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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一)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的主要成果
1995年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推动了长征研究。随着新一轮长征研究高潮的到 来，有关部门出版了一大批关于长征问题的史料，颇具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红军长征文献》、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费侃如编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1934.10.10——1935.10.1) 》、李勇、殷子贤编著《红军长征编年纪实》、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编《长征中的文化工作》、赵国荣主编《红军长征过禄劝》，以及当事人的长征日记等 ，这为深入研究长征提供了方便。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如树军等编《万里长征 亲历记》、《杨尚昆回忆录》等，这些对于长征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这期间关于长 征研究的专著近80部，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红军长征史》，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力平等的《中国红军长征史》 。刘晶芳、李东朗主编《长征全史》，柏福林、刘喜发总主编《红军长征全史》五卷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叶心瑜著《放眼看长征》，秦生著《 红军长征论考》，李安葆的《长征与文化》，罗开富著《红军长征追踪》等。此外，在 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或研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 、张闻天等领袖人物的书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物传记如《“洋钦差”(李德)外传》等 ，无不谈及长征。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长征的论文600余篇，学术研究 十分活跃。研究的内容涉及长征的决策和准备、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长征 中的重要会议、重要战役战斗、密电问题和长征途中党的统战工作以及红军三大主力会 师等多方面。
(二)近十年来长征研究的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展。
近十年来，学术界在对上述内容的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还对过去长征研究中较少涉 及的方面进行了研究。如红军长征中的经济供给、长征中的左右两路军、长征中的文化 工作、长征中的商业、长征中的财税工作、华侨与长征、外国人与长征等，都是近年来 长征研究的一些新的内容。新领域的拓展，丰富了长征研究。
二是对长征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
长征不仅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参加红军长征的还有红二方面军、红 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他们都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以往的研究中，较 集中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其他三支红军长征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中 ，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给予应有的重视，并对他们在红军长征中的 地位和作用作了公正的评价。季相林的《试论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强调不能因 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 地，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党中央领导取得长征的胜利 作出了贡献。崔利民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显著特点》一文中指出，红二方面军是长征 中发展起来的一支劲旅，在长征中有着留在南方、完成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以大规模运 动战、游击战突破敌人重兵围堵，以逐步转进的方式完成长征等自身显著的特点。姜为 民、张明金的《孤军北上做先锋——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充分肯定了红二十 五军在长征中由孤军成为劲旅、由偏师成为先锋，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 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些成果，使人们对长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在长征人物的研究上，研究面大大扩展。除以往研究较多的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 等外，还对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刘志丹、宋时轮等进行了研究，肯定他 们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用事实说明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 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共同奋斗的结果。
三是不囿成见，勇于创新。
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中，对以往已有定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在长征的原 因的分析上，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果。又如在长征初期“ 战略转移”的提法问题上，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中央红军退出苏区是被迫的、准备不充 分的仓促行动，是不得已而为，黎平转兵才是战略转移的开始。另如在对长征初期的三 人团的认识上，认为“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作为长征前期党和红军的最高领 导核心，它的历史作用虽然在总体上应予以否认，但不能说其一无是处。“三人团”对 长征的准备、湘江战役前的行军发挥了一定作用，湘江战役后其作用逐步削弱，有利于 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为确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铺平了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讲，“ 三人团”内部的分裂、瓦解过程就是遵义会议的准备和酝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周恩 来起到了积极作用。再如在对四渡赤水的认识上，认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四渡赤 水各有各的决策过程，属于一个时间段内的多次作战行动，前三次与第四次渡赤水的指 挥风格与作战结果截然不同，因此评价不能一概而论。真正由毛泽东指挥并体现其风格 和精髓的应该是第四次渡赤水，即奇袭贵阳，从此毛泽东军事思想才真正成为红军的指 导思想。在长征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囿成见、重新审视、不断创新，对我们很有启发 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开掘党史研究的深度。
四是加强了对长征精神的研究。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与 发扬，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进一步研究红军长征精神是长征研究推向深入的一个重要 方面。江泽民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对长征精神作了全面的概括。讲话发表 后，长征精神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96年以来的有关 长征精神的文章就有80余篇，较深入地探讨了长征精神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二、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的新进展
1、关于长征决策和准备
长期以来，许多论者在批评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都说是仓惶决定、在强敌进攻面前 丧失坚持根据地信心、未进行政治动员、未作准备仓促突围、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近年 来对于红军长征前的决策和准备工作，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基本 扬弃了过去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是“没有必要的准备工 作”的“仓促的出动”等观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力平的《红军长征史研究若干 问题》，徐公喜、迟嫘的《长征时期红军战略方针和共产国际》，王献志的《论长征的 决策及准备》等文章都指出，长征决策是在1935年5月广昌战役失利后，经中央书记处 决定并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的，并不是没有计划。问题在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积 极作撤退准备，而是采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到了9月，才真正准备出发长征，结果 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关于长征的准备，从近年来研究的成果看，可以说已达成共识。孙厚堂的《论长征的 准备工作》，袁征的《略论长征的准备》，徐占权、周继强的《准备·密电·落脚点— —<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王献志的《论长征的决策及准备》，刘勉玉的《简析中 央红军长征的原因和准备》等文章，都充分肯定中央当时采取了准备措施。长征准备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苏区加紧扩编红军，开展“扩红”运动；(二)临近转移 前作了一些思想动员工作；(三)进行了粮食和武器弹药的准备；(四)军事上的准备；( 五)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即成立了长征前期的“三人团”。因此决不是“军事上无准备 ”，“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实施这一战略转变犹豫 不决，撤退过于仓促，因而这种准备不充分，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2、关于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
过去说长征一开始就是要北上抗日。经过研究，学者们认为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目 的、并最终把立足点放在陕北有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变化。力平在《红军长征史 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把战略方针的变化概括为历经以下演变：到湘西；建立川黔边 根据地；赤化云贵川，建立云贵川根据地；建立川甘陕根据地；建立陕甘根据地；在苏 联边界创建一个根据地；建立陕北根据地，最终确定落脚陕北。
在长征落脚点问题上，曾经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长征到哈达铺时，中央领导人从一张 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在会上确定去陕北。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上述 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宁教奎、龚亮军的《贾拓夫在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中的作用》指 出，除了敌人报纸提供的信息外，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贾拓夫在长征途中多次向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陕北根据地的详细情况，对党中央把陕北苏区作为红军落脚点 起了重要作用。徐占权、周继强在《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 》一文中指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从现有资料看，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 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全国发展变化的 形势逐步作出的。贺恩印、苗建寅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长征落脚点试析》认为，西 北革命根据地在政治、军事、干部、地理等方面具备了红军落脚的条件，成为红军的落 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综上可见，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运动的 过程，是由多种因素参与促成的。
荆南翔在《长征最重大的意义——第二次战略转移》一文中，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 全局来思考这个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战略转移，第一次是社区性 的转移，即将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第二次则是地缘性转移，即通过长征将革命大本营 从南方转到北方。这种分析视角独特，颇具新意。
3、关于长征中的重要会议
通道会议
对通道会议召开的史实及在长征中战略方向转变中的作用，党史界有不同看法。曾景 忠撰写的《通道会议研究》一文，利用大量文电材料，对通道会议的背景、内容、性质 和作用作了全面考证，认为“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是12月11日夜在通道县的流源 举行的，会议既不是军委扩大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笼统称为中央临时会议未尝 不可，但更像“三人团”扩大会议。文章指出，通道会议没有实现转兵，不仅因为没有 最后放弃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打算，而且具体进军方向也没有转换变动，而是继续了过湘 江后确定的沿湘桂边西进的部署。但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仍有重大意义 。上述考证是确凿的，评价是中肯的。曾长秋撰文《长征初期湘桂黔边“转兵”问题之 我见》指出：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而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 的标志，转兵是一个过程，而且是遵义会议召开必不可少的前提。
遵义会议
近年来，遵义会议的研究在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又有更深层次的发掘。黄允升 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路”》认为，中共“走自己的路” ，从局部上说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初，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从全局上则始于遵义会议，理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组织问题并开始转变干 部政策。这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遵义会议的意义。
对遵义会议与会者的身份，各种党史书籍的表述不尽统一。曾景忠在《关于遵义会议 与会者身份和层次研讨》中，考证了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认为出席遵 义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有博古、周恩来、陈云、张闻天4人；朱德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 委员不能确定；王稼祥肯定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作者认为对遵义会议的参加人员应分正 式出席者(包括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扩大参加者(红军总部、军团负责人、 军事顾问)，会议工作人员(记录员、翻译)三个层次来表述。
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性质。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根据陈云认定，以《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 达提纲》为标题收入这篇手稿，并判定成文时间是1935年2月或3月。但一些长期从事档 案研究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的《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 大会议>手稿考》一文，分析手稿中有明显的不宜向下传达的内容(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 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而手稿 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的名，甚至还写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 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缺少应当传达的内容(决议最后四段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 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出现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有的对决议的批评(认为决议只在 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清达 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 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写的汇报提纲的一 部分。提纲包括《(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党在长征途中继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1996年10月，中共 云南省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等单位举办了“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讨论会” 。会议认为，将1935年2月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过程中，5日至9 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界定为“扎西会议”是适当 的、正确的，扎西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列决 策和部署，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 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笔者认为，扎西会议是历史转折过程中 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但把它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开始，感到有些不准确或过 于牵强。
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1935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决定了中央红军 继续北上，同时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关于会 理会议的情况，在已出版的《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张闻天传》等书中 曾作过或详或略的记述。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不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会议经 过，而且对毛泽东误解彭德怀、张闻天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入中肯的分析，总结了经验教 训。
4、关于长征中的几个重大战役战斗
湘江之战、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途中至关重要的战役，近十年来学术界在坚持上个世 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掘。章易的《长征中最惨烈的一 仗——湘江突围》指出，由于桂军放行，我们保存了实力，如果轻装上阵的话，完全可 以避开湘江之战。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下令搬运辎重，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 西，错过了良机，遭到惨败。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作者认为这是红军有史 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
黄黎在《四渡赤水——长征路上的神来之笔》一文中生动详细地描述了毛泽东指挥中 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土城滞敌、重占遵义 、声东击西、佯攻贵阳等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规模较小的战役战斗的研究上实现了一些突破。王志成在《红 军长征中的遵义大捷》一文中，认为遵义大捷的意义不仅在消灭了数千敌军，更重要的 还在于它使经历了湘江失利的红军恢复了胜利的信心和活力，这对于完成后面的长征是 一个极大的精神鼓舞。
邓飞的《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以亲历者身份(作者为当年红二师六团政委，原名邓 富连)叙述了鲁班场战斗的经过和三渡、四渡赤水的情况，认为鲁班场战斗是战略转移 中的成功战例。作者认为鲁班场一战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不是可打可不打，而是势 在必打。为避免与敌人决战，毛泽东采取了先打后走、先发制人策略。攻打鲁班场的最 终目的，在走而不在打，主力撤出战斗不是半途而废，而是战略转移的需要。
王晓光在《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一战》一文中，对山城堡战役为什么是长征的 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及红军胜利的主要原因作了解读。
5、关于长征中的密电问题
徐占权、周继强在《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一文中认为 ，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的“密电”是存在的，他分裂红军的罪责是不可开脱的。中 共中央在1935年9月10日致张国焘电中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 完全不适宜的。”这就是指张国焘的密电。对于这封密电，毛泽东曾在1937年3月30日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着张国焘的面予以揭露。2001年4月3日《检察日报》发表的一 篇题为《当我收到那一份密电……》的访谈录，披露了被访者黄思深(时任红军右路军 机要科译电员)收到密电的经过和密电的内容。他回忆密电的大致内容是：北进时机不 成熟，望劝毛(毛泽东)、周(周恩来)等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左路军南下，如不听，监视 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彻底解决之。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事发当日，他听叶剑英 讲述的收到密电的情况，并综合事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讲述及他向接触电报的当事 人之一吕黎平了解的情况，断定“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基于以上分析， 考虑当时中央的处境，笔者认为应当肯定曾有这封电报，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北上途中可 能有诸多阻碍、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什么要单独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为什 么实行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还要以打粮为借口秘密行动。
6、关于长征途中党的统战工作
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完成空前规模的战略大转移的重要环节。 因此，党在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长征研究中又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长征 途中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新成果，构成了长征史研究中的一笔浓墨重彩。 周瑞海的《论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红军长征有三分之一或更多 的时间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频繁而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正确解决民族问题、 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对于胜利完成长征意义重大。广大少数民族，以在人力物力及道义 上采取各种方式积极援助红军，踊跃参军，保证部队的供给，掩护伤病员的实际行动， 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李星的《红军长征在雪山草 地的粮食问题》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藏、羌、回、汉各 族人民以无私无畏的奉献和牺牲，大力支援红军，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保存了革命 力量。盛清才在《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一文中，以大量的史实说明长 征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迷梦，而且扩大了革命影响，遍撒了革命火种，点 燃了各少数民族的革命的星星之火，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从而揭 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新篇章。长征中，党和红军把马克思主义 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民族实际相结合，及时制定和实施了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何作庆在《长征时期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比较》一文中，分 三个历史阶段将两个方面军的政策作以比较。
宗教问题往往是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十分重视宗教问题 。张海香的《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的宗教政策》，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及 其影响。李豫川在《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一文中，描述了红四方 面军在当时的西康(今属四川省)藏区驻扎近一年时间里，深入进行藏族社会、历史、宗 教和习俗的调查，在军内开展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广泛地向藏胞们宣传救国的主张和 红军的纪律，并根据藏族同胞信仰佛教的实际情况，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 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徐万发、钟金慧的《红军 长征与马克思主义在藏区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传入藏区(主要在藏区东 部)是在红军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藏区社会开始孕育新的变化，为以后西 藏和平解放和藏区宗教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征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是依不同对象而从多方面展开的。魏晓东在《红军长征时期的 统战工作及其影响》一文中，叙述了党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地方知名人士、少数民族 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及取得的成就。牛桂云的《张学良与红军长征胜利会师》指 出，爱国将领张学良对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使 我们对他联共抗日的思想轨迹和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艰苦历程有了深刻认识。张学良与 共产党的关系由对抗到合作，除了张本人怀着拳拳救国心之外，党的统战工作也发挥了 积极作用。田玄的《华侨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列举了多名华侨投入红军长征壮丽事 业的革命活动，历史地反映和科学地评价了华侨在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
7、史实考证
史实考证是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近年来有关长征的考证文章，较有价值的有 以下几篇。
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长征经过四川，与国 民党“追剿”军演绎了一段段娓娓动听的战斗故事。为真实全面地把握这段重要史实， 元江的《长征时期红军和国民党军在四川兵力的考订》，依据可靠资料将敌我双方的兵 力作了介绍和考订。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过四川飞夺泸定桥，在泸定县召开了有名的泸定桥会议， 会上决定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然而，关于 泸定桥会议召开日期和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的时间史说不一。何成学的《红军 长征过四川史实考证两则》从大量史料出发，对上述有争议的史实进行了考证。作者认 为泸定桥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5月31日晚，而不是通常所说的5月29日晚。陈云奉命 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的时间，他认为较接近历史事实的是6月中旬，不赞同遵义会议后 不久的5月、5月底和6月等几种说法。
马军的《对中央红军长征几则问题的考辨》，包括长征开始时红军战斗力考析，击落 敌机时间辨，前四道封锁线损失总数粗计，乌江浮桥断裂探因，抢渡金沙江渡船总数考 ，随同中央红军长征的外国人究竟有几名等六个问题，资料详实可信。作者考证的问题 虽很小，但有助于对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在西安的张学良曾产生了一个疑问：长征那么苦，红军为 什么没有垮，战斗力仍那么强?后来他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接触，对红军逐步 有所了解，认为这是红军的性质决定的。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拥戴自己的军队。力平 的《历史档案回答了张学良对长征的一个疑问》，运用大量的有关长征的历史档案资料 进行论证回答。这也是在历史考证基础上回答历史疑问的范例。
红军长征前夕，中共曾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一次谈判，向陈借道 并达成协议。新中国成立后，当朱德、何长工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首次向外界披露此事时 ，曾在史学界引起轰动。许多人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于是“长征谈判”被列为重点历 史专题进行调查。李正堂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秘密谈判史实查证经过》一文中，回顾 了他接此任后8个多月的艰苦调查过程。他们访问历史见证人，掌握了大量的材料，证 实中央红军长征前确有与陈济棠部谈判的重大史实。作者虽然是对查证过程的描述，也 不乏为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秘密谈判史实考证的再现。
最近有两位英国人——马普安和李爱德先生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 不到官方长期宣传里程的2/3，大约3700英里(约6000公里)。”李爱德还对媒体记者说 ，如果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其他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此言一 出，引起轩然大波。王建强撰文《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容质疑》，从“二万五千 里”的提出过程入手，对萧锋当时所在的红三团和红一军团直属队行军情况和陈伯钧、 童小鹏、萧锋的长征日记记录的行军里程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二万五千里”的结论， 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他还指出有几个重要因素是绝对不能 忽视的，如：走的什么样的路、打运动战、打粮、筹款、扩红、做群众工作、缺少地图 走错路等。
石仲泉以“走走党史”的理念为指导，几年来先后基本走过了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 的路线，实地考察，体验党史。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在《百年潮》上连载十余组文章 ，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波澜壮阔、气势雄浑的壮美画面，同时，作者围绕实际接触到的 一些问题，特别是存有异议的问题，作较深入的研究和挖掘，如：关于中央红军的转移 和中央苏区人民对长征的贡献、关于彝海结盟问题、关于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 关系等等。
概括起来看，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在平稳中扎实推进。既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选题重复，重述轻论，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 在简单叙述历史过程上，加上史料的匮乏，对某些历史事件深层原因缺乏应有的解释和 说明。我们相信，随着大量历史档案和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和出版，学者们通过深入 研究，不懈努力，会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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