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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14)04-0054-05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14.0220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在哲学领域影响深远。形成于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语言学转向的潜在推动者，它在20世纪乃至当今的发展也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巨大影响，出现了符号化倾向。这种符号化倾向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崭新形态。 二、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文本分析 意识形态一开始是作为一种观念学出现的，这种观念学是关于观念起源的学说，认为通过科学地分析观念的起源，可以为一切科学提供科学的根据。这种学说曾经被拿破仑认为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加以批判。[1] 马克思也认为意识形态带有虚假的形而上学性质，但它更具体化地被看作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虚饰的系统的观念形态。他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00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是虚假的，从本源上说，因为它是第二性的东西。马克思指出，“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3]29“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72正如近视或远视的人都不能够在正常的视觉范围内看清楚所看的对象，人们的意识也不能永远正确地反映现实。一个阶级社会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反映。对这种歪曲反映根源的揭露就是意识形态批判。 尽管“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43，但意识形态批判仍然是社会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揭露社会现象实质，提高人民认识水平和思想素质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即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典范。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4]通过对商品形式的奥秘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人们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等一系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荒谬之处。 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3]525对于思想的分析完全可以借助于语言。思想的荒谬必然会在语言形式中表现出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在阿尔都塞那里发展成为一种名为“症候阅读法”的文本分析。 阿尔都塞举了一个例子，即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说明的阅读。当马克思读到古典经济学的命题“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时，感到疑惑：劳动怎么能再生产呢？只有劳动力才可以再生产。如果把劳动改为劳动力，这个命题就会变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一改，后面的劳动(力)概念就与前面的劳动概念发生了矛盾，出现了逻辑上的不一致。把前面的劳动也改为劳动力，则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一来，不仅这个命题所表述的内容完全不同，而且所回答的问题也完全不同了，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就马克思的认识而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回答为劳动( )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里有两个“空白”(blank)。阿尔都塞指出，这两处空白并不是马克思从外部附加的东西，而是“古典文本本身告诉我们它所沉默的东西：它的沉默是它特有的词语”[5]13。 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要保持沉默？问题就是它的空缺本身。之所以出现空缺，是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没有“劳动力的价值等于什么”这个新的问题。他们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意于关注劳动力的价值。古典经济学保持缄默的地方正是它隐瞒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地方，它不可能超出自己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提出新的问题。[5]12这就是说，看只能是一定范围内的看，超出这个视野的东西，就是摆在眼前也看不见，正如在一定波段之内的东西人才能够听到一样。所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东西不是它没有看到的东西，而是它看到的东西；不是没有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恰恰是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不是它忽视的东西，而恰恰是它没有忽视的东西”[5]12。它没有忽视的东西就是它的视野和波段，它在自己的视野和波段之外能够看到的就只有空白。正因为如此，在新的问题面前，经过纠正后它似乎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回答，即“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东西正是它正在做的东西：它生产了一个新的、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同时生产了一个新的、隐匿在这个新的回答中的问题”[5]16。 当马克思发现了古典经济学家命题中的空白之后，并没有从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出发去完善这个答案，而是在空白中看到了还未得到表述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就存在于对新问题的回答之中。所以说，“在仅仅表述以未表述出来的形式存在于回答的空白中的概念的同时，这一概念存在于这一回答中，因而马克思在回答中把这些空白本身当作一种存在的空白生产出来，并且表现出来”[5]13-15。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的概念，形成了前述全新的问题：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从文本的空白和断裂处生产出新的概念和新的问题，这样一种阅读作为一种生产性的阅读，即为症候阅读。[5]13-15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症候阅读这种文本分析，符号的作用日益凸显。现代哲学中，符号的基础地位突显出来，展现出它独特的结构以及其结构对于构成现实世界的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游戏这个词应该显示语言的具体使用是一种生活活动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6]符号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本身。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批判，既潜在地支持了符号意义的呈现，也在符号意义凸显的影响下走向符号政治。这一趋势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三、符号政治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渗透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发端于意识形态批判。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葛兰西倡导的文化领导权，甚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都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但在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批判突破上层建筑领域，逐步向经济基础部分延伸，并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逻辑，即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逐步让位于上层建筑的作用。这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批判泛化为符号批判，符号的政治性作用逐步确立的过程。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把意识形态活动的空间拓展为市民社会 卢卡奇把国际工人运动在欧洲的失败归结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缺乏，而葛兰西认为，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在西方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丧失。文化领导权就是指某个阶级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即文化霸权。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正是资本主义统治的背后支撑。因而，要夺取政治领导权，就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建立文化霸权。这是葛兰西提出的新的革命策略，这种革命策略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阵地转移到文化领域。 文化领域被看作是统治阶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意识形态斗争领域，但这里的文化领域并不仅仅限于主观思想领域。葛兰西把意识形态区分为有机的和随意的，前者即系统的思想体系，后者是日常生活中的处于弥散状的意识形态，它是无意识的，与“物质的”“自然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如意识形态机构——法庭、官僚制、宗教和教育系统等。相对于这样两部分，文化领域扩大为整个“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41-42而葛兰西则认为“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结果”[7]191-192，把它看作一个创造和传播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发挥了上层建筑的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这里出现了扭转。 意识形态批判转变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成为文化霸权的建构。建构文化霸权则是实践哲学的任务。“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它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教育其文化还是中世纪的人民大众。”[8]80而“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仍然必须总是作为群众的自发哲学，并且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弄成融贯的常识”。[8]112在葛兰西看来，哲学“包含在(1)语言本身里面，这种语言不只是(而且也不就是那样)除了词汇意义之外就是毫无内容的一些单词的堆积，而是一定的语法的概念和观念的总和；(2)包含在日常知识和常识里面(senso commune e buon senso)；(3)包含在民间宗教里面，因而，也就包含在整个一套民间信仰、迷信、观点、生活方式和行动方式里面，总而言之，这种哲学包含在通常被人们归纳在一起而称之为‘民俗’的那一套东西里面”。[7]5被语言化、日常化的哲学或者说意识形态，就是政治性符号。沿着这条路线，阿尔都塞继续前行。 (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存在 在葛兰西那里活动空间得到拓展的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这里获得了物质性规定。它不再是一种虚假的形而上学，而是社会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解，而将伴随历史始终。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9]201“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尽管“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关系的条件，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9]203，但无法设想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所以，尽管意识形态是基于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的想象关系，却是人类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是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局部结构。 从这个观点出发，阿尔都塞建立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认为反映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的想象关系的意识形态，是联系人类与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发挥着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一定社会中的个人，通过接受自觉维护其生产关系的某种意识形态而自觉谋求成为这种生产关系的某个位置上的角色。这个过程，阿尔都塞称为“传唤”，意识形态“传唤”个人成为“主体”。这里的意识形态行使了国家机器的职能。阿尔都塞把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传媒和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能够行使国家机器职能的机构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并列。意识形态发挥了维护特定生产关系的功能。① 从结构论观点看，马克思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上的不同并不在于是否认可意识形态的存在，而是对意识形态是否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因素的不同回答。马克思所谓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仅仅就它的表层化而言的，是指它对深层结构关系的依附，并不是否定它的真实存在。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意识形态无历史”的论断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永恒存在，不过是把意识形态确立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因素，而将之永恒化，但这种确立意义重大。如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化了，仅仅停留在主观意识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有作用吗？其实，这里的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观念物，而是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如果说思想观念居于上层建筑的顶端，政治上层建筑则位于上层建筑的底部，意识形态的势力已经蔓延到底部的政治上层建筑，就要接近经济基础了。 (三)普兰查斯以国家作为经济机器，把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化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之所以必然是虚假的(这里的意识是指受制于深层结构而被决定的浅表性的意识)，是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鸿沟。经过阿尔都塞的重新界定，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的决定者不再是与之并列的另外一个部分——经济基础，而是整个结构，或者说它成为整个结构的一个效能。进一步而言，由于人与客观世界通过意识形态才能联结在一起，那么，意识形态发挥的功能就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作为一个部分的意识形态如何能够发挥整体功能呢？普兰查斯引入链接方法，通过对国家功能的重新界定，使得意识形态的功能渗入经济基础。 链接是指复杂整体中，各个环节的联系方式。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把社会看作由诸多要素和环节构成的复杂结构整体。这个复杂整体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在其中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每一个要素和环节，都既受这个整体结构的作用和影响，也受其他要素和环节的作用和影响。只有在整体中才能理解每一个环节的意义。它包含多种矛盾，但一个时期的主导矛盾只有一个，且随条件变化而不断发生转移。普兰查斯继承了阿尔都塞的这个思想，把结构整体中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的联系方式界定为链接，从而深化了或者说完成了阿尔都塞的这个思想。在普兰查斯看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链接在一起的，链接的枢纽是国家。或者说，国家是链接关系的代理机构。 普兰查斯区分了国家的法律-政治上层建筑(the political)与政治阶级斗争(politics)这样两个概念。政治阶级斗争就是针对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政治阶级斗争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经济集团”含义的阶级的、为实现生产力要求并预先被决定了胜负的政治斗争，而是争夺政治领导权的实践。换言之，政治性实践中经济的决定作用不再是直接性的、完全的。与此相反，政治性实践渗透到了经济领域。早期普兰查斯曾把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部门，后来又把它看作一种关系，强调了它在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挥的调和作用，也就是国家的政治阶级斗争在生产领域中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普兰查斯认为，国家不仅是暴力工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是经济机器。②国家行使政治权力，既是在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又是在发挥经济机器的功能。国家作为经济机器的作用，就是经济意识形态化的实现。经济意识形态化最终表明，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整个社会全部被意识形态覆盖。这种覆盖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符号政治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替代。 (四)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话语化 无论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是普兰查斯作为经济机器的国家，都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把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形态政治化了。这是意识形态泛化而下行的结果，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被颠倒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理论走向，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裂隙。 第二国际正统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社会主义革命必然爆发并战胜资本主义。但事与愿违，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卢森堡分析了现实中存在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分裂，不同种类的工人之间的分裂，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性调整的作用。理论与事实出现了落差。伯恩斯坦则把这种情况归结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断裂，认为应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介入到资本主义结构性调整之中，进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这些对理论必然性没有得到实现的偶然情形的强调和应对，成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思想基础。[10]1-228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坚持必然性逻辑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的，应该采用偶然性、特殊性加以解构，从而开启非阶级政治的民主斗争空间。他们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结束了意识形态还原论。[10]1-228因为在葛兰西那里，“政治主体严格地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同样，领导权阶级所连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集体意志是政治意识形态连接分散和破裂的历史力量的结果。”[10]73这样，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不再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提供合法性，领导权的基础在于集体意志，而集体意志的合成是政治意识形态连接分散的历史力量的结果。这样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没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撑，又是来自哪里呢？它只能由集体意志形成的过程本身来说明，由分散的历史力量的认同来提供合法性基础。因此，这里的领导权是政治力量认同的聚合点，按照葛兰西的话来说，这是多样化分散的力量以一个目标被焊接在一起而形成的统一。拉克劳和墨菲在此基础上，将领导权理论发展为话语理论。 拉克劳指出，“正是由于社会认同之间的有限性并非是事先确定好的，而是在领导权变动的基础上不断地受到重新界定，所以集体意志才是完全不固定的、偶然的。……后结构主义范畴，诸如‘飘动的能指’‘解构’和‘枢纽(hinges)’，对于领导权逻辑的理解来说至关重要(对我而言，就是社会建构的逻辑)。”[11]7-8这就是说，个体的分散的意志向集体意志的合成，正如某一语言系统的形成一样，是偶然的、约定的，而一旦形成，也正如同一语言规则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言语中得到体现一样，这一系统内原本分散的意识形态则可以在某种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得到表达。意识形态的逻辑被等同于话语的逻辑。这是失去了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朝向话语的等同，是以话语的政治性为前提的。而话语的政治性显然必须以语符的世界建构性为前提，否则，话语作为思想的表达手段，不可能获得独立的逻辑结构。 拉克劳在接受英国《新左派评论》专访时，曾经指出领导权关系的实质就是转喻。他说：“为什么领导权关系本质上是一个转喻？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成分之间的彼此相连的关系，经历了不断的违规越界的过程。假如一个工会组织在某个社区开展各种斗争，如维护自我权利、反对警察暴力，或争取同性恋权利，或提出有关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准的要求等等，那么，该组织就成为了领导权的核心。严格地说，这些斗争并不必然都来源于工会组织的活动。正是工会运动(而不是其他地方力量)成了这些斗争联合各种手段而围绕的中心，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在一系列变动(displacement)基础之上，斗争手段具有了‘工人阶级’的特征。”[11]7这就是说，正如在语言的转喻中，一个语词被用于表达不同于本义的另外的含义；在政治斗争中，一种斗争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斗争达成目标。例如：考茨基在《阶级斗争》一书中通过考察“家庭工资”(能够供养全家以保留妻子家务劳动的工人工资)现象，分析了资本家与男性工人在女性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以此表明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同一性；而最终以“家庭工资”形式达成的妥协，表明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谋关系和一致性。就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谋性而言，女权主义与工人阶级可以相互关联，相互借助而达成自身目标；就二者的非同一性而言，女权主义与工人阶级的联合不是必然的。正是在领导权的偶然性链接的意义上，拉克劳和墨菲将之界定为转喻这样一种话语关系。领导权就是把各种政治斗争聚合在某一个政治空间中，其中相互关联的各种身份的分散的政治力量链接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再具有工人阶级这个本质规定，而是各种政治身份暂时的联合，是偶然的和开放的。这样一来，原来由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也就成了由主体身份之间的语言关系构成的“话语形态”。 至此，意识形态泛化最终导致意识形态的普遍化，意识形态获得了其普遍性形式，即话语。话语的政治性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是阶级的政治性，而话语的政治性是链接的政治性，是话语认同。话语即由符码构成，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号化的理论成果——符号学马克思主义。 ①参见：路易·阿尔都塞写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陈越写的《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尼科斯·普兰查斯写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标签：政治论文; 葛兰西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