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曾国藩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儒宗”。他把晚清谳为“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誉为“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尔后，他以这一思想为原发点，又衍生出一系列子思想，诸如扶人心、正民气、讲究德治的思想，整官风、除积弊、崇尚人治的思想，肃军心、扶名教、注重思想文化之战的思想，自强自立、学习西方、因时变革的思想，等等，从而构成了他理学经世思想的整个大厦。因此，我们要想深刻认识和正确解读曾氏的整个思想，必须首先对其理学经世思想进行一番爬梳整理，探赜索隐。本文仅对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过程、内部结构及其独步之处，做一点探渊性的思考。
一、凿通理学与经世之铁幕
从思想学术角度讲，有清一代是理学、实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此起彼伏、流动不居的时代。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文化时代里，曾国藩凿通了理学与经世之学的铁幕，将其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此，梁任公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阐述：扶道正心的程朱理学的产生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但到明末清初，它已成为士林学子抨击的对象。虽“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然而，物极必反，本为“明道证经”的考据学到乾隆时期走上了极端，饾饤琐碎，脱离现实，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 “乾隆末年以后，学者‘绝对不问政治’的局面已开始改变，今文派兴起，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不过，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并没有脱出乾嘉考据的窠臼，因而也没给末世王朝带来任何生机。结果，在“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1—26页）。具体说来，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时期，入京以前，曾国藩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的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
这一时期，曾国藩除读帖括应试之文外，先秦儒学也是他的必读课文。他5岁入学，9岁读完五经，15岁读《周礼》、《仪礼》兼及《史记》、《文选》，孔孟之学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主要影响者有二：一是入世经世的价值观。儒家对君国天下的责任感和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极大地刺激了曾国藩，他宣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答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他不仅把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而且把周、孔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致力的目标。他说：“周公之林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答冯树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答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二是仁礼并重的修齐说。他认为：“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他后来的思想就是缘着这两个方面发展的：一方面由讲求身心修养的“内圣”之学发展到理学，一方面由辅物济时的“外王”之学发展到经世之学。
儒家的经世精义和仁礼主张最早埋下了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胚胎，而湖湘学风则哺育了这一胚胎的发展成长。曾国藩出生的湖南，在清朝经济文化相对闭塞落后，因此程朱理学自宋以来一直在此地独领风骚，即使在考据之风盛行全国之时，亦占绝对优势地位。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儒书，务以程朱为宗”（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首卷，第5 页）。此外，还有魏源所辑《皇明经世文编》一书的影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黄濬：《花随人圣盒摭忆》第200页）。因此，以义理为宗，以经世为用，构成了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滥觞。
第二时期，入京以后，曾国藩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一年入京升居翰林后，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早年萌生的理学经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曾颇有感慨地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致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自从闻“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始开闭塞，而知有所谓学问之取经；是以“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姚鼐是桐城派的宗师，以文名于乾嘉之世，但意不仅仅在文辞之间。“其论文根极于性命”，“探原于经训”，以为“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欧阳生文集序》，《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经由姚文启蒙后，他又师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得“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曾国藩）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曾文正公年谱》第7页）。 在孜孜以求高深义理的同时，曾国藩还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垿、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厉”（《曾文正公年谱》卷一）。对此，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个镜头：“至镜海（唐鉴）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就这样，在唐鉴、倭仁、窦垿等诸位理学大师的教鞭下，曾国藩进行了一次精神探险，大踏步地逾越了理学与经世之学之间的鸿沟。
更为重要的是，在林则徐等抗英派被革职、改革派在政治上受挫之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认为：理学——经世——躬行才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全部，而且只有躬行才是理学经世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对此，他在致诸弟书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尤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尤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尤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尤之，蛮夷猾夏则尤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尤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尤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尤也。”（《致诸弟》，《曾文正公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一言以蔽之，只有从内圣达到了外王，才是贤人，才是圣者，才是君子！
第三时期，离京以后，曾国藩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躬行践履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
道光末年，曾国藩出都南下，目睹因循苟且之陋习，乱政日亟之弊风，往日蕴结在胸中的理学经世思想怦然而发，躬行践履，付诸实施。而经世治世的实践，反过来又促使他摒弃儒学门户之见，汲纳百家，一统于义理，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株守宋学到汉宋兼容。曾国藩从株守宋学到汉宋兼容，始于道光末年，成于咸同年间。道光末年，正是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但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思想支柱的汉、宋二家，门户之争依然“龂龂相角不息”，“党同妒真，判若水火”，严重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整体功能。对此，曾国藩指出：“君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十分有害于封建统治。因此，从道光末年起，他一再倡言，并身体力行地调和汉宋两家的矛盾，兼容汉宋两家家法，以协调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思想派别，共同对付农民阶级的反抗。曾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思想的确立（《复颖州夏教授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理学经世的功能。
第二，从排斥陆王到取彼之长。为了更好地实现理学经世的抱负，曾国藩彻底改变了以往排斥陆王的态度。他一方面对王守仁镇压义军大加赞扬：“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且谓‘明季流寇，祻始于王学之淫诐’，岂其然哉！ ”（《与朱久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一方面积极消解朱、陆之间的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辩。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复夏教授》，《曾国藩全集·书信》第3465页）这与汉宋兼容有异曲同工之效。
此外，到咸丰、同治年间，内忧外患叠相而至，清王朝几无一片净土。面对严酷的时局，曾国藩无暇计较，举凡可为经世致用者，如申韩之术、庄老思想、禹墨之风，统统囊括于其大理学之中，为其所用。理学经世思想在实践中走上了成熟。
二、抉发仁学与礼学之新意
从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内部结构看，其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和桥梁，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
“仁”与“礼”是儒学体系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两个范畴。前者是就伦理关系而言，旨在维护“亲亲”、“尊尊”等级制度的伦理观念和心理模式；后者是就政治制度而言，旨在维护“亲亲”、“尊尊”等级制度的统治体系与社会秩序。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相互制约的，但也是有主有次的。内在的人格修养服从外在的政治制度，外在的政治制度规定内在的人格修养。基于此，孔子视“克己复礼”为理想的社会境界：“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仁政”、“王道”的思想，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将“不忍人之心”作为“仁政”、“王道”的必要条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基石，以求通过内在道德修养的完善实现对外在事功的追求。无论是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呐喊，还是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自信，实质都是主张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去掉人们心中的迷惘，人心化“仁”而天下归“礼”。换言之，也就是通过“内圣”的手段而达到“外王”的目的。
曾国藩首先对孔孟元典中的“仁”“礼”学说推崇备至。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从孔孟的“仁”、“礼”学说中抉发出了新意。一方面，他强调“礼”的内涵多指“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他明确表示：“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曾文正公年谱》）“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他认为学“礼”也就是学“治世之术”，其原因就在于“《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术缮橐，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曾国藩全集·诗文》）。《五礼通考》“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可见，曾国藩的所谓礼治，实质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所谓经世，实质就是推行封建礼治，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秩序。另一方面，他强调“礼”即“理”也，“理”“礼”相通的诠释，把“理”作为至高无尚、君临万物的先验性本体。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它在人事上的体现，就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它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这样，义理与经世在“礼”身上实现了统一。以此为基础，曾国藩进一步指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义理”包举“经济”， “经济”服从“义理”，理学为体，经世为用，“大本内植，伟绩外充”（《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经过如此阐释和抉发，义理和经济再不是天各一方、两极对立的事物，而都成了礼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曾国藩建构起了以“内期立身，外期辅世”为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
曾国藩以“体”“用”论说义理和经济，旨在实行和实现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在礼学中的胶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创造性的胶合中，蕴含着极其深远的学术用意和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第一，当时士大夫“皆以考据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奇耻大辱”（《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透过这种恶劣的学风和世风，曾国藩看到了“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蔽有不可言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9 页）的深层问题，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伦理与德治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因而主张以理学经世，这对于扭转中国的学风和世风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二，晚清从事经世之学的人们，咸多“恶夫饾饤为汉，空腐为宋”（《魏源集》上册，第361页），而实力讲求“致用”。在他们专心注目于功利的时候，曾国藩还看到了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主张经世应以义理为宗。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功利主义无可怀疑地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性，但曾国藩把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符合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要求，而且有利于学术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
从传统学术分类角度看，曾国藩化三为四，并重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亦为其理学经世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突出经世思想在理学中的地位，曾国藩进一步发展了唐鉴、姚鼐等人的三门学问之说。他说：“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辛丑闰三月）“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辞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经此阐释，曾国藩把学问分为四科了。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这样，从学术分类角度，曾国藩把经济作为理学中的一科，从而突出并强化了经世思想的地位。
学问由三而延分为四，在提高经世之学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义理独尊一统的地位。曾国藩把孔子的“德行”、“政事”两科合而为一，一方面强调了理学“事功”的内涵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使政事（经世）不脱离义理的控制。道德为本，经济为用，一并为义理所统辖，这是曾国藩对义理作出的新解释。对于义理与经济、辞章的关系，他指出：“盖两汉以至如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私意以为义理之学为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经济有门。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联系其礼学思想不难看出，学礼即是“经济”之术，“政事”即是推行礼治，文章不过是发挥义理、倡导礼治的工具而已，义理地位至上无尚。
“辞章”之学不仅为“义理”所统辖，而且为“经世”所利用。曾国藩认为，“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他说：“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致诸弟》，《曾文正公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道无文则无以致远，道“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或有矣，焉有知道而不明乎文者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致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郭嵩焘在曾氏的墓志铭中对此评说道：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经史，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淳，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致远者文，天地万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唯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曾文正公全集·附录》）。看来，曾国藩不仅阐述了文章的重要性，而且还身体力行了。
当然，由于时势变迁，曾国藩与其先师姚鼐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也有不同之处。曾氏不仅主张“载道”，而且强调“卫道”，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强调辞章的经世价值。他说：“苟如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致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答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这种“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的文学观，表明了作为理学家和政治家的曾国藩的明显的文学功利倾向。
考据之学同样为义理和经济所用。针对乾嘉以后汉宋两家门户之见日炽的情势，桐城派始祖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实质上是想通过宋学对汉学的让步来求得自身的发展。曾国藩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对汉学一分为二，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宋汉兼容，从而达到提高理学地位的目的。他鄙弃汉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言”（《朱慎甫遗书序》，《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的治学方法和非毁宋儒“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的思想内容，但却积极肯定其实证有据的合理内核。他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复颖州夏教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七）。这就是说，“考据”是“明礼”的手段，“明礼”是“考据”的目的，考据是为义理服务的。为进一步给考据为义理服务找到理论依据，曾国藩还在更高层次上展开了讨论。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古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书学案小识后》，《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他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顾炎武的“实事求是”说巧妙地附会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人们构画出了一条考据——明经——经世的学术发展路线。他的这种“今日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的汉宋兼恕思想，既明确界定了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也极大地丰富了理学经世思想的内容。
通过以上反复论证，曾国藩最后总结道：综观天下之学，“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学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阙一不可”（《问学》，《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以义理、词章、考据对应孔门四科，同时又以“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墓志铭》，《曾文正公年谱》附二）统摄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科，由理一分殊又回到义殊归一，既完成了他理学经世思想的系统论证，同时也充分表现了曾氏具有“姝姝自悦”于一先生之说的门户中人所缺乏的历史眼光。
曾国藩这种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堪称是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方面，它使儒家的不同学说在对应于孔门四科之中“通结”、“息争”了，融为礼学内“阙一不可”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又明确宣布“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同上）。这样，义理、经济、考据、词章便在礼学中融为了一体，从而贯通了久已变为儒学内外两端的德与事、经与史、道与文、学与治的分野。因此，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既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同时，义理以“立德”为本，经济以“立功”为事，词章以“立言”为志，它又成了儒家“三不朽”理论的集装箱。
总而言之，曾国藩凿通理学与经济之铁幕，抉发仁学与礼学之新意，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独具匠心地建构起了一种理学经世思想。从学术分流上看，这种理学经世思想极其相似于先秦儒学“一儒分八”的历史故事，但在理论逻辑上，它又是逆向倒行，八儒汇归于一，汇归于理学经世之中，借用龚自珍的一句话就是“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之六）。因此，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它必能给中国近代历史留下深深的实践性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