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庐山文化的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试论论文,内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庐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笔者从帝王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园林建筑文化、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庐山文化的概念、范畴及其内涵。
[关键词]庐山 文化 内涵
庐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千百年来，积淀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庐山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是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庐山文化的研究，建立起比较系统、完整、科学的庐山文化的理论，对庐山文化进行现代重构与再造，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现实的召唤。本文试就庐山文化的概念、范畴及其内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庐山文化，顾名思义，为庐山地区有史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和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的总和。
庐山有史记载，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庐山文化，按《史记》推断，当发端于四千多年前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之夏代。但据古文化遗址发掘考察，分布在庐山南部黄山无私村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遗址则证实，庐山地区六千年前就存在人类的村落。庐山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二千多年，作为中国通史来看，时间不算很长，但作为名山文化史来看，它的厚重和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是不可漠视的。
时代的变更，社会的递嬗，往往会促进某种文化的诞生或繁盛。庐山文化正是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历史的久远形成了庐山文化丰厚扎实的根基；而圣人与平民足迹的纷至沓来，则形成了庐山文化特有的广博而深邃的内涵。
庐山文化属地域性文化。它不仅包括牯岭地区，包容庐山这座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山体；从一定意义上讲，庐山文化它理所当然地涵盖庐山周边地区。如研究陶渊明就必然涉及彭泽、九江、星子县等更大范围。
上下几千年，方圆上万里。庐山文化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更有庐山特定的包容量博大精深的大文化风范。按庐山文化的社会属性和功能类别分，笔者认为，至少应包罗帝王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园林建筑文化和旅游文化。笔者试就其内涵展开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帝王文化
庐山不象泰山那样带有明显的帝王“封禅”痕迹，但却更具传奇、浪漫色彩。历代帝王诸如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宋孝宗、明太祖、神宗、清圣祖、世宗等，或巡视登临，或翰墨点染，或敕封，或隐读，形成庐山独具的帝王文化现象。
夏禹称帝之前，在庐山周围成就了“禹疏九江”的一番大业。庐山至今在第一主峰大汉阳峰上，还留有禹王崖、禹王台等遗迹，并传有大禹治水纪功纪事的蝌蚪文摩崖勒石。
庐山民间广为流传的“秦始皇赶山”的故事，把庐山的形成与“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捏合在一起，歌功颂德乎？拟或其他。
大唐中兴时期，唐玄宗对庐山崇敬不已，敕封庐山为“九天使者”祈求庐山“九天使者”庇佑大唐江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南唐中主李璟即位前，在庐山南麓鹤鸣峰下的一处幽静之所筑台读书，潜心诗文。即帝位后，就书台旧址建开先寺，寓为“开国先兆”之意。
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于1707年春南游时，亲笔为开先寺僧超渊御书“秀峰寺”，自此开先寺经康熙皇帝御赐改名为秀峰寺。今在秀峰寺内，仍留有康熙帝临摹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所书写的江淹《登香炉峰》一诗的碑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六年敕建庐山御碑亭，编造一个“周颠仙人传”的故事，谓己受命于天，是百分之百的“真命天子”。清王士祯游东林天池记论此碑云：颠圣凡不足论，天意似欲为明主一表征应，以服众志耳。这句话说尽明太祖的欺人之心。朱元璋还意欲敕封庐山为“庐岳”，把庐山视为自己的帝业发祥之地。朱元璋与庐山的文化渊源，不正是历代帝王天命心理的一个真实缩影吗？无独有偶。明神宗为效法先祖，亦在庐山黄龙寺北山巅敕建“赐经亭”并亲自为赐经亭撰写碑文。
庐山的帝王文化值得思索的是，王朝代有更迭，帝业总有兴衰。“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惟庐山与庐山文化不朽。
二、隐逸文化
庐山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首推陶渊明。405年11月，四十一岁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任职仅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归隐田园，终身不再复仕，作《归去来兮辞》，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卒于故里，凡二十三年躬耕守穷，恬淡好古，洁身自保。陶渊明的隐居，不是“天下有道则化，无道则隐”；也不是隐居待时，待价而沽。他的归隐是继承了古代贤人隐士重正义尚气节的优良传统。在穷困潦倒的数十年的归隐生活中，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正是他归隐生活的切身体验，是心力之作。诗文中显露出其品格高雅，气节超然；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他还构筑了一个理想中的“桃花源”，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桃花源”正是陶渊明理想化的归隐之地，是他隐逸思想最高层次的文化指向。
陶以后，到庐山隐居读书的不乏其人。李白曾隐居庐山屏风叠，筑太白书堂。唐铨部员外郎箫存，因反对裴延龄弃官隐居庐山，住西林寺侧。北宋熙宁年间，哲学家周郭颐在莲花峰下筑濂溪书堂，一时“方圆几十里，读书之风盛行”。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内，有北宋学者、藏书家李常读书处，时以其字而名“公择山房”。
三、宗教文化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不断适应着不同时代经济发展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对宗教的探索曾经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
庐山的宗教文化，是伴随着庐山的文明和文化的发生而几乎同时产生的。三国时期，道教就涉足了庐山，董奉以医传道，“杏林”之名声披华夏。南朝的陆修静在庐山东南麓简寂观内研经授徒传道，遂使道教经书系统化，为后世编纂《道藏》奠定了基础。庐山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道藏宝地。
庐山的佛教起于东晋的慧永、慧远、达摩多罗。慧远在东林寺创净土宗，为佛教一派领袖，并远播东瀛，代表了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大趋势。由于慧远等高僧的苦心经营，庐山发展成为当时我国南方的佛教中心和译经基地。进入唐宋，庐山宗教出现了鼎盛局面。马祖道一传法禅宗，创构伽蓝，使庐山成为禅宗的重要佛场。1924年，太虚大法师曾在庐山大林寺主持召开过世界佛教组织代表大会，中、韩、日、英、法、德、芬兰等国派出佛教代表参加，揭开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页。
庐山的基督教则起于清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美国传教士海格思、俄国牧师尼娑、法国传教士樊体爱。之后，天主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相继传入庐山。
庐山的宗教文化历史，曾一度出现过释道互争雄长、各展所长；亦曾演绎过“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盛事美谈。至今流传在庐山民间的“虎溪三笑”典故足可窥其一斑。此外，八十年代在庐山金竹坪千佛寺附近发掘出的明代恭乾禅师墓塔，经考证，建于1618年，经幢与石塔浑为一体，独具风格。更令人称奇的是整座墓基造型竟为一“宝葫芦”形。“宝葫芦”原属道教崇尚的图腾，而恭乾禅师墓地竟选择如此图案造型，不能认为是一种巧合。笔者以为，这带有明显的“释道”互为渗透互相融通的痕迹。
至今，弹丸之地的庐山牯岭，容纳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喇嘛教等六教并存，这种宗教文化现象折射了庐山文化的兼容性，在中国的名山中为庐山所特有。
四、书院文化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瑰宝。庐山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唐李渤曾在庐山东麓隐居读书，蓄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渤任江州刺史，于其地建立台榭，遂以白鹿名洞。南唐升元四年（940）就遗址建学馆，时称白鹿洞国庠。宋初改名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赐国子监刊“九经”。皇祐五年孙琛于故址建学馆十间，榜曰“白鹿洞之书堂”。淳熙六年十月，朱熹知南康军后不久重新修建。朱熹重视书院建设，不仅修造房屋，充实设备，还对书院教育的教学目的、内容、训练纲目、学习秩序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亲自订立了《白鹿洞书院学规》，把世界观与政治要求、教育方向以及进行学习修养的途径都结合起来，强调讲明封建义理以修身是为学最根本的任务，力图纠正当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官学学风。这一学规是大学教育的楷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包含着一些实际的教学措施，它对后来的封建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书院大都仿效这套学规。
朱熹的教育思想是从其理学思想出发并为其服务的，理学思想是其从事教育活动的理论指导，而教育思想则是其哲学理想的具体运用。他把“学以变化气质”和“以明人伦为本”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白鹿青田各有宗，千年道脉遍西东。”朱熹的学说和白鹿洞教规不仅遍布国内，而且播及海外，其影响之大是孔子以外未曾有过的。至今，朱熹和白鹿洞书院在日本、韩国等地依然影响深远。日本岗山县井原市兴让馆，自1852年创办以来，始终把《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办学的基本教条，每天要求师生虔诚背诵。1988年以来，他们还多次派人来白鹿洞书院“谒祖”，并邀请白鹿洞书院学者访问兴让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新的友好篇章。
五、园林建筑文化
庐山园林文化与建筑文化密不可分。园林观照建筑，建筑依托园林。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的庐山园林建筑文化。在此，我们可远溯至唐代元和年间。元和十一年秋，江洲司马白乐天赞叹“匡庐奇秀甲天下山”。“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仰观山，俯听泉”；“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夹涧有古松老杉，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这分明是一幅绝妙的风景园林建筑图。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堪称中国最早的园林化建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李德立来到庐山。他深受西方“风景建筑学”派影响，在规划莲谷和长冲河两岸的“强行租借地”时，按照近代园林学先驱奥姆斯特德在美国芝加哥构筑的滨河郊区住宅村和河岸带状公园的样板，将沿河两岸的“租借地”规划成一个个的方块单元出租，并在长冲河中段两岸，设计了一个带状公园，林赛公园。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公园的雏形。林赛公园，处在具有英、美、法、德、日、瑞典、芬兰等二十多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群落的中央地带，长冲河水在草地和树木中蜿蜒穿行，河谷中叠垒着许许多多如磐的大石，河岸两旁栽植着古老的银杏、松柏、河柳、枫杨，绚丽多姿的玉兰、杜鹃、栀子、鸢子花次第开放，形成一个优美无比的空灵境地和共享空间。而散落在林赛公园周围万绿丛中的别墅，无论是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庭式，还是东洋式，均显得自然和谐，色彩悦目。庐山别墅的色彩，主要受到美国早期现代建筑派和德国表现派的影响，运用强烈的鲜明对比手法，绿檐蓝柱，石墙红瓦，创造出富有活力与流动感的艺术效果。至今，庐山保存完好的近千栋别墅，依然显示着英美文化和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相融汇的巨大魅力。
1986年，世界著名的日本建筑设计大师黑川纪章在考察庐山之后，发出这样的赞叹：“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处象庐山这样的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历史文化并存的世界名胜。”
六、旅游文化
庐山是中国开发最早的风景旅游地区之一。悠悠岁月中，下至帝王，下至平民、僧侣的纷至沓来，孕育出无与伦比的庐山旅游文化的精粹“山水田园诗”、“山水画”、“纪游文学”，并由此衍生出众多的碑刻、摩崖、楹联和遍布山体的文化遗址遗存。庐山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田园诗、山水文学和纪游文学的摇篮和策源地。
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大思想家陶渊明笔下，描绘了庐山清奇秀丽的田园风光，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风，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崭新的境界。南朝是我国山水诗的形成时期，谢灵运则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祖。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歌，庐山山水的自然美，清新淳朴，独秀其中。陶谢及其以后，历代近1500名诗人记述庐山山水之胜的4000余首诗词歌赋，为庐山积淀了丰厚的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文化宝藏。
中国的山水画与庐山渊源颇深。东晋时杰出的绘画理论家和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山水画家的顾恺之，寄情庐山山水，迁想妙得，以形写神，以庐山为题材创作的意境高远的绘画，使庐山成为中国山水画的发祥地之一。南朝著名画家、绘画理论家兼著名佛学家宗炳，更因庐山而就其大名。宗炳绘画理论的思想基础始终与庐山东林寺名僧净土宗始祖释慧远相一致。他将山水画创作归于“神思”，这种对情致和意境创造的领略，无疑和后世追求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五代时期的代表人物荆浩，畅游庐山，深入自然，创作的《匡庐图》巨轴，表现了庐山巍峨山峰及山麓幽居景象，笔墨皴法，全景式构图，高远平远深远兼具。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沈周的著名代表作《庐山高图》，是为其诗文老师陈宽祝寿而作，在繁密笔墨中展现了想象中庐山的俊伟诡特，开创了以山水画象征人品的表现手法。
庐山的游记文学，代表了中国纪游文学的发展趋势。我国最早的庐山纪游文章当数东晋时慧远所作。他从雁门烦楼来到庐山，创作了著名的《庐山略记》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游览之后，喟然叹曰：“宇宙虽遐，古今一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谁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与游记作家徐宏祖所作的《徐霞客游记》，为我国日记体游记代表作，徐霞客在游记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庐山山水胜景，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近代大文人、大学者胡适博士，从美国西雅图登轮回国不久，即于1928年4月与友人同游庐山。他在《庐山游记》中这样写道，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胡博士的“三大趋势”说，至今为庐山人所津津乐道。历代以来众多的庐山游记文章，那奇山胜水，那美文佳句，将庐山的“神圣、神奇、神秘”尽然收入文中，为中国记游文学和旅游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功不可没的巨大影响。
收稿日期：1996-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