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现代化进程及发展理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进程论文,理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正好相当于今天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换言之，如果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就等于将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总量翻一番。中国在传统文化上又是与现在的发达国家的传统西方文化异质性最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非经济因素的构成和作用方面与既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将具有极大的差异，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就必将创造出与西方现代化异质性最大的模式。而且，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成为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有序地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典型。
中国的份量、中国的发展规模、中国现代化所牵动的历史深度和影响的广度以及各方面的典型性，使之成为当今世界瞩目的发展中心，更成为发展研究的聚集点。作为中国的发展研究和发展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研究自然更具有责无旁贷的特殊使命。
回顾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总结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探索成果，我们取得了以下十点认识。
第一、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过程 它的先导可追溯到“大十六世纪”，至今已有500年历程； 而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正式启动则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至今已近240年历史。 现在仅有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二的陆地堪称为现代化世界，即发达国家。其他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人口仍处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今日世界各国的发展呈现出全球一体化和两极化同时强化的现象。这是矛盾的统一，即全球化过程中的两极化。而其效应也是二重的：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新技术的传播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总体上将加快全球现代化的速度，当今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近5000 美元；一方面将使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即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1820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个人收入比为3∶1，193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97年为727∶1，（注：《二十世纪人类生活面面观》，见《美国时代周刊》1999年12月至2000年2月特刊文章。 ）落后一极的国家及其人民处境更为尴尬。在各国发展不平衡、差距不断拉大的前提下，强求不同水平的选手在同一起跑线上一律按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竞赛，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在谈论全球化时，首先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强调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尤其处于发展前列的发达国家更有反哺前殖民地落后国家的道义责任。例如，世界前200名富翁的资产总和，已逾全世界个人收入总和的41%； 如果这200人每年拿出他们财富的1%（70～80亿美元），那么全世界适龄儿童就都有机会上小学了。真可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何不为呢？
第二、从发展内容看，发展的整体及其组成要素都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而推动这一发展的首先是科技的进步 从最基本的工业动力和原材料看，工业革命刚启动的18、19世纪之交，是煤和铁的晨曦；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便成为电力和钢花耀眼的时代；而现在当我们告别20世纪，进入21世纪，迎接新千禧年之际，突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核能和芯片的巨大能量与人类智慧的辉煌。
在现代化发展的前200年， 以机器代替肢体劳动是现代化的最突出体现，现代化即等同于工业化。随着现代化的横向展开，人们对经济、社会、人文各方面的要素及其相关关系进行了日益具体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前面提到过的国际上颇具代表性的英克尔斯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如果用这个以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参照指标体系来衡量，那么当今相当于世界银行所划分的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便都已达到了这个现代化的指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大约占当今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实际上，这其中一半国家和地区至今仍被联合国划分为，或被其当局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体现了发展的客观内容和评判的主客观标准都在相应变化，即具有动态性，而非刻板的。
第三、现代化概念的复合性 前面已经讲了，现代化开始以来，人们长期把它等同于工业化。而实际上现代化所引起的却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因而人们对现代化观念内涵的认识也愈来愈丰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便导致了发展研究中体现现代化推进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和不断丰富。
如中国长期以来也是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了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和现代国防（简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至今仍为现行的中国宪法所确认。用哲学的语言来评价这种认识可以说就是从个别（工业化）上升到特殊（四个现代化）。而专门的发展理论的学术研究对现代化的概念内涵则已形成了包括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的复合多元概念，即由特殊进而上升到了一般。在更具体的应用研究中参考和吸取国际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作法，自1987年起开始运用16个发展指标对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120 多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接着，一方面从全国范围选择37个重要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动态比较；同时，选择47个代表性的重要指标对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1995年以32个指标对全国211 个地级以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了综合评价，又用50多项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对世界85个特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了国际比较。现在中国已建立了不同范围、不同部门的综合的或专门的各种切合实际、可信度高、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由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社会分配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60多个指标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由24项社会保障指标组成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等。还有如贫困指标体系、预警指标体系等等。（注：参见朱庆芳《衡量社会进步的新尺：社会指标》，载《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在国际上，各种发展指标体系拓展更为深广，如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就包括有500多个指标。（注：世界银行：《1998／9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这些日益精密的指标体系的出现，充分展示了现代化丰富的复合内涵和社会学对现代化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实证量化分析的操作性特征。
以上三点是现代化的概念的全球性、动态性和复合性的体现。
第四、发展是硬道理 这是邓小平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论，可以说是发展理论的第一命题。
回顾世界现代化发展史，英国在19世纪中叶，其所以能躲过恩格斯在《英国工业阶级状况》中所预言的那场由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而导致的几乎不可避免的阶级战争，正得益于其先发展优势。利用从殖民地和其他后发展国家攫取的财富和暴利及时地缓解了对本国产业无产阶级的压榨和矛盾，从而把这种激烈的冲突转移到了相对后发展的欧洲大陆，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美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地位节节上升，能够把在20世纪80年代输给日本的发展速度在1990年代重新夺回。正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辽阔的幅员、丰富的资源和吸引人才的制度优势；在两次大战中其本土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反而成了全球供应和发展的大后方；并以逐步领先的人才和科技优势，走在产业升级的最前头；在原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后更成为唯一超级大国。
中国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更为深刻。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得出的痛苦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共和国成立后，从1956年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的最大教训就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了共和国开国初期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使中国错失发展良机，使人民饱受斗争之乱、贫困之苦。1978年以来20多年，中国及其12亿民众得以一天天富强，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自然的挑战和压力的考验，能够实现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就是因为紧紧把握住了这个硬道理没放，使中国值此世纪之交、千禧之交在全球发展格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第五、各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由于各国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固有基础、内部结构、社会制度、发展机遇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发展前提和发展要素配置的差异，决定了各国不可能形成或采取同一发展模式。事实证明，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化都会创造出与别国不同的发展模式。但在这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又都寓有发展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特征。这就是发展的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发展的共性寓于各有差异、各具特色的各国的具体发展模式之中。全球现代化自18世纪60年代启动以来，发展理论家们先是在19世纪瞩目于以英国为典型的欧化模式；继而在20世纪又推出了以美国为代表包括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在内的西化模式；在20世纪末期，随着从日本经“四小龙”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国际发展学界又有人提出了“当今的现代化就是东方化”的说法，即东方发展模式。
应该指出上述几种类型的模式各有千秋，即都体现了现代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和要素，同时也都具有自己时代的、文化的具体选择的局限性。因此，无论哪一种都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但又都不能全盘照搬照抄。拿中国来说，“全盘西化”的口号和国粹文化的主张都引起过而且都有过相当的社会反响；但全盘西化的事实从来没有出现，复古倒退更是屡屡失败。世界上的成功模式有多种，而各国创造自己的具体成功模式的最好途径就是体现发展的个性与共性统一的探索：从本国国情出发，取各国之长，走自己的路。
第六、现代化各发展要素的推进过程是不平衡与平衡的统一，即发展的异步性与同步性的统一从各国现代化发展启动的历史事实看，我们没有看到发展的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条件同时到位之后，齐头并进的先例。相反，往往是某一方面，某一要素首先突破（在先发展国家往往是科技，在后发展国家往往是政治或文化），继而连动其他要素的发展，但这样又往往带来发展的不平衡或脱节的现象。因此，后发展国家及其理想主义的发展的先驱者，常常预设出一幅全面协调发展的蓝图，以避免不协调现象的出现。而实际的发展，却是首先把这种幻想打破，通过不平衡的推进，在发展中求得协调和平衡。没有初期的不平衡、不协调，就没有成熟期的协调和平衡。如中国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推进的历史从地域上，就是由沿海——沿江——内陆；由东部——中部——西部；由口岸城市而内陆城市；由城市而集镇而农村梯次推进的。从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要素看，各个时期突出的方面也不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为新式军事器物发展的开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则是政治和文化变革推进的重要标志。从社会阶级阶层看，现代化的推进的不平衡体现在由于现代化的推进引起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激烈阶级斗争上。上述这三类不平衡又常常是叠加出现的。共和国成立后曾力求各地区、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建立起了“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平均分配体制。但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平均主义发展观，却大大制约了发展的步伐，造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这种强求平衡的格局，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一部分人优先得到发展和获益，形成了一个个环环相扣的“龙”形发展战略，大大加快了发展速度。
第七、改革和发展的渐进和激进方式取决于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承受力 现代化首先是生产力的革命，从而带来了整体性社会变革，是质的变化。这场革命要牵动整个世界和各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同时现代化又是一个新的建设积累过程，需要相当长期的稳定发展才能矗立起来。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深刻革命，其深刻性并不等同于表面的激烈，真正深刻的社会变革成功于沉稳的艰苦建设中。所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否取得切实的长足的发展，便取决于该国能否从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的革命顺利转向持续的稳定发展。不过，这首先并不取决于主持者的主观愿望，更根本地取决于该国的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
因此改革和发展究竟是渐进还是激进，谁更优越，不能抽象地一概而论，而要做具体分析。西方和东方现代化最先成功的国家英国和日本，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中，都维持了国内的相对稳定和政治的承续性，没有经过大规模全国性的激烈战争。它们用兵主要是对外掠夺，虽然二战中本土都受到轰炸，但都是短暂的，都获得了两个多世纪的长足发展。法国经过了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著名的拿破仑战争，美国进行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及向西部扩张的用兵；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两度成为战场，但这些战争为时都不长，并在战后乘势进行了快速发展。尤其美国在两次大战中，远离战场，作为世界战争的战略大后方，反而得到乘机跃升为世界头号强国。日本在二战后的恢复性发展过程中更受益于近邻东亚两个半岛（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接连进行的战争。这些国家和平发展时期都在数百年以上。中国自19世纪中叶被动地以防御性现代化开始发展以来，外患内忧连绵持续达一个多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日本的侵略战争，国内的农民造反、军阀战争和革命战争，入侵列强国家之多、战争之频繁、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赔款之巨、国内外战争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战争祸害人口之众、国土之广都是举世无二的。其间的断断续续的低度发展也不时遭到破坏，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难得的好开局，又人为地扭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内耗，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汲取历史的教训，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行了20多年持续发展，才基本摆脱了贫困状态，但至今仍仅仅处于国际发展行列的中下等水平。
那么，是否只要能和平安稳就得以顺利发展呢？看看印度就知道了。印度自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渐以来，便逐步沦为西方殖民地。印度人民有过些微的反抗，但远不像中国那样进行长期激烈的反侵略战争，而是奉行著名的甘地和平主义。二次大战中，由于印度远离战争策源地和主战场，不仅未受到战祸，反而作为旧大陆上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大后方而得到了特殊的发展机遇。因而到二战结束印度共和国成立之际，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经过战争大破坏的亚洲年人均国民收入仅合44美元，中国更低到仅为27美元，印度则为57美元，高出中国1.1倍，比亚洲的平均水平也高近30%； 而且拥有比中国好得多的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
印度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西方式议会民主，国内也没有大的内部战乱和激进的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渐进式和平发展的典型。但是，由于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传统落后的积弊没有根除，广大下层民众仍长期生活于昏昏噩噩之中，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发展成果——尤其近年发展速度已显著加快，但其人均国民产值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到1997年底，仍仅为390美元；（注：世界银行：《1998、9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190页。 ）而同为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已达860美元，反而超过印度1.2倍。反过来，俄罗斯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陷入经济大幅下滑的痛苦深渊中。不过，即便如此，1997年俄罗斯的人均GDP仍有2470 美元为中国的3.2倍、印度的7倍。
可见，改革与发展、激进与渐进，其效应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能抽象地绝对肯定或否定。这里要切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最根本就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第八、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积累的互动和统一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的启动，往往是由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精英首先发起呼号，在政府主导下由上而下地动员、组织启动的。但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功，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广大基层社会的积累和逐步提升。而且这一过程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条件复杂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动员，还是自下而上的积累，都很难一次性完成，往往要经受多次挫折，经过多次上下往复才能逐步成熟。
以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例，从传统的君权绝对专制经过洋务时期早期改良思想的酝酿、历君民共主的改良主义运动，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高调民主”；然后又从这种“高调民主”沿着平民化倾向走向民间，尤其中国传统社会最深广的基础——农民，结果却在“不断革命”、不断向“左”转的过程转到了左的极端。如在经济上，号称迈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其实却回到了西周的井田制。政治上到“文化大革命”名为“无产阶级大民主”，实为绝对君主专制下的奉旨“造反”，即最传统的帝王政治文化与民间造反文化的结合。于是无反于极，又来“拨乱反正”。
改革，先是恢复了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农民家庭经营，接着才又启动了具有现代性的乡镇企业——“草根工业”，在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具有现代性的“草根民主”便在这个“草根经济”和“草根社会”中萌发起来——这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兴起的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村民自治。经过近20年的建设发展，现在村民委员会的民主形式不仅已确认，而且现在已向纵深拓展为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四大民主”为中心的建设。农民在社会经济变迁中创造的直接选举，现正在向乡镇突破升级。这就是伴随中国经济，尤其作为传统社会经济基础的农村、农民、农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集中反映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由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积累和升华的典型政治现象。具有了扎实的新的现代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这种“草根民主”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只有这个基础不断扩充提高，这种“草根民主”才能逐步成长为参天大树，最终导致现代文明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回顾中国近现代一个半世纪的民主进程，充分体现了后发展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上下互动、抗拒与变迁的反复性和曲折性，证明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真理。
第九、信息革命给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与挑战，将使全球发展的格局发生更加迅速的变化 前面我们讲了现代化的发展内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志。在当今世界信息革命的时代，知识更新和存量增加的速度空前加快，知识超越传统的时空制约而传播，使其对发展的促进作用发生了质的飞跃。信息革命使得知识传播的速度加快、数量猛增而成本却大为降低，这就为后发展国家充分发挥后发展优势，尽快从全球，尤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知识宝库中获取本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发展中国家采取积极正确的决策，发展教育，解决好信息的获取、吸收和选择，便成为当今发展中国家利用信息革命提供的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的绝好机遇。事实证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正是凭藉信息革命、信息产业发展的领先优势，在1990年代实现了新的产业升级，夺回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从而得以甩开了日本在1980年代的紧追乃至超越美国的势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现在也把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放在最优先地位，正是它们从世界发展格局中的边缘上升到半边缘进而进入核心地位的明智决策。
但是，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达国家的知识，进而不断自己创新知识，从而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和整个发展差距，却是说来容易做到难。这一方面是从客观对象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知识创新日新月异，因而发展中国家追赶的是一个动态的目标。如果发展中国家追赶的速度亚于发达国家的创新速度，那么这种差距还会扩大，这正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相当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那样。不幸得很，这正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因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缩小，反而在加速扩大。因此，从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说，发展教育（基础教育、精英教育与终身教育，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知识教育和掌握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功能教育等）就不仅是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且更成为现时代追赶发达国家的首要条件；自己不断成长的人材一方面以开放态度取得国外的知识，一方面创造外界不能提供的知识，即培育本土知识，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以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为例，以前的最大失误就是教育投入的不足，特别是单一公有制的办学体制对教育发展的严重束缚，使这个具有儒家教育传统的国家在教育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普及基础义务教育方面已大见成效，中等教育也有所发展，薄弱的高等教育亦启开了向产业化发展的大门。尤其1999年以来，大大加强了高中和大学发展的力度。那么，21世纪将有望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实现科技兴国，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人才支撑。
第十、当今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相呼应的时代特点及发展前景 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系列中，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已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而一些最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则仍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或工业化初期阶段。
像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第三产业的产值已逐步超过第二产业；从主业结构看，1994年以来城镇从业人员中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过第二产业。这标志着这些地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已开始向后工业社会变迁。不过传统工业现在尚需大大提高素质和效益，新兴工业也正在开拓，而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工业化高潮中。目前工业产值仍占国内总值的近一半；广大农村更仍滞留在半手工农业时代或早期工业化阶段。从现代化发展过程的总趋向看，产业升级的过程大体上是：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经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上升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然后达到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产业升级过程。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从整体讲，不能没有民族工业的充分发展。
但是，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呈现出的种种经济社会的特征看，如工业生产的轻型化、产品的个性化、居住的逆城市化、办公场所向家庭的复归、绿色环境意识、返朴归真的审真情趣、恬淡清新的休闲生活的追求等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又仿佛是在向前现代回归。这样，保留前现代的自然和人文的本色，越过工业洗礼而直接利用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来发展第三产业，便使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后开发地区跨阶段、跳跃发展成为可能。如中国云南省拥有中国最丰富的天然动植物资源和民族文化人文资源，便为后工业时代日益兴旺的旅游业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条件，旅游业投资少，见效快，易普及；同时也可以借助全国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产品来满足本地需要，弥补本地工业发展的不足，从而跳过工业化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全国一盘棋，全球一体化，产业的互补为部分地区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便是当今之世，发展格局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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