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战后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格局是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随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的发展，这种阻碍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强权政治格局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它最终走向崩溃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这种格局的结束，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这种格局遗留下来的惟一超级大国，其外交政策也正在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一始料未及的变化过程。
拉美地区在冷战时期作为美国的“后院”，无疑受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某些新的特征。其实，由于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具有一贯的延续性，表现在二者关系上某些固有的特征并未因冷战格局的结束而消失。合作虽已成为美拉关系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但根深蒂固的冲突并未由此得到解决。冲突与合作相互交织，构成了冷战后美拉关系的主要内容。
早在冷战格局呈现解体趋势时，美国就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对拉美政策，自然也在调整之列。199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出“美洲倡议”，宣布美国在与拉美国家建立“新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同时，要把开辟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提到议事日程。布什的“倡议”，是美国向拉美国家发出的一个合作信号，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目标，美国政府并没有把“倡议”的内容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积极采取行动，逐步予以落实。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政策调整表示欢迎，纷纷加强与美国的接触，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先后到华盛顿访问，同布什讨论有关“倡议”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加快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过程。酝酿数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2年12月17日由美、加、墨3国正式签署。这个协定的签署在世界上引起较大反响，在拉美地区更是掀起轩然大波。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实现“美洲经济圈”的一种尝试，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发言人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美洲大陆建立大贸易集团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智利总统艾尔文认为，这个协定为智利同美国谈判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敞开了大门。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罗森塔尔把这一协定看作是美洲国家关系的基石。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涉及美国的利益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未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促进下，许多拉美国家力图加强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为此，它们竞相降低关税，调整汇率，鼓励出口，以各种形式吸引外资，力争向北美市场靠拢，争取分享与墨西哥同样的待遇。中美洲第14届首脑会议于1993年10月达成了关于建立中美洲经济共同体的协议，并要求美国允许中美洲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希望美国把贸易优惠扩大给中美洲。还有一些拉美国家加快了正在进行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积极促进小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以加强自身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的地位。
对美国来说，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只是实现“美洲经济圈”的第一步，美国将以此为契机推进整个西半球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关于这一点，民主党和共和党并无多大分歧。1992年12月17日布什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的讲话中宣称：“我希望并且相信北美自由贸易区将扩大到智利和南美、中美以及加勒比的其他伙伴国。在整个美洲实现自由贸易的时机已经到来。”①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的一次讲话中说：“面对欧洲和亚洲新兴经济集团，我们应当为我们的产品找到市场。我们需要同我们的邻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将为我们提供积极机会，而且一旦其他集团变得更具保护主义时可保护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使与墨西哥的协定运转，那我们就能把它推广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市场经济中去。”②克林顿就任总统后，基本上按照这一方针行事。他在力促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主张将这一协定向南延伸。1993年6月，克林顿表示，美国准备立即同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合适的国家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讨论扩大贸易的可能性问题③。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运行后不久，克林顿宣布，他将于同年12月在迈阿密主持西半球经济和贸易首脑会议，并说：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到本大陆其他国家是美国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显然，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将是讨论一些拉美国家要求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可以预料，这次会议的召开将大大加快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
美国力促“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实现，与其在冷战结束后战略重点的转移密切相关。
冷战是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全球范围激烈争夺的主要表现。从美国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抗衡上讲，拉美地区一直被美国视为“后院”，尽管“后院”的国家并不会与美国完全保持战略上的一致性，但美国还是能够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以抵御苏联的威胁为由把拉美国家维系在一个以它为首的泛美政治体系之内。现在这种威胁不复存在了。尽管这是美国所希求的结果，但这也使泛美政治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国并不会因为苏联威胁的消失而放弃它在拉美追求的长远目标。它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战略，继续把拉美国家团结在以它为首的一种新的体系内。
苏联解体后，西方盟国失去了“共同的敌人”，维持它们之间战略联盟的需要日趋减少，相反，固存于内部的矛盾、摩擦、争端和冲突显得更为突出。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将由意识形态的斗争转向经济领域的竞争，欧共体、日本已成为美国的强劲的竞争对手。为了有效地对付这种挑战，美国仍然需要一个追随自己的西半球，把拉美国家的经济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之中，以增强它在国际经济领域同对手抗衡的能力。美国在对拉美政策调整中不再强调外部威胁的“安全”因素，而寻求与拉美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显然是出于这种考虑。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必再为“共产主义渗透”而忧心焦虑了，拉美地区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随之下降。当然，如果从外部威胁这个角度讲，美国的确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拉美国家并未由此失去昔日的重要性，美国会因西半球安全因素的减弱而减少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淡”后者，相反，它会寻求其他途径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强调西半球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用互惠的贸易来替代被动的援助。冷战结束后，一个稳定的拉美对美国来说更显得重要，因为它既可作为美国与对手竞争时的重要辅助力量，又可作为美国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1991年8月，美国副总统奎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时宣称，拉美国家“对美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写道：“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总趋势看，西半球对美国更加重要。”美国美洲协会拉美副主席苏珊·考夫曼说，冷战的结束为美国“提供了考虑对拉美实施新政策的机会”，又说，“与人们的估计相反，华盛顿没有把冷战的结束作为忽视拉美的借口。”④拉美一家报刊也指出：“鉴于拉美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其移民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在美国面临的诸如贩毒、环境污染和美国社会根本价值尤其是尊重人权等重大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拉美对美国来说现在和将来都越来越重要。”⑤美国已经意识到，它欲要在其全球战略中继续发挥拉美国家的作用，就必须重新调整其对拉美的政策，在不完全放弃过去那套强权做法的情况下，寻求一种既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又能为拉美国家普遍接受的共同点，以便把拉美国家重新聚集在以美国为首的旗帜下，共同对付来自本大陆之外的挑战。美国政府力促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早日实现，就是这方面的集中反映。
美国与拉美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是符合各自需要的一种发展趋向。美国首先采取主动，积极推动以它为首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拉美国家深知在经济发展上无法摆脱与美国的联系，在资金、技术、贸易、债务等方面都需要美国的帮助，所以自然予以响应，力图在世界经济区域化大潮中求得自身的发展。这种在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过程中的合作，无可置疑地会带来美拉关系的新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还只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首先，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区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而这笔资金在短期内很难筹集到。美国因国内经济不景气，不可能提供大量资金。拉美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无法筹措这笔款项，只能有赖于外部特别是美国的援助。然而，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援助在逐年减少。近几年，它对拉美国家的援助减少了50%，即从1992年的15.1亿美元减至1994年的7.51亿美元。即使以后美国的援助有所增加，这对于解决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资金问题也无济于事。资金的严重短缺，不仅使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面临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还会使某些拉美国家对美国大失所望。例如，萨尔瓦多执政的民族主义共和联盟高级领导人劳尔·加西亚·普列托在1992年9月曾谴责美国拒绝为中美洲和平进程提供所需要的经济援助。他说，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冲突结束以后，两国急需经济上的援助，但美国却把它们抛弃了⑥。这种因美国经济援助减少而引起的不满情绪，也会程度不同地在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上反映出来。
其次，美国与拉美国家经济实力悬殊，就是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自由贸易对于技术力量雄厚和发展资金充足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所得肯定大于所失，但对于20余个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的拉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会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无疑会以此为契机，经济一跃而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脆弱以及体制不健全，可能很难抵制自由贸易带来的强大冲击波，致使经济发展出现无序状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们在取消贸易壁垒后究竟能获得多少实惠，还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大问号。
第三，美国提出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是出于在国际经济领域竞争中保持其有利地位的考虑，其目的是想把西半球变成对自己开放和对外部封闭的共同大市场。这一点就很难得到拉美国家的认同。近些年来，拉美国家在发展多边经济外交上成果显著，这无疑是它们寻求国际经济领域合作的方向。它们决不会把自己的经济发展押在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上。美国是拉美国家在发展经贸关系中优先考虑的对象，但这不能排除它们与本大陆外经济集团的联系。事实上，在当今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对世界上任何可供利用的市场都不会拱手相让。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较大，这个巨大的市场早就引起西半球之外的某些发达国家的关注。日本经团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近几年来，拉美地区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与东欧发生的剧变一样重要，并建议其成员将一些拉美国家纳入2000年之前的总投资战略。欧共体现在正忙于解决自身问题，可能一段时间内还无暇西顾，但决不会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袖手旁观，更不会把自己置于拉美这个巨大的市场之外。拉美国家已经伸出了主动之手，积极寻求发展与本大陆以外国家的经济联系。1992年拉美国家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经济部长会议，就力图在这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发展战略也不符合美国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初衷。
第四，美国是个发达国家，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剧的经济差距使美拉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战后，虽然拉美国家的民族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有些国家甚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但大多数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并未得到真正改观。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只是作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能源输出国，在经济结构上仍未摆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依赖。而后者长期以来依靠着强大的经济优势，凭借着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极力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转嫁经济危机等手段，使拉美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国际收支逆差急剧扩大。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多半是针对拉美国家产品的，而拉美国家几乎有一半产品销往美国。美国国会不断通过的限制性进口法案严重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出口，并由此造成拉美国家国内市场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和资金短缺等问题。拉美国家这种严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其本身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失误有很大的关系，但南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至今仍是拉美国家经济难以走出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并且这也是拉美国家常常爆发出强烈反美情绪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经济格局导致美国与拉美国家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合作，但旧格局遗留下的不平等地位绝不会因此而改变。布什曾强调以“新世界”代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区分，以减弱拉美人心理上的对抗情绪。然而，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区别远非词语的改变而能消失，其所带来的固有的鸿沟更不是一个经济自由贸易区所能填平的。
1993年5月3日，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克利夫顿·沃顿在阐述美国的拉美政策时强调，人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美国将想方设法用其援助和影响力帮助拉美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法制的民主制度⑦。沃顿之言反映出克林顿政府对拉美政策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也道出了固存于美国对落后国家外交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模式，促进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明显带有“文化输出”色彩的行为给本来就不十分稳定的美拉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美国和拉美国家虽然都是在新大陆的“发现”与开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都经历了一场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但由于移居在这块大陆上的人们的不同背景以及宗主国的不同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北、南美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全有别的价值观念，成为处于同一大陆上的两种异质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相互影响是必然的。从文化传播学上讲，各国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尤其对不发达国家来说，通过吸取发达国家的文化精华，更能使本国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即使这样，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文化进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认同程度也存在一个长期适应过程。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其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文化适应本国需要，对促进美国迈向现代社会起了巨大作用。但其传统文化深深地打上美国价值观的烙印。美国在与各国的往来中不是强调互惠交流，而是以“我”为主的文化输出。
输出“民主”是指美国政府要求拉美国家被动地接受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这完全是一种单向的文化渗透行为。在美国看来，拉美国家民主的实现不是本国社会政治运行和经济发展所然，而必须靠外力的推动，把民主恩赐于它们。事实上，一种不适合拉美国家国情的异质文化在强行进入这些国家，甚至侵犯了它们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时，就会受到当地人民和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这样的例子在美拉关系史上并非鲜见。其实，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固然其他国家提供的借鉴模式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讲它是由本国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因素所决定的，而政治制度向着完善过程的发展同样反映了国内条件的变化。近些年来，拉美一些非代议制国家的军人纷纷交权下野，不少国家通过选举，更迭了政府，出现了文人当政的局面。拉美军人“还政于民”无疑受到外部作用的影响，但主要是其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美国政府强调外力的作用，除了促进拉美国家接受美国安排好的政体外，还可借此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组建亲美的文人政权，以便实现美国在西半球追求的目标。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主权国家强调发展的多样性、独立性、自主性已是一个主潮流。吃尽了强权政治之苦的拉美国家更注重这一点。美国在这方面的举措表面上似乎符合当今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但并不会有助于拉美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反还给处于政体转换进程中的拉美地区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只能激起受干涉国家的反抗。美国曾把尼加拉瓜查莫罗夫人的当选作为其促进“民主”政策的一个胜利，但就是这种靠美国帮助执政的政权也不会屈从于美国对其内政的干涉。1992年9月8日，查莫罗夫人在一次讲话中重申，面对美国的压力与干涉，尼加拉瓜政府决不让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她有义务“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克林顿上台后，继续冻结对尼加拉瓜的援助款项，试图迫使尼加拉瓜政府按照美国的意愿改组政府。他的这种行为只能激起尼加拉瓜人民更大的反美情绪，造成两国关系的恶化。至于那些不属于亲美政权的国家，更是难以容忍美国以“民主”、“人权”来对其内政的干涉。1994年2月6日，智利政府拒绝接受美国对其人权状况的指控，谴责美国干涉智利内部事务。智利副外长罗德里戈·迪亚斯指出，智利是一个法制国家，一贯维护和尊重人权，“决不接受指控智利侵犯人权的报告”。墨西哥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强烈批评美国国会某些议员借恰帕斯事件干涉墨西哥内政，并且表示，墨西哥从不接受也绝不允许对墨西哥主权的监督。拉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内部出现一些混乱本是正常现象，只能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外部势力插手只会加剧混乱。
冷战后，美国与拉美国家通过加强合作来解决困扰西半球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种趋势，也将给美拉关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有助于解决对影响二者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一些问题。然而，即使冷战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对拉美地区的固有看法，亦即把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天然“势力范围”或“后院”，以“大兄弟”或“盟主”自居，要求拉美国家围绕着美国的好恶而转动。这种自命不凡的心理，必然使美国不把拉美国家视为平等合作的伙伴，当与战略目标结合在一起时，更不会减少对拉美国家内政的干涉。对于坚持奉行独立自主方针的拉美国家来说，听任美国摆布毕竟已成为历史，它们需要美国的合作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但绝不会以牺牲主权利益作为代价，相反会旗帜鲜明地反对外部势力对其主权的侵犯。
由此可见，合作已是美拉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利益的根本不同使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乃至对抗。只要拉美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整体力量，就会在与美国的合作过程中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某些强权政治的做法，促进两者关系朝着一种真正的平等互利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美联社华盛顿1992年12月18日电。
②拉美社华盛顿1992年12月1日电。
③《人民日报》，1993年7月1日。
④新华社联合国1992年9月16日电。
⑤新华社联合国1991年9月18日电。
⑥《人民日报》，1992年9月22日。
⑦《华盛顿邮报》，199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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