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问记论文,甘泉论文,及其相关论文,评价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2-0019-06
2001年12月24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按照事先约定时间，来到林甘泉先生家中，就“ 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对林先生做了一次极有意义的访谈。林先生的谈话涉及现代学术 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事后，我们据录音和笔记将访谈内容 整理出来，呈林先生审阅时，又增加了部分内容。现发表出来，以飨关心“古史辨”及 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读者。
问：林先生，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对过去100年的学术发展做一番回顾 和总结。“古史辨”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疑古思潮，怀疑古史，考辨伪书，起到了思 想解放的作用。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 起一场大争论。解放后对“古史辨”的评价起伏很大，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古史辨” 仍有不同看法，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您是如何看待“古史辨”的疑古运动的?
答：解放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但把它作 为对中国史学起不好作用的学派来批判，好像还没有。1954年后，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 唯心论思想的运动中，顾先生因为和胡适的关系，受到过一些压力。有些学者如童书业 先生，还作了自我批判。现在回过头看，有“左”的东西。当时学术批判运动本身就带 有“左”的倾向，没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不可能实事求是对待“古史辨”派的学术 成绩。但相对于《食货》而言，对“古史辨”的评价就很不一样。《食货》因为陶希圣 的关系，上纲上线，全盘否定。陶希圣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他先跟汪精卫跑过一阵子， 后来当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写了《中国之命运》。陶希圣的个人问题是他政治态度问题 ，要与其学术分开来讲。我曾经说，陶希圣办《食货》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好处；另外 ，《食货》也不能一概而论，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他们的学术思想、理论倾 向、政治态度并不完全一样。过去对《食货》评价太片面化，现在应该从整体考虑。这 也涉及到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参加的人很复杂，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 义的论战，有些参加论战的人前后的政治态度、理论倾向都有变化。搞学术史的人要持 一种理性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笼而统之，搞一刀切。
我觉得对“古史辨”的评价，包括解放以后，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从政治上来 讲，当初建历史所时，调顾颉刚来，这是中央决定的，是经过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 1953年，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 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和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中央到科学院 ，对顾先生都是很尊重的。他被定为一级研究员，工资标准是300多元。顾先生说家里 开销大，他家子女多，过去生活条件好，再加上喜欢书，开销确实大。后来想怎么办呢 ?尹达、刘大年与科学院领导商量，因为工资级别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无法变化，只有 采用其他补救办法，好像是中华书局出一部分钱，请顾先生替他们审理稿件，这样给顾 先生凑满每月500元。500元的工资水平在50年代学者中很少有，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中说过，对胡适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中国近代有 三大思潮，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互 相碰撞，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胡适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在知 识界影响很大。胡适的思想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他曾经有一段时期是反对蒋介石的，后 来蒋介石发动内战，召开“国大”，竞选总统都拉上他，结果胡适成了蒋介石的殉葬品 。现在以适当的地位来评价胡适，是应该的。但又出现一种倾向，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这也不对。我们研究历史，评价一个人，要把政治与学术分开，但也要看到二者之间 又有一定的联系。建国以后，对有些学者因为他的政治态度而否认其学术成就，这是错 误的；但现在如果肯定一些人的学术成就而完全掩盖、回避其政治立场，也是不应该的 。尤其是1947年以后，国民党垮台的情形已经很明显，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陈寅恪，政 治态度都比较明朗了。但胡适在那个时候态度依然很顽固，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这取 决于他的政治立场。解放后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怎么评价是另一回事，肯定有“ 左”的东西。但胡适从一开始“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而提出的，确实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文化精英吧。解放初期，在一 部分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崇美、亲美、恐美的心理，对这种思想做一些教育工作还是 必要的，但采取运动形式不一定好，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没有把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区分开来。在学术问题上，他 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他的一些治学方法，未必都是错的，包括所谓“大胆的假设，小 心的求证”，就看你怎么理解，放在什么范围内来讲。抽象地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 求证”是不行的，自然科学需要假设，社会科学也需要假设。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 经济史研讨会上，特别强调中国的实证传统不能丢。我很反对离开具体的研究，空谈什 么理论。职业历史工作者的理论研究也必须以实证为基础。一般的史学理论由搞历史哲 学、西方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同志来谈要比我们熟悉和深入。我们需要着重研 究的是历史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比如说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既是理论问题， 又是历史问题。恩格斯说过，国家不仅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 。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不要仅仅纠缠于产生文明的诸要素，而要研究人类社会从野蛮 到文明的过程。我今天还是要强调，实证传统不能丢，必须紧紧抓住。只是从马、恩、 列、斯、毛著作里，从概念到概念，讨论理论问题，实际上对我们历史研究工作帮助是 不大的。现在借鉴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一些理论和方法，建设历史学新理论，也是 如此，不应空谈理论问题。当初“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成了一股风，大有 取代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研究进入新阶段之态势。我就跟有的同志说过，这种讨论只开 花，不结果。后来果然如此。
历史研究要以实证为基础，但不应忽视理论指导。有些人可以完全做实证，这也是一 门不可或缺的学问。但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来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总是后 代胜于前代，历史学要有发展有突破，没有理论不行。无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好， 还是参照西方史学理论方法也好，不是学习其具体的结论，而是要学习其理论和方法。 西方一些大师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并不在于他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考证，而是他研究 历史问题的切入点，他的视角，他的理论和方法，乃至于他对历史发展模式的概括。
我们尤其要注意西方一些最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白银资本》这本书，是由德国学 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著。它颠覆了长期以来盘踞在欧美学人心目中 “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建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指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史的 地位。还有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的所谓过密化理论、传统经济内卷化等，都涉及到如何 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转型困难等大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史料不熟 悉，他们的观点也未必正确，但他们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对我们有 启发。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既要以实证为基础，也要重视理论创新。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即不重视理论，缺乏抽象思维的训练，以至于同样的材料，有的人能看出问题来，有 的人却不能。材料的积累需要付出劳动，只要你下功夫，就会取得成绩。但史识、见识 的“识”，即刘知几说的“才、学、识”中的“识”，可不是一天二天就能突然冒出来 ，需要抽象思维的训练。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我主张对解放后17年史学要做出实事求是的估 计，要看到成绩，不能说得一无是处。17年出了那么多研究成果，能说没有成绩吗?不 能那么说。我们研究历史，评价人物，一定要根据材料说话，要弄明白研究什么问题， 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涉及了其他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做出比较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判 断，而不是人云亦云。有人说17年史学完全政治化，单一化了。实际上，有些问题的讨 论还相当深入，就连最受訾议的“五朵金花”(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 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进展。历史研究需要各 方面的人才，有些人适合做材料积累的工作，做微观研究，有些人适合做宏观研究。即 便做宏观研究，也要以实证为基础。我们需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做长时段的考察 。这些年来我们对某些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制度史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 一些零碎的问题上，不能从中总结说明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就还只是像顾颉刚所说的 是做打基础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再深入一步。陈寅恪关于制度史的研究就总结出 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而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回过头来谈“古史辨”。解放后对“古史辨”并没有像对《食货》那样，完全加以否 定。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学术界，对顾先生都是尊敬的。处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顾先生感到受压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关领导对顾先生很 尊重，从中宣部的周扬、胡绳，一直到后来的胡乔木，对顾先生都是很尊重的。胡绳在 1957年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2](P297)1993年，在“纪念顾颉刚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又说顾颉刚“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2](P299)这个评价可是不低。
顾先生在20年代学术成就很高，考辨古史，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他在30年 代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辗转西北、西 南等地，宣传抗日，后又开办书局，经商做生意，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影响。倒是在解放 后，他脱离了一切干扰，专心致力于《尚书》研究，校勘、注释、翻译、评论，不仅对 《尚书》字词作了疏证，而且对其每篇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细致考订，取得了可观 的成绩。可惜这一工作没有完成，只留下一些依据零星的考证整理而成的单篇文章，尚 未形成体系，但这也是《尚书》研究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不可否认的是，1958年，在 “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一场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群众运动。在 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搞“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粗暴地对许多专家教授进行过火和错误的批判，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顾先生也受到 一些冲击，被迫写检讨。一些人在报上写文章批判“古史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古史辨”，两者是有区别的。何况到了1971年，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提议，顾先生主持标点廿四史工作，自此从“反动学术权威”大帽下解脱，得 到恢复工作的权利。
胡绳为什么讲“古史辨”是“五四”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按照我的体会，“古史辨 ”是想推翻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不能尽信书，特别是经书。实际上，疑古并不是从“ 古史辨”开始的，唐人刘知几就已经提出，甚至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也有了，宋以 后就更普遍了。但他们疑古，可以疑史，不敢疑经，崔述也是如此。“古史辨”把矛头 首先对准经，主要针对以《尚书》为中心的六经，经书在当时是很神圣的，这对传统思 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历史发展总是这样：一种新的思想出来，有它的物质基础，发展 成为政治行动，从而产生上层建筑的变动；政权的变动，回过头来又要利用上层建筑的 力量，对意识形态做一些清理，这是历史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都是唯物史观的精髓。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揭示 了这种规律性的现象是推不倒的真理，迄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过去我们把它教条化了，应该改正。现在无论西方什么时 新的理论，都不如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刻。唯物史观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指导意义，只要不 做僵化和教条理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思想上是一大解放。但是随后 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再加上民国初年出现的一股尊孔逆流，一个时期社会思想是相当 混乱的。在这种情形下，知识界分化了，有些人往前走，有些人落后了。政权变动了，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深入，再加上很多西方思想介绍进来，包括马克思主义，难 免要产生分化。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口号，打倒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 今天看来有许多过激行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 判三纲五常，“古史辨”继承了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反封建思潮向学术领域的一种延伸 ，要把经学做一个清理，不是旧传统讲的那么回事。刘起釪先生写的《尚书学史》中 谈到，顾先生为了破坏旧的古史系统，准备作《古史考》，包括《帝系考》、《王制考 》、《道统考》和《经学考》。清理经学对准道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反道统的 。这里讲的道统，就是理学家讲的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尧、舜、禹三圣心传 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从《尚书·大禹谟 》来的。真正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确立，经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古史辨”在思想启 蒙，甚至顾先生自己说革命方面，有积极的意义，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应该 充分肯定。
“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中国历史砍掉几千年，“东周以上无史”好像是胡 适讲的，顾先生曾经转述过，在这点上受胡适的影响。后来，俩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 。解放前夕，胡适逃离大陆时，顾先生实际上是被冷落、被抛弃的人。从今天来讲，“ 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就看你怎么疑，疑到什么程度。历史 是复杂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现代史学研究必须与传统史学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 大的成绩。历史研究一般说来有三个层次，即事实判断、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 断运用归纳、演绎等形式逻辑方法，从考证史料出发，对史料真伪做出判断，没有阶级 性，属于较低层次，考证学派即属此一层次；认知判断要分析历史的前因后果，总结出 规律性来，不同的人做出的判断不同，如陈寅恪的文化史观；价值判断属于最高层次， 受某个阶级集团利益支配，以及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学者对相同的史料会得出不同 的结论，对人对物也可以有不同的判断。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做的是盖房子打基础的 工作，主要考证史实和古书的真伪。1932年，他在《古史辨》第4册的“序言”里就曾 说过，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感觉到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 物史观的甚少。我现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然后由唯物史观的人来构筑大厦，这个思想很 难得。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术定位工作，顾先生所作的就是考辨古书的真伪。 “古史辨”主要是疑古，但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现在也不能说“古史辨”都错了 ，有的怀疑错了，但许多怀疑是正确的。
问：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各地出土了大量文物资料，我们可以根 据这批新材料对“古史辨”的成果重新审视。因此，李学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 ”的口号，学术界也存在争论，有人表示赞成，也有人极力反对，您的观点如何?
答：一个学术观点出现后，引起各方面不同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学术环境 宽松，可以自由讨论的表现。冯友兰先生最早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有人说现在 处于释古阶段，我不赞成把信古、疑古和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信古不能无原则去信 ，疑古也不能无边无际去疑，释古也应有标准，不能胡乱去释。我个人是不赞成“走出 疑古时代”这个提法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是三个阶段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说“古史 辨”以前是信古，“古史辨”是疑古，我们现在应该“走出疑古时代”。实际上，“古 史辨”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顾先生的弟子有些意见跟他一致，有些并不一致 ，方法上也未必完全一样，只能说疑古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古史辨”在当时引起 很大争论，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人都极力反对。王国维在《古史新证 》里讲信与考的关系，说有些书是假托的伪书，但即使是伪书，也可以找出真的历史的 影子，这个讲法比较实在，今天看起来也靠得住。张荫麟在《古史辨》第2册上有一篇 文章，[3](P271-287)直接评“古史辨”，批评它用默证的方法。顾颉刚说《诗经》里 没有禹，可见禹在战国以前并不存在；《论语》里出现尧舜，可见尧舜是孔子时才有， 这就是默证，好像古书里没有出现就不存在。胡绳批评“古史辨”，说它没有把历史学 和史料学区别开来。实际上“古史辨”所做的工作是史料学的工作，史料学可以追根， 顺藤摸瓜，找出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顾先生说过，我们不能知道商周的历史，但我们 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人的商周历史观，这实际上把历史学和史料学混同起来了。我觉 得指出“古史辨”没有把历史学和史料学做严格的区别，这样说可能讲得更清楚。张荫 麟批评得也有道理，不能用默证。你没有见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新的材料。比 如《老子》，顾先生当时认为是战国晚期，现在新的简牍材料(郭店楚墓竹简)证明其成 书年代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是显著的一例。
汤用彤先生讲过，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 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因为时代有时代的局限，个人 更有个人的局限，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顾先生倒是很注意神话传说，他批评过 去的史家看不起民谣、传说，将其排斥在历史殿堂之外。他主张从神话传说中来做历史 研究。但他没有意识到，神话传说里透露出古代社会历史的影子，他再往前走一步，可 以走到这一步。其实这一步很容易跨过去，但他没有跨，停留在“古史辨”的层面上。 这与顾先生的思想有关，他始终认定他所做的工作是书的真伪，所以没有跨进一步，探 究历史的深层问题。当时“古史辨”影响很大，对推倒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起了很大作 用。但它是不是把中国历史砍掉了一半，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在史学界不存在“东周以 上无史”这样一种主流意见，最多是说东周以上的历史得不到可信文字的论证，不可能 讲中国没有历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1925年就已经提出，他在《古史新证》里 批评疑古过头，提倡利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来研究历史。比王国维、顾颉刚更 早的夏曾佑写《中国古代史》，把上古称作“传疑时代”，而不是漏掉这一段历史。现 在有些外国学者，如《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作者，在概要介绍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 之后，依次讨论了商、西周、春秋和战国四个时期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形态，商朝以前的 夏代不写，外国人认识中国历史总是隔了一层。
实证学派中有人不同意顾先生疑古过头的观点，吕思勉、钱穆等都有批评，马克思主 义史学家意见也并不赞成疑古过头。吕振羽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除了用考古发 掘，如殷墟发掘、新石器发掘外，也用了神话传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用 了文献材料，如《易经》、《诗经》等。实际上，“古史辨”出来以后，中国史学界根 本不存在一个疑古时代，只存在对“古史辨”评价不同而已。疑古疑什么，三皇五帝古 史系统当然要疑，现在如果我们倒过来要信三皇五帝，但三皇五帝有好几个组合，我们 信哪一个?二三十年代以来，认为不能完全相信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但又认为这种传 说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这种认识才是主流认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 克思主义学者，多数都是这样认识的。
问：2001年12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对三代帝王世系作了 重新排定，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但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尤其是海 外一些人，认为工程的学者受政治驱使，试图跨越缓慢而无序的科学研究去证明中国文 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因此抵触情绪特别大，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世 界古代史、天文学、C14测年技术等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是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先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对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海外有些人说“夏商 周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这如果不是恶意攻击，显然就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 ”缺乏了解。更有甚者，有的人竟然说安阳殷墟、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些 观点都是民族主义特征的体现，这就是胡说八道了。但考古文化断代与历史学断代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不能混同。比如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 头文化属于夏文化，我也同意。小屯文化之前，龙山文化之后有这么一个文化层，相当 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这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这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已经得 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不久前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 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中说，对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 慎重，不要让一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比如说武王克商之年，两千年 来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我们现在根据考古遗址的C14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 载的综合研究，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公元前1046年)， 但这并不是唯一最终年代，还需要不断加以研究。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早就提出夏文化要在豫西和晋东南去找。 偃师位于河南西部，正是夏文化范围。二里头文化不同于小屯文化和龙山文化，与龙山 文化又有交叉，可以说相当于夏文化层，但夏朝的历史要得到证明还不好说，我们只能 根据文献来说，文献说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句句真实，也很难说。张忠培先生说：“无 论是从考古学技术手段的现今发展水平来讲，还是自考古学本身的研究内涵来看，目前 考古学认识历史的能力，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4]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考古学 也有其局限性。商代之所以能证实，关键是有大批甲骨文，填补了许多历史的空白，印 证商代的帝系、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状况。夏朝呢?就看以后的发掘能不能发现夏朝的 文字了。
考古学家并不完全赞同把考古文化层与历史记载一一对应起来，比如说夏文化往上是 尧、舜，再往上是黄帝。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链条可以找出来，但与传说古史系统 完全印证，我觉得难，也没有必要对号入座。我们知道黄帝、尧、舜、禹，都是氏族部 落的神话人物或称号，没有像甲骨文这样的文字材料，要印证是很困难的。中国历史记 载很丰富，我们要发扬这一优势，既要把考古材料与文献记录相参照，又不要生搬硬套 ，这样做对考古资料的解释也是有益的。
有些人批评“古史辨”是民族虚无主义，我觉得这样讲不合适。即使尧舜禹的历史现 在得不到地下发掘的证实，也不会影响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中华文明的悠 久辉煌，连绵不断，科学的问题最后还得靠事实说话。大家都知道，距今50万年前的北 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但是近两年国内媒体又报道，根据利用DNA研究的结果，中国人 的祖先是大约6万年前才从非洲迁移来的。有些人觉得不得了，说这岂不是要否定中国 文明起源本土论吗?其实这是误解，人类走出非洲，西方大部分学者都相信，近年也有 少数人反对。究竟是多元还是一元，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中国已有60多处发现了人 类化石，从10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和陕西蓝田的直立人开始，旧石器文化考古链条没 有中断，可以接续下来，所以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不同意走出非洲说，认为这一说法 的基础都是从很小片段的遗传物质得出的间接资料，推论的过程中包含很多假设，因而 对实验室结果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他主张北京猿人依然是我们的祖 先，但中国早期人类可能既有本土的因素，又有外来的因素。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 究，但与中国历史价值判断没有关系。汉族有多少纯粹的汉民族成分?我们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连汉民族本身，也是民族融合 的产物。考古发掘更是证明中华民族结构关系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但各地之间的 发展又存在着不平衡性。
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前苏联为什么会垮台，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也是重要 因素之一。我在《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5]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三种情 形：1.中央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使其成为中原王朝的臣民；2.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 独立的政权，但归顺中央政府，并纳贡，维持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3.两者和平关系 破裂，爆发战争。过去我们把民族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和平，这不符合事实；但只讲战争 ，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既有和平，又有战争。各个民族逐渐融合，最后汇入中华民族 的大河之中。这是文化认同的作用，而夷夏之辨则是大汉族主义的体现。只有各民族在 文化上认同了，中华民族才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综观历史，任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 立政权，如果认同华夏文化，其统治时间就会长久，反之则是短命的王朝。清代和元代 就是文化认同与否的最好例证。把“古史辨”戴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在学术和政治 上都没有好处。
收稿日期：200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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