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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大洋彼岸的世贸组织又在向中国招手了。据外电报道，在即将于今年四月初举行的中美会谈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是唯一的关键问题。而且美国有可能软化先前的强硬立场，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因此，1999年可能是中国久已盼望的入关年（考虑到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承续性，考虑到“入关”一词几乎已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用语，下文将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加入世贸组织统称为“入关”）。
但是，国内企业界对入关的热情却有所冷却。随着内需长期不振，而外资企业的攻势又日渐增长，国内企业普遍感到来自全球市场的压力，要求保护的呼声开始增强。正如打击走私活动取得的成效所表明的，一旦外国廉价商品涌入中国市场，那么国内企业将更难以在困境中脱身。
因此，这一场入关谈判仍然是艰难的。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后，面临着世界市场继续低迷动荡的形势，中国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位置，重新选择自己的长远发展战略。入关的具体条件固然重要，然而是否入关问题更重要，因为前者只涉及到短期经济活动条件，后者却是关乎中国长远发展战略的大事。进去固然不容易，出来恐怕就更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一轮入关谈判开始之交，更充分地思考一下入关的利弊，是十分必要的。
一、美国为什么急于与中国重开入关谈判？
这就要从什么是美国的战略说起。实际上，美国是个最讲究意识形态的国家。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推销它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全球化以及相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这既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系。凡是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政策、措施，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在中国，目前有一种声音，似乎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历史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恰恰是美国控制的舆论所最希望听到的。事实上，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是有意操纵的产物。从七十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战略武器推行全球化，宣扬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人类的福音。但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却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是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利，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机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1979年春天，保罗·沃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倘若他就任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的政策，是年十月，他即就任此职。此后，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保守主义革命。他们在国内大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则大力推销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顺利将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在国际间，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以消除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关贸总协定的一轮轮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从固定汇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到陷入严重债务危机，从发达国家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到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甚至连社会保障制度也因税源减少濒临崩溃边缘，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逐渐制造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全球化浪潮，难怪美国的右翼保守思想家爱德华也承认，“全球化竞争将人们投入绞肉机，破坏了社会的内聚力”，正使“马克思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断言重新成为现实。”这个浪潮的核心动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在各类全球化组织和协定的帮助下，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迫使各主权国家争相为它们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条件，最大限度地攫取着各国的资源和财富。因此，可以说，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化，是跨国公司化。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等机构则是推行全球化的得力工具。
但是，如此“造福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走到尽头。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全球化的破坏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纷纷陷入了深刻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被西方用变化多端的巧妙手腕榨干，成为“有控制的解体”过程的牺牲品。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八十年代美英成功地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膨胀，以致整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了萎靡不振之中，目前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纵虎伤人者必为虎伤。去年八月份，美国的著名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涉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长期资本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被人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美国长期资本基金的失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破产和全球化遭到的重挫。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9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博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而且此举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 月1日欧元启动，则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因此，可以说， 1998年是全球化遭受重创的一年，也是美国战略利益遭受重创的一年。而这正是美国在中国入关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美国希望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来为继续全球化进程打上一支强心剂。当全球化顺利进展的时候，加入关贸总协定似乎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中国也的确这样认为。因此，美国根本不担心中国会不考虑加入关贸总协定。相反，由于中国加入的心情迫切，美国可以悠哉悠哉地拿中国一把，逼迫中国作更大的让步，直接向美国开放市场，一举把中国全球化掉。但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转而加强基础建设扩大国内需求，使美国开始担心起中国是否会脱离全球化进程来。美国金融资本喉舌《华尔街日报》撰文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效仿实行资本管制和扩大内需战略的“中国模式”。美国政府一方面不得不称赞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则暗暗恼火并担心。因为美国实际上利用金融危机迫使东南亚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并大肆廉价收购东南亚资产，是危机中的赢家。这种结果正是所谓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经济有控制解体”的题中之义。从1997年中至今，中国政府在人民币问题上态度一直很坚决，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决心，受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与此相关，中国在入关问题上也不再那么热心。这些现象都让美国决策层感到不安，因此他们才会在重开入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从傲慢地拖延中国入关，到欠身要求中国入关。
二、入关对中国长远利益究竟意味着什么
十几年来，中国对待入关问题就如同对待改革开放，始终十分热情。而且在很多人眼里，入关就等同于开放，而不入关则等同于闭关自守。随着西方新闻媒介宣扬全球化的声浪日益高涨，国人入关的心情似乎也变得更为迫切，仿佛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即使企业界略有担忧，也被更强的紧迫感所替代，因为在企业界人士看来，入关是难以回避的，即使企业会受损失，这种损失也就象是阵痛一样，必须承受。可以说，前些年中国没能入关，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太苛刻，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让我们实在不好交代。至于入关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人们只是将入关作为一种既定方针来论证，因而并未充分考察其中潜伏的巨大风险。
我们应该认识到，入关不等于开放，不入关也不等于闭关自守。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只有符合中国富强的长远利益的事情，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改革开放的手段。任何与中国富强梦违背的事情，无论是不是潮流，我们都应该看一看，想一想，究竟符合谁的利益，究竟是哪家的潮流。
现在谁都懂得，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经济的本质则是弱肉强食。人人都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但强者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流行的法则是赢家通吃。这就意味着，加入竞争有可能成为强者，也可能被人吃掉，这要看竞争力量的对比而定。然而，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孙子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说，如果在竞争中不深谋远虑，不知己之所短，敌之所长，则无疑乃一介匹夫，必败无疑。入关就是整个中国敞开大门加入世界市场的竞争，这就需要我们仔细掂量中国将会面临哪些对手？中国与它们相比是弱还是强？这些对手都有哪些长处和短处？它们在采取什么战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入关是否会拆除我们的防御工事？我们能否在防御工事拆完以前变得象对手那么强大？中国只有这样考虑才能体现务实主义的态度。
东南亚金融风暴所到之处，小龙小虎们都遭了殃。但同样遭殃，受伤害的部位不同，恢复能力也不同。小龙们，其中特别是南朝鲜和台湾，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工业实力，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有可能重新恢复竞争力。但小虎们就惨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上都是出口加工基地，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它们的竞争力完全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只有当劳动力重新变得非常廉价，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水平幅度下降后，才能恢复竞争力。但这必然意味着政局不稳，社会长期动荡。回顾小龙们的发展史，我们惊奇地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战后长期的高度贸易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迫于冷战时期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南朝鲜和台湾，因此允许它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而单方面地向它们开放美国和西方市场，这种从政治出发给予的特殊优惠待遇，是关贸协定根本无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这就是为何关贸协定未能帮助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像南朝鲜、台湾一样成长为“小龙”，反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南北差距”正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我们所羡慕的南朝鲜、台湾的发展经验，并不是来自关贸协定体系和出口导向战略，而是来自新中国工业化成就给西方造成的强大压力。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南朝鲜和台湾扮演的特殊战略角色也走到尽头，南朝鲜之所以受到金融风暴的猛烈袭击，恰恰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承担单方面向其开放市场的义务，相反迫使南朝鲜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加速资本流动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使南朝鲜的尚不够强大的工业金融力量遭到重大打击，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从而引发了金融动荡。
亚洲地区的领头雁日本，更是在高度贸易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典范。二战以后，同样是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允许日本恢复国内重化工业的发展，向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利用朝鲜战争帮助日本恢复工业，同时则默认日本对本国市场进行高度保护，默认日本银行无担保地向六大财团发放贷款——即所谓裙带资本主义，默认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倾销。这样，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才超过了美国。如果没有冷战的话，按照美国战后初期治理目标的构想，日本的工业能力将被限制在维持日常用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将被拆毁，市场将被美国商品占领，日本将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后院。
这些摆在眼前的例子足以说明，象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弱国，还不能完全遵守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对强者来说，拆除弱者自我保护的篱笆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关贸总协定、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要害；对于弱者来说，建立自我保护的篱笆，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有限度地、渐进地开放篱笆，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容易形成共识。今天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入关，也体现了中国对此的担心。可能更不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在于，中国这道自我保护的篱笆还需要坚持多久？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可以拆除篱笆的时候了？或者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可以拆除篱笆了？如果不自行拆除篱笆，我们是否会被国际市场所拒绝？或者会被国际社会用推土机推倒？
最后两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事实上，旧中国曾在西方强迫下开放门户，参加西方主宰的贸易分工体系，而且有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和证券市场，但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无法成长起来，只能在跨国公司占领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解放后，尽管西方长期实行了封锁遏制政策，新中国不畏惧压力实行自力更生，依然在短短数十年内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二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关税一直比较高，也一直没有加入多边的关贸总协定，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不断增大。由此可见，即使不入关，我们也能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也不至于被国际市场所拒绝。毕竟世界还很大，美国不亮欧洲亮。何况美国也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不会让欧洲和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可以说，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因中国不入关而拒绝与中国做生意，虽然双边协定比多边协定麻烦一些，但是主动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总比任人摆布要强。
至于什么时候将篱笆拆到什么程度，这完全要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程度。可以说，国际竞争力最核心的标志是要形成象通用、丰田、西门子这样的大跨国公司，拥有高度的自主知识和技术产权，能在世界市场上左右局势，或能与其他大公司成鼎足之势。按此标准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显得太弱小了。虽然我们每年出口量不小，但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其中近40%是三资企业的出口额，而且增长最快的也是这部分出口额。但这种出口实际上是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车间的出口，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的组成部分，它无论于中国其他产业的相关发展，还是对于税收，或是对于引进技术，或是对于增加贸易顺差都所补不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出口数字，听任外国人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吹得晕晕乎乎，好象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国际竞争力了似的。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可以说，中国离大面积拆除篱笆的时候还远着呢。从历史上看，美国从英国手心里独立出来到可以与英国一决雌雄，曾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政策；日本从西方列强的缝隙中钻出来，经过了二战前的六、七十年和二战后的四十多年，至今仍受美国打压，没有完全出头。可见，中国崛起之路还很漫长，至少还需要一、二代人的不懈努力。
因此，从长远战略利益的角度上看，即使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入关，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关贸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的保护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的死缓期，我们不能肯定国内的冶金、机械、电子、高科技等行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抗衡西方的竞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为了获得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拥有这些重要的工业部门，这一点是十几年的有限保护期所无法确保的。事实上，在美国倡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有限保护条款还在不断地被削弱，正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战略行业和银行体系迅速落入跨国公司手中，贫富差距日益加深着社会两极分化，许多国家还因严重失业危机导致了社会动荡。当年美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承受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军事封锁围堵，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但是，却从未谴责先辈犯了“封闭自守”的历史错误。实际上，这正是美国建立强大工业的成功秘诀。成功以后，它又效仿起英国来，开始提倡“自由贸易”。一百多年来，旧中国曾完全融入过西方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但由于未能维护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饱尝了缺少重工业维护民族独立之苦；也有过不惧西方长期封锁遏制维护民族尊严，成功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的辉煌业绩，现在，曾不畏西方列强枪炮的光荣中华民族子孙，决不应为了获得有限的扩大外贸利益，去冒丧失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业实力的危险。
三、谨慎审视入关对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如果说，从长远来看是否入关值得认真考虑的话，那么入关是否能为我们带来看得见的近期效益呢。
如果两年以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经贸界人士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当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劲，出口额蒸蒸日上，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虽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那时，美国甚至一再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如果当时入关的话，至少可以免除美国的这一威胁，使中美贸易少受些干扰。
但是今天，情况有些不同了。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从今年一月份的统计数据看，损失的程度还将继续加大。虽然出口下降的相当大部分是因为全球需求萎缩，但不可否认，这里也包含着出口份额下降的因素。如果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则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压力将会缓解，逐渐被东南亚、拉美等对美贸易顺差所代替，中美贸易磨擦将逐渐减弱。这样一来，入关对解除美国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意义已经不大，而且随着世界各地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较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国今后越来越难以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必须更多转向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入关的弊端却会同时在几个方面上升。首先是可能大大加剧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就业和财政金融稳定的大事。当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非像一般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公有产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造成的，事实上，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迅速增长，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如果考虑存在着非常不平等的税负环境，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而且衡量增长的基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但从1993年经济一度泡沫化以后，国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有数千万知青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改革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来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 减亏面积达到59%。当时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同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南朝鲜、台湾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经验也是一致的。
但在1993年的经济过热中，由于没能全面地总结八十年代开放和保护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忽视了适当保护与计划的重要性，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于是，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80年代国有企业十年亏损的许多倍，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甚至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小的标志。仅从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与199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拖欠银行的不良债权也越积越多。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整个国有经济和银行体系都有被拖垮的风险。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长期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本来应该在九十年代发挥良好的效益。但是，由于各地盲目引进外资占领国内市场，当这些投资见效时却发现市场出路已被严重堵塞，于是，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国有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和偿还银行贷款，以前用于引进、改造设备的上万亿贷款，随时可能转化为触发银行体系危机的呆、坏帐，各类企业和居民的储蓄存款也会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各地盲目竞争竞相引进外资获得的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沉重的代价尚历历在目，倘若我们又急着入关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境况势必雪上加霜。
国有企业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兴衰成败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不仅无法消化，而且还会越积越重，成为经济运行中随时可能爆炸的隐患。还有，由于国有企业仍是城镇居民的就业主渠道，维系着数亿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来源，如果国有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则不仅难以消化迅速增长的新劳动人口，还会迫使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这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加深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局面。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了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了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160%。如果作为财政支柱的国有企业无法摆脱困境，那么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滑坡，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会失去工资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众多离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也会失去生活来源，我们甚至会重蹈俄罗斯盲目开放市场和推行私有化，最终导致全国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覆辙。更严峻的是，就在当前我国有大量的过剩设备、人力和资金的时候，我们却仍然把引进外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法宝，还特别以引进跨国公司为自豪，一方面在限制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却对外资企业的重复建设敞开大门，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是“洋重复”挤垮“土重复”，进一步阻塞国内资源的出路。不仅如此，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还将削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矫正经济比例失调和恢复均衡发展。实际上，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短缺，而是有大量过剩资本缺乏投资出路。我国银行体系吸纳了大量居民储蓄，却因众多行业的效益普遍不佳找不到投资出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迟早要转化为银行亏损和坏帐。而社会储蓄与产业投资之间失去平衡，必然引起乘数般扩大的连锁反应，加深当前的社会失业和生产过剩困难。当前，银行体系的数万亿资金需要可靠的投资机会，上千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每年至少1000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倘若没有类似80年代那样众多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那么，这些本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包括大量的闲置资金、工厂设备和劳动力，反而会成为触发经济危机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更有甚者，如果不能将银行体系所吸纳数万亿资金转化为投资，却将投资机会让给外国过剩资本，让外资携其强大的技术优势来占领中国市场，那么不但现有的银行呆坏帐很难消化，而且大量存款也将成为捏在银行手里的火球：贷款无法放出，而利息却还得继续支付，从而加重银行体系的风险。倘若上述状况无法获得纠正，国内剩余资金无法与剩余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国民经济势必将丧失持续均衡发展的机遇，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严重危机。
当然，受外资冲击的不仅是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也深受其苦。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兴衰影响城市稳定的话，乡镇企业的好坏则是关系到三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目前由于城市就业形势紧张，各单位纷纷辞退农民工，把城市的问题推向了农村，已经使农民的收入有所下降。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农村的购买力又如何能启动呢？
一位外经贸部发言人说，我们虽然没有入关，但已经在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一步步地减少关税，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在这位发言人看来，按入关的要求减少保护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可能只对外经贸部是好事，对于中国发展的全局则未必。显然，他可能没将降低关税、扩大引资与内需不振联系起来，未考虑到这些措施对民族工业的冲击，国内市场的严重生产过剩，各类企业大面积亏损，以及社会失业率上升等等。倘若我们不正确认识“保护与开放”的辩证关系，就入关谈入关，就国企谈国企，甚至以入关来解决国企困境，这无疑将是号错脉，吃错药，加重病情，危及生命。如果还没有入关，问题就这么严重的话，入了关就更不容易解决了。好在无论是降低关税，还是取消限制，主动权仍操在中国政府手里，问题还不大，无非是再作一些调整。如果入了关，那么我们就丧失了选择保护手段的主动权，事情就更麻烦了。从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发展外贸和引进外资，还是进行加入世贸组织和复关谈判，有必要使外经贸部更多地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问题。日本的通商产业省虽然主管对外贸易投资，但始终以保护和振兴日本工业为首要任务，其扶植日本产业的强大作用令西方人生畏。但是，我国的外经贸部专职负责扩大对外开放，却忽视了振兴中国民族工业重任。我国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考虑加强外经贸部同工业部门的协调，成立负责保护民族工业的跨部门高层机构。
近年来，亚洲、俄罗斯、拉美相继爆发金融危机，甚至有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大危机的症兆，倘若我国入关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过于紧密地卷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就会大大增加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程度。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有60%的上市公司称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旦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其冲击必然比亚洲金融危机还要大许多倍。1929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当年中国工厂的资本额就下降了46%，到1934年时竟然比1928年下降了85%，其遭受萧条打击程度远远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这充分说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弱者在竞争形势恶化时总是最先被市场所抛弃。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防范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我国也应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入关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在入关问题上所面临的选择具有普遍意义。国际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例莫过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于1986年入关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大幅度增长，出口额反而大幅度下降，导致出现了长期的贸易逆差。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前夕，墨西哥媒体追随美国媒体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三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贸易区的受益者是美国垄断资本，而受害者则是两国的工人、两国的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美国公司得以随意将工厂迁往墨西哥，威胁美国工人接受更低工资和苛刻的工作条件。由于美国工厂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美国工厂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人数，远少于墨西哥民族企业破产形成的失业人数。目前，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多。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从八十年代初的570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00多亿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连续爆发严重金融危机， 1998年墨西哥银行坏帐率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允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 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以清偿外债。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看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国家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因入关而强大起来的，相反，却往往都因入关而使国内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压，甚至干脆关门大吉，心甘情愿地做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从而使失业率高涨，社会矛盾激化。这正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四、关键是要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从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出发，入关不入关，什么时候入关，以何种形式入关，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怎样入关，都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向美国好好学习。美国的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们都非常懂得美国的长远利益所在，也懂得怎样在长远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增进眼前利益，他们始终把美国经济的主动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绝不容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才会如此防范中国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为此甚至不惜威胁、制裁盟国，使之放弃大笔的出口收入。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的确越来越密切，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越是联系密切，就越应该注意保护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如果我们在1997年以前就已经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话，即使我们的外汇储备再多一些，也很难敌得过国际金融炒家的联手袭击，难免不落入金融危机的陷阱。实际上，旧中国曾有一百年融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历史，有门类齐全的商品、证券、外汇、黄金市场，也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外国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曾经遍布中国大地，但是由于不能掌握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常常是不但没受国际经济交往之利，反而受国际联系紧密之害。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的喘息之机，民族私有工业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又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民族私有工业顿时陷入严重萧条之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又图谋独占中国市场，利用大量过剩商品和军火向中国进行倾销，1946年中国沿海22个城市中，有60%左右的民族私有企业停业破产。这充分说明，利用国际贸易投资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
在1992年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热潮中，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或惯性思维方式，未能辩证地正确总结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盲目强调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全球化宣传的诱惑，逐渐忽略了丧失发展民族经济自主权的危险，忽略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体现了“有保护渐进开放”原则，是开放和保护相结合的成功。而近年来出现的盲目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倾向，其实不是发扬而是抛弃了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违反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原则。倘若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利益缺乏认真思考，未经充分实践检验或改革试点，而依据主观意志或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行事，就可能给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造成重大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促使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作更冷静的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凡是事关重大的改革政策措施，不能单纯依据理论分析或领导意志，而必须经过改革试点的实践检验，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办法。正是因为我国采取了谨慎求实的态度，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经济改革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稍微疏忽大意或盲从西方的规范理论，都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导致社会灾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倘若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无论再严密的理论论证也不可靠，更何况，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具有很大欺骗性，是强国诱惑弱国敞开大门的战略武器。孙子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告诫不应在缺乏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进行事关生死的战争冒险，善战者应先求不败而后求胜。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扩大市场调节和企业自主权，还是开办经济特区和中外合资企业，都采取了先试点成功后再推广的谨慎办法。加入关贸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其潜在的风险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不仅涉及所有经济领域和各类企业，而且事关广大人民就业和社会稳定，一旦出现失误可能无法自己纠正，甚至危及社会基本制度和国家主权。对于这样事关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我们必须采取更为谨慎求实的态度，应该考虑先选择局部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通过改革试点进行长期的试验摸索，检验入关带来的一切开放和制度变化，是否能够促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倘若我们不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入关后就会处处受制于人。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订的规则，都是按资本主义强国的制度模式和利益需要设计的。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就随时可以寻找借口对我国进行干涉和制裁，威胁我国接受不符合国情的所谓“国际规范”，甚至试图颠覆我们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像对待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那样，剥夺其经济主权，强迫推行自杀性改革，以帮助跨国公司控制其工业和金融命脉。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出口导向战略渐渐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出口导向战略还有两个亚种，即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笼统地说，美、日、德以及南朝鲜、台湾，基本上是采取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美、东南亚、非洲，以及入关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采取了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是以民族工业为本，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出口附加价值较高的工业品占领世界市场。美国实施的就是这样一种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至今美国的进出口额仍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但无论其进出都对世界市场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则主要依靠外商投资，把出口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税收优惠政策或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以出口附加价值低的中低档产品为主。前者依靠民族资本，有独立发展的主动权，它首先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扩大，既不急于引进外资，又不急于扩大出口，而着重通过国内竞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然后再参与国际竞争。后者则主要依靠外国企业的资本和技术拉动一时的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为了扩大出口不惜出让国内市场和产业发展机会，成为外国的加工车间和产品倾销地，以丧失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短期利益。一旦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出口势必难以为继，因为外资企业随时都会迁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那时，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将只换得一片经济废墟，留下一堆贬值的货币和无法偿还的债务重负。这不仅是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组织，沦为跨国公司控制的贸易分工体系中的经济附庸，成为“南北差距”扩大牺牲品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奉行的本来是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一方面内需旺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出口不断增加，国际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但是以1992年以后的经济过热为标志，各地出现了盲目的开发区热和引进外资热，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逐渐受到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的诱惑和侵蚀。很多地方领导人不顾一切地引进外资，只图本地方的一时增长，很少考虑外资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这就形成了大规模与四小虎争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局面。这一方面加快了东南亚外贸形势的恶化，另一方面也使自己面临同样的风险：国内市场中高档市场受到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挤压，企业赢利性不断下降，内需萎靡不振，从而迫使我们进一步把全部赌注都压在廉价商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上，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度高达36%，远远超过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这并是一件好事，而且还恐怕正是国外企业不断预期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已受到依附型出口战略的影响，开始体会到身不由己的味道了。
这就把我们逼入了一个两难选择：或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采取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依靠振兴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扩大出口；或者人民币贬值，不由自主地加入竞相贬值的依附型出口导向国家的行列，为了增强向西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被迫放弃和出让更多的贸易利益。但是，无论从稳定大局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人民币贬值都是十分危险的选择。在全球金融隐患重重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还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如果加入由强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组织，被迫在几年或十几年的短期内放弃对国内工业的保护的话，那么入关就意味着只能选择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
应该说，中国只能选择自主型出口战略，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如果中国也象东南亚小国一样靠廉价劳动力挤入世界市场，则必然会极大地恶化廉价商品市场的竞争形势，不但把这些小国逼垮，自己也会落入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中。相反，如果中国选择自主型出口战略，则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全可以作为国内企业逐渐强大起来的坚强后盾，这是日本列岛发展过程中所不曾有的优势。采取这一战略，诸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如国有企业的解困，内需的扩大，工人的就业，产业升级换代，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建设，而最终则是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
统一的中央政府、大国优势、较高的技术和经济起点以及历史经验的积淀，这就是实施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可能性所在吧。不妨设想，这一战略可以具体化为“三道防线，一面出击”。第一道防线是采取充分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大关税、非关税壁垒的自觉性和力度，在跨国公司时代则要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第二道防线是周密地策划国内工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政策扶植和倾斜，利用后发优势缩短甚至跳过某些产业升级阶段，防止重要产业被外资直接占领或通过市场竞争挤垮；第三道防线是加强自主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力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一面出击，则是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以内养外，进占国际市场。
这里特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如何认识外国直接投资问题。我们认为，在打击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意义上，不受限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进口更具有威胁性，其中又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最为致命。如果说，进口的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控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威胁则更难以对付，倘若任其不受限制地占领有限的国内市场，就成了打入我国市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它们既具有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又享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更享受了中国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利用转移价格最大限度地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与这样的对手相比，即使是中国的大中型企业也显得势单力弱，几乎很难有获胜的希望。可以说，跨国公司及为它服务的各类国际组织，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实行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最大障碍。二战后日本、南朝鲜工业高速增长时期，都曾严格限制西方跨国公司的进入，否则其工业企业会被轻而易举地打垮和吞并，根本不会有成长为强大企业集团的辉煌业绩。解放前，西方跨国公司开设的企业曾遍布中国大地，广泛投资于航运、贸易、采矿、轻工、电力等行业，但是，一百年来严重遏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果不认清跨国公司的威胁，错把跨国公司当成亲善使者来欢迎，以为跨国公司真的是来帮助中国发展，那么很可能中国的前景就是巴西式、俄罗斯式、印尼式困境的混合，而中国老百姓在过了一段短暂的好日子之后，又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重新勒紧裤腰带，甚至重温旧中国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恶梦。因此，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必然要求逐渐加大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例如审批中严重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要求合资企业中的外方股份减少到49%以下，增加外资企业产品中的国产化程度，限制外资进入某些战略产业等等。
因此，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的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1992年以来盲目竞争引进外资的教训，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它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
进一步讲，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和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我国应考虑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重，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实行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倡导“有保护的渐进开放”，近期内暂缓考虑入关问题。
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谈判策略
国内国际条件的结合，有可能使今年的世贸谈判变得容易起来。但如果我们选择了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话，那么谈判策略就应该作重大调整，即一改以往我方步步退让的被动局面，而采取进攻性的主动姿态，提出对方难以接受的条件。这样，即使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们仍可以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不致于伤及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要害。加入不了，我们正好顺水推舟实施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
加入世贸是一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事，按照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原则，其意义恐怕至少不亚于修改宪法，因此，多一些思考，多一些谨慎，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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