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的多维比较研究--来自微观总和的证据_中国制造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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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借经济全球化之风，凭借低成本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工业增加值实现从1990年的6858亿元到2012年的199671亿元，约增长了28倍。与此同时，作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加工贸易，其贸易出口额从1990年的254.2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8626.77亿美元，增长了32倍，为我国贸易顺差的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期间，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出口贸易总量也随之激增，到2012年，中国出口总额高达20489.4亿美元，超越美国，跃居世界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中心”，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

      然而，在展望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加工中心”，但并非“世界制造强国”。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依然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因为他们掌控着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环节，而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主要承接的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环节，在分工中并未占据有利地位，只能通过参与分工，赚取微薄的利润，利润创造能力有限。即使国内一些高科技行业的出口表现在统计上极其亮眼，但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比较优势。因为这些高科技行业的出口主体是外企，所创造的利润难以留存在国内，只是由产品内分工所导致的一种统计假象而已[1]，国内并未真正实现产业的有效升级，利润创造的困境可能依然存在。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到底是怎样的，只有了解了这个前提，我们才有可能谈如何升级的问题。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我们发现直接对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的系统性研究还较为少见，大多是从贸易分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如刘建江、杨细珍(2011)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分析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依靠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分工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而中国由于承担的是低附加值环节，在中美贸易中获利甚微[2]。陈继勇，刘威(2008)[3]，Dean(2011)[4]等也持类似的观点，并认为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下，以附加值计算的中国企业的实际收益要大大小于其他经济体企业，特别是外企。此外，由于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难以真实反映双边贸易利益分配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还试图以某一产品为研究对象，来分析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如徐美娜(2011)等对笔记本电脑[5]、Kenneth L.Kraemer(2011)[6]，刑予青、Neal Detert(2011)[7]等对ipad或iphone为例进行价值链分割的跨国成本收益分析，发现中国出口创造利润极低，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确实存在着困境。可以说，上述文献对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并未对利润创造能力进行系统性的量化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梁运文、芮明杰(2013)利用OEC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首次对我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进行了系统性的多指标量化分析，并认为在中国制造业中，能形成“垂直专业化→价值增值能力→产品盈利能力→总资产获利能力”全过程良性循环的行业并不多见，较多制造行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利润创造能力停滞、递减甚至被全面侵蚀的趋势，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8]。然而，他们并没有进一步分析不同区位间、不同企业性质间(如国企、外企、私企等)的产业利润创造能力的差异。因此，本文尝试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对此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期对现有文献做一有益补充。

      二、指标设计、数据来源及相关处理

      (一)利润创造能力衡量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参考梁运文、芮明杰(2013)的研究，并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特征做相应调整后，设计如下指标：

      1.价值增值能力，价值增值能力是一国产业竞争力的本质体现，反映的是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实体模块”中的创新与生产力水平，是产业利润的基础与源泉。从定义来看，价值增值指的是产品价值与外购的原材料、能源等中间投入之间的差额，能集中反映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获利情况。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原材料购买、成本控制、技术水平等因素上的差异，必然会影响价值增值能力的高低。在指标设计上，我们根据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的特征，选用数据库中的工业增加值、工资总额、增值税与工业总产值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该数据是微观调查数据，我们为了研究行业整体的特征，将其进行加总研究。其中，i代表第i个行业，j代表第i行业的j企业，VVA代表工业增加值，W代表应付工资，ZZS代表应交增值税，TI代表工业总产值，VAR代表产业的价值增值率。

      2.产品盈利能力，一个企业盈利能力的大小，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产品销售利润率的高低，利润率越高，企业盈利能力就越强，这也是实现产业利润的手段和保证。一般来说，一个产品的生产工艺越复杂、内涵技术水平越高、专利性越强，它的产品盈利能力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本文中，我们选择营业利润率来衡量行业的产品盈利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代表第i个行业，j代表第i行业的j企业，PM代表第i产业的营业利润率，TP代表利润总额，MS代表产品销售收入。

      3.资产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能够从总体上反映企业的投资效果，对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来说都是重要的财务信息，处于利润创造能力的第三层次[8]。在本文中，我们选用总资产贡献率来作为评价资产获利能力的指标，该指标能够较全面反映该产业资产的获利能力，是评价和考核资产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代表第i个行业，j代表第i行业的j企业，ACR代表第i产业的总资产贡献率，LSZE代表利税总额，LXZC代表利息支出，TA代表资产总计。

      (二)数据来源及相关处理

      1.数据来源。相关统计数据的获取性，是导致区位间、行业间利润创造能力研究匮乏的重要原因。本文为能获得相关的数据支撑，选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进行微观加总研究，研究样本范围为1998-2007年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9]。由于该数据库是最全面的企业统计数据库，其样本占据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绝大部分比例。所以说，在该基础进行行业加总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①。

      2.行业分类及区位选择。为便于与梁运文(2013)等的研究进行对照分析，其产业划分方法参考他们的做法，并根据数据库资源作一定的调整，以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具体研究对象包括：煤炭采选和洗选业(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7)，金属矿采选业(8+9)，非金属矿采选业(10)，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13+14+15+16)、纺织业(17)，纺织服装鞋帽皮革及其制品制造业(18+19)、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20+21)、造纸印刷及文体制造业(22+23+24)、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5)，化学原料及化学纤维制造业(26+28)、非金属矿物制造业(3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34)、金属制品业(34)、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35+3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9)、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4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41)、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42)、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45)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6)，共23个产业级研究对象②。在下文，我们用1到23的数字来分别表示这23个行业。

      在研究区位选取上，由于西藏自治区的统计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我们将其删去，最终研究区位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30个省、区或直辖市。

      

      由于本文尝试挖掘由不同企业性质构成的行业利润创造能力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根据数据库资源，将其划分为国企，集体，混合，港澳台，外企，私企六种类型，并对这六种类型企业构成的行业利润创造能力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3.行业数据处理。由于本文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的行业加总研究，为更好地看出行业统计特征，本文暂不考虑跨期的动态变动，仅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分行业加总处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进一步增大行业的微观样本量，剔除周期波动的影响，进而获得一个更为准确的行业统计结果。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利润创造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的相关处理。我们期望通过对该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能够挖掘出具有差异化生产经营特征的异质企业之间的一些有关利润创造能力的规律。

      三、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的比较分析

      (一)总体平均水平及其统计分布特征

      表1中价值增值率(VAR)、销售利润率(PM)和总资产贡献率(ACR)是根据现有数据库资源进行行业分类加总得到的。为与梁运文(2013)等的研究相对照，表1还包括行业垂直专业水平VSS的平均值，该值的计算是参考王中华(2013)在国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10]，运用黑田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并对各行业的VSS值进行了简单加总平均处理③。在本文中，我们按每个指标均值大小排序：位于1-7位的为“高水平”，8-16位的为“中水平”，17-23位的为“低水平”，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1.垂直专业化总体平均水平的统计分布特征。由表1可知，只有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纤维制造业这七个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处于高垂直专业化水平。而煤炭采选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具有典型垄断特征的行业，出于国家资源安全问题，一般的垂直专业化水平都较低④。国内竞争激烈的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则由于行业特性，难以进行产品分割，因此分工水平也处于低位，其他行业的分工水平均处于中等位置。

      2.利润创造能力指标的比较分析。由表1统计结果可知，只有煤炭采选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这四个具有明显矿产资源垄断性质行业的利润创造能力指标(VAR，PM和ACR指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即VAR，PM和ACR三个指标均位于所有细分行业的前五位，而VSS排名则处于中低位。如果按照梁运文(2013)等的研究思路，从数据上来看，这四个行业实现了所谓的“价值增值到产品盈利再到资产获利”的情形，利润创造能力取得了良好循环，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只是由行业垄断地位所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所导致的，其自身的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并不见得比从事其他行业的企业要好，甚至更差，更是容易滋生腐败的行业。

      纺织业的利润创造能力则是所有竞争性行业中最差的，其VAR，PM和ACR指标均处于低水平，而纺织服装鞋帽皮革及其制品制造业受其中上游行业，即纺织业的影响，其PM和ACR指标仅略好于纺织业。这说明纺织业低技术、低标准的发展，限制了其下游行业，即纺织服装鞋帽皮革及其制品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的整体提升，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何我国拥有众多纺织制造商，但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国际驰名的纺织品牌。

      在VSS程度较高的几个行业中，只有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的三大指标均处于中高地位，实现了所谓的“价值增值到产品盈利再到资产获利”的情形。虽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的VAR和PM的指标处于中等水平，但ACR指标较低，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VAR指标则处于较低水平，这也与我国现实相吻合⑤。

      

      

      其他行业，如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体制造业与非金属矿物制造业这三大产业的VSS、VAR、PM和ACR指标均处于中等水平，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呈现低中高的水平，这可能与该行业的特性有关。具有垄断性质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均呈现高、低、低的情形，这说明从事这两大行业的企业由于其垄断地位，保证了其高价值增值的能力，但在产品盈利和资产盈利能力方面则显得较弱，而另一具有垄断特征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表现则更差，三大指标均处于低位。化学原料及化学纤维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的三大利润创造能力均处于中低水平，而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体制造业与非金属矿物制造业这三大产业的VSS、VAR、PM和ACR指标均则处于中等水平。

      从具体研究结果来看，与梁运文(2013)等测算的行业结果还是具有较大差异的，这与二者研究对象、数据库选取与计算方法处理方面有关。重要的是，通过本文的测算，我们得到与梁运文(2013)等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即除部分垄断行业外，中国大部分制造行业的利润创造能力均存在一定的困境，如何提升制造业的利润创造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

      (二)分区域、分行业利润创造能力的异同分析

      在梁运文(2013)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对中国分区域、分行业的利润创造能力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受篇幅所限，仅列出细分行业区域利润创造能力差异的总体统计分布情况，统计结果见表2⑥。

      由表2可知，中国细分行业利润创造能力的区域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是从三大指标本身来看，无论哪个行业，其PM均值均小于VAR和ACR的均值水平，这说明在三大利润指标体系中，我国制造业的产品盈利能力最差。行业内产品相似度高、创新不足、技术落后以及供过于求等因素，是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盈利能力差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三大利润创造指标体系中，均存在着负值。首先，我们来看VAR指标，发现除云南、湖北、福建、吉林四省的燃气生产及供应业和内蒙古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制造业的VAR指标为负，其他省份的各行业的VAR均为正⑦，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内，中国国内绝大多数行业在实现产业价值增值方面的问题不大，只是行业区域价值增值能力的大小有所差异。

      三是从ACR指标来看，发现只有海南的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宁夏的电子通信，内蒙古的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为负外，与VAR指标存在类似的情形。

      四是从PM指标来看，发现除金属矿采选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纤维制造业这三个行业外，其他行业的PM值都有为负的情形，目前国内供大于求的市场状况可能是造成价值增值难以转化为销售利润的重要原因，这也再次验证了前文的结论，即中国制造业的产品盈利能力问题十分严峻。

      五是从行业的区域波动来看，只有煤炭采选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这五个行业的利润创造能力指标的方差较大。一般来讲，方差越大，说明各区域之间利润创造能力的差别就越大。但是，这五个行业都是属于低分工水平的资源开采与生产行业，这类行业的利润创造能力与各区域资源分布状况密切相关的⑧。如煤炭采选和洗选业最大的VAR指标是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取得的，而最小的VAR指标则是在矿产资源匮乏的广东省取得的。因此，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是造成这几个行业利润创造能力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虽然具有高垂直专业化水平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的利润创造能力指标的方差波动并没有超过总体的方差变动，但相对其他行业来说，方差波动还是较大，且ACR的方差波动小于PM，PM的方差波动又小于VAR。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各区域分工水平的差异，对该行业VAR和PM的影响较大，尤其是VAR指标，但对ACR指标的影响则较弱；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各区域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由于主要从事的是加工贸易环节，获得国外的技术溢出效应有限，产业并没有实现良好的升级，进而导致该行业的资产盈利能力水平提升有限。

      (三)不同企业性质间的行业

      本文除对分区域、分行业进行利润创造能力体系的分析外，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对由不同企业性质组成的行业进行了相关的对比研究，表3即是对区分不同企业性质后的行业利润创造能力的整体性统计描述。

      1.行业整体波动比较。由表3可知，在区分企业性质后，VAR、PM与ACR指标体系存在两大特点：一是从利润波动大小来看，VAR指标的波动高于PM，PM指标的波动又高于ACR，二是从均值角度来看，VAR指标均值高于PM，而PM的均值又高于ACR，这是与之前分析有所差异的地方。

      

      2.区分企业性质后的细分行业比较。在分析细分行业时，由于一些行业在加总过程缺失部分关键变量，我们对这种涉及缺失关键变量的行业进行了简单删除操作，以保证分析准确性。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些行业的VAR、PM和ACR的取值出现较为异常的取值，进而造成指标体系的大幅波动，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行业加总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同时，考虑到中国各行业的实际情形，我们认为国内行业的三大利润创造能力不是很强，一般应介于-100到100之间。因此，在经过上述处理过程后，我们得到表4的统计分析结果，表5则是对表4的进一步概括，以更好地看出各企业类型在利润创造能力体系中的表现。

      

      

      

      

      由表5可知，在23个行业的VAR指标最大值上，私企占据了17个，这说明私企在控制成本，实现产品价值增值能力方面能够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做的更好，尤其是黑龙江、重庆两地表现较为突出，在这17个最大值中，各占据3个，展现了良好的老工业基地的实力。但私企同样具有天然的弱小性，在技术研发、融资渠道、政策支持等方面无法与国企等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因此，在行业最小的VAR取值上，私企也占据了8个，但这些最小值绝大部分位于我国的偏远地区，区位因素对私企VAR指标的影响可能较大⑨。

      在23个行业的PM指标最大值上，外企表现最为抢眼，占据了9个，体现了良好的产品盈利能力，这与外企的高技术水平以及专利权等因素息息相关，国外产品在国内的热销也恰好说明这一点。反观国企，在PM指标上表现则最差，不仅23个行业的PM最大值，没有一个是由国企获得的，而且在PM最小值方面，国企占据10个，远超其他类型企业的个数，这说明国企由于在资源获取、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导致在新技术、新产品上的研发动力不足，在产品种类和质量上难以与其他类型企业进行竞争，而国内各省市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问题则进一步影响产品盈利能力，最终导致国企的产品盈利能力表现最差。

      在23个行业的ACR指标最大值上，私企和集体企业表现较好，共占据18个，体现了较好的资产盈利能力，而在ACR指标最小值上，仍然是国企表现最差，占据10个。特别是，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还发现在辽宁、江苏、山东、广州、新疆的中石油、中石化掌控的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出现利息为负的现象，体现了这两大国企“不差钱”的垄断地位，而这种“不差钱”的垄断地位正是滋生腐败的根源。近几年，两大系统的腐败案也正验证了这一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以下几点事实：

      第一，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利润创造能力的困境，产品内分工也并没有很好地帮助我们实现“由价值增值到产品盈利再到资产获利”的产业发展目标，部分行业利润创造能力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

      第二，在三大利润创造指标体系中，中国制造业的产品盈利能力最差。创新不足、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旺等因素，是导致我国制造业难以实现由价值增值能力向产品盈利能力转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考虑到企业异质性之后，我们发现国企在产品盈利能力和资产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现最差，位处偏远地区的私企在价值增值能力方面的表现最差，但非偏远地区的私企在价值增值能力和资产盈利能力方面表现得最好，尤其是在老工业基地的私企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可见，区位因素可能是影响私企价值增值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外企则由于掌握高超的生产技术、专利权等核心要素，进而保证产品市场需求的旺盛，因此，在产品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现最好。

      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要想走出利润创造的困境，就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充分协调使用好各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各地的产业优势；二是加大研发力度，特别是行业上游的技术水平。因为，上游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将能有效提升中、下游产业的利润创造能力；三是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民共进”政策，都有助于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但支持的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产品需求前景较好的“民进”，尤其是要关注位于老工业基地的私企，因为他们可能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反对的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民进”。如何开发新产品，提升国内市场需求，是当今提升行业产品盈利能力的关键所在，而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企业向外企不断地学习。

      ①虽然微观加总会产生一些统计上的问题，但经过一些相关技术处理后，应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后有相应数据库可以支撑本研究，则可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结论。

      ②括号内数字为相应的产业代码。

      ③VSS是用来衡量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为尽可能地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相吻合，我们选用了王中华(2013)的计算结果，因为该研究包含了本文所涉及的每个行业的各期VSS，便于我们求行业VSS的平均值。

      ④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除外，因该行业需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专利设备等。

      ⑤在国际分工中，主要承担的是简单加工环节，价值增值能力有限。

      ⑥在统计分析时，我们删除一些缺失值以及一些不符合财务数据的行业值，如总产出小于销售收入，利润大于收入等。

      ⑦这与各省资源分布与配套设施建设等因素有关，如燃气生产及供应业的燃气资源储量、分布以及输送管道建设滞后等问题将严重影响其VAR指标，2008年，云南省仍约有三分之一的燃气需求要由四川供应。

      ⑧我们取行业总体的三个指标方差之和为标准，超出标准的，认为是波动较大的。

      ⑨这八个最低值位于贵州，海南，内蒙，山西，云南，湖南，福建七个地方。其中，贵州占据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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