即从第一人(亚当)叙述。”(Theophil.， Three Books Ⅲ 23)(23)其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215)，朱利亚·阿非利加(Julius Africanus，约160—240)，希波利图(Hippolytus of Rome，约170—235)等人都有具体尝试，而最为知名的作者则是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ia，约263—339)。尽管围绕尤西比乌《编年史》的原创性，学术界存在着争议。(24)但是，其深远影响，却是史家所公认的。(25)
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卷交代各国古代编年史，并与《圣经》的论述进行比较。第二卷是表格，从亚伯拉罕出生(亚述王尼努斯统治第42年)开始，逐年编排，直到当下。遇到重要的王国兴起，就增加一栏，王国消失，该栏随之消失。前后包括19个王国或城邦。(26)为了方便统计，避免给读者带来混乱，每10年一计算。“为避免数目的漫长次序带来混乱，我们将所有年数每10年一计，依次集中各族历史数据，互相比对，以便轻松展现，在希腊人的或者蛮族的某个年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列王、和祭司都是谁。以及那些所谓诸神，建城的英雄们，名哲学家、名诗人、王侯，和著作等身的作家们。凡是古人认为值得记忆的任何内容，我们都简要而集中地让它们各安其位。”(Eus.，Chron.praef.)(27)
表格中的年代列在两旁，一以贯之的年代是亚伯拉罕纪年，即亚伯拉罕出生以来多少年，列在最左边。自亚伯拉罕第1241年开始，兼用奥林匹亚纪年法，直到叙事结束。(28)此外还使用了多种纪年法，对应于纳入编排的诸王国历史。文字在表格的中间，起初文字较少；自罗马执政官时代开始，即第67届奥林匹亚之第3年，亚伯拉罕第1507年，史事逐渐增加，几乎每年都会有记录。也越来越以罗马史事为主。至第212届奥林匹亚之第2年，即亚伯拉罕第2086年(公元70年)，犹太王国结束，就只剩下罗马一栏，完全是罗马史事了。表格逐年为行，最多时列有9栏，同时记录九个地区的史事。这种紧密的空间，虽然可以将并存的诸国史事一览无余，但是也限制了叙事的规模，最为恰当地体现了《编年史》的主要功能是计时、纪年，而以纪事为辅。
尤西比乌决定从亚伯拉罕开始叙述，从而采用亚伯拉罕纪年法，并非仅仅出于计算精确的考虑，而是带有比较的意图，以基督教史为核心，整合世界历史。一方面，亚伯拉罕之时，信教或者上帝之约才真正开始，世界历史才真正迈向得救的历程。另一方面，异教徒有历史可以言说，也是从此开始。“其时几乎没什么希腊语、也没有蛮语，一般而言，没有异教的历史。这部小书梳理从亚伯拉罕和尼努斯以下直到当代的时代，因为可以自一开始就提供希伯来的亚伯拉罕，亚述的尼努斯和萨穆—拉马特(Semiramim)(的史事)。”(Eusebius et Jerome，Chron.Vol.II，praef.)(29)但是，他这样做，还因为所预期的读者是熟悉希腊史学的读者。他说：“以便轻松地展现，在希腊人的或者蛮族的某个年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列王和祭司都是谁。”实际上是将基督教史的年代换算为俗史的年代，以与之对应。由此导致他提出了与前辈们(尤其是阿非利加)不同的年代计算。阿非利加更关注年数的隐喻含义，神学考虑压倒年代学考证。
尤西比乌以亚伯拉罕纪年，确立基督教在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也尽量让教会史的时间与异教徒(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历史相对应，甚至实际上在以异教徒的历史为坐标，来换算教会史的编年。从而不仅使得自己的这部世界历史年表符合基督教徒读者的口味，也面向异教徒读者，或者具有古典史学素养的基督徒读者。虽然近年来学者们质疑尤西比乌与君士坦丁皇帝的密切关系，(30)但是，尤西比乌通过《编年史》，充分糅合异教徒历史资料，以基督教史为中心，折中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整理出普世的编年系统，及时地反映了君士坦丁皇帝在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之后的文化需要。同时兼顾到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两类读者，或许就是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很快在罗马帝国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在尤西比乌的编年史之后，《354年编年史》很有名。这部书是个大杂烩，包括献词，罗马帝国四大都的城市女神像，当朝皇帝生日，七大行星图，黄道标记图，月份图，二帝图，罗马的公共节日，复活节周期表，罗马城市长官铭刻，罗马主教表，罗马教会节日，部分手稿中还包括希波利图的《谱系》，罗马城区说明，世界编年史和罗马城市编年史。有些类似于首都市民知识手册。其中的世界编年史“汇编了自创世到今天的所有时代和年岁。”(Lib.，Gen.IIa 334,1)(31)从创世讲起，以人类的谱系、四大帝国的更迭和基督教的发展为线索，按照《旧约》的次序，列举史事，在关键性事件，往往标注“世界(亚当)以来多少年”。虽然过于简洁，也过于依赖于《圣经》，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这份杂烩异教与基督教成分的手册，与尤西比乌的《编年史》一道反映了时人对基督教世界历史的关注，尤其是对各种年表和历表的阅读热情。
此后数百年间，续写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的作者众多。绝大多数续编者放弃了表格的表现形式，而采取叙述形式。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早期作品，是普洛斯佩鲁(Prosper of Aquitaine，约390—455年)的《编年史》(最晚的版本叙事至455年)。它从世界开创讲起，从亚伯拉罕出生开始，完全依赖于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因此他的作品又被称为《编年史摘录》(Epitoma)。从379年起则为他自己所编写，410年之后，叙述内容相对较多，直到455年。如果说尤西比乌奠定了基督教编年史的纪年框架的话，那么普洛斯佩鲁的《编年史》则提供了完整的叙事性世界编年史。虽然将表格改为叙事，行文不再为表格空间所限，可以依据作者需要，适当增加其叙事的内容。但是普洛斯佩鲁保留和发展了基督教会的历史内容，大大删节了其他古代王国的历史，使得囊括世界主要古代王国历史的“全史”色彩淡化，从而强化了“基督教史”的色彩，使得基督教编年史从“全史”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世界史”。
但是最大的变化发生于纪年法领域。由表格而改为叙事，使得原本在各个空格中平行并列叙事，变为在一个空间序列中依次讲说，于是乎用何种纪年法为纲的问题重新变得突出起来。总的说来，尤西比乌的亚伯拉罕纪年法，和罗马世界流行的罗马执政官纪年法(《执政官年表》[Chronica Consularia]所代表(32))分别是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纪年核心，也是罗马帝国晚期使用最为频繁的纪年法。这套体系的存在，使得采用其他体系变得容易起来，因为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个换算问题，即将新纪年法的起始之年在亚伯拉罕纪年与罗马执政官纪年体系中加以定位，然后将其他年份系统地换算为新纪年法即可。因此，由表格而叙事的变化，在为新纪年法的诞生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为其准备了知识前提，新纪年法中尤以各种基督教纪年法最为繁多，大体有以下几种：
普洛斯佩鲁所用的新式纪年法主要是耶稣受难(Passio)纪年法。在耶稣受难之后，他同时采用执政官纪年和耶稣受难纪年法。“从我主耶稣基督受难开始的历史标明执政官名年。”(Prosperi Tironis，Epitoma Chronicon 390)(33)一直到受难第428年，即公元455年，罗马贵族埃提乌(Aetius)被杀，瓦伦提尼(Valentinian)皇帝也随之去世。“受难第428年，瓦伦提尼第八次和安提米翁第一次任执政官，埃提乌死后，不久瓦伦提尼去世……”(Prosperi Tironis，Epitoma Chronicon 1375)(34)
6世纪初元老卡西奥多路的《编年史》运用了“复活节纪年法”(Anno Paschalis Christi)。自奥古斯都第13次任执政官和保罗任执政官那一年，即公元3年，他开始用复活节纪年取代罗马建城以来的纪年法(第754年)。(35)这一纪年法似乎预示着后来的“公元纪年法”的兴起。(36)
源自于4世纪初帝国税收改革的小纪(Indictio)纪年法和帝制确立的帝元(aera)纪年法。小纪纪年法的最著名代表是6世纪初期在君士坦丁堡写作编年史的马尔塞里努(Marcellinus)，他“(续接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小纪和执政官纪年记录140年间东方帝国的史事，即自第7小纪，和奥索尼乌与奥利布里乌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也就是大提奥多西(Theodosius I)被立为皇帝的那一年，一直到曼努担任执政官，即第11小纪。”(Marcellinus，Comitis Chronicon praef.)(37)马里乌(Marius of Aventicensis)主教的编年史(至581年)也沿用这一纪年法。(38)
从政治上来说，帝元纪年法是纪念奥古斯都·屋大维结束内战，战胜对手，统一罗马世界，创建罗马帝国。从历法方面，则源自于他的前任尤里乌斯·凯撒的历法改革，由太阴历改为太阳历，以1月1日为岁首。从现存历史文献来看，在西部地区西班牙比较流行这种纪年法。西班牙的帝国纪年法自公元前38年1月1日开始，(39)在伊达提乌(Hydatius)对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续写中开始使用，但是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抄录者所为，因此蒙森在编辑的时候，把它们都放在方括号中。(40)7世纪初，伊西多礼在写作《哥特史》的时候，系统使用了这种纪年方法。(41)书里面不仅出现了“帝元某某年”，也使用了“帝元前12年”，应该是个比较成熟的纪年体系了。如果说伊西多礼还只是在关键年份标注这一纪年方法，那么8世纪的续编者则几乎以这种纪年开始每段的论述。(42)
大约在7世纪，从这些纪年法中发展出“世界纪年法”。“世界纪年法”源自于世界历史总年数计算，一般的基督教编年史往往会在讲述完划时代性历史事件之后，在行文之末，计算自亚当以来的总年数。尤西比乌和杰罗姆就在少量关键性年份，标注世界总年数。正是在这一使用习惯中，计算世界总年数的使用逐渐频繁化，最终演变为系统的纪年法，其位置也相应地从每段记叙之末尾，转移到段落之初。如《452年编年史·下部》。而最有代表性的使用者，仍是伊西多礼。在他创作的小《编年史》中，世界纪年法纪年还置于对应史事的后面，保留了原来的功能，即标注世界的总年数，但几乎每件事情后面都用世界纪年法加以标注。(43)在大《编年史》中，则更将世界纪年法放在重要历史事件的前面。稍晚，希腊文《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a Paschalis)在皇帝登基之年一般要标注世界纪年，如“戴克里先出任第33届罗马皇帝，统治20年，世界第5814年。”(44)它提供的世界纪年法随之成为正统的“拜占庭世界纪年法”。
各地流行的世界纪年法都略有出入，如伊西多礼将戴克里先登基年数推算为“5502年”，比《复活节编年史》要早近300年。而《复活节编年史》的作者又将摩西安排于世界第3377年，反而要比伊西多礼所给出的年数“第3728年”要早400多年。约100年后，英吉利僧侣比德一反习惯做法，采用希伯来文本《旧约》提供的年数，将戴克里先登基系于世界第4258年。(45)尽管具体年数不同，但是，中古早期东西部基督教世界都接纳了世界纪年法在编年史创作中的正统地位。采用世界纪年法与基督教编年史计算世界历史总年数的功能相表里。诚如6世纪末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所间接表达的那样：“我并没有象《编年史》那样把年代总数计算出来，因为我未能确切地查出几任主教之间的职位空缺时间。”(Gregory of Tours，Libri Historiarum X 18)(46)
基督教编年史起源于比较基督教史与异教王国历史的历史悠久性，并最终计算世界历史的时间总数，偏重于计时。为此逐渐发展出种类繁多的纪年方法。随着基督教编年史的大发展，史学撰述的计时功能备受重视，编年日益成为各种历史作品的基础。虽然记录当代史的史志与记录古代历史的编年史各有其时间属性，但是，随着通史性编年史的流行，不仅史志与编年史两种体裁经常融合于一部作品之中。而且，越来越多的史书贯穿古今，简化历史叙事，彰显计时属性，叙事色彩相对弱化，从形式上与编年史趋同，甚至出现了“史志”与“编年史”互称的现象。
四、史志与编年史的互称
依据拉丁文译者杰罗姆，尤西比乌所著编年史的名称为《正典编年全史》(Chronicorum Canonum omnimoda historia，见Jerome，Liber de Viris Illustribus 81)(47)而他在列举自己的作品时，称呼这部作品为《全史编年》(Chronicon omnimodae historiae，见Jerome，Liber de Viris Illustribus 135)。(48)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第一他用“全史”，与尤西比乌在序言中的交代相吻合，“值得记忆的任何内容”。第二，他称前者为“史志”，后者用“编年”，这大概是因为尤西比乌的作品第一卷是各古王国历史摘要，用“史志”似乎更为贴切，而杰罗姆只翻译和续写了第二卷，即“编年史表”，用“编年”作题较为适宜。但是，应该说，杰罗姆的这种使用方式，也显示“史志”与“编年”之间没有了古典时代的那种严格区分。
通过追溯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被拉丁学者称引的情形，可以很好地说明，在古代晚期编年史与史志之间可以互相替代使用。例如阿奎丹的维克托(Victor of Aquitaine)于457年编订周期为532年的复活节表，他说：“因此翻检古人的可靠史志，自然是极其博学和富有教养的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和前言……由于这位可敬的尤西比乌开始其计算年代之史志(chronicorum historiam)。”(Victorii Aquitani，Cursus Paschalis 7)(49)此后，西班牙的伊达提乌说：“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用希腊文结束其计算年代之史志(chronografiae historia)……杰罗姆神父续写史志至瓦伦斯皇帝(Valens)第14年。”(Hydatii Lemici，Continuatio Chronicroum Hieronymianorum 3)(50)伊西多礼本人说：“我们的阿非利加首先用史志的简要笔法提供了列国和(《旧约》)谱系的简史。此后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和圣杰罗姆为列国编订了计算年代(即《编年史》)的多重史志(chronicorum canonum multiplicem historiam)，为时代排序。此后还有其他作者。尤其是突尼斯主教维克多，通过续写上述史志，叙述了直到小查士丁出任执政官时候的事情。”(Isid.， Chronica Isidori Iunioris 1)(51)
6世纪末由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完成的《历史十书》(俗称《法兰克人史》)是篇幅宏大的史志。除第一卷外，九卷篇幅讲述法兰克王国的历史，在第四卷之后，就是他所亲身经历的史事。在作品结尾处他强烈要求后人不要删节他的作品：“继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之后主管都尔教堂的上帝的主教们!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凭一切犯罪者感到可怕的审判日，若是你们不愿意狼狈不堪地从审判席前离开，去和魔鬼一同定罪，那我就请求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几卷书里挑选某些部分，略去其他部分，因而使它们遭到损害或被改写，而应该使它们在你们任职期间保持完整无缺，就象我亲自留下的一模一样。”（52）作者内心深处的巨大幽隐，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是担心，风气使然，他的史志会被压缩改编，成为摘录体作品。
果然，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先见之明，反衬时代风气之强势。就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历史十书》就被人们缩编为两种，一种是删节了教会史内容，并缩编其法兰克王国政治史的内容，基于这一版本流传统绪，他的作品被称之为《法兰克人史》。而另一种则正好相反，删节其法兰克王国政治史的内容，并缩编其教会史的内容，形成了《法兰克教会史》的版本传统。(53)7世纪的编年史家弗里德加在其作品中，抄录的就是《法兰克人史》的那个版本。
弗里德加将格雷戈里的这部作品称之为“编年史”。“以上帝之名，下面是第四卷的目录，这是从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编年史》中摘录的。”作者并不是偶然地如此称呼，在该书的其他地方，同样将格雷戈里的作品称为编年史，“权贵埃提乌斯(Aetius)被这位编年史家的纪事所赞颂。”甚至将格雷戈里称为“编年史家”：“有福的杰罗姆，伊达提乌和某位智者，或者是伊西多礼和格雷戈里的《编年史》从世界起源一直非常勤勉地讲述到贡特拉姆王的统治结束。”(Fredegar,Chron.V praef.)(54)
但是，诚如伊西多礼所言，编年史与史志的互称，并不能从根本上摒弃二者之间的区别。在罗马帝国晚期和中古早期，相比于编年史的强势地位而言，作为独立的体裁，仍有不少史志体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小类：教会史和蛮族王国史。教会史记录教会的发展，记录教会发展过程中的好人好事。基本上属于当代史范畴，具有比较鲜明的修辞化色彩，篇幅相对浩繁。优西比乌本人就是这一体裁的开创者，而5世纪高卢大作家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约363—425年)的《编年史》(Chronicorum Libri)则是第一部通史类教会史，从亚当一直讲述到当代。(55)8世纪最著名的教会史当属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
而蛮族王国史则围绕执政的王族，追溯其所代表的蛮族的起源、发展，和在罗马帝国境内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经历。最早的代表作是乔丹的《哥特史》，后期的代表作包括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也包括伊西多礼的《哥特王国史》。伊西多礼在该书的前言中交代：“在许多世纪中，他们有王国和国王，但是由于没有记录在编年史中，也就被忽略了。但因为罗马人攻击他们，他们展示了德行，因此在史志中有交代。这里有必要依次展示其时代和列王，以及其他在史志中记载的事迹。”(Isid.，De Origine Gothorum 2)(56)认为哥特人的历史在涉及古代史的编年史中没有，只有在涉及当代史的史志中有，因此，其《哥特史》就如同萨鲁斯特一样，是用史志的方式来写作的历史。
尽管教会史和蛮族王国史采取了史志的体裁，但是，这些史志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往往都比当代史要宽泛得多。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从耶稣开始讲起，跨越近四个世纪，塞维鲁的教会史所涉及的时段前后跨越数千年，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则自罗马帝国开始，讲述到730年。蛮族王国史所讲述的时间段也很久远。因为他们要追溯蛮族的起源。都尔主教格雷戈里除了从罗马史家的转述中寻章摘句，拼凑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更在第一卷摘录了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自亚当开始讲起。伊西多礼的《哥特史》，自哥特人的起源讲起。虽然作者认为哥特王国的历史总共为256年，即从369年至625年，这是他讲述的重点。但他追溯哥特人的渊源至公元前一世纪，距当时有600多年。
在这种历史撰述背景之下，伊西多礼对史志与编年史的界定和区分就变得极其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讲，编年史与史志分别对应古代史和当代史，是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但是从实践上讲，编年史是通史，包括史志在内。而且由于史志与编年史的构成元素，都是编年，使得二者来源上同一，形式上变得大同小异。时限上的差别，因为体裁的灵活性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史志所涵盖的时间段，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另一方面，编年史也可以很短，在续接前贤的前提下，只写作当代部分。因此，编年史也可以被称为史志，史志反过来也可以被称为编年史。
五、古典史学向中古基督教史学的过渡
长期以来，罗马帝国晚期的古典史学史与基督教史学史分属于古典学和教父学，偏好古典史学的史学史家们往往偏好用古典史学的标准和好尚来评判后者，从而将古典史学向中古史学的过渡定性为倒退。(57)然而偏向于教父学的史学史家们，则偏向于强调基督教史学的独特性，认为这一过渡是革命性的。(58)其实，这一过渡，是在新的宗教指导之下，顺行罗马帝国晚期的史学新需求做出的调整。诚如伊西多礼对于史学体裁的总结，顺应时代发展，对古典史学有因有革。
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顺应了罗马帝国晚期历史读者的阅读偏好，融入到罗马帝国编年史尚简的新趋势之中。前文曾经论及罗马共和国时期也具有深厚的编年史写作传统，在帝国初期，这种风气不改。由李维开创的崇尚修辞的罗马编年史，不断赢得续写者，尤以2世纪的塔西佗最为有名。4世纪希腊人阿米安还以修辞之笔续写塔西佗。但也就在此时，罗马帝国流行的编年史也在趋向于简要化，崇尚修辞的历史写作与尚简的帝国编年史同样流行。韦格提乌斯在其《兵法简述》中说过：“习惯于将良好技巧探究之结果笔之于书或者缩编成册献给皇帝。”(Veg.，Mil.praef.)(59)更多的作者采取简要之笔续写李维或者重写罗马史。前者如维克托(Sextus Aurelius Victor，约320—390年编写的《凯撒志》(De Caesaribus)，完成于公元360年左右)，“维克托之《简史》，从奥古斯都·渥大维起，即自提图斯·李维搁笔之处，直到君士坦丁皇帝第十次和朱利安凯撒第三次担任执政官。”(Victor,De Caesaribus，subtitle)(60)
以特别精简的形式，重写建城以来史的新杰作，是尤托皮乌(Eutropius)的《简史》(Breviarium，叙事至378年)。他说：“在您(皇帝瓦伦斯)的命令下，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严格地以简洁的行文，收集自罗马建城到当代的重要政务和战事，添加帝王生平中的大事，以便通过阅读，因喜悦这些伟人的丰功伟绩，宽宏的您能够在治理中加以效仿。”(Eutr.，praef.)(61)此类通史重新尚简，一方面，与帝国扩张之后的新形势有关。罗马帝国在扩张中，也为自己树立了越来越难以对付的蛮族对手，尤其是四世纪之后，东方和北方诸蛮族虎视眈眈，帝国步入多事之秋，需要记载的史事与种族越来越多。如果在传统史学观念中，可以基本忽视蛮族的话，那么基督教兴起之后，要求历史叙述包括整个“人类”，需要包括“诸民族”的历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历史叙事的内容倍增，从而形成巨大的“内容压力”。
另一方面，与读者的预期相关。帝国晚期，贵族文化军事化，贵族们逐渐从早期的“休闲(Otium)”文化转向不尚文辞。(62)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也多出生于行伍，大多戎马倥偬，没有时间来阅读大部头的作品。基督教兴起之后，基督徒读者更希望阅读简要的历史作品。卡西奥多鲁在指导修士们读书的时候说：“我将相关作品(即编年史)汇编一处，以免由于找寻多种图书，延迟对事物的认识。”(Cassiod.，Inst.I 17,2)(63)而史学家也热衷于尚简，甚至史志作者也不能免俗。写作第一部教会通史的塞维鲁反复强调简洁：“《圣经》中记录的世界开创以来的事情，我要简要地压缩；从迄今为止的各个时代中我要截取言说……从卷帙浩繁的圣书中摘取简要的叙述。”(Sever.，Epitoma I 1)(64)
要记录的史事增加，而篇幅尚简。在私人修史的条件下，如何做到文省事增，古典史学修辞化的写作方式，实现起来越来越困难。尚简之风导致摘录体史书(Epitome)流行。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于是否应该将所有的简要性作品都纳入到摘录体的范畴，但是，都承认“自3世纪晚期至7世纪，摘录体的重要性似乎是毫无异议的。”(65)尚简之风，使得帝国编年史日益丧失其古典修辞色彩，按照时间顺序，简要记录史事。而且由于行文简洁，也使得作者计算罗马建城以来的总年数的色彩变得清晰而系统起来，纪事功能相对弱化，计时功能相对强化，与基督教编年史逐渐合流。
在基督教编年史的影响下，基督教史学适应读者的预期，重视历史的时间属性，对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主要古王国的历史进行年代计算和换算，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纪年体系，最终分别于6世纪和7世纪形成了中古基督教世界纪年的基本体系：复活节纪年法和世界纪年法。以此为骨架，讲述“人类”的历史。编年逐渐成长为历史撰述的基本元素，史志和编年史的共同来源。通史性编年史贯通古今，综合史志与编年史，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体系。与此同时，史志体史书的当代史色彩也相对淡化，史志体史书的作者往往放宽作品的时间纬度，通过较为漫长的历史流变来表现其叙述对象成功的必然性，在“教会史”中包括教会的胜利、特定正统派教会的胜利，在蛮族王国史中则是蛮族王国的肇建及其成功的合法性。
囿于文明与野蛮之文化观念，古典史学撰述往往缺乏蛮族应有的位置。而在以信仰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基督教史学话语体系中，“蛮族”不再主要是与罗马人对立的“野蛮人”，而是同属于上帝的“基督教兄弟”。蛮族王国被基督教史家成功地融入到基督教世界历史之中。不少基督教作家指出，《圣经·但以理书》中的世界历史预言，就曾隐喻过蛮族王国，即继“铁质地”的罗马帝国之后的“半泥半铁”。从这个角度而论，基督教史家为异教徒改宗基督教，为从罗马帝国转型为蛮族王国，从而为古代向中古的过渡进行了创造性的文化活动。
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适应了罗马帝国晚期史学体裁的变化趋势，也用自身偏重计时功能的特色，改造了罗马史学。伊西多礼在《辞源》为“史”所作的界定，及时地反映了这一新趋势，成为引导我们理解这一史学变迁的良好向导。
注释：
①如邓飞(Graeme Dunphy)所言：“从全新的方位对编年史感兴趣，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编年史领域的特征。我们可以第一次将编年史研究视为成形的交叉研究领域。”参见G.Dunphy,“Chronicle,”in G.Dunphy ed.，Encyclopedia of the Medieval Chronicle，Leiden： Brill,2010，p.x。
②传统观点强调三种体裁之区分，参见Reginald L.Poole，Chronicles and Annals.A Brief Outline of Their Origin and Growth，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6,pp.1-2,26-28,48; Bernard Guenée,‘Histoires,annales,chroniques :Essai sur les genres historiques au Moyen Age ’,in 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Vol.28,No.4(1973),pp.997-1016.
③D.Dumville,“What is a Chronicle?” in E.Kooper ed.,The Medieval Chronicle II,New York:Rodopi B.V.,2002,pp.1-27.
④G.Dunphy,“Chronicle,” p.282.
⑤D.Dumville,“What is a Chronicle?”p.4-6.
⑥D.Dumville，“What is a Chronicle?”p.4.傅里尔(Bruce W Frie)也持类似观点，他说：“伊西多礼的说法明显混乱，句子和从句杂乱不整。”参见B.W Frier,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31。
⑦古代晚期是古典学家偏爱的术语，而中古早期是中古史学家常用的词汇。后者指公元400—1000年。二者在时间上有交叉。对古代晚期的介绍，可参见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⑧转引自 Isidore of Seville,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trans,by Th.I.Knoebel,Mahwah:The Newman Press,2008,pp.5-7 。
⑨Stephen A.Barney et al.eds.,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 John Henderson,The Medieval World of Isidore of Seville,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6.
⑩W.M.Lindsay ed.,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7.
(11)G.L.Kayser ed.,M.Tullii Ciceronis De Oratore ad Quintum Fratrem Libri Tres,Leipzig:Officina Bernhardi Tauchnitz,1860,p.70.也可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2页。
(12)Roberto Nicolai,“The Place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World,”in John Marincola ed.,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Malden,MA& Oxford:Wiley-Blackwell,2007,pp.13-26.
(13)在他之前，都尔的主教格雷戈里也是使用阴性复数来称呼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关于以何种方式计算世界的年代，凯撒里亚的主教尤塞比乌斯和耶罗姆神父所著的《编年史》都作了明确的训示。”见都尔的主教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围淦译：《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不少古典拉丁语中的中性名词，会在中古拉丁语中变为阴性名词。Chronica属于这一类变化。
(14)W.M.Lindsay ed.，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1957.
(15)中古基督教世界史往往包括六个时代，末日审判后对应第七个时代，此后有些学者还认为有八个时代。参见李隆国：《说公元(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6)Bruce W.Frier,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pp.30-33.但是，他认为伊西多礼的引文不是来自于葛利乌，而是依据葛利乌的引用判定为M.Verrius Flaccus的《词汇意蕴》(De Significatu Verborum)。
(17)Martin Hertz ed.，A.Gellii Noctium Atticarum Libri XX,Lipzig：Teubner,1886,pp.192-193.
(18)C.L.Kayser ed.，M Tullii Ciceronis De Oratore ad Quintum Fratrem Libri Tres,pp.72-73.也可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第406页。
(19)G.L.Kayser ed.，M.Tullii Ciceronis De Oratore ad Quintum Fratrem Libri Tres,也可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第402—403页。
(20)这是西塞罗的说法，苏维托尼乌斯也提到过这一点(Suet.，Jul.56)。参见[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页。
(21)H.E.Gould & J.L.Whiteley eds.，Titus Livius Book One,London：Macmillan,1964,p.1.可参见[古罗马]李维著，穆启乐等译：《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2)William Adler,“Early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in S.A.Harvey & D.G.Hunter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584-602.“自创世至今，年月如何，以表明你读到的那些作家荒唐无稽，他们所说都是错误。”M.Dods trans.,The Three Boooks of Theophilus of Antioch to Autolycus,in A.Roberts & J.Donaldson eds.,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Vol.III,Edinburgh:T.and T.Clark,1867,p.121.
(23)M.Dods trans.,The Three Boooks of Theophilus of Antioch to Autolycus,in A.Roberts & J.Donaldson eds.,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p.126.随后一节即为“亚当以来的编年史”。
(24)Brian Croke，“The Originality of Eusebius’Chronicle,”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03，No.2(Summer,1982)，pp.195-200；方志强强调其继承创新性，参见方志强：《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与普世史传统》，《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5)“尤西比乌的(编年)系统是此后作者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拉丁西部地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就是表达过去的正统形式。”Michael S.Williams,“Time and Authority in the Chronicle of Sulpicius Severus,” in Alexandra Lianeri ed.,The Western Time of Ancient History:Historiographical Encounter with the Greek and Roman Pas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80-297.
(26)《编年史》原文已佚，通过杰罗姆的拉丁文译本和续编本(至378年)可以知道第二卷的大致情况；由亚美尼亚译本，可以基本窥知第一卷的原貌。布尔格斯试图从其他来源复原尤西比乌的原貌，说明杰罗姆的译本和续编本并不代表尤西比乌的原貌，尤西比乌的作品要更加粗疏一些。 Richard W.Burgess,Studies in Eusebian and Post-Eusebian Chronography,Stuttgart:Steiner,1999.
(27)Rudolf Helm ed.,Eusebius Werke:Die Chronik des Hieronymus,Leipzig: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1913,p.18.
(28)古典时代“世界史”的纪年法即以奥林匹亚纪年法为主。关于这一时期世界史的介绍，参见John Marincola，“Universal History from Ephorus to Diodorus,” in John Marincola ed.,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pp.171-179.
(29)Alfred Schoene ed.,Eusebi Chronicorum Libri Duo,Berlin:Weidmann,1875.
(30)Timothy D.Barnes,“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Expository Times,Vol.121,No.1(2009),pp.1-14.
(31)Chronographus anni CCCLIIII,in 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Ⅰ),MGH,Berlin:Weidmann,1892,p.89.
(32)如被蒙森收入其所编《短篇编年史》第一集中的《君士坦丁堡执政官年表(至395年)》，《意大利执政官年表》，等等。参见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I),pp.196-336。4—7世纪采用执政官纪年仍是地中海世界非常流行历史纪年方式。如马尔塞里努伯爵，卡西奥多路元老，图努纳(Tunnuna)城主教维克多等等。在563年查士丁尼取消执政官职位之后，自然采用皇帝统治年数纪年。
(33)Prosperi Tironis Epitoma,in 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Ⅰ),p.410.
(34)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Ⅰ),p.483.
(35)Cassiodori Senatoris Chronica,in 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 (Ⅱ),MGH,Berlin:Weidmann,1894,p.136.
(36)关于公元纪年法的兴起，参见李隆国：《说“公元(前)”》。
(37)Brian Croke tran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Sydney：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p.1.该作者实际上使用的是蒙森所编订的《德意志文献集成》本，Th.Mommsen ed.，Marcellini V.C.Comitis Chronicon，in Th.Me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Ⅱ)，pp.60-108，然此处译文为笔者自译。
(38)Marii Episcopi Aventicensis Chronica,in 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 (Ⅱ),p.235ff.。
(39)R.Dean Ware,“Medieval Chronology:Theory and Practice,” in James M.Powell ed.,Mediev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52-277.瓦勒推测这可能与奥古斯都征服西班牙有关。这种纪年法在埃及也非常流行。比德曾经在渥大维击败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之后，评论说：“这被算作奥古斯都王朝的第一年”。比德认为奥古斯都统治了56年零6个月，其中克里奥帕特拉生活了15年，此后40年；因此，帝国纪元自奥古斯都统治的第16年开始。而在他统治的第42年，耶稣诞生。因此，在他看来，帝国纪元是从公元前27年开始的。Bedae Chronica Maiora ad a.725,Bedae Chronica Minora ad a.703，261，in 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Ⅲ)，MGH,Berlin：Weidmann，1898,pp.281-282.似乎可以说帝国纪年法的元年在各个行省略有差异。
(40)Hydatii Lemici Continuatio Chronicorum Hieronymianorum,in Th.Me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Ⅱ),pp.13-35.
(41)Isidori iunioris Episcopi Hispalensis Historia Gothorum Wandalorum Sueborum,in Th.Me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Ⅱ)pp.246-251.可参看英译本Kenneth B.Wolf trans.,Conquerors and Chronicle of Early Medieval Spai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9,pp.79-110.
(42)“Additamenta”Ⅳ,Ⅴ,in Th.Me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Ⅱ),pp.334-368.
(43)Isid.,Orig.V 39一共有220多处，见WM.Lindsay ed.，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re Originum。
(44)L.A.Dindord ed.，Chronicon Paschale,Vol.Ⅰ，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E.Weber,1882,p.510.
(45)“如同希腊人用七十子译本安排他们的年代，我们继承译者杰罗姆的劳作，依据希伯来本的真理进行计算、推算年代。如果有人指责我们的推算不足取信，请他以仁爱之心接受杰罗姆的答复，即他对古代宇宙学家们的错误指责的反驳：如果不乐意，请别读。”(Bede,Chron.LXVII)见Bedae Chronica Maiora ad a.725,Bedae Chronica Minora ad a.703,in 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Ⅲ)，p.321。
(46)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原文如下：“non tamen sequitur haec supputatio numerum chronicale”，见B.Krusch ed.,Libri Historiarum X,in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Tomi I,pars I,MGH,Hannover:Hahn,1951,p.536.
(47)S.Eusebii Hieronymi,De Viris Illustribus Liber,in J.P.Migne ed.,Patrologia Latina,Vol.23,Paris :Migne,1845,col.727.
(48)S.Eusebii Hieronymi,De Viris Illustribus Liber,in J.P.Migne ed.,Patrologia Latina,Vol.23,col.758.
(49)Victorii Aquitani Cursus Pachalis Annorum DXXII,in Th.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Ⅰ),p.681.
(50)Th.Me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 (Ⅱ),p.13.
(51)Isidorii,Chronica Maiora,in Th.Me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 (Ⅱ),p.424.
(52)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第558页。
(53)Martin Heizelmann,Gregory of Tours: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Sixth Century,trans.by Christopher Carroll,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99-201.
(54)M.G.Monod ed.,Etudes Critiques sur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rovingienne,Paris:F.Vieweg,1885,pp.82,86,117.
(55)C.Halm ed.,Sulpicii Severi Opera,in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Vienna:C.Geroldi Filiurn Bilbiopolam Academiae,1866.可参看英译本A.Roberts trans.Sulpicius Severus,Vincent of Lerins,John Cassian,in Sleeted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Series 2,New York:Chrisitan Literary Company,1890-1900。
(56)Isidori iunioris Episcopi Hispalensis Historia Gothorum Wandalorum Sueborum,in Th.Me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 Ⅳ.Ⅴ.Ⅵ.Ⅶ(Ⅱ),p.268.
(57)例如[美]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3—184页。
(58)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 Moder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77.
(59)A.
nnerfors ed.,Vegetius Epitoma Rei Militaris,Stutgart：Teubner,1995,p.6.可参看中译本[古罗马]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著，袁坚译：《兵法简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60)Franciscus Pichlmayr ed.，Sexti Aurelii Victoris De Caesaribus Liber,München：F.Straub，1892，p.1.可参看英译本H.W,Bird trans.， Aurelius Victor：De Caesaribus,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4.
(61)Hans Droysen ed.，Eutropi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in Auctorum Antiquissimorum,Tomus II，MGH,Berlin：Weidmann，1879,p.3.可参见中译本[古罗马]尤特罗庇乌斯著、谢品巍译，《罗马国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62)最新的表述，参见Chris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Oxford:Oxford Uriversity Press,2006,pp.157-158.
(63)R.A.B.Mynors ed.,Cassiodori Senatoris Institution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p.57.
(64)Halm ed.,Sulpicii Severi Opera,p.3.
(65)Thomas M.Banchich,“The Epitomizing Tradition in Late Antiquity,” in John Marincolaed.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