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次思想分化与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晚清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思想领域先后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思想分化。首先是洋务思潮从传统思想山林中奔涌而出；继而君宪思想野马脱缰，与洋务思想分道扬镳；最后，共和思想大潮高涨，与君宪思想势成泾渭。伴随三次思想分化而来的是三次大规模思想论战。各次论战虽然内容有异，侧重不同，却都是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的展开。第一次思想分化与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现代化即走不走现代化道路问题；第二次分化与论战的实质是要怎样的现代化即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问题；第三次分化与论战则是围绕政治现代化模式问题而展开，即走怎样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三次思想分化的依次推进，恰好演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从萌芽到成熟、从局部片面到系统全面、从温和到激进的逻辑演变过程。
一
晚清第一次大规模思想分化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肇源于鸦片战争阶段。鸦片战争一方面是中国走向殖民地的开端；另一方面又是中国走出封闭、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原初起点。随着国门开启、西潮东涌，晚清社会激荡起一股思想新风，坚固的传统思想堡垒开始风蚀剥离。林则徐首先吹响了开放的号角，魏源更是发出了学习西方的呐喊。这些呼唤尽管还显得孤零清冷，却不失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先声。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可以说充当了晚清第一次思想大分化的助产婆。两场战事的经历使人们再次体认到中西物质文化的差距和技不如人的痛苦现实，促使部分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萌发了师法西人、举办洋务的欲念，洋务思想由此产生。洋务思想的产生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现代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但它立刻遭到了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们嘲笑西方的先进科技不过是“奇技淫巧”，抨击洋务派“数典忘祖”，指责洋务思想“离经叛道”。从而引发了双方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交锋和严重对应，这便是晚清第一次思想大分化。这次分化与论战的焦点是技术创新问题，其实质则是要不要走现代化道路。洋务派力主走现代化道路，顽固派则竭力拒现代化于门外。
具体而言，这次分化与论战主要围绕下述问题而展开。首先是要不要改革开放和学习西方。洋务派主张适度改革、有限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860年，在奕等人上呈的有关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内容的奏折中，洋务派就已流露出某些改革开放的意欲。从此，改革开放思想便一发不可收拾。如陈廷经指出，“夫祖宗成法，有必不可易者，有不得不易者，所谓因时制宜也。”认为西方的“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天下无不可学之事，无不可成之功。”（注：《洋务运动》（一），第11—14页。）郭嵩焘因此建言“博考洋人之法”，“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注：《洋务运动》（一），第141—143页。）刘铭传更是疾呼：“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注：《洋务运动》（一），第225页。）陈启泰断言， “中国万不能闭关自治，即周、孔复生亦不至鄙夷洋务置而不讲”。（注：《洋务运动》（一），第222页。）
然而，顽固派却大唱反调。倭仁声称，“立图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又“何必师夷人？”“且夷人吾仇也”。（注：《洋务运动》（二），第30页。）于凌辰更是猛烈批评洋务派主张改革简直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注：《洋务运动》（一），第121页。）王家璧也反对“事事师法西人， 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注：《洋务运动》（一），第134页。）罗应旒攻击洋务派搞改革是“宗小道之绪余， 耗中国之元气，失天朝之体制”。（注：《洋务运动》（一），第171页。）
其次是要不要引进机器、建立现代工业。洋务派主张大力兴办机器工厂。李鸿章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并预料数十年后将广为应用。（注：《洋务运动》（四），第14页。）郭嵩焘建议清廷“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注：《洋务运动》（一），第138页。）李璠也认为应“倡导商民， 凑集公司，南省织洋布，北省织呢毡，风气既开，民皆乐利，此外一切制造皆可仿其法式，次第举行。”（注：《洋务运动》（一），第168 页。）徐承祖提出应“责令地方官劝令商民广积股分，多购机器，延请西洋工匠教授，悉心仿造。”数十年后必将“各省厂局林立”。（注：《洋务运动》（一），第236页。）
但是顽固派却反对广泛应用机器生产。王文韶认为，“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如“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因此，他主张“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注：《洋务运动》（一），第94页。）于凌辰声称“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若“重洋人机器”，则“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他认为只要“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注：《洋务运动》（一），第121—122页。）方濬颐也强调“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未也”。（注：《洋务运动》（一），第455页。）
在兴办铁路、电报问题上，双方同样是针锋相对。洋务派主张尽早修建铁路，铺设电报线缆。刘铭传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而且“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他还提出了借款筑路的设想。（注：《洋务运动》（六），第138、139、141—145、338、345页。）李鸿章更从时势的角度，列举了兴修铁路的九大好处。指出，“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有铁路以便陆行也。”并对批评者提出的问题一一释疑（注：《洋务运动》（六），第138、139、141—145、338、345页。）。他还肯定电报的开通将使“南北洋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洋务大有裨助。”（注：《洋务运动》（六），第138、 139、141—145、338、345页。）左宗棠也称许电报“有事呼应灵捷， 无事可便商贾”。（注：《洋务运动》（六），第138、139 、 141 —145、338、345页。）
顽固派的辩驳可谓不吝其辞。王家璧称洋务派请修铁路“似为外国谋而非为我朝廷谋也。”（注：《洋务运动》（六），第149页。 ）周德润也视其为“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注：《洋务运动》（六），第154页。）史文海则认为修铁路不合中国国情。 “中国百货俱备，不借资他邦，人浮于事，有铁路游手更多，必致生变。”（注：《洋务运动》（六），第169—170页。）陈彝质疑电报的开设将“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借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注：《洋务运动》（六），第330—331页。）
现代技术需要现代人才，教育改革因而势在必行。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激烈较量。洋务派首先提出设立同文馆和天文算学馆，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制造机器各法。接着他们又建议进一步扩大学习西学范围，提高西学地位。如李鸿章就主张变通“考试功令”，特设洋务进取一格，并设立“洋学局”等。（注：《洋务运动》（一），第53、129、303、304页。）对此，顽固派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倭仁攻击洋务派“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注：《洋务运动》（二），第31、43、47页。）杨廷熙更是以“天象之变”为由，要求“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并称“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同文馆之设使“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注：《洋务运动》（二），第31、43、47页。）王家璧也抨击洋务派“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注：《洋务运动》（一），第53、129、303、304页。）
此外，在机器采矿、军备改良、海防建设等方面，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也频频过招。总之，每当洋务派提出一项改革主张，都会受到顽固派的非议和阻挠，致使现代化的发展备极艰难。郭嵩焘批评顽固派对于鸦片之害“无一人引为疚心”，却对各种改革“痛心疾首，群起阻难。”（注：《洋务运动》（一），第53、129、303、304页。）不过， 通过这些论战，也使洋务思想得以迅速成长和广泛传播，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晚清第一次思想大分化导致了洋务思想的产生，洋务思想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初步形成。当然，洋务思想所包涵的现代化内涵还是较为有限的，它以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现代化为主，兼及教育现代化。显然，这是一种初始阶级和初级水平的现代化思想，是一种片面的现代化思想。
二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先后爆发，引发了晚清第二次思想大分化。这次分化与论战的焦点是制度创新问题，即要不要进行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洋务派坚持走以技术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为主的既定道路，反对建立君宪制，反对实行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改革；新兴的维新派则力主建立君宪制，推动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改革，走一条新的“全变”的道路。维新派的君宪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化和论战，实质上是要怎样的现代化或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是全面现代化思想与片面现代化思想的对垒与较量。
洋务思想的最大成果是导致了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现代化改革——洋务运动的发生。洋务运动以技术现代化为先导，带动了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局部的现代化改革，首开中国现代化改革之先河。但它几无触动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衰旧的政治体制依然故我。在洋务运动之初，新技术与旧制度、现代经济与传统政治之间的矛盾尚不明显。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到洋务运动后期，这种矛盾便愈益暴露和激化。进行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已不可避免。
作为一种系统的中国现代化思想之先行，洋务思想在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功不可没。然而，洋务思想毕竟是一种初级现代化理论，“中体西用”的宗旨使它先天地具有片面性、局部性、肤浅性特征和弊端。技术现代化和非政治现代化是它的逻辑范畴，也是它不可逾越的思想底线。排斥制度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乃是其思想本能。当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实现突破和质变的时候，它的这些弊端便愈益显现出来，终于蜕变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甲午战败、变法潮起，维新志士要求扩大和深化现代化改革之时，洋务派便一如当年的顽固派竭力阻挠。于是，围绕制度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改革问题，发生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大分化和大论战，并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大搏杀。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中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已觉察到洋务运动的严重疏漏和缺陷，开始对洋务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与洋务派畛域分异，形成了所谓“早期维新派”。他们批评洋务运动的改革过于肤浅、局限和散乱。王韬指出，“夫天下事，从未有尚虚文而收实效者。”而洋务运动正是“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注：《戊戌变法》（一），第136页。）“故昔时患在不变， 而今时又患在徒变。”（注：《洋务运动》（一），第486页。 ）郑观应也抨击洋务派学习西方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注：《戊戌变法》（一），第41页。）他们呼吁深化和扩大现代化改革，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郑观应认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注：《戊戌变法》（一），第58—56页。）主张实行初步的政治体制现代化改革是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思想的根本区别，也是日后君宪论的思想源流。
戊戌变法期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承继了早期维新派的政改主张，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化、系统化和完善化。他们公开提出制定宪法、召开国会、实行三权分立。从而把零散的“君民共主”观点发展成系统的“君主立宪”理论。康有为尖锐地指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注：《戊戌变法》（二），第204页。 ）“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而“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因此，他吁请“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注：《戊戌变法》（二），第236—237页。）
维新派猛烈批评洋务派改技术不改制度、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作法是变“用”不变“体”、变“事”不变“法”，是改局部不改整体。因此，他们呼吁进行全面现代化改革。康有为指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不能“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应当“筹全局而变”。（注：《戊戌变法》（二），第215—216页。）
“君宪论”和“全变论”的提出，意味着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道扬镳，意味着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公开决裂，也意味着新一轮思想论战的爆发。“君宪论”和“全变论”既出，顽固派和洋务保守派人士群起而攻之。他们纷纷上书撰文，诋毁变法维新，反对制度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者当属张之洞。在1898年4 月刊布的《劝学篇》一书中，他阐明了自己对中国现代化及维新派现代化思想的基本认识和评价。不可否认，该著中的不少现代化改革主张可圈可点，有的还颇富新意。但全书的主旨却是反对君主立宪制，反对全面现代化改革。
首先，张之洞极力美化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思想伦理。他宣称“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序》）“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内篇·明纲第三》，以下除注明者均为内篇）“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同心第一》）他特别肯定了当朝清政府的“德政”。“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教忠第二》）“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正权第六》）提出“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圆为体。”（《教忠第二》）并要求人们“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同心第一》）
其次，张之洞猛烈抨击“民权”说和设议院论。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而设立议院也“今非其时也。”“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正权第六》）他斥民权说和议院论为“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序》）
在一立一破之后，张之洞进而提出了他的现代化改革基本原则，这就是“旧字为体，新学为用。”（《外篇·设学第三》）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必须“以中学固其根柢”，共通中国古代之经史子集，“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循序第七》）而中学的核心就是圣教，是三纲五常。“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表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明纲第三》）就是说现代化改革必须适可而止，就地煞车。决不可跨进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门坎。在洋务运动已走进死胡同、片面现代化思想日薄西山、全面现代化思想喷薄而出之际，张之洞抛出的《劝学篇》恰似为洋务片面现代化思想所谱写的一曲最后挽歌。
第二次思想分化与论战由于涉及政治制度改革这一极为关键和敏感的问题，因而显得更加深刻，也更加激烈，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冲突。尽管维新派被镇压、尽管以君宪制为终极目标的政治制度改革首战未捷，但政治改革、制度改革和全面现代化改革思想的种子已深深播下，未几便开花、结果。三年之后，1901年清末新政的推行，表明这场论战终为维新派的君宪思想和全面现代化思想所获胜，也表明清末现代化最终走上了全面现代化道路。维新派君宪思想和全变论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全面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而全面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又意味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已臻至成熟。
三
20世纪初，在中国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现代化改革短暂中断后再次启动并全面展开的情势下，又发生了晚清第三次大规模思想分化与论战。围绕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和平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的问题，从维新派转化而来的立宪派与新兴的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交锋。立宪派主张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和平和合法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革命派则决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纯粹的民主共和国，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温和与激进两种政治现代化模式之争，即怎样实现政治现代化和实现怎样的政治现代化的问题。
早在19世纪末君宪思想方兴未艾之时，革命共和思想就已初露端倪。1894年冬，孙中山在创建晚清第一个革命派团体兴中会时，就发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言，首次明确提出以武装革命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激进政治现代化模式。到20世纪初，在君宪思想汹涌澎湃的同时，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也被吸引到革命共和的旗帜之下。从而形成了共和论与君宪论并雄、革命派与立宪派对峙的局面。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思想分歧首先表现在要不要进一步到位建立民主共和制。立宪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循序渐进的，即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康有为指出，今日中国正当“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的“过渡时代”，即“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和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断言“中国则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即当过渡之时，只得行过渡之事。”（注：《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6、486、475—484页。）
革命派驳斥了立宪派的这一观点。孙中山指出，“此说大谬”。“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型。”（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280、52、220、88页。 ）他形容“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他还以美国黑奴、檀香山土民都能适应共和体制为例，相信中国人亦应有此资格和能力（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280、52、220、 88页。）。孙中山并提出了制定宪法、建立议会和国民政府、民主选举总统、实行五权分立等具体设想和实现民主共和的程序及时间表。
以什么方式实现政治现代化是革命派与立宪派争论的另一焦点问题。立宪派主张以和平合法的非暴力方式推动政治现代化，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和推翻清帝。康有为指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欧洲大部分国家“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他批评道，光绪帝“以救民变法，不幸被废。”“我民乃不能救之”，反而“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因此，他断定，“今革命民主之方，适与中国时地未宜，可为理想之空言，不能为施行之实事也”。（注：《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6、486、475—484页。）
革命派则始终坚持以彻底、决绝、猛烈的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现代化目标。孙中山正是从对清政府改革的失望转而“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并最终认定“革命为唯一法门”，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280、52、220、88页。 ）邹容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我中国欲脱满洲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地球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他呼吁进行“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注：《辛亥革命》（一），第333、349页。）章太炎也称赞“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显然，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共和论与君宪论之间的鸿沟是明显的，分歧是巨大的。不过这种分歧似乎主要属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技术、战术和策略等范畴，反映了双方着眼点的不同。立宪派主要着眼于现阶段能做什么，因此他们并没有完全或绝对排斥民主共和，只是强调现阶段只能行君主立宪，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革命派主要着眼于谁来做，他们认为清政府已失去了领导现代化的资格，因此当务之急是推翻清廷这个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立宪派主要关注什么有用、什么有效，不在乎什么最好，因此他们选择了较为温和保守的君宪改革模式；革命派则主要关心什么最好，不大在乎是否适用，因此他们选择了较为彻底激进的共和革命模式。其实，双方在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上并无二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在双方确认了政治现代化基本原则基础之上不同政治现代化具体模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因此，不应把这次思想冲突的性质与前两次思想冲突的性质完全相提并论，更不应简单地归结为“进步思想”与“反动思想”的斗争。
晚清第三次大规模思想分化导致了君宪改革思想与共和革命思想的并存和论争。应当说，两种思想或模式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互有利弊。当然，清末历史的演变最后成就了共和革命思想。1911年10月，革命派利用保路风潮等社会运动高涨之际，推翻了清王朝。民国的建立，不但结束了延绵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永远破灭了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梦想。晚清第三次思想分化与论战卒以共和革命思想在实践中的获胜而告终。共和革命思想的产生及其获胜，意味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在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呈现出愈益激进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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