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不辩不明 真理越辩越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越辩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国光的文章《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绝非限于教育和研究,而是关系到我国时下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评估。因此,这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兹事体大,不容沉默。
一、要不要重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性
这个问题本来毋须再探讨,因为《党纲》和《宪法》都已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和我国的指导思想;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谁也没有也不敢公开否认。虽然,在现实中逐步淡化,但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切。近年来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经济学是首选之一,可能还是基本的公共教材,反映了其重要性、紧迫性和不能无动于衷性,即使有大难度。
然而,刘国光竟揭示,在当前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了,甚至边缘化了;相反,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从教材设置到考研,悄悄地成为主流。对此趋向,同仁确有同感,只是忧喜不一。刘国光不禁呼唤出声,一石击起涟漪,导致轩然大波,有人猛醒,有人猛怒,不在意料之外。公开报刊,噤若寒蝉,显得不够正常。网上热闹,支持和反对并见,实属正常。不无遗憾的是缺乏正面交锋,未见同等量的万言长文,却不乏暗箭和空对地导弹。难道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界,仗义者外,没有人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说说吗?应当肯定,这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还是有的,不限于网上那片禁不住的虚拟空间。
那么可以设想,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从朝到野,从年轻人到长者,承认至少在口头,赞成不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性与主流性,包括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在内,应当成为共识。在此前提下,必须广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把西方经济学也正确地“拿来”,同样不会有异议。所以,我们该有共同语言。问题是目前舆论则不尽然,使人们顿生种种悬念,苦思不得其解。不免猜测,是否有人真的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只是无法启口,仅能旁敲侧击,散播一些迷霾。
另一方面,我们也衷心地希望,新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并且必须防止教条主义,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有极大的发展,全面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之处,并深入总结中国经验,达到经典化、现代化和本土化。
二、若干说法的兴起及其澄清的不难
在当前这场热论中,涌现若干说法,来自匿名者,也来自公开者,则又不指名道姓。其中一些,涉及对刘国光的人身评价。其实,不难澄清,不必多费笔墨。仅举寥寥几例:
一是把刘国光定性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维护者,或冠以“最后一位旗手”的称号。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最近,我稍参与《刘国光文集》的编审,翻阅他的几本著作和几百篇文章,进一步认清他是传统体制的批判者和新体制的鼓吹者。中老年同行没有忘记,20世纪80年代初,刘国光最早提出计划要以指导性为主,逐步取代指令性,并因此遭到当时党内个别人的非议和不公正对待。对此,后来的实践已经拨乱反正,分清是非。也在此后不久,他率组在深圳经济特区研究发展战略,提出“以市场调节为主”,替代当时“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说法;不久后到海南咨询特区建省,进一步建议试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白纸黑字,昭昭在案。如果有什么不同,直至去年他在获奖会上所说,现在似乎多讲市场经济、少讲社会主义(大意)。对此,不妨公开讨论一下。
二是把他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的揭示认为是否定改革。这也是一种误解甚至歪曲。他作为一位改革主张者,多年来对改革有一系列的主张,不少为领导层采纳,起到与其他同行一样的积极作用,为大家所公认。至于当前的矛盾,如贫富不均或两极分化、“三农”问题始终没有根本解决等,也是朝野共识。所以会这样,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是积贫积弱已久,人口多和底子薄,并处于转轨期,不可能在中近期都抹平;主观上至少是经验不足,发展和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能没有某些疏漏甚至错失,带来某些问题。“形势很好,问题严峻”,大家都有此感,绝非刘国光一人。以此为理由,说是否定改革,同样是草率的。盛世危言,忧患出自学者,古今中外都是这样,责备贤者,根据太薄了。
三是对他协调效率与公平斥之为倒退。这又是一项“欲加之罪”的“何患无辞”。在他前期的文章中,针对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无不同看法。只是十多年来,强调效率不错,兼顾公平较逊,导致贫富分化过度,弱势群体始终庞大。对此现象,不仅是他,还有众多良知未泯的学者,都有同样的呼声,博得多数劳动者的欢欣和期待。认为注重公平就是倒退的学者,既是脱离现实,又是脱离群众。至于公平是否不利效率,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是否统一,这在理论上也是清楚的,相反的判断正是倒退。最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如温铁军所说,是“一锤定音”,虽然还有不同声音和阻力,但是不可能再逆转了,我们静待其贯彻落实。
三、正视现实的并非杞人之忧
刘国光的文章,从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队伍、领导权说起,绝非坐而论道,而是从此切入,延伸到不少对现实的忧患。这些,其实也是朝野一致的感觉。笔者迟钝,同样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如何抉择,影响到党政的决策和有关部门、地区的实施,不管其自觉或不自觉,都有不可阻挡的导向功能。沿着刘国光的一些指点,近几年来,在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少情况值得回头看,不妨略举一二:
一是国有和公有企业改革,要不要坚持主导、主体,还是或明或暗地推行民营化即私有化?国企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基础或中心,20多年来施尽解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千方百计,仍举步维艰。退而求其次,各级地方政府以顺德、诸城为榜样,“国退民进”、“一卖了之”、“卖光算数”,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也有官商勾结而成暴富,并把改革成本推给职工。对此,我写过文章,在省内外都无法全部发表;了解情况也难以上达,因为做的人不公开讲、不落字迹。直至郎咸平来,为我们和职工们出了一口气,虽然他知悉的不及我们的百一。
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去其冠词和定语?这在开始就有争论。如邓小平所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后来文件都保留,而实施则为一些人所抛掉。另一方面,则在市场取向是不是绝对自由化,还是要有国家干预即宏观调控。前两年批新自由主义,有人说可能批错了。其实,自凯恩斯以来,西方国家无不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国家干预,即使如美国,在标榜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后,也有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刘国光强调宏观调控以补市场的不足和失灵,有专著和系列论文。吴敬琏以市场为己任,也说市场有好坏之分并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现实情况则是:国家要调控,地方在博弈;市场要法制,有法也不行;运行要规范,企业在对抗。归根到底,来自市场理论的纷乱,各取所需,各执一词,把市场竞争搞成一场裁判员和运动员的混战与无规则游戏。
三是在分配问题上,多年来也有值得反思之处,特别是陷入了“马太效应”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这几年开始注意基尼系数,得自西方经济学之赐,使均富论或共富论有了量化检测。但是政府部门一直讳言突破警戒线,群众则已不满两极分化,导致一些过激言行时有发生。
四是在劳资关系上,多年来纠纷丛生而常遭掩饰。或是否定剥削;或是鼓吹廉价劳动力;或是肯定原始积累;或是盛赞贡献在企业家;或是认同工会不作为。其结果,不仅农民在“一国两策”下处于(绝对和相对)弱势化和边缘化,工人(阶级少提了)也同样处于“二化”状态。
还有其他一些矛盾,如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过热、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的过分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组织的落后,除了历史积弊外,不少源于指导思想特别是政府行为的欠端,而寻根溯源,不能不与实际奉行的经济学原理攸关。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较量,在神州大地已经白热化了!
四、经济学家与他们的话语权
奉行什么经济学,学校教材和考试导向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并培养出来一代又一代的执政者即党政官员。在此进程中,经济学者,作为老师或智库,举足轻重,片言兴邦或片言丧邦。
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向来有“依附”和“独立”两说,而前说比较可信。过去依附哪个阶级,要求从“资产阶级”转换为“无产阶级”,不知到了哪一步。目前则已多元化。内有官房经济学家,为各级党政领导献计献策,又有两类:一是顺势而言,遽登龙门,身价百倍;一是小骂大帮忙,有时会碰一鼻头灰,都无可厚非。还有财富经济学家,为企业家当门客,本也不坏。两者,都能成为改革开放的获利者。刘国光近言,如吹捧不法资本家,就不配这个称号。至于为中下层代言,则往往不成气候,人员屈指可数,又不被认为是公共或独立的知识分子。可见,知识者不是一个阶层,各有其主。
但是,近来有人否定其为经济学家,只承认中国经济学家不到5人,标准是能否在国外几本所谓高端刊物发表文章,或者说能否与国际接轨。此说甚奇,但不免带洋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