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中西方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特征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后期论文,特征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重组和合并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竞争时期，以同一行业内几个企业合并成一个规模更大的企业即“横向合并”为主，例如烟酒业、制糖业、盐业等大公司的形成和发展就属于这一类。第二阶段是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以职能上互有联系的各不同生产部门的企业合并即“纵向合并”为主，其结果不仅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的以某一部门为主的大企业，还可能是一个包括广泛的前后产业延伸系列和综合多部门的综合型企业集团。例如这一时期形成和发展的钢铁、化工和电力联合企业等。第三阶段是二战以来，以职能上没有密切联系的不同部门企业合并即“混合合并”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规模巨大、 实行多样化经营的混合联合公司。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企业重组和合并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球性竞争代替国内竞争成为推动企业重组和合并的主要动因；长远生存发展取代短期投机炒作和临时妥协成为购并的运营目标；企业间重组速度之快、规模之巨非从前所能类比。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企业力图着眼于21世纪更长远的生存和发展，以最精简的人力、最低廉的成本和最适当的规模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及长远发展的强大实力。 据统计， 1996年全球企业合并案达22729件，交易总值创下1.14 万亿美元的空前记录，比1995年增长31.6%。1997年上半年，美国已宣布的企业兼并合并交易额为366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创历史新纪录。其中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合并案至少有74起。在全球范围内，1997年上半年已宣布的企业合并活动交易金额约合6920 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1996年，美国企业史上最大的11宗购并案中有7 件是在这一年内敲定的。其中SBC电信公司拟购并太平洋电讯，案值167亿美元；富国银行购并第一联美银行，案值142亿美元；贝尔大西洋同意与耐能合并， 案值227亿美元；波音购并麦道，案值133.4亿美元。同时，企业购并之风在西欧和日本等地也如火如荼。
第二，合并形式以同业竞争、对手合并为主；“合纵连横”成为企业重组的重要形式。
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昔日的竞争死敌不得不突破万难，握手言欢，例如世界电信公司购并MFS 通讯公司和大通银行与化学银行的合并等。“合纵连横”也成为企业集团大整合的基本手段。所谓“合纵”是指依托优势部门或所谓“核心事业”，通过收购、合并和结盟，向上游或下游产业纵向扩张；“连横”是指从非优势部门撤退，将“非核心事业”转让或横向地与竞争对手对换，集中兵力在“核心事业”，使企业由弱变强或由强变为更强，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杜邦90年代初开始大力削减经费、精减冗员和事业整合，先后买下加拿大的聚乙烯装置，用丙烯酸与ICI对换尼龙，与BASF 联手展开大规模尼龙中间体的亚洲战略等。
第三，企业购并主要通过股票交易实现，企业股份持有出现分散化、法人化和国际化趋势。
由于具备已发育成熟的完整的资本市场，当今多数企业间的购并组合是通过股票市场的股份交易来完成的；企业股份不断分散，家族色彩逐步淡泊。以日本最具有个人和家族色彩的松下电器公司为例，1950年，松下幸之助持股率达43%，而到1983年，其股份仅占2.8%， 前三位最大的股东是住友银行（占4.51%）、住友生命保险公司（占4.51%）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占4.1%）。在股份增长中，由企业、 投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投资形成的“法人股份”增长得更快，并成为主体持有者。另外，随着产业资本国际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遍布全球，跨国购并和联合也日益高涨。
第四，在企业合并和重组中，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日益加深的局面下，大垄断企业为了充分发挥企业多样化和专业化的优势，都在力求利用中小企业适应性强、灵活性大和劳动工资成本低等长处，和中小企业签订合同，将其变为自己的毛坯厂、零部件加工厂、协作厂和附属厂，形成大中小企业相互利用的系列经营网络。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各有4.5 万家和2.5万家协作厂，其70%的零部件是协作厂供应的。 日本汽车工业零部件的95%是协作厂供应的。
第五，西方发达国家当前企业重组障碍颇多。
首先是企业重组过程中所需巨额资金的来源和途径。特别是当前一家大企业兼并另一家大企业所需拆借资金之巨是任何一家巨型公司也难以独自承担的，因而，靠拆入外部资金实现兼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而这种“杠杆兼并”（Leverage Buyout）利息高，未来担保风险大， 既给兼并公司带来了大量的债务，也不利于金融稳定。其次，企业重组后为提高效率而进行的大量裁员，也使失业率不断上升。再者，各企业围绕重组而进行的争夺战也愈演愈烈。首先表现在兼并的争夺者越来越多，兼并代价也越来越大。多头兼并取代一对一的合并模式而成为近年来的主要形式，为兼并一家企业，多家公司激烈角逐，争夺花样日益翻新，竞争手段日益残酷，无论是获胜还是败退都须为此付出巨额代价。另外，为了兼并某一家企业，多头竞争日益激烈，兼并与反兼并以及同行对手间对付兼并企业的较量也更加激烈。例如，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公司，将称霸于商用及民用飞机制造领域，在飞机制造业中独领风骚，对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造成极大威胁。而后者一方面迅速进行内部大动作结构调整，以迎接挑战；另一方面利用政府的力量迅速与合并公司展开谈判，以延缓合并公司一体化的进程和控制其深度和范围，以保障自己的市场和竞争力。
在我国，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在历史上发生过若干次。例如60年代初针对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衡而进行的结构调整；70年代末结束十年动乱后进行的经济调整；及80 年代初、 中期的经济调整和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等。而具有市场经济意义的企业重组和结构调整始于90年代初。概括起来，90年代开始的企业重组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这次企业重组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指令强行关、停、并、转的形式，而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并和破产的规范形式，具有起点高、力度大和速度快等特征。
1991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57 个企业集团试点， 到今年已扩大到120家。这项试点对推动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规模经济和提高市场竞争力起到了重大作用，120 家试点企业在全国独立核算国有企业中，资产、销售收入和实现利税的比重均在1／4左右，而实现利润超过半数。1994年底又开始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到目前，除国务院确定的100 家试点企业外， 各地也选定了一些试点企业， 累计达2000多家。试点企业已分离出社会性服务机构2265个，分离人员11.7万人；分离出社会富余人员61.1万人，占试点企业职工总数的6%。另据高级法院统计：自1988年开始实施《企业破产法》以来，1988 年11 月—1993 年末， 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1385件，1994年迅速增加到1625件，是前5 年总和的117 %。 1989 —1996 年， 共受理破产案件8138件，其中1994—1996年三年为6753件，占7年总和的83%， 1995 和1996两年为5128件，占7年总和的63%。另外， 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也发展得十分迅猛。
第二，目前企业间的兼并和联合以同业横向合并或联合为主；企业间的合并形式以协商合并为主。
例如仪征化纤并购佛山化纤，中国一汽并购吉林轻型，TCL 兼并美乐和青岛海尔集团兼并希岛公司等。也有少量的纵向合并或混合合并，如浙江富润纺织集团从1992—1996年连续兼并了诸暨洒厂、国有诸暨毛纺织厂、 国有诸暨绢纺织厂和诸暨市纺织总厂， 自身从一个国家投资10万元、 仅有职工620 人的亏损小厂发展成为拥有资产4 亿元、 利税3000 万元、 创汇1300 万美元的浙江省最大的工业企业集团之一。 到1996年底，上海三枪集团先后兼并七家亏损企业，形成以棉麻、丝、毛、混纺和化纤等为主要原料的纺织、染整和成衣加工生产体系。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的雏形阶段，企业间通过股票市场实现并购的比重还很小，大部分兼并是通过企业及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商和谈判一对一地解决。
第三，由于企业所属条、块分割状况未根本改变，大、中小企业之间尚未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协作关系。
目前，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按隶属关系，大致可分为中央几十个部委所属，几十个省、区、直辖市所属，几百个地、市所属和2000多个县、市所属，企业自成体系，“大而全、小而全”，地区结构趋同，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较低。例如全国有23个省（区、市）生产洗衣机和电冰箱，29个省（区、市）生产电视机，轧钢厂遍布全国，平均每个地市就有21家，这种条块分割局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使国有资产难以跨地区、跨行业和跨部门流动，严重阻碍和制约企业按市场竞争规则进行发展和协作，并造成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严重浪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显示，在1995年的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利用情况为：利用80%以上的占35.1%，利用50%—80%的占45.8%，利用不到一半的占19.1%。因此，如何冲破条块割据，组建一批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发挥支柱作用，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不仅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希望所在，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
第四，目前我国企业重组所面临的难题很多。
首先，是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在我国，由于企业重组是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理论和现实课题，实践的广度和深度都还十分有限，还远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可供推广的经验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与原有体制下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旧体制框架发生强烈的撞击和磨擦，严重阻碍企业重组行为的开展和深入。在这一认识上的差异和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企业重组仅仅看作是危困企业摆脱困境，或“背靠大树”、“脱离苦海”的临时救急措施，而缺乏对通过企业重组进行制度创新、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深层次意义的理解，使企业重组流于形式，仅限于企业组织形式的调整而忽视对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经营管理模式、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调整，结果虽然支付了昂贵的调整成本，但却未收到预期的改组效益。二是受现有体制束缚，利益主体目光短浅，局部利益凝固化。重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构造，其实质是一次既得利益关系的再分配，在调整中触犯到部门、地方和企业切身利益时，这些利益主体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对策进行羁绊和防范，使重组行为畸形化发展，难以实现重组的目标。
其次，如何妥善解决沉重的债务负担是当前企业重组中的又一重要难题。到1996年5月，历时4年的全国清产核资工作结果表明：在已经完成的30.2万户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1%。据国有资产管理局1994年底对2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 资产负债率已高达79%（其中资产贷款率达到70%），比1980年的18.7%提高了60.3个百分点，若扣除资产中的挂帐损失，实际资产负债率高达84%，则比1980年提高了65.3个百分点。另据统计，1994年全国清产核资12.4万户国有工商企业，发现其中约有27.6%的企业帐面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若扣除损失挂帐，则另有21.5%的企业实际上已成了“空壳”企业。更为严重的是多数企业效益日益下降，亏损面不断扩大。1989年，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14.6%，资金利润率为6.1%；1994年分别下降为10.1%和2.1%，比集体所有制企业低1.1%，比其他所有制企业低3.2%； 1995年效益进一步下降。从亏损面和亏损额来看，也呈逐年上升趋势。1990年，国有企业亏损面为27.6%，亏损额为349亿元；1991 年分别为25.8%和367亿元；1992年分别为23.4%和370亿元；1993年分别为28.8%和453亿元；1994年分别为34.3%和443亿元；1996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417,5亿元，比上年下降42.5%，亏损726.7亿元，增亏37.5%，亏损面达37.7%，涉及职工1550多万人。由于亏损严重，无法按期归还债务，致使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不断扩大，严重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据统计，1994年，银行不良资产达1万多亿元， 大约占银行借款总额的40%。据湖南城市金融学会的调查，某市专业银行1996年各项贷款余额中不良债权达56.6%，其中，逾期贷款占39.07%，呆滞贷款占14.9%，呆帐贷款占2.6%，分别超出《巴塞尔协定》相应的10%、 1.5%和1%的标准。同时，企业间的拖债、赖债现象也十分普遍。 不仅拖欠其他企业和银行的款项，而且拖欠国家税款。据不完全统计，到1996年11月底，全国企业欠税额共达356亿元。 企业间的相互拖欠更是家常便饭，“三角债”前清后欠，总额不减而增。据对全国乡及乡以上40万个工业企业统计，1994年企业应收帐款净额达到6314 亿元，到1995年6月底，应收帐款净额达7376亿元。1997年国家下了很大决心，从财政中挤出300亿元坏帐冲销准备金， 准备冲销商业银行在重组中的坏账损失。但与企业庞大的债务规模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
第三，沉重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是当前企业重组中的又一重大约束条件。在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劳动就业采取了完全由政府包下来的政策。职工一旦进入企业，就“只进不出”，致使职工难以流动，也使企业不能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分流富余职工；企业实行一包到底的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险福利制度，离开企业就意味着失去这些保障，限制了劳动力的社会流动，造成大量隐性失业。经济体制转换以来，企业为生存，要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隐性失业开始显形化。另外，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构型失业问题在我国也日渐突出。80年代以来，我国又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人口的比重从五六十年代的50%上升到目前的60%，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劳动力部门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左右，约500万人，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职工约800万人， 此外国有企业中富余人员还有3000万人，与此相对，“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将新增劳动力约4000万人，农村已积累了1.5亿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 尽管近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较快的新的就业需求，国家也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发展社会“再就业”工程建设，然而受职工思想观念、资金、技术和制度等多种限制，目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尚存在着很多困难。
因此，能否谨慎、敏捷地趟过传统思想观念、庞大债务负担和沉重人口压力这三道危险的“雷区”，是在初级阶段国情下，对我们的精神毅力和把握改革、调整的能力和技巧的一场生死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