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丁玲文学中女权主义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丁玲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虽然有幸跟丁玲有过短暂的接触，也写过关于她的回忆和几篇研究文章，但对她的作品的确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就以下两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与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
二、能否把丁玲统称为女权主义者，或中国女权主义的“带头羊”。
以上两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丁玲研究，但都跟丁玲有关。先谈第一个问题。
跟开展其它领域的文艺批评一样，研究丁玲的作品，首先需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批评原则。因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以及文艺问题的理性思考，总是包括特定的政治理论，美学理论，最终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任何一种批评都是一种特定的价值取向，批评实质上并不能增添作品原生价值，但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发现，才能估定。价值取向总是无法摆脱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政治。淡化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非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价值取向也不要狭隘化，不能局限于作品的政治思想意义，而应该顾及作家的全人和作品的全貌。
我认为丁玲是一位执着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她在30年代作品转型之后，更是一位投身于革命斗争漩涡的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作家，是一位长期到群众中落户，跟人民群众的关系解决得相当好的作家。所以，不讲政治，就读不懂丁玲的作品，也无法正确评价丁玲的作品——无论是左联时期的《水》，解放战争时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直至晚年的散文、文论、回忆录。当然，丁玲也历来强调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指出取消了艺术性也就取消了艺术本身。所以，对丁玲作品同样需要进行多侧面、多视角的艺术观照。
在正确进行文艺批评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恩格斯评价同一位作家，往往从不同侧面进行分析。如论诗人海涅，既从思想性入手，肯定他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如《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最有力的诗作，是对普鲁士保皇派的挑战，又赞扬他对语言的锤练，指出他是德国精致文学的开山祖师。恩格斯评价不同作家，也常有不同的切入点。如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赞扬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从反映时代精神的角度，指出但丁的作品标志着欧州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从倾向性的角度，肯定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从生活气息角度，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我们从中受到启示：评价丁玲作品，也可以有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无论是研究丁玲的革命意识、民族意识、女性意识乃至死亡意识，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就该在学术上受到尊重。
历来研究丁玲，都把“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相联系，我想，女性文学应该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个概念。文化相对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文化绝对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普遍主义追求同一性，强调相同、统一；而相对主义追求特殊性，强调不同、差异。在西方，“女性”这个概念跟“妇女”这个概念语意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妇女”这个概念比较强调女子现实境遇跟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关系，而“女性”这个概念则有别于纯政治意义的“妇女”，侧重强调女子跟男子的生理差别，强调女子的自我意识，独立人格，特有生活经验，特殊的内心感受。所以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秩序，女性这个词具有一定的反叛意义。
女性文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产物。单一的方法决不可能导致批评的繁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和方法包罗万象，十分重视广泛吸收运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包括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等，打破了社会学批评的固有模式和传统的文艺理论的定界，使文学批评变成了扩散式的永无止境的创造和再创造活动。所以，用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丁玲作品，是一种新的视角，新方法，是对丁玲研究的一种推进。当然，也还要吸收其它批评方法的长处，决不能因此而低估或排斥其它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丁玲成为说不尽的丁玲，把丁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研究文学，就是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畴，重视女性独特的思想方式、情感特征、审美情趣、心理特征，重视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重视探讨女作家的创作过程，用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显然，这种理论和方法有利于恢复女作家在文坛应有的地位，有利于宣传扩大女作家的社会影响，是具有可借鉴性的。男女作家心理气质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女性心理比较细腻，易感伤，有周期性的心绪不宁，想象比较丰富，自我体察、省悟能力较强。然而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在一部复杂纷纭的中外文学史上，“写女人”的有成就的并不全是女性作家，而“女人写”的也并非全属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也不是可以脱离其它因素而孤立存在。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那么，试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考察，丁玲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占有什么地位呢？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高潮出现于五四时期，当时京、沪各地的报刊上先后迭有“莎菲女士”（陈衡哲）、“冰心女士”（谢婉莹）、“卢隐女士”（黄英）、“淦女士”（冯沅君）、“叔华女士”（凌叔华）、“白薇女士”（黄碧珠）……的名字出现。其中发表作品最早的是陈衡哲，而影响最大的是谢冰心。陈衡哲虽然作为早期留美女士和胡适的友人，对初期的文学革命起过助燃作用，也留下了一本小说集（《小雨点》）和一本散文集（《衡哲散文集》），但由于婚后即隐退文坛而以学者现身，因而在读者中的影响迅速消失。冰心则笔耕不辍，延续至今，不断攀登着高峰。但在五四时期，她创作的题材则大多囿于母爱的恩慈，姐弟的情谊，以及“大海、春水、繁星”的广漠、宁静、幽深。受基督教、儒家文化和禅宗思想的影响，冰心形成了自己的“爱”的哲学。然而这种爱的神话在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情势下显得是那样的脆弱。在堆积着难民灾胞尸骨、浸透了志士仁人热血的贫瘠的土地上，冰心撒播的爱的种子是难於萌芽抽穗的。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丁玲像一颗耀眼的巨星升起在东方的天际。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占据特殊地位的作家。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她的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人格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和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这两方面互相渗透，将她的创作一步步推向高峰。
丁玲一开始就是以旧世界叛逆者的英姿步入文坛的。她的惊世骇欲的大胆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叛女”的形象。即使她们因为梦醒了无路可走而骚动不宁，感情孤独，思想困惑，甚至行为有越轨之处（如《暑假中》的那些女同性恋者），但却一反东方传统式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丁玲的可贵之处，还在於她并非单纯用所谓“子宫之笔”讴歌女性的本体生命，执着於女性生命个体价值的实现，而是迅速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融入对时代、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将为女性命运的抗争汇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从而使她的作品参与意识愈来愈强烈，批判意识愈来愈广阔。
丁玲女性意识的核心，我认为可以用“强已”两个字概括。“强已”的提法出自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她在这篇文章中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强已”，即爱自己的生命，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健康的、乐观的、有恒的、有理性的人。这种观念，可以说贯穿了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
莎菲女士拒绝忠实可靠但懦弱卑琐的苇弟，又拒绝外型高贵而灵魂卑劣的凌吉士，不让自己为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岁月里，先遭到日寇的蹂躏，又为了帮助游击队搜集情报而强忍着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但在封建世俗观念侵蚀着人们头脑的穷乡僻壤，她所作的一切牺牲反而受到了歧视和打击。但贞贞“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她决心奔延安，一方面治病——疗治肉体创伤，一方面学习——提高精神境界，使自己“再重新作一个人”。《在医院中》的陆萍虽然长得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但却勇于跟官僚主义、蒙昧主义进行斗争，敢于在生活道路上披荆斩棘，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杜晚香》中的女主人公在后母的嫌厌、呵叱、殴打和大男子主义的压制中成长，成为了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无私奉献的新型女性。以上这些女性形象的阶级属性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强已”意识。
既然丁玲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那么能不能采用林伟民先生论文的提法，径直将她称为女权主义或比喻为女权主义的“带头羊”呢？我以为不能。我并不把女权主义视为贬义词。对于历史上为争取男女平等而奋斗的女权主义者，我始终抱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恐怕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问题。据我了解，西方女性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而是理论庞杂，歧义百出。所以用女权主义这个名词难於对丁玲进行准确定位和全面概括。在西方，有个根据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将它区分为自由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有人根据国家和地域将其区分为英美流派和法国流派——前者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后者以形而上为基础。还有人将当代女性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前者将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财产私有制，而后者却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不能给妇女带来彻底解放。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不仅要消灭男性特权，而且要干脆消灭性别。
对丁玲素有研究的林伟民曾说，他所谈的女性主义不是广义的女性主义，而专指法国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女性主义。西蒙·波娃被尊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学说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但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夫人，她分析妇女问题所持的也是存在主义的道德理论。其中自然不乏精彩的看法，如对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分析，对男人主宰女人的绝对权威的否定。她反对把女人仅仅当成一个子宫，视为一种单纯的性感动物；希望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因为“男人供给女人物质上的享受，他们就定下了许多道德规章去限制女人的行为，更要她永远臣属于他。”但西蒙·波娃的爱情观、道德观、家庭观、妇女解放观，也有一些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和接受的地方。根据林教授论文的引文，西蒙·波娃对女性主义的界定是“专门为女性问题而奋斗的主义”。丁玲信仰和躬行的显然并不是这种主义。
女性主义理论不仅可以产生歧义，而且由于过份强调性别差异，这种理论也很容易步入误区。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跟男性是共存互补而不是截然对立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女性文化，女性之间也不会有绝对统一的价值观。比如白人资本家的太太不会同情支持黑人女工罢工。在美国历史上，也发生过白人女工工会将黑人女工驱逐出工厂的事件。可见女性主义既是世界性的，旨在把妇女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同时又是民族的、阶级的。同为女性，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境遇和理念，所以脱离性别之外的其它因素谈女权，谈女性的文学，都会产生片面性。
过份强调性别差异在创作实践中同样容易步入误区。新时期期以来，西方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渗入中国，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作品，但其中也有一些作品产生了性偏执倾向。有些女作者以女性特征作为向男权社会抗衡的主要武器，在作品中宣扬性解放，设置“男性陷阱”，追求女性在性爱中的主导地位。有的女作家以“我的心属于我”为基调，创作了一些美化女同性恋的作品，把执着于对男性的爱视为一种可笑行为予以嘲讽。还有些女性文学鼓吹“自恋”，歌颂永恒的不为男人所动的女人。上述倾向，都应该予以正确引导。
总之，我认为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研究丁玲作品是可以的，也是一种新开拓，但把丁玲称为女权主义者并不恰切，丁玲本人也不会承认。要使当今的女性文学健康发展，应该从丁玲作品中吸取政治营养和艺术营养。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才能深入当代文学的血脉，丁玲才能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事业中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