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莱茵河底的“宝物”——伯尔小说的神话原型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尔论文,河底论文,宝物论文,原型论文,莱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本世纪30年代始，在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兴起了一个神话与原型的批评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他认为，神话是“文学的结构因素，因为文学总的说来是‘移位的’的神话”，神的诞生、历险、胜利、受难、死亡直到复活，已包括了文学的一切故事，文学不过是神话的原型模式而已。
海因里希·伯尔是否受到这个文学批评流派的影响呢？他的创作实践是否与这个流派的理论纯属巧合呢？抑或，他是否有意识地在实践这个流派的理论呢？对这些，似乎很难下定论，特别因为伯尔对很多文学理论是拒斥的。
伯尔认为许多关于文学理论的争论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争论是多余的，无意义的。于是，他本人提出一种建立在古典唯心主义美学基础上的文学概念，其核心是认为艺术作品的自身表现方式是形式，而非素材和内容。也就是说，他看重艺术形式。他说，“我不需要很多所谓的现实”，“凡是世界历史扔到人们脚下的旧物，诸如战争、和平、纳粹分子、共产党员等等均是次要的；有效的东西唯有一种：我指的就是一以贯之的神话—神学，它是一直存在着的。”〔1〕
他的这些话，开始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直到后来读他逝世后才出版的长篇小说《流水景色前的女人》才引起我们对他所说的“神话—神学”的关注，因为书中多处提及德国13世纪的民间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该小说描写波恩政要们的日常私生活、他们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得无厌，甚至夫妻关系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作者用《尼伯龙根之歌》的故事，暗示无辜的德国妇女面对莱茵河景色难以抉择，是像尼伯龙根族的宝物那样，沉没在莱茵河，还是甘当政治玩偶呢？这部小说让我们自然而然想起《尼伯龙根之歌》。
《尼伯龙根之歌》的故事梗概如下：
公主克里姆希尔特有一个哥哥叫贡特，是勃艮第的国王，他有一个忠实的侍臣名叫哈根。尼德兰的王子西格弗里特倾慕克里姆希尔特的美丽，便离家前来求婚。此人孔武有力，正直勇敢，早年曾杀死怪龙，用龙血沐浴，刀枪不入。但是他沐浴时肩头落了一片菩提叶，所以只有身体的这个部位能受伤致命。他据有尼伯龙根族的宝物。
后来，他帮助贡特打败了萨克森人，又用隐身帽帮助贡特娶了美丽的冰岛女王布伦希尔特为王后，贡特这才实践自己的诺言，把妹妹嫁给了他。
10年过去了。布伦希尔特常想：西格弗里特既然是贡特的侍臣，为何老呆在尼德兰而不尽侍臣义务？有一天，克里姆希尔特和布伦希尔特各自称赞自己的丈夫，后者说，西格弗里特只不过是贡特的侍臣罢了；在去礼拜堂做弥撒时，又说克里姆希尔特是侍臣的妻子，应走在她后面；岂料克里姆希尔特反唇相讥，说布伦希尔特只不过是他丈夫的“妾”罢了，因为她结婚时拒不与贡特接近，是他丈夫用隐身法把她制服的，并以她丈夫当时拿的她的戒指和腰带为证，这样，克里姆希尔特就遭到布伦希尔特的忌恨。哈根决定杀害西格弗里特，为主子雪耻。
一次打猎，哈根趁西格弗里特在泉边取水，举枪投向他的肩部，英雄死于花丛。克里姆希尔特悲痛万分。哈根还想占据西格弗里特带来的尼伯龙根族的宝物。哈根见克里姆希尔特任意散发财物，恐其势力增长，遂将宝物沉入莱茵河底。
13年后，匈奴王埃采尔向克里姆希尔特求婚，并答应替她复仇。又过了13年，她对埃采尔说，她思念亲人，想约请她的兄弟们前来访问，哈根也必须回来，因他熟悉道路。
她的三个兄弟履约率大队人马来了，哈根为前导，她庆幸自己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在宴会上举行竞技比武时，双方开始大规模的杀戮，最后哈根与贡特被俘，克里姆希尔特命令哈根交出宝物，哈根说，只要主人在，就休想从他那儿知道宝物的下落，于是，克里姆希尔特只得先杀死哥哥，即使这样，哈根仍坚不吐实，无奈，她也举剑将哈根刺死。但她自己最后也被人杀害了。
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构是男女二人的相遇相爱与破坏这爱的力量的对抗。故事中最让我们耿耿于怀的，莫过于那沉入河中的宝物。那是失落的爱，克里姆希尔特苦苦寻觅而终不可得。宝物永远沉沦在莱茵流波的底蕴，也沉淀在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它是人们普遍的心理经验中的“原始意象”。诚如卡尔·荣格所言：“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2〕
那么，神话《尼伯龙根之歌》及这个宝物是否“移位”到伯尔小说中来了呢？或者换句话说，《尼伯龙根之歌》的神话是否就是伯尔小说的原型呢？
伯尔早期的小说《列车正点到达》描写德国士兵安德列阿斯在开赴东线作战时，与波兰妓女奥列娜相遇相恋，他们虽分属两个敌对营垒，但彼此却能得到心灵的和谐，安德列阿斯对她的爱是没有贪欲的，颇具神秘色彩。奥列娜认为：“要解除分离的心理重负，办法在彼岸世界”；安德列阿斯也认为：“我们只有跨越那一阴暗和不确定的地平线，才能获得安全。”于是两人试图逃亡，以躲避厄运，最后还是被炸死。
小说《亚当，你当时在何方？》的结构几乎与《列车正点到达》相同，全篇九个章节用一个重复的爱情故事环环相扣。德国士兵费因哈斯在匈牙利一个小城与犹太姑娘伊罗娜·卡尔托克邂逅相爱，他们相爱的高潮出现在那一时刻：费因哈斯已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德国人正在集合该城的犹太人，并准备将他们押解到集中营去。伊罗娜对费因哈斯说：“我害怕爱情，因为不存在爱情——只有瞬间之爱。”他们终于被强行分开了：巡逻队将费因哈斯从小酒馆抓走，伊罗娜被押进集中营。
应该说，这两部小说的篇章结构与《尼伯龙根之歌》是非常相似的，即男女的相遇相爱与阻遏、分离和破坏这爱的“管束”力量的对抗。然而，古今中外与此结构类似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何以伯尔的小说能给人以新鲜感、并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呢？
究其原因，一是伯尔的小说有德国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文化体系作背景，就是说，厚重的历史感是伯尔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其二，假如把伯尔的小说与“祖先”许许多多同类经验联系起来，与神话原型挂钩——与人类长远积聚起来的心理能量接通，那末，作品的情感内容就远比个人心理经验强烈、深刻得多。所以，当我们发见伯尔小说的原型时，“会突然感到格外酣畅淋漓……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人类；全人类的声音都在我们心中共鸣”，而这就是“伟大艺术的秘密，也是艺术感染力的秘密。”〔3 〕上述两部小说开辟了伯尔小说结构模式之先河，其后伯尔一发而不可收，佳作叠出，他自己称之为“续写”。《一声不吭》、《无主之家》、《九点半钟台球》、《小丑之见》、《与一个女士的合影》、《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保护网下》、《流水景色前的女人》以及其它一些中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套用这一模式。
我们不妨把伯尔的“续写”理解为他的小说结构因素的“规律体系”——有基本规律，但也有“变奏曲”。如此解读伯尔，也可能有流于“形式游戏”的简单化倾向。但简单化的解读——或者叫简化的解读——又很重要，因为这恰好印证了弗莱给“原型”下的定义：原型就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从而有助于对伯尔“续写”的理解，用这典型的意象作纽带，把他的各个作品串联起来，如此，他的文学整体就立刻凸现出清晰的轮廓来了。
《尼伯龙根之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西格弗里特与克里姆希尔特是异族人的相遇相爱，西格弗里特遇害后，克里姆希尔特又与异族匈奴王联姻。无独有偶，伯尔小说里的德国人与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俄国人、土耳其人、甚至是犹太人相遇相爱，相爱的男女大多属于两个敌对的营垒，这是否意味着，伯尔有意识地以此做象征而讴歌博爱精神呢？是否有意识地在批判第三帝国那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呢？
这是极有可能的。伯尔说过：“德国人是在教育上受到伤害的民族，这种伤害为煽惑创造了有利条件”。〔4 〕又说：“德国人从未有过这样的民族意识，我觉得这与爱国背道而驰，一代一代人受这种思想教育长大，造就成人，它的影响至今犹存。”〔5 〕民族主义意识是德国19世纪、20世纪的社会思想主流，它成熟于俾斯麦时代，由希特勒推向高峰。正是这民族主义意识、种族优越意识为希特勒的侵略、征服欲提供了依据。而伯尔在小说中写了那么多的异族人，德国人与他们相亲相爱，平等对待他们，其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德国人的民族特性还有另一负面，这就是以哈根为典型的臣仆意识。作为国王贡特的侍臣，哈根的典型性格是对主子的绝对忠实。这个人物形象，事实上已披上厚重的历史烟尘，穿过漫长的时空隧道，“移位”到伯尔的小说中来了，成了分离、阻遏和破坏爱的异己力量。伯尔就是要通过塑造类似哈根这样的人物或社会力量来深刻揭露、辛辣讽刺、无情鞭挞那种在德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相沿承袭、祸患无穷的臣仆意识。这意识的核心是服从。正如伯尔在《法兰克福讲座》中所说：“……我把听话和服从视为德国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中所接受的唯一的社会现实，简而言之，德国人乐于听话，又喜欢要求别人听话。”如此看来，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存在着两大负面特点：自傲和自卑。自傲易生觊觎、征服和侵略欲望，自卑则导致趋时、顺从和依赖心理。此乃日尔曼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普遍的心理经验，其内容已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造就了无数哈根式的臣仆，也导致了无数“宝物”——爱——的失落。
在伯尔小说中，破坏爱的“哈根”往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势力，诸如军事命令、社会舆论、大众传媒、宗教教义和情感、教育机构等等，它们的影响广为流传，甚至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了，德国的教会是伯尔数十年如一日重点抨击的对象。
伯尔谈到小说《小丑之见》时说：“这原本就是一个忒修斯的阿丽阿德妮的故事：忒修斯在迷宫里，阿丽阿德妮剪断了线团，于是忒修斯就身陷迷宫之中。而这座迷宫正是那染手政治的德国天主教会——我确实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深知来龙去脉、前后关联。”〔6〕
在此，伯尔又为教会找到了一个希腊神话原型。克里特国王弥诺斯的儿子在雅典国被人杀害了，弥诺斯遂起兵为儿子报仇，使那里生灵涂炭。阿波罗神庙降下神谕：为了平息灾难，雅典人必须向弥诺斯求和，答应每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作为贡品，弥诺斯接到童男童女后，就将他们关押进克里特迷宫，再由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洛斯将其杀害。现在到了第三次进贡的时间了，忒修斯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坚决要陪抽中签的七对童男童女赴克里特，并保证制服弥诺陶洛斯，挽救童男童女的生命。忒修斯抵克里特岛后，被带到国王弥诺斯面前，王国的女儿阿丽阿德妮被他的美貌深深打动，萌发爱慕之心，并交给他一个线团，教他把线团的一端拴在迷宫的入口，然后跟着滚动的线团一直往前走，直通弥诺陶洛斯的居处。忒修斯在迷宫中用两件宝物战胜了弥诺陶洛斯，并把童男童女顺着线团带出了迷宫……。
伯尔把迷宫说成是教会，无异于说教会是残害人的机构，事实上，教会诱导人们顺应社会，协助国家维持现存秩序，充当忠实的臣仆角色。《小丑之见》中的施尼尔和玛丽分别扮演希腊神话中忒修斯和阿丽阿德妮的角色。施尼尔认为，他与玛丽的结合是符合天主教教义的，合法的，可是，他们后来在孩子受天主教教育及洗礼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玛丽终于离他而去，同一个教士结了婚，这是玛丽所受的天主教教育以及她与那些天主教徒交往所致。她剪断了“线团”，导致施尼尔身陷迷宫，其命运着实令人忧虑。
在小说《一声不吭》里，博格纳一家因住房问题，夫妻关系和家庭行将崩溃，而教会控制的住房管理委员会就是不给他们住房，理由是克特·博格纳不参加教团活动，她抱怨教会“不人道”，有敌视教会的倾向。
小说《无主之家》描写战时失去丈夫的寡妇布里拉赫为了能继续领取寡妇抚恤金，只好不再结婚，而与一男士同居，可是，她的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非但得不到教会的同情，反而被教会的代表人物斥责为“不道德”。后来，她为了摆脱赤贫，又搬到一位面包师那里，教会对面包师又以经济制裁相威协，取消他给修道院及教会庆典供货的资格。
造成爱的失落的“现代哈根”，还有新闻媒介的“间接暴力”。小说《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中家庭助理员卡塔琳娜与警察追捕的哥滕突然相遇并相爱。卡塔琳娜怎么也没料到，会由此酿成大祸。一家日报为了制造轰动的新闻效应，在他俩的头上大泼污水、横加罪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卡塔琳娜举枪打死了那个新闻记者托特格斯。她自己的下场也就不言而喻了。正如伯尔说：“语言可以杀人”！
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也在阻隔人们的爱情。《与一个女士的合影》这部长篇小说本来是一则简单的恋爱故事，由于环境之故，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德国女人莱尼爱一个名叫波里斯的苏联战俘，就遭致人们不堪入耳的漫骂，有人竟想用煤气毒死她！后来，她又与一名结过婚的土耳其客工同居，她会受到何种侮辱是不难想见的。
《尼布龙根之歌》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臣仆类型，一种是对主子忠诚不二的哈根；另一种是克里姆希尔特，她敢于“犯上”，竟然把王后说成是自己丈夫的“妾”，简直是在颠倒主仆关系了。后来，她又施计替丈夫报了仇，杀死了国王和哈根。她代表着与哈根对峙的人格体系。这一类“臣仆”，被伯尔“移位”到自己的小说里，就变成了那些不顺应、不服从、坚持正义、敢于反抗的“小人物”，他们不再按社会要求、群体规范或别人的意志行事，其处世态度包含了自身特有的认知、情感和意图，可以说，他们是对积淀在民族心理素质深层的依附、顺从的直接反抗。
“小人物”不顺从的斗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耍小计谋（如《在桥边》中的“我”、《乡村教堂》中的税务员），有的调侃（如《会干出名堂来的》中的“我”），有的玩世不恭（如《姆尔克博士积聚的沉默》中的姆尔克），有的对社会弊端尖锐讽刺、痛加批判（如《小丑之见》中的施尼尔，《一声不吭》中的克特），有的直接对抗、破坏（如《一次出差的终结》中的格鲁尔父子，《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中的卡塔琳娜），还有的甚至联合起来斗争（如《与一个女士合影》中的“援助莱尼委员会”）。他们斗争最后达到什么目的，获得何种效果，这并不重要；重要的，这是一种抗议。
伯尔之所以要塑造与主流思想文化对峙的“小人物”，早在《废墟文学自白》中已说得十分明白：“我们的任务是提醒人们：人单单不是为了被管束而活着的。”在《德国忆往》中，他说：“我认为最糟糕的事，便是臣仆式的卑躬屈膝，以及一定要委身于他人的愿望。这种人跟随别人一起做啊，一起跑啊，一起唱啊，一起进军啊！而且还感到极度快慰哩！真叫人难受、恶心！”在访谈录《我们对孩子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中，他说：“我们总是被强迫去相信事理，故丧失成年人的行为能力：我们简直成了社会制度的信徒，我们变成了程序设计。我们必须摆脱这类程序设计，以便找到一种语言，至少还能以这种语言为共同基础而进行抗争。”在这篇访谈录中，他还说：“历经五年，我们就令人惊叹地清除了废墟，然而历史的废墟，基督教传统的废墟，我们却从未清除过，这些东西的上面堆满了越来越多的垃圾。”以上这些言论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伯尔的心迹，他要以文学为武器，改造根深蒂固的臣仆意识。他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令千千万万的读者感动不已，正如丹麦的报界和政界在他逝世后称他为“科隆好人”（使人联想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说他是“一个把德国人的灵魂从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阴影里解救出来的人”。英法等国的舆论界不约而同地称伯尔为“德国的良知”，这绝不是偶然的。
还有一点似乎也值得我们注意：伯尔总喜欢把小说的历史背景、地点和人物放在莱茵兰地区，特别是放在他的故乡科隆，究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由于他对故乡的熟稔。
万古长流的莱茵河、具有二千年历史的科隆城，极易起到“史海勾沉”的作用。在《尼伯龙根之歌》里，勃艮第王国的首都窝姆斯就建在莱茵河畔，此地是西格弗里特和克里姆希尔特的相遇相爱处，又是哈根藏宝地。位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城，很容易唤起我们对窝姆斯城的联想和对历史恩泽的追念（倘若我们认定自己已经发现了伯尔小说的神话原型的话）。伯尔是历史意识极强的作家，他的思想方式，从本质上说，是历史主义的。
伯尔在一篇文章中提到〔7〕，莱茵河、 罗马人城墙以及科隆人那神话般的族系都具有科隆色彩，但他对那座闻名世界的科隆大教堂却十分生厌，因为伯尔对它有一个“情结”，这“情结”与1815年普鲁士人吞并科隆有关，与他强烈的反普鲁士情感有关。
可是，伯尔对历史上曾占领并统治过科隆的异族人——罗马人——则心怀崇拜。在他看来，罗马人自主、自由、聪慧的个性特点遗留在后世科隆人的意识深层。罗马人的历史功迹之于科隆，恰似当年西格弗里特之于窝姆斯。伯尔从科隆人的傲慢看出了罗马人的精神余绪。“……这傲慢……几乎是罗马人式的，罗马人面对日耳曼人就有过这样的傲慢。”〔8〕他在许多场合一再表示，科隆人“对待权威并不严肃认真， 对世俗权势如此，对教会权势更是如此”〔9〕， 科隆人“是我所知的最少狂热、最少偏执的一族，所以，希特勒在科隆比在任何城市都感到难受。科隆居民的自主意识浓烈地散发在空气里，所以，没有一个暴君、没有一个独裁者会在此间感到惬意。”〔10〕科隆人在历史上就是流动性的、混杂的群体，“……这种混杂在两千年中积聚了一切智慧，它把这智慧又适量地分配给了来此定居的人，给了每个想倾听这智慧的人……”〔11〕
由此可以看出，伯尔创作中的地方主义色彩实有历史的深意。这里的“小人物”一个个成为反叛式的“臣仆”，犹如当年克里姆希尔特敢作敢为，有勇有谋，这实在是科隆城的历史恩泽。
小说《与一个女士的合影》是伯尔借用神话原型“续写”的集大成者和顶峰。女主人公莱尼就生活在科隆这座城市里。她的父亲既是泥瓦工，又是工程师，所以既像无产者，又像绅士。莱尼的气质也是在这两极之间摆动。她那直接的、几近完美的、无产者式的性感经常被提及。作家同时也描写了她的宗教天赋，说她也许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她一方面有娇气，另一方面也能吃苦。她阅读荷尔德林、卡夫卡、布莱希特等大师的作品。“她的骄傲，只有童话里的公主才能相比”（书中有一次还把她的情人波里斯称为“童话中的王子”），这令我们想到《尼伯龙根之歌》里的公主克里姆希尔特。
克里姆希尔特藐视权威、敢于反抗的个性“移位”到莱尼身上，造就了莱尼敢于并坚持同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对抗的个性。战后德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什么呢？可用“利润驱动”和“功利原则”来概括。莱尼、她的儿子勒夫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就是拒斥这主流资本文化的代表。
莱尼的侄子是个发战争财的房产主，他说：“……正是这些廉价的旧房……向我们这个建立在功利基础上的社会宣告了斗争的开始”，原因是莱尼不收取带家俱居室的房租，于是被侄子强令迁出。他说，莱尼的做法“绝不是什么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试验的善举”，这是在“破坏市场”，谁破坏市场，谁就是“不通人性，因为对利润和财产的健康追求乃人的本性，这是被神学验证了的，甚至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越来越肯定了的。”
莱尼的儿子勒夫从小就对抗这个社会，“凡在功利可以带来好处的地方（比如在学校），他拒绝功利；凡在功利不带来好处的地方（比如学校以外的地方），他却能创造功利。”
强令莱尼迁出住房的图谋没有得逞，因为一群被歧视的外籍工人组织了一个“援助莱尼委员会”进行声援。不过，伯尔自己也说，这么写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伯尔虽然把莱尼塑造成了“圣母”形象，小说里那个曾当过修女的克列蒙蒂娜最后谈莱尼时说：“总有一天，她会使这些因她而受苦的男人获得安慰，会治愈他们的伤痕。”似乎把莱尼的爱升华成宗教的天堂之爱了，然而，这爱毕竟是超验的。伯尔慨叹爱的失落，也只有寄希望于“一个没有利润的社会”了。
在伯尔对历史的感觉和体验中，叠印着四个科隆。1967年，伯尔说“第一个科隆，即我度过青年时代的科隆，我从这里走出去领略外面的恐惧；第二个科隆是被摧毁的，一个与古老科隆迥异的所在，对我几乎是完全陌生的。”〔12〕，第三个科隆是恢复时期的科隆，12年后，他又补充说：“还存在第四个科隆……这个有几十万辆小汽车的大都会。小汽车挡路，使得人们很难同莱茵河接近了……莱茵河的宁静失落了……”〔13〕“汽车是隔绝工具，并非交际工具……一切城市都被汽车破坏了”。〔14〕在“人们对文明感到陌生”的环境里，伯尔也感到“无处再吸引我”，因为到处都一样。“也许我现在只有更多地走向莱茵河”〔15〕，在河边小坐，“就避开了城市……对城市产生距离，就会被莱茵河自然景色所吸引了”〔16〕。总之，正如伯尔所说，科隆也变成了异化环境，在此，“人们丧失故乡，丧失了人际关系，丧失了信仰。”〔17〕很显然，这异化的环境就意味着人性爱——莱茵河底的“宝物”——的永恒失落，万劫不复！
注释：
〔1〕H.B
ll,Werke,Interview I,S.516.
〔2〕〔3〕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转引自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第60、62页。
〔4〕〔17〕Bll,Frankfurter Vorlesungen，转引自M.Lange,Asthetik des Humanen,S.90,S.93.
〔5 〕伯尔《德国在国外的形象》——转引自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第217页。
〔6〕Bll,Werke.Interview I,S.159.
〔7〕Bll,Werke.Essayistische Schriften u,Reden, S.365.
〔8〕〔9〕〔13〕Bll,Werner Koch,Kln Gibt's schon,aber es ist ein Traum.S.134—144.
〔10〕Bll,Werke,Ess.1,S.362.
〔11〕Bll,Werke,Ess.1,S.106.
〔12〕Bll,Querschnitt…Kln,1977,S.202.
〔14〕〔15〕〔16〕Bll,Vorweg:Weil die Stadt sa fremdist…Leben u.Literatur am Rhein,S.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