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制度经济学产生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经济思想界流派纷呈、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先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义主流派）、合理预期学派、货币主义、供应学派，还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权学派和交易费用学派，后者也就是我们在本文将涉及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OliverE.Williamson），其主要著作有：1975年出版的《市场与等级制：分析反拖拉斯的含义》（Markets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titrustImphications,1975）和1981年发表的《当代出司：起源、演变、特征》（The Modern Corporation:Qrigins,Erolution,Attributes,1981）以及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Institutionof Captalismj,1985）。该学派的其它代表人物还有科斯（Richard R.Nelson）、兰洛艾斯（Richardn Langiois）、纽尔森（Richard R.Nelson）、诺斯（DouglassC.North）和奥尔森（Mancur Olson）。新制度主义思想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集中阐明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如新制度经济理论另一个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诺斯的著作集中论述了不同的制度演变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并最终影响到社会进程的观点，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and ChangeinEconomic History,1981）一书解释了政治利益集团和交易费用约束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说明了低效制度存在的持续性，而且诺斯“在证明稳定的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美国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都是从制度出发进行社会经济研究的，但是二者属于不同的两个经济学流派。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无论是凡勃伦、艾雷斯或是康芒斯，还是当代的萨缪斯（WarrenJ.Samuels）、格鲁奇（AllanG.Gruchy）或克莱因（Philip AKlein）等，无不把经济体制放入宽阔的文化环境中，以不同于经济机制的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科学。当代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萨缪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作了如下总结：“……他发现在所有制度学家的著作中存在着六个主题。这六个主题分析了（1）技术的作用；（2）社会变迁的本质；（3）社会控制问题；（4）作为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决定因素的社会权力结构；（5）政府的作用，以及（6）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的不同方面。”[①]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也涉及多学科的内容，具有较宽的范围，而且对康芒斯的观点有所依赖，但是它本身并非制度主义理论。[②]凡勃伦对商业社会的欺诈、浪费和破坏行为进行过分析，新制度主义也对上述凡勃伦的观点补充分析，并对现代公司的本质提出了新见解。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对制度主义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过程性示范研究。过程（process）是制度主义的中心概念，新制度主义的中心概念是最适度（optimum）。制度主义对连续发生的过程加以解释，而新制度经济学阐述的只是最佳状态下的结构，等等。
再从制度定义上看，凡勃伦认为：
“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以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不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的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的过程。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的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社会的发展、随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③]因此可以看出，制度学派从人的心理或精神出发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制度的历史进化过程；并致力于描述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表面现象，力图找出一套能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法。
威廉森认为他的“交易”概念源于康芒斯，[④]他把交易作为最基础分析单位。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他把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方法定义如下：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一种研究组织的比较制度方法，这种方法中，交易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它的涉及面很广，包括了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各方面。它具有广阔的范围和应用。”[⑤]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用制度比较的方法研究经济组织的，即其对象是经济组织，制度只是新制度学派实现研究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或工具，他的分析使用了最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即交易，由交易到交易费用，进而研究制度变迁等实质内容。
一般而言，制度经济理论具有共同的特征：（1）在经济中重视权力的作用；（2）对经济现实的悲观态度，其外在表现是两分法；（3）用进化方法对社会现实加以研究；（4）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6）制度主义者是工具主义者。
以下我们从制度主义理论的共同特征，并以威廉森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例，分析二者的不同点。
一、制度经济理论分析对权力的作用极为重视，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从降低交易成本入手进行理论推证的。
从凡勃伦的《商业企业理论》（TheoryofBusiness）（Enterprises,1904）到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dation of Capitalism,1924），直到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The NewLndu strial SDate,1967）以及很多制度经济学文献，权力都是制度主义者阐述对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认为经济不只是一个市场体系，而且是一套权力体系，并且在经济中，权力是决定性的。例如，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产要素成为“最难获得或最能难代的”，从而也是“最不可缺少的或最重要的”，谁掌握了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例如，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所以地主当时是掌权的。后来，资本主义兴起了，资本代替土地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随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土地过渡到资本，权力也就由地主转到资本家中。[⑥]
而威廉森“新制度主义”理论没有分析权力。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权力和高压统治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以分析权力入手发现制度的经济功能，相反，威廉森从降低交易费用出发进行阐述，得出结论认为，对于企业合并和转手应予容忍，因为这种行为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追求效率而不是运用权力造成了企业的兼并运动。
二、制度主义通过凡勃伦开创的两分法表示了对现存制度的悲观主义观点。
对现行经济制度持悲观主义论调最甚的恐怕要数凡勃伦了。同样康芒斯对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持悲观论调。因此，他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应加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维护，并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持久的改革。
制度主义者的悲观情绪的最具代表性表现，是凡勃伦的服务性活动和掠夺性活动的两分法。制度主义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是两个相反概念，即服务性和掠夺性。制度经济学在分析人的思想和行动时，要么认为有助于社会同时以个人为代价，或者有助于个人而以社会为代价。思想和行动同时是他助和自助的，同时是服务性又是掠夺性的，同时是产业又是金钱的，同时是技术又是礼仪的。两分法促使观察者接受制度的两个方面，服务性和掠夺性。康芒斯也运用了两分法区分两种财富：他认为一方面是所有权和稀有价值，同时又是物质和使用价值。他还用两分法比较了效率和稀有性。因此，康芒斯两分法虽有别于凡勃伦，但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
威廉森在对待现存制度的态度上则不表现为悲观主义。相反，他是推崇现存制度的。他认为，公司资本主义经演变，运行非常有效，并使交易成本最低。最适应的制度也就是效率最高的制度才能延续下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丝毫没有应用凡勃伦式的两分法，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本身不具有两分法的悲观主义特征，两分法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不起任何作用。
三、制度主义运用进化方法研究经济学，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比较。
制度主义研究社会规定的制度时，运用进化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适者生存论者。如果只有适者才能生存，那么对于制度来说，能够生存下来的很显然应该是最适应的制度。但是这又不是制度主义者对待当前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要对当前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进化方法意味着历史方法，研究通过历史纪元的变迁和过程，研究社会过程及其连续的变迁，研究技术和制度的动态互动以及研究进步和文化滞后的动态互动。
而威廉森的分析框架是非动态即静态的，也是非历史性的，它存在前提假设。他的交易费用理论，运用了比较静态方法。他特别依赖于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决定制度的结构，从而制度结构将产生交易费用的最佳水平，也就是说，他对一种假定状态下的交易费用和另一种假定状态下的交易进行比较。比如，威廉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首先描述了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然后把这种分析方法应用于揭示开发煤田的公司城的最佳特征。在这里，威廉森对早期采煤业公司城的作用的理解方法，与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用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将涉及案例分析、统计趋势、个人传记、委员会报告、采矿技术的历史专题文章、矿藏的产权、工会组织等各方面。这些方面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是没有的。
四、制度主义研究的整体性与新制度主义的区别。
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演变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制度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文化科学，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整体中，产生了信念、价值和个人行动，并被赋予意义。而理性决策的个人在制度经济学中是无意义的，因为个人并不能独立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而存在。这决不是说个人在制度经济学中没有价值，或没有理性。制度主义坚持的是文化对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和个人理性的重要意义。个人仅是一种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是真正的理性个人，而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人”则是文化理性的个人。
威廉森也反对这种无所不知的经济人的所谓经济理性，但他没有完全采用制度人的文化理性方法。他认为，由于个人没有能力通晓涉及决策的所有有关因素，因此受到决策限制，就是说个人智力造成了束缚。我们应该看到这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比起单纯的“经济人”要现实得多。同时，它与考虑文化现状的制度人又不一样。新制度主义的个人思想受到一定限制。制度主义的个人是包含着文化意义的。新制度主义已经看到了个人发挥作用的文化背景，但个人只是从文化中经过。文化不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特点。
五、制度主义是工具主义，而新制度主义则不是。
多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受到工具主义的影响，并且都认为当代经济受到各种形式的文化滞后的影响，因此，需要某种民主的经济计划的制度性调整。如加尔布雷斯的“结构改革”观点就是主张通过二元体系的改革，将公共目标作为国家目标，由国家加以计划，进而提高市场体系的权力和地位，克服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的不平等，克服这种不协调状态，也就是克服受到文化滞后的影响，从而使当前经济各方面都发挥它的最大潜力，并依其最适应的社会规定方式运行。工具主义的前提使制度主义者不断提出新目标和新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自我调整的价值判断背景下，通过民主程序改造公司资本主义。
以威廉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以不同态度看待当前经济，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冷漠态度阻碍了公司资本主义的效率，反拖拉斯政策应该允许企业合并或应该允许采取相应办法以使交易费用最小，对于自由放任理论，新制度主义以不同方式认为，如果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同样能使公司体系的效率最高。由此我们可知新制度经济理论家不是工具主义者。
以上比较清楚地表明，尽管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都是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但二者是两套不同的经济理论。他们对制度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人类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了人类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作的努力。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后，对人类的活动发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在于已经形成的制度中实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前者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后者研究重心在于用交易来分析经济组织；制度主义理论研究运用了技术——制度两分法，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它从分析交易成本着手。可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较大的理论差异。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这两种经济理论都是具有辩护性的。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他们的理论又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如制度主义对数量经济和自由放任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有些价值判断已经过时，强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作用，这一点与我国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理论是一致的。又如，新制度经济家威廉森和诺斯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对于改革实践也不无指导意义。近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如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不离，以及收入分配不公为中心的社会摩擦的增大。我们应结合中国特殊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因素，对正在出现的制度变迁过程及改革将要出现的趋势做出预测和阐释，这将是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今后面临一项任务。
注释：
①Gruchy,Allan A.:Institutionalism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Jei)No.3,1989,P858.
②Dugger,William:The New Institutionalism:New But Not Institutionalidst,Lei,No.2,1990,PP423—431.
③参见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8—139页。英文版参见：Thorstein Veblen:The Tb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Veblen:The Tb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An Eoononic Study of Institutions,New York,B.W.Huebxch,1924年第188—190页。
④参见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⑤Williamson,OliverE.:The Economic Instic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press,1985,P387.
⑥转引自厉以宁：《论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7页。
⑦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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