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宏忠[1]2010年在《基于文化多样性视野的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理论,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分析文化多样性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的影响,力求把握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联系,探寻在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下,如何处理好文化领域中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如何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引导大学生在积极学习和正确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国民教育之中,引导大学生在自觉鉴别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辨别力、判断力和选择力,以使他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格局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论文提出,文化多样性在开阔大学生视野,催生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也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权威,模糊了价值评判标准,造成价值困惑乃至迷失方向。从而干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弱化了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话语权,冲击社会主导价值观。当前,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多样性格局,我们必须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征,使其在“多样化”的过程中,真正担负起“主旋律”的责任,使党的“指导思想”的功能具体地体现为社会文化主导的功能。为此,应高度重视文化在大学生价值观导向中的作用,防止大学生在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迷失方向,帮助他们提高文化辨识力。在大学生价值观导向中,以先进文化引领多样性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文化育人的全过程,以多方联动的整体思维防控大学生的价值失范。从而引导大学生在自觉鉴别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张桂蓉[2]2002年在《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对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中国各个学科领域。不少学者主要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影响。笔者认为：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两个轮子”，它们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同步发展。本文突破了全球化研究过程中的局限性，从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出发，对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进行思索。 在深入剖析全球化运动必然性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对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全球化使得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某些大国和大国集团从本国利益出发，操纵非政府组织对别国实行超国家干预，妨碍民族国家主权的行使，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构成冲击；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激烈竞争的过程，国际市场的变量使我们对融入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就业增长，不能盲目乐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加强剥削和掠夺，导致和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恶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国优秀人才的大量外流，使21世纪中国的高科技生产力面临挑战；环境退化与全球化同步，将使我国国家生态安全面临威胁；文化信息全球共享，东西方文化冲突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霸权主义的冲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与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总是相伴随的，没有代价的发展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社会发展史就是I。〔自霎霎昌l Z土 ＊ 令 上二 二人＋ ＼”——。／飞卜〕叁匕“二。t＞上b 一部代价史，一部不断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的历史。本文认为，中国要在全球 化中抓住机遇，获得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正确处 理全球化与主权的关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与独立；正确处理“开放与 保护”的关系，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改善西部投 资环境，在世界财富分配中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支持留学、鼓励回 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指导下，采取有力措施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同时通 过人力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尽量减少人才流失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坚 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发展； 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扬自身的文化个性，坚持多样文化的互补共荣。总 之，我们要把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的协 调同步发展。
祝平燕[3]2006年在《社会转型期妇女参政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文中提出妇女参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都论述过妇女参政问题。妇女参政是男女平等理论的基本内容，而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妇女参政的高度重视，并着重采取了性别比例保障政策，使中国妇女参政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妇女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妇女参政开始出现比例下滑。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妇女参政程度虽然仍在提高，我国人大女代表的绝对数虽然没有减少，但中国女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国际上排列的名次连续下降，女性执政比例总体停滞不前。1978年至1998年，我国女人大代表一直在21％徘徊，到了2002年，我国的女人大代表减少到20.24％，1994年，中国女人大代表名列12名，1997年名列16名，2000年名列20名，2003年排名38位，2005年排名42位。如果不采取措施，专家预计在今后五年内，中国女人大代表在国际上的排名还可能后退。妇女参政问题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妇女参政是妇女发展的一个核心领域，妇女参政曾经是我国妇女研究领域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参政研究才较多地进入研究视野。到20世纪90年代，受国内民主进程的影响，同时也受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激励，妇女参政才成为较为热点的研究课题，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关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的问题，进一步引起政府决策部门、妇联、妇女学界、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界的重视。今天，研究妇女参政问题对于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妇女人力资源以及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将妇女参政置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作指导，以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研究范式，整合政治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的相关理论成果，探寻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各种要素是如何制约着妇女参政的。文章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对策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在妇女参政中，文化因素、法律政策、大众传媒、非政府组织、社会关系网络及参政妇女自身等因素在社会转型期妇女参政中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必须重点发挥先进的性别文化、政府、妇联、妇女参政议政能力和特殊的心理素质等因素的社会支持作用。文章第一章探讨了妇女参政的文化支持系统，认为以往的社会支持理论有个最明显的局限，就是没有考虑到社会支持的文化层面。中国人强烈地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被文化模塑的过程。性别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的性别文化是一种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女卑论、女人弱智论和女人祸水论等落后的性别文化。现代西方女权主义是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叛。其代表人物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对妇女参政有直接和间接作用的观点。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妇女必定受到中西方文化双面夹击的影响。因而，必须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批判继承西方文化的有益成份，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的性别文化。第二章以外国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作比照，分析了政府对妇女参政的支持的重要性。西方妇女参政的发展，除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外，主要是与这些国家政府对妇女参政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政策的干预相联系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障妇女参政的法律，使女性的参政行为得到立法的保障，并制定了性别比例政策来保障女性在领导层和政府机构拥有一定的比例，从而推进了中国妇女参政的发展。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妇女参政总体上来说还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要继续发挥妇联在妇女参政中的巨大作用。第叁章以妇女非政府组织为载体，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和妇女非政府组织在推进民主政治，促进妇女参政中的作用。西方妇女NGO对妇女参政推动作用很大。相比之下，中国的妇女NGO从总体上看还不够成熟，直接针对促进妇女参政的妇女NGO还不多，组织分散，参政目标不明确。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妇女NGO对妇女参政的作用将愈来愈大，因此要加强妇女NGO的建设。第四章以人权和参政权为基础，认为联合国是当今推进妇女参政的叁股重要力量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联合国基于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强调男女平等和妇女的各项基本权利，对妇女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予以特别关注，制定了许多保障人权的文书，留下了许多促进妇女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国际公约，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促进妇女参政的其他会议，使近十年来世界妇女参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今后，联合国仍然是不可小视的妇女参政的支持力量。第五章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为基础，描述了妇女参政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对妇女参政的支持。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模式是获得社会资源的叁种模式之一。参政妇女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本。这种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的个人社会支持网为参政妇女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尚不太发达的中国，强关系是妇女获得政治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亲属和朋友在个人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目前仍有必要建立妇女参政的社会关系网络。第六章从社会支持理论和政治学原理的维度，分析参政妇女自身如何建构自我支持系统。认为妇女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角色定位、政治成就动机、毅力和意志、参政议政能力是构建参政妇女自我支持系统的主要构件。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妇女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功效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当前传统性别文化还有相当影响的环境下，参政妇女必须具备特殊的心理素质，与男性相比，正确的性别角色定位、政治成就动机、毅力与意志、参政议政能力对参政妇女缺～不可。据此，文章提出了建立妇女参政的自我支持系统的具体对策。文章最后得出五个基本结论：妇女作为参政上的性别弱势群体，在较长的时期里，还需要文化、政府、妇联、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社会关系网络及妇女自身等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持：中国妇女参政面临比西方妇女更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他支持系统都是在这个文化氛围中发挥作用的；政府的政策法律的完善、性别比例保障政策、妇联的支持对妇女参政是一个硬性的支持条件：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对妇女参政的支持力度将越来越大；社会关系网络在目前对妇女参政仍然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社会关系因素会逐渐淡出，而参政妇女的政治实力将愈显重要。总之，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会加快民主政治和妇女参政的发展进程。
王帆宇[4]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仲海涛[5]2016年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其中,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异彩纷呈、剧烈涌动是其鲜明表现之一。在这些思潮中既有积极向上的,又有消极反动的。积极与消极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社会思潮的多样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文化繁荣,也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也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思想混乱,尤其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消极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严重干扰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挑战,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挑战、消解影响,成为当前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在当代中国诸种社会思潮中,就其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峻挑战的几种代表性社会思潮而言,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它们己不仅局限于在抽象的学术思想层面探讨问题,也不满足于只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分支,而是愈加关注现实问题,希冀借助对现实的批判与重构,逐渐销蚀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不断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进而跃升为主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为此,他们在抨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把批判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到与中国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用意显而易见,追本溯源固然必要,但批判直接的理论指导所显现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由此可见,这些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具针对性的现实挑战。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梳理分析,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挑战的直接性、系统性和危害性等方面因素,本文选取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叁大社会思潮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试图从叁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的研究中探寻共性的规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战略性问题。论文总体上由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已有研究成果评述、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研究思路与方法几部分内容。论文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组成,各章节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是从总体上概要阐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相关问题。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滋生和蔓延的现实条件；其次,解析了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再次,概要阐述了除本文重点论述的叁大思潮以外的当代中国其它主要社会思潮。第二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观点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与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叁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四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基本立场及其积极因素。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五章主要是在具体论析叁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与应对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共性问题。首先,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阐发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的严峻性。其次,分析阐释了如何秉持科学态度深化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再次,总体论述了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能力。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加以宏观提炼,基于以上五章的研究,得出如下叁点结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不可避免；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任重道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势必会在回击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
李春明[6]2005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传入我国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方兴未艾。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不论是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应该在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全球化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动力。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对民主与法治的内在需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向民主和法治方向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化促进了政治多极化。政治多极化为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政治文化走向世界,进行平等的政治文化对话和交流,既保持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国特色”,又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全球化统一的趋势,为保持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文化动力。 全球化也给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带来强大的压力。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这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全球化中的西方式民主化浪潮,严重影响着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对渐进性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带来极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严重干扰着我国政治文化的独立发展。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动力和压力,我们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趋利避害,积极融入到全球化中。要坚持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主体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同时尊重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体性。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政治文化发展成果,并实现其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换”,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全球化中大有作为。 发展观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两种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大,一种是新文化保守主义发展观,另一种是“全
田瑞华[7]2017年在《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和谐、有序、平安中国的核心主题之一。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特别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以及农业社会向工业、信息化社会的过渡,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价值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后对"福利国家"的反思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给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系、制度、机制、理念以及方式也带来了警醒和反思,引发了理论界对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社会管理的战略发展历程,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究制约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文化、体制、制度、机制、理念与能力等方面的因素,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指导,提出创新中国社会管理之策,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全面系统地整理和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管理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指导,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历程以及中国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的战略探索进行了历史回顾;同时,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实践成效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变化、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转型引发的挑战,以及社会管理本身存在的难题,结合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内蒙古等地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对策和建议。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格局经历了政府"一元"社会管控(1949—1978年)、"政府—市场"社会管理(1978—2002年)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协同合作的社会治理(2002年至今)叁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社会管理的战略,相应地也经历了社会管理战略初见端倪、形成以及提升并最终确立社会治理战略叁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指导下,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实践成效显着,并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一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渐向系统化发展;二是社会管理机制建设正在逐渐向全面化发展;叁是社会管理制度日趋法治化和精细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及其挑战,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以及管理主体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及其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路径方面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引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地位,树立"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价值取向和"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形成社会管理与民生并重、法治等理念。二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元社会管理格局。叁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内部改革,健全社会规范体系。四是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全过程的运行机制。为此,针对不同类型矛盾分类完善矛盾调处机制;创新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中加强源头治理·,创新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中强化动态管理;创新应急管理机制中化解矛盾。五是创新社会管理策略,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要健全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强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网络空间社会管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通过创新社会协同体系促进社会自我管理。六是创新管理评价方法,大力提升社会管理者的能力。不仅要提倡民生优先,还要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吸纳民众,推进多元主体管理;奖惩并重,引导社会管理者行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中国化,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逐步走向社会治理,这是实践与理论的飞跃,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期盼的美好、稳定、和谐、平安的社会秩序。
朱宗友[8]20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文中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它已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进行着。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员,必将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很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对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新的解读。据考证,当代“全球化”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他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一词。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进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笼统地讲全球化是福音抑或灾难,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背景,而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巨大的历史同步性与契合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近现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出的必然的和历史的选择。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国家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30年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60-70年代以来,在这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某些改组和分化,形成了在美苏两极对立条件下的叁个世界并存的格局。这种情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终结,形成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前提下的多极化趋势。然而无论在哪种政治格局下,全球化进程都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步伐,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化新特征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才使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当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积极回应。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道路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还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展现了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的前景。
杨勇诚[9]2015年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研究说明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叁期迭加”的重要时期,“叁期迭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叁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叁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叁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叁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叁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叁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杨鲜兰[10]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人的发展问题既是一个石老的问题,又是一个常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实践,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辨证统一性。当今,人类已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条件的改变必然影响到人的发展。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从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关于人的发展及世界历史理论等相关思想入手,吸收国际、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建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本文共分七章。 引言: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目的、思路、内容和方法。 第一章:“人的发展历程”。探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辨证统一性,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从人类对人的发展问题思考的历史轨迹入手,分析从古希腊丌始许多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留下了探索者的足迹,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人的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是个人、集体、类的综合体,人的发展也相应地表现为个体发展、群体发展、类的发展;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发展应当从自然、社会、自身中争得自由的程度来}兑明。人的发展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过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人的发展在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之后,到达一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渐进趋势。 第二章:“经济全球化:人的发展进程中的纷繁时空”。从总体上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以及它如何影响人的发展。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在悖论中演进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标志。然而经济全球化决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过程,从宏观上讲,它是世界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但从微观上或更深层次上看,经济全球化过程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过程。它给各国的经济政治秩序、思想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深刻的。对于人的发展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意义是巨大的,并且是双重的,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 第叁章:“南北贫富分化与人的发展”。具体探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南北
参考文献：
[1]. 基于文化多样性视野的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研究[D]. 谢宏忠.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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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D]. 仲海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D]. 李春明. 山东大学. 2005
[7].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D]. 田瑞华. 内蒙古大学. 2017
[8].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D]. 朱宗友. 河南大学. 2010
[9]. 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10].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D]. 杨鲜兰. 武汉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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