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行论文,元代论文,繁荣论文,华夷一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16-08 在中国第一部元诗研究专著中，我国台湾学者包根弟把“多塞外景观及风物之描写”作为元诗突出的特色。[1](P60-62)多山水诗，多边塞题材，这是元诗的特点之一，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但这种诗歌题材缘何繁荣于元代呢？我们可以从元代历史文化的特质进行思考。 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的元王朝，海宇混一，族群繁复，文化多元，华夷一体。所谓“华夷一体”，对于文坛的影响，主要是创作主体的新变，即少数民族诗人大量涌现。而且“胡”、“汉”作家文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交往密切、相互涵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2](P165)其次，在元廷推行的族群等级制下，“蒙古”、“色目”族群作为统治阶层，“胡风国俗”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元代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蒙古诗人有二十余人，色目诗人约一百人”[3](P67)。他们虽然多以汉语写作，但自身的民族性格、审美趣尚、民族心理或多或少地对诗坛产生着影响。前辈时贤的研究，多关注少数民族诗人的“汉化”。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关注蒙古、色目诗人所先天拥有的“他者”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或许会得到新的认识。 国学大师钱穆曾指出：“人类文化大别不外游牧、农耕、商业三类型，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需向外寻求，文化特性常为侵略的，农耕型可自给，无事外求，文化特性常为和平的。”[4](封底)北方草原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迁徙性、流动性较强，和农耕文化有着很大区别。而在元代的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游牧、农耕、商业等多种文化类型齐聚中土，具有游牧文化底蕴的蒙古族群成了统治阶层。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史记》、《汉书》、《北史》、《隋书》等历史典籍都有类似的表述。①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诗人多喜四处游历，诗中少有羁旅之愁，洋溢着四海为家的豪迈。 鲜卑后裔元好问曾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5](《论诗三十首》十一，P55)中国历代山水、边塞诗，有很多并非作者亲历，而是根据传说和想象创作的，而元代著名少数民族诗人马祖常、萨都剌、廼贤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游历广，纵横南北，既热爱“铁马秋风塞北”，也热爱“杏花春雨江南”。他们以诗抒情言志，描绘着各地的自然风光、人文风俗。这些诗歌，用边塞诗或者山水诗的概念都很难涵盖，我们姑且称之为“纪行诗”。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号石田。雍古部，静州天山人②，占籍河南光州。汉族士大夫因调任或贬谪，旅居他乡，常常望乡怀远，叹息连连。马祖常宦游南北，出使塞外，不似柳宗元般感慨：“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6](《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P313)他的《壮游八十韵》记录自己的游历，洋洋洒洒： 远行探禹穴，六月剖丹荔。巫峡与洞庭，仿佛苍梧帝。三吴震泽区，幼妇蛾眉细。唱歌搅人心，不可久留滞。沿淮达汶泗，摩挲泰山砺。……京国天下雄，豪英尽一世。……问俗西夏国，驿过流沙地。马啮苜蓿根，人衣骆驼毳。……骊山葬秦魄，茂陵迷汉竁。……北都上时巡，扈跸浮云骑。……[7](P672) 他的足迹遍布今天的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北京、河北、山东、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可说是走遍了大江南北。该诗被四库馆臣称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8](P1440) 萨都剌(1307-1359以后)，字天锡，号直斋。族属尚有争议，学界多以“回回人”论之。③萨都剌是文坛大家，被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9](林人中《〈雁门集〉》，P407)。其《溪行中秋望月》称：“携家共清赏，何异在乡关。”[7](P1245)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在这位色目诗人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生四处经商、为官，遍游“荆、楚、燕、赵、闽、粤、吴”[7](《〈溪行中秋玩月〉并序》，P1240)，活动范围遍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对于南国北疆都有着出色的描绘。有学人据《雁门集》统计，他的记游诗，有190首之多。④ 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化重农抑商，汉族士大夫常言重义轻利，对商业活动不屑一顾，而萨都剌有过经商的人生经历。其《客中九日二首》其二称：“佳节相逢作远商，菊花不异故人乡。”[10](P12)由于萨都剌生平不见于碑、传，以致许多问题都较为模糊。按通常的说法，在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之前，萨都剌曾以经商为业。元时回回遍天下，“兴贩营运百色”[11](卷88《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经商，正是西域文明的重要特色。《元史》载：“回回户计，多富商大贾。”[12](卷124《朵罗台传》)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曾祖阿老丁就是元初巨商。萨都剌的身上流淌着西域人的文化血脉，他曾经商谋生，这不同于一般的汉儒，而萨氏又深受汉文化濡染，以汉语写“商游”纪行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除马祖常的宦游、萨都剌的商游外，还有的如色目人廼贤“肆志远游”[13](卷5《河朔访古记序》)。廼贤(1309-1368)，字易之，汉姓马，西突厥葛逻禄氏。他自幼生长在江南鄞县，曾在少年时北上大都求学。至正五年(1345)，再次北上，尽情游历。王袆在《河朔访古记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行程：“乃绝淮入颍，经陈、蔡，以抵南阳。由南阳浮临汝而西，至于洛阳，由洛阳过龙门还许昌而至于大梁，历郑、卫、赵、魏、中山之郊，而北达于幽燕。”[13](卷5)在游历中，廼贤将“悲喜感慨之意，则一皆形之于咏歌”[13](卷5)。在大都漂泊的岁月中，他还曾随驾上都。至正二十四年(1364)秋，官拜翰林国史院编修的廼贤受朝廷之命祭祀南镇、南岳、南海，之后又道瓯、闽以达海、岳。最南到达福建一带。⑤民族性格是廼贤喜爱四处游历的重要原因，而汉文化的熏陶滋养又使其富于诗情，善于用汉语吟咏沿途风物。关于“游”与“诗”的关系，时人张以宁《马易之金台集序》概括得十分清晰：“其之官，绝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长河而南迈。其游览壮而练习多。予知其诗雄伟而浑涵，沉郁而顿挫，言若尽而意有余，盖将进于杜氏也。”[14](卷3) 此外，元人许有壬称唐兀诗人张翔：“拜御史西台，按巴蜀越隽，足迹殆尽西南，履少陵之躅黔有契焉。移南台，行岭海，穷极幽险。佥浙东宪，过钱塘，登会稽，探禹穴，天台雁荡之胜，举在心目。得江山之助，故其诗益昌而多也。”[15](卷33《张雄飞诗集》)清人谢启昆评价回回人高克恭时也说，“诗成信得江山助”[16](《论元诗绝句七十首》五七，P528)，肯定了游历对其艺术成就的影响。 纵观中国诗歌史，大诗人李白可谓独步古今。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17]。詹锳也有类似的看法。[18](P14-24)李白二十几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19](《上安州裴长史书》，P605)，应当与西域人的文化性格不无关联。近似的民族性格作用下，元代蒙古、色目诗人和李白一样乐于游历，发而为诗，丰富了元代诗坛，彰显了元诗特色。 在四海为家民族性格的影响下，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多喜游历，得“江山之助”，创作了大量的纪行诗。其文学史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二是改变了传统边塞诗的美学风格。 在中国诗史上，对于西北边陲的描绘，在唐代，以岑参的笔触最为辽远，创作过《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热海”即伊塞克湖，今属吉尔吉斯斯坦。但岑参不过是“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20](P203)，根据传闻创作想象中的中亚奇景。元文宗图贴睦尔《九华山》诗云：“昔年曾见九华图，为问江南也有无？今日五溪桥上见，画师犹自欠工夫。”[7](P1)表明艺术美不及亲历亲为的生活美。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12](卷58《地理志》，P1345)。幅员之广，亘古未有。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对于边地的表现多为亲历，且纪行地域范围明显扩大。元初，契丹人耶律楚材随军西征，称“异域风光恰如故，一消魂处一篇诗”[21](P32)，将诗笔延伸到了西亚地区。楚材因此堪称中国古代纪行诗史上表现地域最远的诗人。而其子耶律铸之诗从今天的新疆库车一直写到漠北的哈剌和林，涉笔之远亦为诗史所罕有。 元代打破了南北割据的情况，少数民族诗人所作的南疆纪行诗也是前代少有的。后至元二年(1336)，萨都剌赴任闽海宪司知事，领略闽海风光后，称：“伟哉东南区，奇险闽粤最。车书四海同，风气一岭界。”[7](《过岭至崇安方命棹之建溪》，P1198)他热爱东南边陲的山川风物，诗句中洋溢着六合同风的豪迈之情。答失蛮(伊斯兰教徒)伯笃鲁丁于后至元三年(1337)任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在岭南地区兴学兴教。清人汪森《粤西诗载》卷十收录伯笃鲁丁《逍遥楼》、《过鬼门关》，都是其对岭南风光的生动描绘。后至元六年(1340)，契丹人述律杰受命开阃云南，创作了《平云南颂》、《平师宗三州诗卷》、《招安云南彻里部诗卷》等三部诗卷，惜不传。佚诗《题西洱河》赞颂“点苍山色好，铭刻尚依然”[22](卷2)，讴歌了元朝大一统盛世、云南壮丽河山以及民族关系的和谐。前代诗史，罕有对于南疆的描绘，而元代少数民族诗人记述了南方边地的自然人文景观，这也是元代纪行诗表现范围上的开拓。 边疆地区，常常是金戈铁马的征戍之地，加之汉族人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元前表现边塞的纪行诗，常常是描绘孤城瀚海、长河落日的壮阔与悲凉，抒发“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20](《宿铁关西馆》，P109)的乡关之思。而元代一统南北，昔日地尽天低、大漠孤烟的边塞，成了少数民族诗人的故乡。创作主体身份的换位，使得文学的形态发生了改变，从而给中国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产生新的精彩。我们可以看看马祖常的《河湟书事二首》： 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 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7](P709) 这是延祐四年(1317)马祖常以监察御史出使河西所写。河湟即湟水从发源到注入黄河一带的地区，元代属甘肃行省西宁州，今为青海湖。河湟是吐蕃宣慰司属地，与贵德州、积石州元帅府接壤，位于西宁州西面。湟水谷地，驿路发达，贸易频繁，为青藏高原与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祖常以平实清新的诗笔表现了西域军事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其诗创作于承平之时，边塞不再是狼烟四起，而是铁骑亦“闲”，以射白狼操练。据《国语·周语》载，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这里的“白狼”意象，大概还有盛世祥瑞的意味。马祖常所见，不但有铁骑纷纷，还有碧水春雁、青草牛羊，如一幅清新的画卷，而且有动有静，兼容阳刚与阴柔之美。第二首绝句写中亚、小亚细亚的商人贸易，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祖常笔下的边塞，不是烽火狼烟，而是和平富庶，安居乐业，这和元代涵容四方的辽阔疆域、华夷一体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马祖常抚谕河西，友人纷纷赠诗作别。我们可以看看汉儒笔下想象中的边塞。袁桷《送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八首》其一：“青琐倦迂散，执辔逾关河。黄流何奔倾，积石何嵯峨。承诏抚疲氓，惊乌在林柯。沙场有冻骨，野亩无遗禾。日夕寒云聚，宿磷明岩阿。访俗感素心，因之聆咏歌。”[7](P600)柳贯《送马伯庸御史出使河陇》：“河湟陇坻天西壁，御史严行八十驿。风惊大卤幕初干，雪重穹庐寒未释。”[7](P1238)揭傒斯《送马雍古御史抚喻河西》：“原野无定株，行者中顾怀，居者念其庐。”[7](P1054)文矩《送马伯庸御史奉使关陇》：“朝风号空桑，众草日披靡。河关尚疮痍，圣度乃弘伟。”[23](P337)每首诗都充满了对友人的关怀，写得情真意切，表明了元代“胡”、“汉”作家关系之密。但汉儒心目中的河西走廊荒寒凋敝，尽是穷山恶水，所描绘的塞外景色甚至令人不寒而栗。而马祖常踏上河西故地，有如回到了家乡。他在《灵州》一诗中兴奋地说：“乍入西河地，归心见梦余。”然后以清新的笔触描绘：“蒲萄怜酒美，苜蓿趁田居。少妇能骑马，高年未识书。清朝重农谷，稍稍把犁锄。”[7](P685)这位雍古才子见到了魂牵梦萦的河西走廊，这里的物产植被、这里的人文风物，都让他感到归乡的惬意。我们前面所引的《河湟书事二首》诗风也是质朴清新，与汉族文士笔下边塞的悲壮苍凉大有不同。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中，不仅马祖常如此，廼贤的《塞上曲》五首，以颇为欣赏的笔墨描绘了猎人夜归的喜悦、赶骆驼女领队的辛勤、草原少女的活力、民族欢聚的热闹。景物清润秀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称清新的民俗风情画。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描写塞外风情，同样没有“征人”的哀叹，却充满了“归人”的惬意。 游牧民族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常表现出对新异风光的热爱。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体创作的边地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在风格上，不同于唐代边塞诗的雄奇壮伟、含蓄典雅，也不同于清代边塞诗的幽愤慷慨、沉郁凝重，而是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为中国诗史增添了亮色。 蒙古、色目人处处为家，喜欢四方游历，而且对于自然山水由衷地喜爱。前面我们谈到了少数民族诗人的“游”与“诗”，谈到了少数民族诗人对于纪行诗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可以从民族心理、宗教文化的维度思考少数民族诗人偏爱创作山水纪行诗的深层原因。 回回人高克恭“在杭，爱其山水清丽，公退，即命僮挈榼杖屦适山中，世虑冰释，竟日忘归”[24](卷下《故大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萨都剌“寓居武林，博雅工诗文，风流俊逸，而性好游。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借，遍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以题品之。今两山多有遗墨”[25](卷54《寓贤·萨都刺天锡》)。与廼贤亦师亦友的危素称其“泊然无意于仕进，退藏句章山水之间”[26](《〈金台集〉后序》，P345)。元人叶颙称贯云石“五湖四海足徜徉，万水千山恣游历”[27](卷2《第一人间快活丸歌赠芙蓉峰蓑衣闲道人贯酸斋》)。任昱谓西域曲家吉诚甫：“粗袍宽两袖风烟。来自西州。游遍中原。”[28](《咏西域吉诚甫》，P1017)畏兀儿人薛昂夫说自己“拣西施好处都游遍，管甚月明归路远”[29](《西湖杂咏七首·春》，P157)。通过这些文献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到处游历，且极为喜爱山水。 萨都剌“行尽江南都是诗”[7](P1249)，以诗歌的形式吟咏眼中山水。不仅他如此，元代蒙古、色目诗人的别集中山水诗数量普遍较多，占的比例也较大。蒙古人图贴睦尔(元文宗)、郝天挺、月鲁不花、聂镛，色目人高克恭、康里巎巎、赵世延、马世德、倚南海涯、盛熙明、伯笃鲁丁、帖里越实、偰玉立、三宝柱、沙班、伯颜子中、偰逊等，这些人都只有一首或者几首诗传世，而存留之作几乎都是山水纪行诗或山水题画诗。 为什么少数民族诗人对于山水情有独钟，并且乐于创作山水纪行诗？诚然，他们长期浸润于汉文化之中，可能受到了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影响，但仔细分析文本，再考虑到民族文化背景，会发现他们的山水诗创作和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不无关联。 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仰萨满教，而萨满教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信仰核心。所谓自然崇拜，是把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而加以崇拜，礼赞天、地、山、川，甚至草木，相信万物有灵。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其二，“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7](P1252)之句，就是描绘草原游牧民族祭祀天神“腾格里”的情景。伊斯兰教认为人与自然界万物都是真主以美的规律设计创造的，两者地位是平等的。在《古兰经》的描述中，不仅动物，甚至草木、星辰都是有感知、有生命的。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西域诗人，喜欢让心灵在大自然中得到涤荡净化，感受真主的大能。 无论是萨满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尊崇自然。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少数民族诗人感激自然，热爱自然，崇尚自然，喜欢将人性、人情、人格向自然万物投射，与大自然心心相印。他们特别擅长以拟人的手法描绘自然，表情达意。 丁鹤年(1335-1424)，回回人，字永庚。他作诗说：“山花水鸟皆知己，百遍相过不厌烦。”[30](《暮春感怀二首》其二，P67)赠好友戴良诗亦云：“对坐青山浑不厌，忘机白鸟自相亲。”[30](《寄九灵先生四首》其二，P69)元明易代，丁鹤年隐迹埋名，把山川风物当作自己的伙伴，澄怀味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栖息，寻求心灵的慰藉。宋代理学家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辛弃疾在词中也写过：“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31](《鹧鸪天·博山寺所作》，P177)汉儒也热爱自然，但考虑到丁鹤年的民族文化背景，就不能不说有伊斯兰教万物平等自然观的影响。抒发亡国破家的哀痛，西域人伯颜子中说：“此心只似长江水，终古悠悠向北流。”[23](《十华观》，P922)以人拟物，将人情物态合而为一。中国的地形总体上西高东低，江河大多向东入海，李后主的《虞美人》词就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今新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却是向北流的，伯颜子中将北流之水与自己的心态融为一体，突出了自我的民族身份，表达了愿追随北遁顺帝的决心。畏兀儿人三宝柱《游北湖》：“苍苍山色故人面，荡荡风光游子心。”[32](P303)蒙古人凯烈拔实《全清亭》：“华阳山酒盈樽绿，坐对春泉浇醉心。”[32](P663)也是将情与景、人与物深刻契合，个体精神与自然世界和谐地融为一体。 以物拟人，将人情投射给自然万物，是少数民族诗人常用的手法。余阙《南归偶书二首》其二：“二月不归三月归，已将行箧卷征衣。殷勤未报家园树，缓缓开花缓缓飞。”[33](卷9)余阙(1303-1358)，字廷心，唐兀氏，世居河西武威，生于庐州(今安徽合肥)。这首绝句是写自己离京归皖的情景，还未动身，心已飞向家乡的树木之下，并且像叮嘱老朋友一样叮嘱花树等他回去后再慢慢开花。山间林木繁盛，才有猎可狩，很多游牧民族遂有树崇拜的文化传统，认为树是有灵魂和生命的。草原上的树傲然屹立，上可接天，在万物有灵的思维观念中，认为天一弯腰就可与山和树对话。唐兀人虽然受汉文化熏染已久，但这首诗中，依然可以读出草原民族亲和自然的文化意味。 于乃昌指出：“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和审美创造中，也随时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界。”[34](前言，P13)元代蒙古、色目人的山水纪行诗即是如此。当他们志得意满、心情愉悦时，寄情“有生命”的山水。如回回人高克恭《过信州》：“二千里地佳山水，无数海棠官道傍。风送落红搀马过，春风更比路人忙。”[23](P301)蒙古人月鲁不花《游天童山》：“山盘九陇翠岧峣，太白星高手可招。”[35](P322)畏兀人偰文质海牙《题酒家壁》：“修云淡淡抹山眉，野水人家半酒旗。”[36](P243)春风、星辰、白云、苍山，似乎都有了生命，成了写作主体生命情感的外化，诗人的情感之光与自然之美的光环交相辉映。当诗人忧伤苦痛时，山水风物似乎也有了灵性，诗人向他们传达着自己的伤感、苦涩。如伯笃鲁丁《挽樊时中参政》：“岁寒桥下清泠水，夜夜空闻哽咽声。”[36](P433)色目人伯颜子中《北山》：“啼鸟不知江国变，多情到处劝人归。”[23](P922)身怀家国之痛的丁鹤年《山居诗三首呈诸道侣》其二：“日日看山眼倍明，更无一事可关情。……划然时发苏门啸，遥答风声及水声。”[26](P146)身外的自然万物似乎有了生命，与诗人分担着愁情。 纵观中国山水诗史，以自然山水入诗，在《诗经》中便时可一见，但山水风物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谢灵运和王维可说是山水诗史上的两座丰碑：谢氏之诗，追求形似，崇尚工巧，常以客观的手法描绘眼中山水；诗佛王维脱离了对于形似的追求，以情韵见长，常从总体上把握，使山水充满了禅机画意。在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群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有着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基因，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常能与自然万物相通无碍，在诗歌中赋予自然以“人”的生命。这彰显了少数民族诗人的特色，丰富了中国山水纪行诗的创作。 在宋金对峙的时代，“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12](卷189《儒学一》，P4314)。羁留于金地的宋人高士谈说：“少年人物江山秀，流落天涯今白首。”[37](《玉楼春·为伯求作》，P544)有着去国怀乡的忧思、沦落天涯的飘零感。而到了元代，南北统一，诗人陈孚在《桓州》诗中感慨着“跃马长城外，方知眼界宽”[7](P260)。汉儒到达少数民族聚居的北疆，被自然风光、人文风物所吸引，创作了大量的诗篇，这和元代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元朝实行“两都制”，每年大驾巡幸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13](卷6《上京大宴诗序》)。随行各族文臣“纪行富诗史”[38](附录卷1《题上京纪行》)，为前朝所未有。据统计，“上京纪行诗共973首，近千首，涉及诗人58位”[39]。号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都写过上京纪行诗。邱江宁甚至强调说：“只有充分注意到上京纪行诗所独有的魅力与特征，才有可能将元代诗歌作为真正独具特色的存在与唐宋、明清的诗歌并论同题，因为这是元代诗歌最具特色的所在。”[40](P12)上京纪行诗，两岸学者多有关注，此不赘言。⑥元代诗人还有很多奉使、奉祀之作。不同于宋代弱国使臣的身份，元人出使安南、高丽、日本等地，是“紫衣新命渥，金节远威宣”[41](卷1《题李奉使诗卷》)，充满着混一海宇的盛世豪情。而奉祀山神、天妃，又与蒙元统治者萨满教的信仰大有关联。可以说，奉使、奉祀之作的大量出现，也是元代华夷一体、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限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说。 杨义曾说过：“(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的书面文学史，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占国家土地60%以上多民族的文学的存在和它们相互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文学的发展是多民族共同创造、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结果，不研究这个过程中非常丰富复杂、多姿多彩的相生相克、互动共谋的合力机制，是讲不清楚中国文学的真实品格和精神脉络的。”[42](P5)21世纪以来，杨义在论著中多次呼吁重视中国民族文学、文化的多样性，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注重周边少数民族“边缘活力”等理论主张。[43]近年来，构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观念也引起了广泛重视。《民族文学研究》期刊从2007年第2期开始，开辟了《创建“中华多民族史观”笔谈》栏目，连续集中发表一系列研究文章，有力地推进了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该刊前主编关纪新在《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一文中说：“我力图较系统地阐述必须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倡导与确立这样一种科学的学术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我们所亟须解决的一系列相关理念。这既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也是一项可能要通过长久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44]鉴于此，我们注意到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从少数民族诗人群体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①参见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1页；李延寿《北史》卷98《高车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70页；魏征等《隋书》卷84《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64页。 ②一般认为静州天山在今天新疆，也有学者考辨后认为马祖常原籍应在今内蒙古境内。见黄钧：《元代诗人马祖常和范梈的籍贯——新版〈辞海〉两条注释辨误》，载《中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 ③“关于萨都剌的族属，有色目人、蒙古人、回回人、回纥人、维吾尔人、汉族人等多种说法。”参见查洪德：《20世纪萨都剌研究述论》，载《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元人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载：“萨都剌，字天锡，回回人。”这是元人对于萨都剌族属问题的记载，可信度较高。著名学者陈垣也论定其为“回回人”。 ④曾明：《足迹遍南北，神韵兼刚柔——读萨都拉的记游诗》，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雁门集》有一些诗系误收，并非萨都剌所作，这里不做具体讨论。 ⑤廼贤衔命而南之事参见林弼：《马翰林易之使归序》，《林登州遗集》卷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乌斯道《答马易之编修次来韵》有“轺车秋尽出京都”，可知其在秋天动身。见《春草斋诗集》卷4，《丛书集成续编》本。 ⑥大陆学者，如李军《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的民族精神要素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元上都扈从诗与上都多元宗教文化》(《山西师大学报》2013年第1期)等。台北教育大学李嘉瑜发表有《上京纪行诗的“边塞”书写——以长城、居庸关为论述主轴》(《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2008年第14期)、《不在场的空间——上京纪行诗中的江南》(《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2010年第18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