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九个挑战性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挑战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观点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20年代开始，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不同政治倾向、不同学派和不同世界观的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相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问题，先后提出了“异端论”、“唯意志主义论”、“民粹主义论”、“实用主义论”、“变相资本主义论”、“新权威主义论”、“新保守主义论”、“中国式联邦主义论”、“民族主义论”等九种具有挑战性的观点。系统研究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异端论
1950年代，费正清和史华慈等人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等著作，最先提出了“异端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含有任何马列主义的成分，它所遵循的只是中国革命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费正清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因为它“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毛泽东不但偏离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1](P260)。史华慈认为，“毛主义”的战略构成了行动上的“异端”，虽然这种行动中的异端“在理论上从来就没有明确过”，但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预见”的异端[2](P191、199)。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的话，那它只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3]。英国学者科拉科夫斯基断言：“毛主义”一词中不仅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甚至不包含“列宁主义”的因素。“毛主义”会走向“异端”，其原因是“毛不相信一种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秩序，这显然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毛主义迷信农民是共产主义的支柱，这是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实质意义上的不同”[4](P495-512)。在科拉科夫斯基的论述中，所谓“经济落后的中国”、“传统中国思想”成为“毛主义”来源的主要因素，构成了一种“农民乌托邦”的独特思想体系。
“异端论”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对于马列主义的一种创新，这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忘记了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最终走向片面化。其根源在于，异端论者无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克思关于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于无产阶级而不在农民阶级，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而不在农村的观点教条化，由此得出了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战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异端”的结论。“异端论”的教条主义思维正如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格利所指出的：“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名言：A是A，B是B，以及B类似于A，但不是A。在都同意这一点的基础上，有些作者就随意说B实在不像A，而其他作者则说B和A实在不相同。”[5]史华慈后来也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他说：“在我1948年写《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的当时，还普遍认为马列主义是一种超科学，是如磐石般的被统一了的思想。我自己也曾想说对那种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能力预言，也缺乏更深的知识等。”[6](P268-269)
二、唯意志主义论
这种观点最早是由施拉姆、迈斯纳、魏斐德等人于1960年代提出的。施拉姆指出，毛泽东是“极端唯意志论者”[7](P135)，“大跃进”是“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毛和他的同志们最放任自己的唯意志论思想的时期”[8]。这种“唯意志论”常常被认为如此过激，以至于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决裂，成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通之处的一种革命”所独有的特色。毛泽东几乎完全撇开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阐发了一种唯意志论的分析方法和社会发展战略，这种方法和战略几乎完全强调人的意志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因，并把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当成了分析的最主要的范畴[7](P266)。迈斯纳认为，与所谓的更主张“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相比，毛是一个‘唯意志论者’”[9](P266)，“在极端唯意志论为特征的毛主义世界观中，在创造历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只是那些富于固有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观念的人。”[10](P201)费正清也认为，毛泽东考虑政治多于经济，“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即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为他个人经验所肯定的。”[1](P421)魏斐德认为，毛泽东坚持“唯意志论”，这与他早期接受的思想教育密切相关。王阳明关于实践发展世界同时发展自己的理论、新康德主义关于理性创造社会形态使人自身从习惯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达尔文关于进化的客观法则的理论、格林对意志的尊崇和他把社会视为个人实现自我的工具的理论，以及其他等等，都对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1](第5章，第18节)。
毛泽东终其一生的确十分重视意志对人生和事业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从青年到中年和晚年的转变过程中，“意志”在其思想视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存在着根本性的变化。早年毛泽东曾说过：“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2](P71-72)“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12](P231)这的确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但在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3](P4)，并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红军长征的胜利，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反动派，没有意志和决心显然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一再号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14](P460)他执意强调在新的建设时期要重新“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14](P420)。他批判悲观主义，强调群众的积极性，认为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一有意志，万事皆成”[15](P522、523)。但对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强调，最终酿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国外学者看到了毛泽东身上的意志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忘记了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用早年不够成熟的和晚年有错误的观点来概括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指出的：“西方许多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在阐述毛的主义时提出，他强调上层建筑内部的发展和斗争，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能够对创造和变革物质世界发生重大影响，这样，他就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决裂，或者严重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于是，人们就说毛泽东犯了唯意志论、唯心主义、乌托邦之类的错误。”，然而，必须着重指出，毛赋予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主导的决定的作用”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毛泽东认为，上层建筑具有更大的促进变革的作用，并非意味着他在理论上有原则性转变，承认上层建筑起最后决定作用。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基础引起变革，上层建筑在先是阻碍后是推动这种变革方面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中国历史条件复杂，社会结构多样化，社会变革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照搬经济基础永远起决定作用的公式[16]。这是比较中肯的评论。
三、民粹主义论
1950年代，费正清和史华慈等人在其著作中已经包含着所谓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的论述。迈斯纳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年先后发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等著作，对毛泽东的民粹主义作了系统的阐述。根据他的论述，所谓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共有四层含义：(1)对农民天生智慧的欣赏和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态度。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以城市为中心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中国农民身上发现了一种基本的革命力量[17](P43)。毛泽东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走“群众路线”，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必须首先成为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成为群众的先生这一毛泽东主义的名言，事实上在延安时期就广为实行[17](P43-44)。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也造成了毛泽东对制度和专业分工的偏见[10](P60)。(2)对农村的留恋与对城市和资本主义的敌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借助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含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而是从“中国人民”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到了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更明确和深入地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解。他认为，白纸上更容易画出美丽的图画。由于毛泽东淡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一论断，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他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现代历史上的两大革命阶级就不那么关心[10](P54-58)。(3)对集权主义与个人崇拜的追求。人们一般认为，对毛泽东的崇拜和20世纪其他的个人崇拜都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因而都可归因于集权主义领导者的个人权力扩张。“在1970年12月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本人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10](P159)同时，这种崇拜与中国农民和旨在表达农民利益与愿望的社会运动有惊人的一致性。农民把毛泽东作为神来崇拜，毛泽东则赞扬农民的革命创造精神和他发现的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10](P176)。(4)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来自李大钊“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影响毛泽东主义对马列主义的修改[17](P43)。“毛的‘相信群众’是完全非列宁主义的，不注意这一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10](P106)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是指在19世纪中期在俄国出现的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流派，它的出现反映了俄国小生产者对农村公社田园生活方式的留恋和对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拒斥心理。毛泽东的确出身于农民家庭，青年时期曾经热衷于工读新村运动，民主革命时期又基本上是在乡村活动，同农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但是，毛泽东对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始终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8](P618)。“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8](P620)。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向全党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主张力争在十年内建立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19](P779)。针对当时存在的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要求全党认真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毛泽东也不简单排斥资本主义。在为中共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以俄国民粹派“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不顾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提出把是否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广大发展的基础上，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根本标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依然思考着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问题[20](P433)。1956年12月5日、6日、7日三天晚上，毛泽东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批评苏联斯大林时期过早地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情况，民粹主义论者并没有看到。
四、实用主义论
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具有实用主义性质，而在邓小平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实用主义论”认为，邓小平所讲的“猫论”、“实事求是论”、“真理标准论”、“‘三个有利于’论”，本质上都是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的另外一种说法，与欧美流行的实用主义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美国学者石池雨提出：“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带来的。”[21](P90)显然，这种观点把“猫论”与实用主义只注重结果，而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的理论相等同了。俄罗斯学者彼沃娃洛娃指出：“中国学者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进步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社会到底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冠以其他名称，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它能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显然，为建成这样的文明社会，可以遵循中国的这一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质上，这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22]香港学者金思凯也指出：“邓小平的名言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反映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所以他的民主思想是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一贯，有用就是真理。”[23](P163)
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哲学思潮。邓小平理论与实用主义的确具有相似之处，但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所指出的：“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奋斗。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解决21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24](P71)美国学者施拉姆也指出：“邓小平并非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种‘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代学到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讨厌由于对‘资产阶级式的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想法的狂热而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持怀疑态度。”[25](P191、193)邓小平理论与实用主义的异同突出表现在：(1)邓小平理论与实用主义都具有适应社会变革、突破教条主义、反对僵化、勇于变革创新的特点。但实用主义代表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产阶级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要求，而邓小平理论则反映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追赶世界发展潮流，实现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2)邓小平理论与实用主义都强调面向现实，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行动、经验的重要意义。但对“现实”、“实际”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邓小平理论讲的“现实”、“实际”是指客观存在着的现实事物。而实用主义者所讲的“实际”、“实在”指称的是个人的各种实际经验、生活的环境和问题、旧的理论和观念、行动及其效果等，凡是能够进入经验之中的，都是“实际”或“实在”。世界很难说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世界是一条永不停息的“经验”之流，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定性。(3)邓小平理论和实用主义都强调真理的效用。但实用主义把“效用原则”绝对化并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忽视真理的客观性；邓小平理论则把效用作为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真理的客观性，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邓小平理论与实用主义都以自由、平等、求实、创新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反映了一种人文主义精神。但实用主义体现的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邓小平理论体现的是以“三个有利于”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5)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理论都具有强调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反对宿命论的特点。但实用主义在强调主体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否定了历史决定论，而邓小平理论则强调主体能动作用与历史决定作用的统一。
五、变相资本主义论
“变相资本主义论”是国外关于邓小平理论性质的另一种判断。国外学者得出这样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实行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改革措施。如索林格认为，中国在1980年代末实行的企业破产、企业兼并、股票和股票市场这些积累资金的措施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把这些措施称之为“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26](P126、128)。所罗门·M·卡默尔认为，中国公私合营有限股份公司的发展，其“结果是一种缓慢的政府主导下的更多地朝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所有制方式，这大概是对中国出现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特征的概括。”[27]托尼·塞西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有的资本主义”[28]。R·史密斯认为，“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私有经济成分迅速增长，而市场经济在改造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方面却陷入了失败。”“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非国有成分的经济力量将会超过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则会超过集体经济。”中国将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29]。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耐认为，诸如“市场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都纯属幻想，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只有迅速扩展私人部门，才能为整个经济的市场化提供更有利的条件。而国有制的大量存在只能导致行政协调[30]。中共十五大之后，国外关于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论调进一步传扬。贾斯帕·弗斯米斯指出：“通过十三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劳动学说已经转了180度。”[31]布鲁斯·迪克森指出，中国已有大约20％的私营企业主入了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资本主义”[32](P157)。法国《费加罗报》记者伊兹拉莱维奇指出：“中国目前的体制是很独特的，算不上真正的法制国家，又不存在反对势力，我准确地称其为‘超级资本主义’。”[33]美国学者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缓慢’复辟理论”[34]。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指出：“中国不仅仅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也是全世界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磁石：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对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进入由2亿中产阶级消费者、上千万个百万富翁和数千名超级亿万富翁组成的中国市场。”[35]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在各个不同时期曾针对人们的疑问，从不同角度分析和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的论述有四个要点：(1)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道路休戚相关。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本质上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3)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交往有利于社会主义，不会导致中国走“资”。(4)应该根据实践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离开实践的争论是纯粹唯心主义的空想。“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作假。”[36](P28)“变相资本主义论”与国内姓“社”姓“资”的争论相比，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他们共同的误区在于仍然用教条主义的、僵化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抽象的争论来评价邓小平理论。这种观点在客观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割裂了社会主义同世界的联系，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因而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六、新权威主义论
早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时代。中国“新权威主义”的特点是：有限的多元主义；非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把政治动员缩小到最小程度和脱离政治的状况；预测权力行使的可能性。但在邓小平时代，“新权威主义”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于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过程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权威主义还未确立的邓小平领导下，这种体制因受民主运动的压力反而向过去的集权主义倒退了”[37](P16)。巴里·索托曼认为，1989年以来，中国“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不仅吸引了高层政治智囊、经济学家甚至邓小平本人。而这种讨论说明，作为中国政治智囊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在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断绝关系[38]。托尼·塞西认为中共十四大制定了一个权威统治的计划。他说：“第十四次党代会宣布了邓小平在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下实现快速经济转折计划的胜利。”[39]伊丽莎白·J·皮埃尔从政权控制、市民社会、国际化等方面对中国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新权威主义”作了全面考察，认为1992年是中国试验新权威主义的一年[40]。2006年，美国一位名叫郭苏建的学者对中国后毛时代的新权威主义作了系统论述，并对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做了界定。他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权威政权几乎不会被一个乌托邦的目标或者整体的意识形态所激励，不会把他们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承诺之上。(2)权威政权主要通过否定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如参与政治生活或者言论自由，仅控制人的行为；而极权政权不仅干涉人的行为，而且改造人的本性，进行广泛的思想控制，并干涉个人信仰。(3)权威政权不仅依赖于各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且留下官方影响和控制不能触及的生活领域。(4)极权主义不仅是“全部控制”的现实，而且指“整体性质”或极权政权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交往以及组织等所有主要方面的“整体主义”，它通过党的意识形态、组织和党—政体制来支配或贯彻[41](P8-9)。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正旭则提出了“混合型政权”的概念。他解释说，所谓“混合型”的意思是“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严格的权威”，而是一种“半权威主义，竞争性权威主义，竞选型权威主义，自由化了的独裁政府，半民主，伪民主，部分民主，粗俗民主，竞选民主，以及没有民主的竞选。他们是‘带形容词的民主’或‘带形容词的权威主义’”[42](P118)。
的确，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理论界确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但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官方的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怎样正确看待权威以及新权威主义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呢？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43](P226-227)中国现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中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中央的权威，是极端重要的。”[44](P288-289)“新权威主义论”来源于亨廷顿对变动社会政治秩序的分析，传递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亨廷顿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化权威的必要性，主要是针对分散型的(例如领主林立的)传统社会，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亨廷顿并未做系统论述，但他的意思很明白：这种社会主义集权对现代化的危害比“传统的分散系统”还大！只有把这“整个体系推翻”，“新权威”的资源才有发展的机会。这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权威主义论者还认为，当代中国执政理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取消意识形态，依靠的是“非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这也是不够确切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创新。
七、新保守主义论
这是国外学者关于中国1990年代以来改革方向的一种判断。国外学者认为，在邓小平时代结束后，中国采取了一种“新保守主义”的改革路线，采取这样一种路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改革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成本和代价也是不可忽视的。”1992年和1993年，农村暴乱持续发生，某些地区农业部门的问题更为严重。虽然这些暴乱引起了领导们的注意，中央政府因缺乏资源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作为结果，内地和沿海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而不断增长的农民队伍试图到本已拥挤的城市谋生。同时，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呈现出一种危机，它要求必须在大规模失业和发放国家补贴之间作出选择。此外，社会问题如犯罪和腐败等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中国社会结构。改革之初就已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衰落，而天安门事件则暴露了信仰的失落，对信仰的统一体系的研究似乎从那时起得到强化[45]。派伊也指出：“毛的中国的本质显然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邓的中国以实用主义为特征，但要找出几个词来描述江泽民的中国却很不容易。有很多矛盾的趋向，很难说哪些是具有历史决定性的，哪些是暂时的。”“然而，作为开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政治稳定成为江泽民领导圈压倒一切的目标。他们的指导原则是这样的信条：保持党的垄断权是中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而不必说，保持党的支配权也是他们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从可操作性上来说，这意味着领导者们试图走一条标准的、常规的路子——而不是急剧的、极端的路线。他们希望领导仅仅是一种管理实践，而不是政治，因为政治将要涉及到斗争的代价。与描述毛、邓时代通常对对象表现出来的剧烈与兴奋的情况相反，江领导下的公共事务已变成一种单调的、几乎没有色彩的行为。”[46]
“新保守主义论”对当代中国执政理念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稳定发展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邓小平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47](P277)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极其复杂。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霸权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造成了少有的挑战。在国内，经济严重滑坡，通货一度膨胀，党内腐败现象有蔓延之势，社会风气下降，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改革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的教导，吸取国际国内改革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在国外某些学者看来，似乎邓小平是激进派，而江泽民是渐进派，江泽民相对于邓小平而言是“保守”了。这是不正确的。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始终保持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的改革路线。“渐进”是相对于大局而言的，并不是真的“保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建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个根本转变”的实现，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等等，都是在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下实现的。因此，说邓小平之后中国政治走向“保守”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八、中国式联邦主义论
早在1995年，莫尼提洛那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中国式联邦主义”的路子，其特点是：(1)政治的分散不仅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而且也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几个重要的、虽然不是不可能，但难以逆转的关系。(2)意识形态的重要转折支持了改革，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强调马列主义本本的毛主义教条向实用主义的转变而不断走向市场化方向。(3)中国第一次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放开了他的经济。“按我们的观点，这些变化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联邦主义。”[48]钱颖一和韦阿斯特认为，“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市场方向改革的重要因素是分散化”，“中国式联邦主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基础”[49]。在西方，“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后毛时代改革的特征，认为这种模式的改革必将导致中央权威的崩溃。派伊指出，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可能遭受巨大的困难。中国是一个“文明装扮起来的民族国家，”如果继续走它现今的路子，它可能要分裂成不同的政治实体[50](P216)。针对上述观点，有人指出，中国自后毛时代以来，采取的是一种“实际联邦主义”。“这种实际联邦主义——它在邓小平的中国就已普遍流行，其重要性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实际联邦主义在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50](P219-220)后毛时代，中国“实际联邦主义”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因素：政府权力的本质及其制度性退却。由于中国各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政府权力的实现受到限制。后毛时代的分散化可以说既不是为了解决中央权力的问题，也不是为了把权力返还给各省，而是为了削弱对各省的国家制度，或者削减国家权力的目标。它是一个地方化国家权力的过程，财产权力的地方化、财政合同体制、税收分流体制，同级目标的分配体制都可作为证据。“在后邓时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更大程度上被制度化，实际联邦主义而不是联邦主义是它的特征。”[50](P217、224)
“中国式联邦主义论”思考的重心在于当代中国改革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国外学者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深刻的，与那种认为“中国改革是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改革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联邦主义和联邦制在中国的传播及试验始于戊戌维新，著名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孙中山。孙中山在1922年5月5日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发表宣言，支持“省宪自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际上是联邦党。1930、1940年代，国民政府搞“县自治”、颁布“新县制”，号为地方自治，一般知识分子更是反映热烈，著书立说，发表文章、发表演说，有关地方自治的书籍出版盛极一时[51](P5)。有趣的是，1922年7月，中共召开二大，大会决议案第8条第5款是“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45年4月，中共七大再次提出要“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特别是毛泽东在1935年亲自起草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里，就提出内蒙古人民“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1945年在中共七大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他更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尽管这篇报告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有关联邦主义的段落，但这毕竟是一个历史的经历[52]。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虽然也考虑过地方自治或联邦制，但最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从毛泽东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建立这样一种体制的合法性依据。后来的实践证明，虽然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必须，但在运行中也日渐暴露出其不良影响。“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53](P327)邓小平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给地方、企业、单位和个人以更多的自主权；二是实行“一国两制”，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三是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村民自治法的制定，用社会主义法治取代人治。尽管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联邦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增加，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以权力下放为基本内容的调整也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首先，就中央政府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中央政府的计划手段减弱。其次，就地方政府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未能适时建立起宏观调控体系和实施有效的监督，未能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由于地方利益乃至小集团利益驱动的误导，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的变异行为。因此，“中国式联邦主义”只能是对联邦主义合理因素的参考借鉴，完全的联邦主义对当代中国而言并不适合。这一点，国外学者也看到了，与那些在政治上煽动分裂中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难能可贵的。
九、民族主义论
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自19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已经被民族主义所取代，所采取的最普遍的形式则是爱国主义。中国的爱国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领导下的爱国教育运动。中国的“爱国教育运动是国家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了后天安门领导的合法性，它将允许共产党的统治在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继续。”[54]一种是中国民间的爱国主义。“当中国今天正在脱离党对意识形态的独断控制时，爱国民族主义已根植于国家政权之外。”[55](《序言》)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指出，冷战结束后，毛主义意识形态信仰的迅速衰落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稳定的需要增强了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统一意识形态的依赖。尽管整个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强调爱国对民族的重要作用，但它还只是动员民族的符号和支撑其地位的神话，到199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爱国情感不再是唯一的党及其宣传者的领域。但它在当时至少是一种有利于党的认同。经济的现实和民族的特质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而民族主义趋向于给意识形态弱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广泛的争论中重新修整的作用[55](P185)。换言之，在失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中国具有温和特点的传统文化的冲减作用的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有可能变得更为赤裸裸，更不可控制。汤森认为，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多层次的复合体，包括政治民族主义、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主义自豪感[55](P1)。英国学者克林伯格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对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放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每一代马克思主义领导者都为了现实需要而调整正统理论，它最初始的某些因素已消失殆尽了。”[56]P39)玛丽亚·黑瑟·张认为，“邓小平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发展民族主义的理念。在这样做的时候，邓小平铺平了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主义复活的道路。”[57]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也认为：“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拉住一位上海雅皮士，你会发现他一定是一名对台湾、日本和美国充满恶意的民族主义者。”[58]
“民族主义论”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极大的误解。首先，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正如邓小平在英国培格曼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所说的，毛泽东主席说过，“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59](P302)显然，共产党员作为“世界公民”和作为爱国主义者是不矛盾的。其次，中国不存在侵略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正像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47](P328)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不具有产生侵略扩张性民族主义的深层文化基础，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历来强调“君子以厚德载物”、“德不孤必有邻”、“协和万邦”、“和为贵”的精神。中国的和平发展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科技进步，而不是靠暴力掠夺别国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再者，中国的发展不会导致中国的地域分裂。在中国，各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变得比较突出，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中国政府在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时，始终坚持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强调加强民族团结、共同繁荣进步和重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得到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得到加强，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充分说明国外某些人所谓中国的发展将导致中国地域分裂的说法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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