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独龙族调查研究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龙族论文,调查研究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4)03-0131-06
一、20世纪后半期对独龙族的实地调查及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科学依据，中央政府首次对独龙族的历史、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和语言等展开了全面调查。1956年～1957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派出以费孝通为首的调查组来云南，分别由杨毓才、宋恩常带队进入中国惟一的独龙族聚居地独龙江流域，重点调查了独龙族的社会形态。1958年～1960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又组成独龙调查小组，主要对独龙族的社会形态进行了补充调查。以上两次调查资料曾经内部印行，后辑成《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和1984年出版。在此基础上，出版《独龙族社会历史》、《独龙族简史》（《独龙族简史》编写组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独龙族简志》、《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二、四）、《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编》（上册）、《丽江区材料》（四、五、六）。刘达成主持参与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的拍摄工作。1979年宋恩常对一些遗漏资料进行了补充整理，并由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刊印了《云南省贡山县怒族独龙族社会调查》。这些规模化的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来认识、研究独龙江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打下基础。
197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印的《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调查整理梁钊韬等）是中大师生的调查成果，其中第六部分是“贡山独龙族”，内容有：独龙族的生产和土地占有形式、独龙族的家族公社、独龙族的风俗习惯、贡山县的民族关系等，另外，在第五部分的“怒族”中也写到怒族与独龙族的关系。
1982年5～9月，云南民族学院蔡家麒、杨毓骧等人承担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中的独龙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除了对以往调查材料作补充和修正外，还增加了物质文化、思想文化、语言（包括方言）、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内容。次年12月，云南省民研所将调查材料编印成《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
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将研究视角伸向了独龙江的自然生态环境方面。1988年赵维成和李恒共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独龙江流域自然与环境研究》，但对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涉及不多。1989年～1994年，何大明等主持完成《独龙族近期社会、经济和环境研究》及《独龙族乡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综合研究》两个项目，首次以跨学科的方式对独龙江、独龙族进行综合而详尽的考察。从调查组成员配备及成果看，强于生态、经济，而弱于社会、文化。[1]
2000年底，杨毓骧将1982年的调查成果以《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为书名，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贡山独龙族社会文化考察”一章专门记述独龙族的社会文化，另有作者的“滇藏记程”及参加本次调查的赵嘉文、蔡家麒所写弁言中均涉及独龙族社会文化。
2000年初，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组织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郑维川教授等对贡山丙中洛乡小茶腊社的独龙族进行了将近1个月的调查，内容涉及历史沿革、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习惯法、文化、教育、科技与卫生、宗教等，并著《云南民族村寨调查·独龙族—贡山丙中洛乡小茶腊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次调查较为深入细致，但因雪封山未能进入独龙族聚居地独龙江调查。
二、有关独龙族、独龙江的新旧地方志和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
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研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研所首次对独龙族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编印《云南省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内容有：1、独龙族历史资料摘抄、清实录史料分类摘抄、永昌府文征摘抄、俅夷记、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滇缅北段未定界境内之现状、云南边地民族教育要览、边疆地理调查实录、云南边民录、滇录、北段未定界与中国历史之关系（附：《云南通志》有关记载）、云南北界勘察记——怒俅边隘详情、滇缅边界的菖蒲桶；2、俅江纪程；3、贡山县近代史料调查；4、独龙族资料目录索引。
1984年开始，政协怒江州文史委员会征编《怒江文史资料》（内刊）25辑，刊登民族史料600多篇，300多万字，图片近200幅。10年后从中挑选编辑《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两卷本），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100多万字，内容分民族工作、经济建设、科技拾贝、宗教信仰、民族风俗、文物古迹等六部分。1993年，怒江州民委和州地方志编委会编写《怒江州民族志》，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70千字，图片40余幅。1998年，由怒江州地方志编委会费时4年多编写的《怒江州志》完稿待版。近年，《怒江州教育志》、《怒江州交通志》、《怒江州文化志》、《怒江州卫生志》、《贡山县教育志等》、《福贡县志》等专志基本完稿，正送审或出版中。以上文史资料及志书均有篇目涉及或专门记述独龙族。
1995年，怒江州地方志办公室的陈润金整理、校勘并出版民国年间编纂的5部怒江地区旧志：《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1931年）、《泸水志》（1932年）、《征集菖蒲桶沿边志》（1924年）、《知子罗属地志说明书》（1920年）、《兰坪县治绘图地志说明说》（1921年）。《征集菖蒲桶沿边志》为菖蒲桶行政委员梁之颜补造云南省学会征集云南省地志资料细目册稿本，以及在怒江州公安局、贡山县档案馆收集到的残稿为蓝本材料整理而成。志稿记述了菖蒲桶（今贡山县）人口、地域范围、周边接壤地区以及历史沿革、设治情况和民情风俗等内容，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贡山地区的惟一旧志稿，也是考察贡山、独龙江社会历史难得的一份文字记载，史料价值甚高。
三、20世纪90年代独龙族研究人员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一批独龙族研究人员成长起来，他们熟知本民族语言、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关注本民族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在独龙族的传统文化、语言、生态及经济开发等方面，各自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李金明，1990年毕业于云南民院民语系，学士，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文学、民俗、文化研究，已完成《独龙族文化大观》中部分篇章、《独龙族原始习俗与文化》（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集刊》，第13期）、《高山峡谷独龙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发表论文20万字。
罗荣芬，女，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学士，云南省社科院民研所副研究员，致力于独龙族等民族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专著有《自然怀抱中的纹面女——独龙女》，论文10余篇。
杨将领，199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在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工作，从事民族与语言学研究，论文近10篇。
另外，还有研究独龙族语言的李爱新（女）、研究独龙族传统文化变迁的陈建华（硕士生，目前留学挪威）等。
四、20世纪50年代以来独龙族研究专题综述
1.源流研究 早期独龙族研究者均注意独龙族的族源问题，马曜主编《云南古代各族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民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均认为独龙族源于云南古代三大族群之一的氐羌族群，其先民族属与古代昆明族有关，后来演变为乌蛮分支的路蛮，是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最早居民之一。《独龙族简史》、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认为，从语言系属分析，独龙族先民源于氐羌族群。持此观点的有关论著、论文还有：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龚佩华《浅谈族称》（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云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茶琳《云南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源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云南省地方志丛书·怒江州民族志》等。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澜沧江流域及怒江流域》（云南省民研所编，《民族学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刘达成《〈蛮书〉的滇藏古道与“僧耆”、“侏儒”的族属》（《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杨毓骧《藏彝“走廊”僜人、独龙和景颇的族体初探》（《民族调查研究》，1985年1、2期合刊）、洪俊《独龙族族源初探》（《怒江州文史资料选辑》（上卷）等认为，独龙族与贡山怒族同源，与僜人、景颇在公元前同属氐羌族系，后经过不断演化、融合分化，成为各个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高志英《独龙族、怒族源流考略》（《史学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对于两个同源于古代氐羌系统而又长期共同居住于同一地域内的独龙族与怒族，需要综合论其源流；从文献记载中或缺怒族、或缺独龙族，并且今天从二者间的文化差异性小于贡山、福贡和兰坪三地怒族内部的文化差异性的情况看，独龙族与贡山怒族的分化时间还不长。
2.社会和经济形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学者们多关注对独龙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他们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探讨独龙族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杨鹤书、陈启新《独龙族父系氏族中的家庭公社试析》（《文物》，1976年第8期）认为，独龙族的氏族社会曾经历过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衔接的两个历史阶段，至20世纪初仍遍布独龙江河谷。吕光天《论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在民族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学研究》，第2期）说，独龙族的社会形态应属家族公社晚期，这种家族公社已把非自由人和多妻制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父权制家族公社晚期的特点。杜国林《论西南边疆诸民族中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历史演变》（《民族学研究》，第2辑）、《试论独龙族的家族公社》（《民族研究》，1979年2期）、《独龙族家庭公社的再探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集刊》，1984年第2期）均认为，独龙族家族公社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父系家族公社解体阶段。宋恩常《独龙族家族公社及其解体》（《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认为，独龙族社会里既存在着公社式的家庭，又存在着个体家庭，还有处于二者之间的形态。刘达成在《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思想战线》1985年第2期、《民族学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中，先后发表《云南边疆民族的氏族、家族、村社制度研究》（与杨毓才合著）、《关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父系家庭公社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中对父系家庭公社的再探讨》等文章，探讨独龙族家庭公社存在的原因、特征、演变及其对今天独龙族社会的影响。对独龙族经济研究，早期主要关注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李文潮《试论解放前我国存在原始公社残余的少数民族地区私有制的产生》（《民族学论文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认为，独龙族社会生产力与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宋恩常在《试谈独龙族私有财产的产生》（《思想战线》，1977年第3期）、《独龙族私有财产的起源的探索》（《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说，独龙族交换品直接属于家庭公社中各个火塘等导致了原始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随着私人占有土地的产生，在采集和渔猎的集体经济领域里，也先后产生了私有制。
田继周《略论独龙族、怒族、佤族和傈僳族的共耕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认为，解放前独龙族尚处于父系家族公社没落、并向原始农村公社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个体生产相当脆弱，组成共耕关系以克服生产困难相弥补某些物质条件不足。许鸿宝《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中间阶段——略论云南怒江少数民族的土地伙有共耕制》（《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认为，独龙族的共耕有公社公有共耕和家族成员伙有共耕两种形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概况》（《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1985年）及《独龙族简史》、《怒江州民族志》等书认为，独龙族私有制巳确立，但在独龙族社会中还有一些原始公社残余，新中国建立前，独龙族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有三种：个体农民私有制、家族共耕伙有、家族与村寨公有，其中个体农民私有制是主要的。刘龙初《略论怒江地区土地所有制形态及其演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认为，独龙族土地所有制形态经历了公有、伙有和私有三个发展阶段。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认为，独龙族有三种原始土地所有制：家族公有共耕制、家族伙有共耕制、私有伙耕和私有私耕。其中家族伙有共耕具有较明显的特点，是类似土地入伙形成共耕组，共耕组既可由同一家族成员组成，也可有其他家族成员参加。同一户可以加入一个以上的共耕组，也可退出共耕组，但耕地不能随人转移。刘荣安《云南少数民族商品经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在现实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氏族和家族。家庭公社内部包括二至三个以父系家长为主的原始共产大家庭，大家庭中有几个火塘便象征着有几个小家庭。家庭内部保留着主妇管仓、分食等古老遗俗。
近20年来，尹绍亭对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作过系统的调研，[2]认为独龙族农业时代不会晚于清，在传统的刀耕火种中，只有刀耕和锄耕，犁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了水田之后才开始的。独龙族对于实行轮作的土地是一种刀耕与锄耕相结合的方式。
3.传统文化研究 蔡家麒《神秘的河谷考察散记，（《民族文化》，1983年第2期）介绍了独龙族的衣食住行和传统美德。洪俊《独龙族的原始习俗与原始文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介绍了独龙族的原始习俗和传统道德，其中包括习惯法、节日、刻木结绳记事、原始艺术、历法等。在此选辑里，还有作者分别对独龙族各种传统文化作过介绍。王懿之《论云南古代的文化艺术》（《中国西南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介绍了独龙族的原始自然历法。毕坚《西南少数民族风味集锦》（天地出版社，1998年），介绍了独龙族的饮食文化。和国才《独龙人的姓名》（《民族文化》，1983年第3期），介绍独龙人的命名方法和姓名特点。夏光辅《独龙族、彝族等民族的医学遗产》（《研究集刊》，1988年第1期）认为，独龙族医药源于原始社会，在其社会中往往是医药治疗和求巫驱鬼拜神并用。
《独龙族文化大观》和张桥贵的《独龙族文化史》可以说是近年研究独龙族文化的两部集大成者，高志英《云南乡土文化丛书——怒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及论文《1910年以前独龙族社会经济文化略论》，（《云南民院学报》，2002年第3期），论述了独龙族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杨炼《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独龙族文化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独龙族的传统文化。王明东《略论独龙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思想战线》，2001年第3期），认为独龙族宗教信仰、生产工艺、生产工具、文化艺术等都具有原始神秘的色彩，但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已开始出现新的特点和混合文化。2002年陈建华硕士毕业论文《论独龙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适应性变迁》指出，独龙族的生产方式、族群建构、婚姻家庭形态及生活习俗实际上是对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并且这种适应性在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在不断发生着变迁，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独龙族妇女文面一直受学者关注。刘达成在《民族团结》1996年第9期中发表了《峡谷往昔——独龙族文面女》，认为独龙族妇女文面，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和表征，并介绍了不同的文形及文面的方法及文面的6种含义：美的象征、原始习俗所要求、消灾辟邪、原始部落的图腾标志、原始部落的成年礼仪、防止察瓦隆藏族土司抢逼为奴。文中还论述了废除独龙族妇女文面的历史及其背景。刘氏的《玉颜含笑报春晖——云南独龙族文面女趣谈》（台湾《投资中国》，1998年2月号，第63～67页）除文字外还有9幅图片。罗荣芬的《独龙族文面习俗的发生与消亡》（郭大烈主编《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认为察瓦隆土司对独龙江上游地区的统治导致文面，文面与审美及灵魂观念有关，还介绍了文面的方法及图案。陈建华《论独龙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适应性变迁》认为，过去独龙族妇女文面是一种适应性的生存手段，而今天不再文面，是在系统内外政治经济过程的影响下，她们的审美观又发生了一次变迁。
独龙族的宗教研究前期重点在原始宗教，后期则是基督救。覃光广等《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详细介绍了独龙族的鬼魂信仰及其功能。蔡家麒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编著的《中国各民族的原始宗教资料集·独龙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是关于独龙族原始宗教最为全面系统的专著。其文《独龙族的鬼魂观念》（《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论原始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独龙族社会历史及宗教信仰概述》（何大明主编《独龙江和独龙族综合研究》）认为，独龙族的原始宗教建立在极为落后、贫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其特征以自然崇拜为主体，主要内容有灵魂观、鬼和天的观念、巫师及其活动、仪俗、祭鬼保命延寿、丧葬、占卜等。杨毓骧《独龙族原始宗教调查》（《民族学研究》，1993年第1期），对独龙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葬礼进行了考察记录。近年独龙族学者李金明、罗荣芬也开始研究独龙族原始宗教。[3]张桥贵、高志英、罗荣芬则对基督教在独龙江地区的传播、复兴历史作了探索。[4]
婚姻家庭研究一直是独龙族研究中的热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独龙族调查报告及史志就开始探讨此问题。龚明华《独龙族的婚姻、姓名和历法》（《民族文化》，1980年第2期）认为，独龙族的婚姻习俗直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原始的群婚和杂婚的明显痕迹，盛行着严格固定的家族环状外婚制，保留着妻妹婚、夫兄弟婚、转房制等传统婚姻习俗，有时亲姊妹可分嫁父子，姑母和侄女也可共嫁一夫。罗荣芬《独龙族婚姻家庭风俗及其调适》（《民族学》，1990年第1期）认为，解放前独龙族的婚姻基本上为一夫一妻制，但同时存在的有氏族外婚制、转房制、家长多妻等各种婚姻形式。刘达成《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严汝娴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对独龙族的群婚残迹和环状通婚的传统婚姻形式和婚礼仪式、离婚以及父系家庭公社、古朴的民风作了全面的介绍。罗荣芬《独龙族——自然怀抱中的纹面女》侧重反映了独龙族女性的婚姻习俗，描述了他们的恋爱及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传统的联姻规则、婚嫁程序、婚礼场景。研究独龙族婚姻的文章还有：蒋文中《独龙族早期婚姻形态研究》（《研究集刊》，1992年合刊本）、《论婚姻与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对社会的发展的关系》（《研究集刊》1993年合刊本）。
研究独龙族丧葬的学者及其文章是：和志祥《独龙族丧葬习俗》（《民族调查研究》，1986年第3期）介绍了独龙族丧葬习俗和丧葬过程。余新《独龙族的“房葬”》（《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下卷），介绍与西藏接壤的独龙江上游迪政丹一带，为巫师或巫婆举行的还有“房葬”的习俗。王国梁《云南少数民族非正常死亡丧葬研究》（《民族学与博物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该书介绍了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的分类、对非正常死亡者的葬法，以及正常与非正常死亡的丧葬方式比较等。另外，《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独龙族调查报告及史志，近年出版的《独龙族文化大观》、《独龙族文化史》等也对独龙族丧葬进行探讨。
孙宏开是研究独龙族语言的专家，专著有《独龙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在《民族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发表《谈谈怒族和独龙族使用的语言》，认为独龙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该文从语音、语法、词汇、方言土语四个方面进行介绍。认为，贡山四区独龙族使用的语言和贡山一区怒族使用的语言是同一语言的两种方言。贡山独龙族使用的语言，特点与景颇语接近，应属景颇语支。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认为，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独龙语在同语族诸语言中与景颇语比较接近。独龙语有独龙江方言和怒江方言两种。分布在独龙江乡的独龙族使用独龙江方言，分布在贡山县丙中洛乡和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一带的独龙族使用怒江方言。两种方言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戴庆厦、刘菊英《独龙语的弱化音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独龙语的弱化音节大多属于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后音节为非弱化音节。龙乘云《独龙语拼音方，案的产生及其试教情况（《民族调查研究》，1987年第2、3期合刊）介绍了独龙语的拼音方案。近年李爱新《独龙族的语言文字》一书，对语言系属及使用情况、声母和韵母、词汇和语法作了详尽的介绍。[5]
研究独龙族民间文学的有：刘达成《独龙族民间文学概况》（《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国少数民族歌谣选编组编《中国少数民族歌谣》、《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李子贤《云南少数民族神话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都收录有独龙族的民歌、神话，罗家瑞收集的《独龙族情歌100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
近年来，独龙族的教育问题日渐受到重视。陶天麟《独龙族教育发展史略》（《民族学调查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认为，独龙族的原始教育内容就是其社会生活的全部，“口传身授”是其最常用、最主要的形式，其教育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文中还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独龙族教育。陶天麟《独龙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书系统介绍了独龙族教育发展的历史。陶天麟主编《贡山县教育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介绍了1910年以来贡山县教育的发展情况。李月英《独龙江学校教育研究》（《民族学与博物馆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该文作者根据对独龙江流域学校教育的实地调查，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原因、教育发展方向以及教育措施等方面作了探讨。高志英硕士论文《从传统到近代——怒江地区民族教育百年发展历程》对独龙族的传统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以及对独龙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论述。
4.独龙江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研究 近年对独龙族的生态环境研究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日渐多起来。张惠君《怒江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贫困问题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认为，建国前独龙族的绝对贫困人口几乎是100%。建国后绝对贫困人口的比重每年都有下降，形成了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局面，并提出了开发独龙江的建议。肖迎《元、明、清时期怒江地区民族社会生活概说》（《思想战线》，1996年第5期）介绍了此期独龙族各个方面都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过着原始的社会生活。和国治等主编的《改革开放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介绍了独龙族的变化发展状况。周建明等《民族贫困地区对策研究》（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贫困——人类面临的难题——云南民族地区贫困类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认为独龙、怒等民族贫困区的基本特征为：高寒边远山区、区域封闭度大、自然条件差、社会发育程度低。并提出主要对策建议，优化生产布局；建立相应的经济中心。陈国先《云南刀耕火种农业分布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观光农业和旅游业的利用》（《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认为，独龙族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是一“天然实验室”，具有极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应重视并突出刀耕火种农业特色，发展特色旅游。何大明主编的《高山峡谷人地复合系统的演进——独龙族近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调查及协调发展研究》集中综合反映独龙族的社会经济、资源条件和环境现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张惠君的《独龙族流域的生态保护与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指出，从区位、自然环境、社会发展进程看，独龙江流域是我国极其特殊的地区。文章对近50年来国家解决独龙族社会发育和经济发展的输血式投入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独龙江开发的方式与途径。李金明《独龙族对野生资源的利用及其可持续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中国西南生物资源管理的社会文化研究》）一文介绍了独龙族对鸟兽虫鱼等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情况，揭示了独龙族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传统知识以及他们对资源变化的认识和保护行为。罗荣芬2000年完成《独龙族孔当村生物多样性影响因素分析最终报告》（待刊），以孔当村为个案，分析了近期特别是独龙江公路修通后对独龙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李宣林《独龙族传统农耕与生态保护》（《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1月）从独龙族传统的耕地类型，耕作方式、植树习俗、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王明东的《独龙族的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月）以实地调查材料为基础，探讨了独龙族传统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
五、21世纪独龙族研究前瞻
综上所述，基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独龙族的调查与研究，并结合独龙族发展和独龙江开发实际，笔者认为，21世纪的独龙族研究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因20世纪几次调查都有或分门别类、或各自为阵、或侧重点不同之局限所在；再则，20世纪50～80年代，独龙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程度大于其以往整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程度，而后20年的变化程度又更胜之，特别是随着独龙江公路的开通（1998年），进入独龙江的外来人员增多，独龙族与外界的联系增强，传统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为了及时抢救现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为了获得对独龙族、独龙江的系统、全面、详实的资料，需要及时组织民族学、历史学、生态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参与的系统综合的调查研究。各个领域中各个专题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因调查环境险恶，不少研究者用的多是50～60年代调查的反映的解放前情况的资料，资料难免陈旧，观点有人云亦云；专题研究从50到80年代的难免有时代的烙印。如宗教问题，需要注意以往忽略了的原始宗教中周边民族的影响，基督教传播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基督教对其社会的影响；教育问题研究的着眼不仅要在于独龙族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更注重教育如何提升整个民族素质，所培养的人才不仅要能走出去参加祖国建设，更多的要留下来学有所用，在独龙江地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畜牧兽医、农业科技、工程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发挥特长。又如族源问题、婚姻家庭变迁问题、刀耕火种农业的文化适应性问题、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互动关系、观念演变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来阐述论证。
研究视野需要拓展。一是民族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保护相结合。从独龙族百年的发展历史看，经济越发展，群众生活越提高，传统文化消失得越快。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而文化积淀较浅的民族群众生活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是否都要以传统文化的消失为代价？在研究过去发展得失的基础上，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保留民族文化特性为前提，为独龙族今天和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二是地区的开发与民族的发展相结合。过去50年，独龙江的发展主要受政府行为影响，现在政府在独龙江实行“天保工程”，吃穿及家庭经济消费统一发放，不必再像过去为生计发愁，而独龙江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以后群众的主要劳动——植树造林不必花费很多时间，也不必动更多的脑子，一定意义上是政府把独龙族“养”起来，这对其本身的发展是否是好事，需要我们及时地对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为新世纪独龙族社会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需要改进。独龙族之所以为独龙族，是其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在内的特殊的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其生态适应性的变迁，一是由于系统内的原因，主要表现独龙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或倒退而导致其群体的适应性的改善或退化；二是由于受到来自系统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独龙族群体的适应性变迁。因为不仅独龙族内部文化系统中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联系，而且与系统外即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联系，并发生互动，所以，研究中要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从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系统中探求独龙族自身的文化特质。同样由于系统内外的各个文化之间因素的互动，独龙族的社会文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但要从历史资料“宛如太古之民的”的记载中研究独龙族的过去，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发展变化中探求今天独龙族的社会文化特质和发展趋势。
收稿日期：2004-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