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与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观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0)06-0014-05
中国有句咒语“愿尔等躬逢盛世”，但人类发展到新世纪的今天，却由于对科技的非理性运用而陷入罗马俱乐部所言的种种困境，诸如核恐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水土流失、温室效应、人口老龄化、拥挤和噪声等等。如果追本溯源，技术乐观主义思潮对此难辞其咎。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回眸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技术史发展的实践表明，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可以汲取的经验，也有需要反思的教训。在技术社会学中，学者们通常将技术的正面作用与影响归结为“技术的社会功能”，反之则表述为“技术的社会问题”。技术乐观主义产生于人类对技术的社会功能有所了解但又缺乏理性认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其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虽然技术乐观主义源远流长，远在上古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确信技术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优美,并把人类的制造活动分为“教化技艺”（如医疗和教学等）与“构造技艺”（如钱币、轮船、房屋和雕像等）两种[1]。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技术乐观主义却直至19世纪才最终形成。
就思想和学术渊源而言，技术乐观主义可以追溯至认识论乐观主义。历史步入近代以后，接踵而至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共同构建起新型的观念结构，不仅冲击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且也为科技革命的产生扫清了障碍。其中，文艺复兴提倡科学、人权和人性，推重人力、人生与现世的意义；宗教改革反对垄断文化教育的罗马天主教会，追求思想和社会的双重解放；启蒙运动鞭挞愚昧与无知，用平等和自由否定教权、王权及特权。在此背景下，崇尚知识和理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培根、霍布斯、笛卡儿以及莱布尼茨是典型代表。
作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主要倡言人，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勾画出一个技术活动兴旺发达、由技术专家负责行政管理的理想国，并盛赞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将这三大技术发明凌驾于亚历山大的武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之上，认为它们比政治上的征服及哲学上的论争更有益于人类。与培根相近，霍布斯直接提出“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各种技术”的口号；笛卡儿构想出一棵“人类科学之树”，其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和自然哲学，树枝是医学、机械学及伦理学。其中，医学负责医治肉体疾病以延长人类寿命，机械学研究舟车之利以为人类造福，伦理学以探寻心灵良药并使人的灵魂得以安宁为己任。莱布尼茨提出“最好之物原则”，其要旨是：上帝在创世时就已经作好所有安排，要使人世间的一切都趋于尽善并达到和谐，因而宇宙和人世间必定是最好和最完满的。假如它们还不够美好和完满，那也必将朝着越来越好的状态发展[2]。
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受技术乐观主义的激励，也由于启蒙运动对宗教力量的消解，使技术革命得以大规模展开。英国作为现代文明的发祥地，率先启动产业革命步伐，以分工、水力、蒸汽力和机器作为震憾旧世界基础的杠杆，发展成集经济、殖民与海上霸权于一身的世界一流强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英国本土涌现出一大批乐观论者。他们盛赞技术革新所释放出来的惊人生产力，陶醉于早期工业市镇的繁荣和曼彻斯特装饰华美的酒店，但对工人低廉的工资和痛苦的处境却视而不见。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地位是由《人口论》所奠定的。但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鲜为人知，即该书是抨击当时盛行的乐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人口论》全名为《人口原理及其对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兼评戈德温先生、康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其中的戈德温和康多塞都是英国典型的乐观论者。他们被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成就遮蔽了视线，认为“人间乐园就在眼前了”。在展望人口发展前景时，戈德温还曾乐观地估计：地球的3/4仍未开垦，在无数个世纪后，仍足以供养它的居民。
产业革命不仅在英国本土创造了“新大陆”，同时还把整个世界带入技术时代的门槛。在此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也兴起一股拥抱技术文明的狂热。乐观论者或充分肯定技术的治世功能，或相信技术发展会给人类带来最大幸福。譬如“技术统治思想之父”圣西门就坚信科学技术会使大多数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他认为工业社会与旧社会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家和实业家为新型统治阶级。圣西门的思想深得西方学者的青睐，是后来“科技治国论”的根源。[3]
如果说在英国产业革命期间，除了蒸汽机有一定科学含量外，科学和技术还远未结合，尚处于工业化的“经验时代”，那么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则难以找到未受科学影响的部门。在科学革命推动下，出现了以电力、化学、炼钢、石油、汽车、光学和交通运输业为核心的新工业群，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其时，在政治上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德国，及时抓住历史提供的发展机遇，在加紧改造旧工业部门的同时，大力开拓新技术和新产业，不仅顺利实现经济起飞，而且一跃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由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所感召，在德国出现了研究技术的学术热潮，技术的本质、社会功用和社会地位等问题都成为学者们审视的课题。1877年，卡普出版《技术哲学纲要》，把技术视为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同时还提出有名的“人体器官投影说”。卡普认为，人类内在的进步意识导致技术进步，工具和机器等技术产物都是人类骨骼和器官向大自然的外化、延伸及投影，它们扩展、强化和补充了人体器官的各种技能，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可见，内涵于卡普哲学思想中的乐观理念，其视角是独特的。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卡普的观点被其许多后继者接受并拓展。
二
技术的社会功能是历史范畴，它随时空条件的演变和技术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决定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技术的社会功能也有所差异。与上古、中世纪及近代相比，现代技术发展之迅速、创新性之高、领域之广阔、波及国家之多、影响之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18、19世纪的世界尚处于蒸汽和电子时代，那么20世纪的人类却急速步入信息、智能、生物、海洋与宇航时代。现代技术的上述特征，进一步培育了技术造福于人类的乐观意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现代科技革命的潮头，故此那里的学者、专家和政客得以较早、较敏锐地感受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并从不同的侧面表述自己的见解。
在加西特看来，20世纪上半叶的技术，已完善到以往人类梦想不到的地步，已成为实现人类任何目的的现成手段。布热津斯基于1970年断言：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已进入“技术主宰时代”，美国成为这个时代进步的“世界实验室”。德绍尔提出“第四王国”（技术创造王国）理论，并将技术拔高到人类活动的至尊地位。芒福德在两卷本《机器的神话》中探讨了人的精神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并对有思想、能思考、会设计的人的卓越大加赞美[4]。罗斯托出版代表作《经济成长阶段》，以科技进步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和物质消费水平为依据，将现代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积累起飞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系统阐述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及理论，其要旨是：社会以所有制和科学技术为轴心混合发展，后工业社会是继农业和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又一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以人与自然的矛盾为重，工业社会以人与机器的矛盾为重，后工业社会以人与人的矛盾为重。在后工业社会里，创造业让位于服务业，专家与白领的作用日益突出，知识及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虽然丹尼尔·贝尔已经意识到技术发展应该有计划和有节制，但他的分析无论如何都是以技术为中轴、以技术万能为出发点的。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大书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并借用美国史家伊莱亚斯的提法，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及其所诱发的种种巨变形象地喻之为“浪潮”。约翰·奈斯比特预测美国社会发展的十大趋势：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转变；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的变化；从短期向长期的变化；从集中到分散；从向组织机构求救到自助；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从北到南；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5]。在欧美盛行技术乐观主义的同时，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也悄然兴起了这种社会思潮。松田米津把信息社会理想化，认为电脑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核心，电脑的主要功能是加强或代替人的脑力智能。堺屋太一认为技术悲观论所以产生，是“由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有鉴于此，他设想了一个全新的未来社会——“知识价值社会”：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不再是一味地提供物质产品，而是根据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社会成员的不同嗜好开发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技术、新式样与新格调；以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中心的电子设备，不仅会降低成本、节省能源、提高效率，而且也将开辟新产业，进一步节省人力、缩短劳动时间。因此，电子技术的革新，将会把重新分配劳动力的问题提上日程，并造就一个“时间过剩”以及“充满知识和智慧”的社会[6]。
上述技术乐观论，或用新技术成就展望未来，或以技术形态代替社会形态，把新技术革命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其结果，必然误导公众回避现实问题，为未来发展留下挥之不去的隐忧。
三
虽然，早在近代初期，对技术社会功用的异议和挑战就时有出现，卢梭就认为技术的发展压抑、泯灭了人性；英国产业革命后，也有少数悲观论者指责由于高性能机器的使用而导致的普遍雇佣童工和女工、手工业者破产和工人阶级被剥削等现象。对此，狄更斯也曾慨叹：“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7]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承认，直至19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却始终是培根与笛卡儿式的乐观主义。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之后，由于无节制发展而造成的盲目与失控，使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这时，异议和挑战的声音开始由弱变强，形成一股与技术乐观论相抗衡的力量。因此，与前几个世纪相比，20世纪人类的技术观，更多地表现为乐观论与悲观论的相互交织。虽然此间不乏绝对乐观论者，但在通常情况下，在同一技术思想家的同一论著中，却往往既能看到乐观的愉快流露，也能显示出悲观的某些特征，只不过是孰轻孰重而已。譬如赫尔曼·卡恩就承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气候恶化等问题，但他认为这些问题对人类并非生死攸关，因此不足为虑。在赫尔曼·卡恩看来，地球上的土地和资源完全可以满足人类经济发展之需，海洋、地层深部和外层空间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人类可以凭借更好的技术与更完善的工艺对已经开发的资源和能源进行再加工及再利用。因此，自然因素的制约不足以阻碍社会的发展。[7](P365)与赫尔曼·卡恩不同，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作为批判对象，认为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他被学界公认为技术悲观论者。但即便是这样，哈贝马斯也不否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大规模的工业研究，使科学、技术及其利用结成一系，最终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8]如果说赫尔曼·卡恩的主导技术思想是乐观论、哈贝马斯是悲观论，那么赫克斯利、埃德加·莫林、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等人的见解却难辨伯仲。赫克斯利在小说《美好的新世界》中，既确信技术将统治人类，使人类免于知识的不足和苦痛，又以一种悲观的语调谈到技术发展会使人类丧失美、自由和创造性等问题[9]。埃德加·莫林在《地球 祖国》一书中历数了技术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种种舒适和便利，同时又用大量篇幅描写文明的疾病与危机，并把技术连同科学和工业一起并称“载着人类的命运狂奔”的三驾马车[10]。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进行的有名对话中，多处涉及科学技术对现代文明产生的双面影响问题，并达成共识：科学技术既制造了各种交通工具又酿造了废气和噪音，既导致农药和化肥的出现又减少了农产品的营养，既推动了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又过分消耗了有限的资源，既完善了现代组织机构又压制和扭曲了人性，既扩大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又造成人们生活方式的被动与惰性，既创造了医学奇迹又不断丧失对生命的尊严，既发现了原子能又孕育着毁灭人类的危险[11]。对此，梅纽因也曾感慨地写道：“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幼想和理想。”也正因为看到这一点，S·沃尔加斯特等学者才说：如果要把技术哲学中的两个流派的划分方法绝对化，那就是削足适履了。由于没有更好的分类方法，故此把技术哲学分成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只是当作工作假说来使用”[12]。
四
如果将人类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科学技术，那么必然的逻辑后果是由科学技术来承担人类失误的全部责任，从而导致由一个极端（技术乐观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技术悲观主义）。通观技术乐观论，它与悲观论一样，都以对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功用的错误判断为基础，都把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都把技术游离于社会总体之外孤立地加以考察，都视技术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性力量。如果说悲观论的偏颇在于否定技术的社会价值以及低估人类发展的潜力，那么乐观论的局限则主要表现于忽略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等领域的变革，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淡化其他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淡化社会改革及社会革命的意义。就方法论而言，技术乐观论与悲观论一样，都陷入“一元单线历史观”的窠臼。实践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系统和技术系统都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要牵涉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任何国家、社会或民族，无论其前进还是后退，无论其富裕还是贫穷，都并非只是社会的某个单一方面因素自身发展的单纯过程，而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密切联系的特定历史现象。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科学技术的社会功用，并始终承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要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贯认同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从国家大政方针的角度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但是，这并不等于科学技术决定论，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也并非否认科学技术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体现其积极后果。相反，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用，不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科学地反映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势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布罗代尔曾强调：“不能完全都用物质因素、社会因素或社会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可能起源于单一的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文明都曾对它产生过影响。历史也往往作为力量对比的最后裁决者起作用”[13]。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审视技术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也正是因为意识到科学与社会、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美国自60年代起诞生了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STS。目前，该学科不仅盛行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
诚然，技术乐观主义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不乏启发性及合理内核。据统计，在地球上的生物每年生产的1540亿吨有机碳中，竟然有88%来自于海洋。由于海洋科技的急速发展，海洋中所蕴藏着的巨大经济价值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海洋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国土”，而是人类最具开发潜力的矿产库、能源库和食品库[7](P366)。因此，如同对待技术悲观主义一样，对技术乐观主义也不能一味地加以否定，而是要在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的两面性的基础上，同时摆脱这两种社会思潮的束缚，并努力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更好地利用技术和发挥技术的社会功能。关于技术的未来，笔者认同这样的认识：第一，技术的风险和益处都是真实的，人类生活在技术的正负效应同时显现的世界，因此必须加以正视。第二，技术问题具有世界性，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解决，故此需要全球各国的真诚合作。第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教育”，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非技术人员，都必须接受适当的教育，以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第四，研究技术问题要与研究社会问题相配套，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有机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技术与社会有机结合，使技术与人类的目标融为一体[14]。
[收稿日期]2000-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