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道德理性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思维方式论文,理性论文,道德论文,论张竹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二十五回回评中写道：“读者深省之，可于淫欲世界，悟出圣贤学问。”这句话，颇为明了地概括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以道德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小说文本。这个特点，不仅体现了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昭示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与读者审美情趣的转变。探讨一下这种道德理性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和文化背景。及其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效应，并进一步分析说明张竹坡评本的功过得失，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一
张竹坡如是说：“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又说自己评点《金瓶梅》是“又算我今又经营一书。”（《竹坡闲话》）这样的批评观念和审美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评论家法郎士的一句名言：“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他们诉说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批评就是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向审美对象的渗透。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批评既然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学接受活动，那么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就绝非纯属他个人的“单情幽绪”，而是比一般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带有更加鲜明的社会化倾向。对于张竹坡，亦当作如是观。家庭意识、群体意识、社会的价值标准，一直支配着这位文学批评家在审美活动中的选择向度。
张竹坡系出于彭城张氏，是所谓“簪缨世胄，钟鼎名家”。这个家族世世代代以宗教式的虔诚奉守躬行着封建的礼法纲常，对于张竹坡人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据乾隆四十二年刊行的《张氏族谱》载①，张竹坡的高祖张琪，“纯孝天成，居家动有礼法，子弟辈相见肃衣冠出。”他的祖父张垣在南明弘光朝参与了史可法的扬州军务，时睢州总兵许定国叛变，垣慷慨赴难，杀身以成仁。其祖母刘氏，“事姑舅虔恭端肃”，又“阃教端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咸以为母仪焉。”他的母亲沙氏，更是一个克守封建妇道的典型：“弱龄以孝女闻，于归以贤妇名，晚岁以仁母称。”在她的调教之下，“男噪才名于弱冠，女解割股于垂髫。”张竹坡的胞妹张文娴就确乎有过“割股疗亲”的孝行。彭城张氏一家，可以说是以几代人的生命践履着儒家的伦理主张。如此深厚的家庭传统，又怎能不在张竹坡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卒于康熙三十七年。他一生26个春秋，正处于整个思想界在政治上发生转向的时期。在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大动乱和政权更迭而一度遭到严厉批判的程朱理学，至康熙朝又恢复了它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已故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指出：“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又说：“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7页。）统治阶级的有力提倡，必然成为封建社会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导向。
在家教门风的涵茹之下，张竹坡自觉地承受了时代和社会的规范。试读他18岁时写的那篇《乌思记》：
余篯里人也。年十五而先严见背。届今梧叶悲秋，梨花泣雨，三载于斯。……偶见阶前海榴映日，艾叶凌风，乃忆为屈大夫矢忠、曹娥尽孝之日也。嗟呼，三闾大夫不必复论。彼曹娥者，一女子也。乃能逝长波、逐巨浪，贞魂不没，终抱父尸以出。矧予须眉男子，当失怙之后，乃不能一奋鹏飞，奉扬先烈；槁颜色，困行役，尚何面目舒两臂系五色续命丝哉！
文章旨在思亲，却以忠臣孝女为楷模来策励自己鹏飞进取，说明儒家的价值观念早已深植于作者的心灵之中，内化为其人格的重要层面。从这一人格精神出发，张竹坡主张以礼乐教化来拯救世道人心。他在《治道》一文中写道：“自古礼之不作也，而人心荡荡，则出乎规矩之外矣。自古乐之不作也，而人心骄骄，则肆于淫逸之中矣。……是以古人生而孩提之时，即教以父母之当孝也，兄长之当敬也。饮食起居，洒扫应对，莫不有礼，……”可知先儒设计的社会理想，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竹坡一意认定《金瓶梅》是所谓“仁人志士孝子悌弟”细心做出来的一部“奇酸志”了。
作为现实中的人，张竹坡对于价值的选择自然不是单向纯一的。和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一样，在这位文学批评家身上也表现出儒、道、释互补的思想倾向。就其《金瓶梅》评点即可看出这一点。他先是说：“《金瓶》纯是禅门圆通后做法。我批《金瓶》亦批其圆通处也。”但接着又说：“《金瓶》亦并不晓得有甚圆通，我亦正批其不晓得有甚圆通处也。”他说：“《金瓶》以空字起结，我亦批其以空字起结而已，到底不敢以空字诬我圣贤也。”但他又说：“《金瓶》处处体贴人情天理。此是其真能悟彻了，此是其不空处也。”他还说：“《金瓶梅》是部入世的书，然谓之出世的书亦无不可。”（《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下简称《读法》）这种依违两可的评判，一方面说明《金瓶梅》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位批评家精神结构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然而，在张竹坡生活的年代，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程朱理学，毕竟占据着社会思想潮流的主导地位，尽管这位批评家受到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但他终究要向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系统寻找精神归依。张竹坡曾经为清代著名学者张潮所撰的《幽梦影》一书作过评点。在那部语录体随笔集中，张潮写下了一道清言：
立品须法乎宋人之道学，涉世宜参以晋代之风流。
张竹坡评曰：“夫子自道也。”其实，这不仅是张潮本人的“夫子自道”，它颇为清晰地折射出一群士大夫立身处世的态度；在这里，也不妨看作是张竹坡的人生座右铭。唯其“涉世宜参以晋代之风流”，象《金瓶梅》这样一部张扬着人的强烈欲望的世情小说才引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批评对象；又因为遵循着“立品须法乎宋人之道学”的原则，所以他要向《金瓶梅》所描绘的淫欲世界呼唤道德精神的回归。
二
与其人生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张竹坡沿着儒家美学关于美善统一的思路来建构自己的审美理想。这一审美思路体现在《金瓶梅》的评点中，便形成了他解读小说文本的道德理性思维方式。
在《金瓶梅》的人物画廊中，张竹坡找到了实现其审美理想的对象，那就是西门家中人称“三娘”的孟玉楼。
《金瓶梅》描写了众多的妇女形象，张竹坡对孟玉楼情有独钟。他说：“观玉楼之风韵嫣然，实是第一个美人。”（《读法》二十九）又说：“作者待玉楼，自是特特用异样笔墨写一绝世美人，高众妾一等，见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第七回回评）稍稍深入地分析一下张竹坡心目中的“美人”形象，即可以了解到，这位批评家所体认的“美”，具有什么样的深层内涵。
小说中的孟玉楼，谈不上年轻美貌。序年龄，她比西门庆还大两岁，居于众妾之长；论容貌，她固然长得不丑，可惜脸上长着几个“白麻子”，竟成为一大缺陷。连奶娘如意儿也叹惜：“三娘只是多了几个麻子。”如此徐娘半老而面有微瑕，如何称得上是“绝世美人”呢？这个问题，应当从儒家美学的审美标准去寻找答案。在儒家看来，美的形式必须有善的内容。判断一个人美不美，主要的根据是其内在的人格、道德、情操，外在的形体容貌居于次要地位。《孟子·离娄下》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丑）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这个观点为张竹坡所继承。张竹坡曾经说过：“《金瓶》虽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读法》九十）但是在第二十五回的一道夹批中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写玉楼真正好人。”可见在张竹坡那里，美人与好人是一个概念，美和善是交融统一的。②
孟玉楼原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丈夫死后，她嫁给了西门庆；西门庆死后，又嫁给了李衙内。孟玉楼虽然两次改嫁，却都是“静处金闺，令媒妁说合成事”（《读法》二十八）。张竹坡分析说：“玉楼来西门家，合婚过礼，以视偷娶迎奸赴会，何啻天壤。”“其嫁李衙内，则依然合婚，行茶过礼，月娘送亲，……其明晦气象，又自不同。”（《读法》三十）原来，孟玉楼之所以独得张竹坡的青睐，首先是因为她有一颗自觉遵行封建礼法规范的道德心灵。
人的道德精神也必然向外显现。张竹坡很少评论小说人物的外貌特征，却特别欣赏孟玉楼的举止意态。七十二回回评指出：小说“处处以玉楼衬金莲之妒，固矣。然处处必描玉楼慢慢地走来，花枝摇战的走来，或低了头不言语，低了头弄裙带，真是写尽玉楼矣。”在批评家的主体观照下，一位在恶浊环境中风操自持、孤芳自赏的“美人”形象栩栩然呼之欲出。
张竹坡既已公然宣称：“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那么，我们就暂且不去追究他的评论是否准确地揭示出孟玉楼的形象特征和性格内涵（这个问题，当另文探讨）。这里要探讨的是，批评家为何要在小说文本中推出这样一个“绝世美人”来？她对于《金瓶梅》审美价值的实现，起到了什么作用？对此，我们从两方面作出解答。
第一、张竹坡在这一“绝世美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价值理想。张竹坡点明《金瓶梅》的“寓意”：“写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寓意说》）“写一玉楼，又是教人处世入世之法。”（第七回回评）这些评语所表露的全然是一个儒者的心态。原来，张竹坡所评论的就是他自己。他说孟玉楼是“作者之自喻”（《竹坡闲话》）毋宁说是张竹坡之“自喻”。他根据儒家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原则对孟玉楼这个形象进行再创造。在小说第一百回，张竹坡对孟玉楼的生平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
夫卖玉簪，不求名也；甘受西门之辱，能耐时也；抱恙含酸，能知几也；以李为归，依于“理”也；不住严州，不趋“炎”也；家于真定，见道的而坚立不移也。枣强县里强恕而行，无敢怠也；义恤贫儿，处可乐道好礼，出能乘时为治，施吾义以拯民命于水火也；……
这段评语几乎句句出于穿凿附会。这种评点方法，原不足为训。但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张竹坡在孟玉楼身上注入了一般封建社会妇女无须具备但却是儒学之士终身致力以求的全部精神品格。这样一来，孟玉楼就不再是孟玉楼了，她已经被批评家提高到艺术象征的高度，成为儒家道德精神的化身。——这就是张竹坡心目中的“绝世美人”。
第二、张竹坡确立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至善至美的形象，使她同《金瓶梅》所描绘的那个鄙俗、乱伦、淫滥、罪恶的典型环境形成强烈的对照。张竹坡说：“写一玉楼，明明说西门为市井之徒，知好淫而且不知好色也。”（《读法》二十九）又说：“作者且特特写一玉楼与金莲翻案，针锋反映”（第十一回回评）。甚至说：“信乎玉楼为作者寓意之人，盖高踞百尺楼头以骂世人。”（七十二回回评）批评家的审美目标已被揭櫫得十分清楚。从下文的论述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张竹坡要将《金瓶梅》置入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相对立的认知框架，以善来对抗恶，以美来否定丑，以儒学的价值理想和道德人格精神来反映小说中的“淫欲世界”，以展示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这就是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根本出发点。
三
张竹坡最值得重视和肯定的方面，在于他高扬起儒家先师所倡导的社会责任感和入世精神，并将它贯彻到《金瓶梅》的评点中去。
这位批评家曾为张潮的《幽梦影》写过这样一段评语：“今之绝胜于古者，能吏也，滑棍也，无耻也。”说明他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与本质特征有着一定程度的清醒认识。而在《金瓶梅》中，他所看到的恰恰是西门庆这样的“能吏”、“滑棍”及其周围苍蝇逐臭般的一群男女如何无耻地破坏着社会的人伦秩序，于是，一腔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写道：“《金瓶》到底有一种愤懑气象。”“读《金瓶》必须列宝俞右，或可划空泄愤”。“读《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饮，以消此世情之恶。”（《读法》七十七、九十五、九十七）批评家的道德义愤，无疑强化了这部小说的批判倾向。张竹坡说孟玉楼“高踞百尺楼头以骂世人”，说到底，是张竹坡在“骂世人”。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不是由作家的创作意识或读者的接受意识单方面决定的，而是产生于二者的合力作用③。如果说，《金瓶梅》的作者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封建社会后期市井生活的图画，那么经过张竹坡道德主体意识的渗透，这部小说才第一次显露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风貌。
下面，我们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述。首先，张竹坡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观照《金瓶梅》所描绘的那个“淫欲世界”，从而揭示出这部小说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社会意义和典型化特征。
众所周知，《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西门庆一家之兴衰为轴心，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然而，在张竹坡之前，人们并未能从那琐琐屑屑的生活表象背后看到这部小说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定这部小说是对某个官宦豪绅之家“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谢肇淛《金瓶梅跋》）的生活记录。更有甚者，竟指为“西门三大帐簿”。张竹坡则要“变帐簿为文章”（《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他以儒家的社会理想为参照系，大大地拓宽了读者的视野。
儒家的圣贤们以家庭的伦理关系为模式来设计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的伦常秩序，“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个体发育的胚胎，国家的原型，社会的缩影，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家不齐，国何以治，天下何以得太平？从这一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出发，《金瓶梅》写西门庆一家的罪恶史、盛衰史，就有了典型意义，从中可以透视出整个上层社会纲纪废弛、道德沦丧的普遍状况。所以张竹坡指出，《金瓶梅》是“因一份人家写好几份人家”，“因一人写及全县”，乃至于写及天下国家。他说：“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七十回回评）一个“怨”字，道出了批评家对于天下兴衰、国家存亡的忧患意识。
张评本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此。结合着对天下国家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张竹坡从西门庆一家放开眼去，对腐败的政治和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小说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用金钱打开了蔡京的后门，当上了提刑所的副千户，一旦官袍着身，便胡作非为。张竹坡慨然批曰：“提刑所，朝廷设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为人事送太师，太师又以之为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门庆，实太师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是西门庆又以所提之刑为帮闲、淫妇、幸童之人事。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第四十八回写西门庆贪赃枉法的行径为山东巡按曾孝序所弹劾，但参本尚未到京，西门庆已抢先一步，派家人往太师府上打点过了。结果，西门庆逍遥法外，曾御史反遭贬谪。张竹坡说，这一回“且见西门之恶，纯是太师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这些评论，皆是着眼于西门庆一人之罪行，而归结为整个封建官僚制度之黑暗腐败，应该说，眼光是深刻的。鲁迅先生曾指出，《金瓶梅》具有“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典型化特征，张竹坡对此亦有所感悟。
其次，张竹坡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为评价人物的标尺，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人物形象的社会本质特征。
《金瓶梅》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一些形象，堪称艺术典型。但在张竹坡之前，《金瓶梅》一直被看作是淫书。读者为淫书之见所囿，很难把握到这些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如明人袁中道相信这样的传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在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袁中道《游居柿录》）在袁氏看来，西门庆无非是个风月老手。
至张竹坡评本出，人物的社会本质始得以发露。小说的第二十二至二十六回写西门庆诱奸仆妇宋蕙莲，又以阴险毒辣的手段陷害她的丈夫来旺，最后将宋蕙莲逼上了含羞自缢的绝路。对此，张竹坡特地提醒读者不可“随手看去”：“若只随手看去，便说西门庆又刮上一家人媳妇子矣。”（《读法》二十）他指出，西门庆一生罪行擢发难数，“杀夫夺妻取其财，庇杀主之奴，卖朝廷之法”，放荡淫逸不过是其全部罪恶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仅仅把他看作一个淫棍。在张竹坡看来，这是一个危害天下国家的“混帐恶人”，“元恶大憞”。
张竹坡对人物的分析，有时还修正了作家的创作意图。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吴月娘的评价。吴月娘是西门庆的继室，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是对丈夫百依百顺。她不娇不妒，从不“迎奸卖俏”、“霸拦汉子”，处理家政，算得上公正贤明。主仆上下，口碑甚好。西门庆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第二回）“房下自来好性儿。”（第十四回）按照“三从四德”的封建妇道来要求，吴月娘岂不是个“贤妇人”？小说作者也确实是将她作为“善”的形象来塑造的。小说末尾为全诗作结的一首七言律诗写道：“楼月善良终有寿。”即是明证。
但张竹坡却说：“吴月娘是奸险好人。”（《读法》三十二）“月娘为人，乃《金瓶梅》中第一绵里裹针柔奸之人。”（十四回回评）结论如此相左，何以故也？这里有一个善恶标准发生转换的问题。张竹坡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不是说依顺便是贤也。”还要看依顺的是何种人，“若西门杀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盗贼之行也。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而且自以好好先生为贤，其为心尚可问哉！”（《读法》二十四）张竹坡认为，吴月娘如果是贤妇人的话，看到西门庆为非作歹，就应当“将邪正是非，天理人心，敷陈明白”，劝西门庆“改过其恶”。但吴月娘没有这样做，那就无异于“是帮西门一伙做贼也。”（十四回回评）就这样，批评家硬是在那个“贤妇人”的画皮之下拷问出一个丑恶的灵魂来。这一番诛心之论，对于读者通过形象本身而不是借助作者的议论来把握人物性格的深层内涵，是有帮助的。
说到底，张竹坡对小说人物的评论，并没有越出儒家哲学的思想轨道。儒家的内圣之学讲的是人要有“四心”，即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吴月娘唯有辞让之心，却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因此要受到批评家的审判。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批评家的道德意识如何向审美意识渗透。
再次，张竹坡将《金瓶梅》文本纳入善与恶、美与丑相对立的认知框架，也使这部小说在表现生活方面产生了整体性的审美效应。
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不同于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不以情节的离奇取胜，而是通过大量生动传神的场面和细节来刻画人物，传达作家的生活感受。但这样的美学风格，长期以来未能为读者所认识。明人张无咎认为，《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帐簿，全不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三遂平妖传序》）意思是说，这部小说似乎没有经过作家的整体构思，只是杂乱无章地将许多生活片断堆积在一起。
张无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实际上与读者一直视《金瓶梅》为淫书有莫大的关系。近人苏曼殊曾经说过：“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写淫之处，此处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遍性矣。”（1903年《新小说》第九号，《小说丛话》）《金瓶梅》被说成是“日用帐簿”，其因盖出于此。其实，“全不学得处分家政”者，并非小说的作者，而是读者。当读者专注于书中的写淫之处时，大量的场面、细节便从小说的肌体上游离出来，有些被读者抓住了，有些失落了。小说的各个组织部分处于孤立、零散、无序的状态，借张玉田论梦窗词的话说，那是“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由于缺少整体性观照，人们看不到各个场面、细节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抓不到贯穿于其间的思想脉络。张竹坡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读法》五十二）确实点到了要害。
那么，张竹坡又是如何对《金瓶梅》作整体性观照的呢？这位批评家在社会价值标准的规定之下，努力寻找小说的命意之所在。他终于找到了，说是：“此书独罪财色也。”（《竹坡闲话》）以为是财与色诱惑着一群男女走向恶的深渊。这个命意一经确立，书中的各个部分便一脉勾通，大量的场面、细节由原来的零散、无序状态转化为系统、有序状态，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淫乱的苟合，而是为了财与色的目的而“危机相依”，建立起新的关系。如张竹坡指出的：“李娇儿色中之财，看其在家管库，临去拐财可见。王六儿财中之色，看其与西门交合时，必云做买卖，骗丫头房子，说合苗青，总是借色起端也。”（《读法》十九）
本于对小说的整体性观照，张竹坡指出《金瓶梅》的美学结构不同于《水浒传》的特色：“《水浒传》是现成大段毕具文字，如一百八人各有一传，虽有穿插，实次第分明”，“若《金瓶》乃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凡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竹坡闲话》）。又指出：“《金瓶》内，即一笑谈，一小曲，皆因时致宜；或直出本回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读法》四十九）。经过批评家的点示，《金瓶梅》开始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构造在读者那里产生审美效应。下举一例以具体说明问题。
小说的第一回交代潘金莲的身世：她原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九岁时死了父亲，做娘的度日不过，卖她到招宣府学弹唱。到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潘妈妈又将她转卖张大户家。潘金莲在招宣府生活了五、六年，但作者只一笔带过，未加详述。此后故事情节辗转曲折，这条线索也未再提起，直至第六十九回，才写到西门庆进入招宣府，与王招宣的遗孀林太太勾搭成奸。一般专志于观淫书的读者，全副精神尽在于“潘俏娘”如何“帘下勾情”，西门庆怎样“初调林太太”，如何会想到将这遥遥相隔数十回的两部分内容牵合起来呢？然而，张竹坡将小说纳入善恶对立的认知框架之中，便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王招宣府内，固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敦礼义，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而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扬威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情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且教其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吾故曰：作者盖深恶金莲，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故写林太太也。”（《读法》二十三）第六十九回写林太太的“荡闲踰矩”，正揭穿了招宣府这个标榜着“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的世代簪缨之家原来是个散发着糜烂气息的污浊世界。联系小说第一回提供的线索，张竹坡终于找到了潘金莲走向堕落的社会根源。
综上所述，张竹坡以道德理性的思维方式解读《金瓶梅》，确实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发掘出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四
接受美学的奠基人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④张竹坡以道德理性思维方式解读《金瓶梅》，便使这部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转变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在张竹坡之前，很少有人以理性的审视目光来探求《金瓶梅》的内在意蕴。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金瓶梅》推崇备至，但他所作出的审美评判，却完全出于直观的感觉。一部《金瓶梅》尚未读完，他便击节叹赏：“《金瓶梅》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用宗白华的话说，这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这种直观式的接受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只看到这部小说“渲淫”的一面。因为，当小说的审美价值还未能在更深的意义上被发掘出来时，书中对于性的坦露，对于纵欲行为的详尽描写却强烈地刺激着读者的感官。袁中郎将这部小说同“枚生《七发》”相类比，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云：“枚生摛艳，首制《七发》”，“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以此推之，袁宏道心目中的《金瓶梅》，不正是一部“发乎嗜欲”的作品吗？明代的读者总是带着一种“观淫癖”来读《金瓶梅》⑤，至于明末，犹遗风末泯。这里不妨以天启、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祯本”）为例。平心而论，为崇祯本写评语的那位不知姓名的作者并不缺乏艺术的感受能力。例如，评点者指出，《金瓶梅》刻画人物的特点：“问答语默恼笑，字字俱从人情微细幽冷处逗出，故活泼如生。”（第八回）便是有得之言。他指出潘金莲的性格既“狡滑”，又有“不失美人心性”的“孩子气”（第十三回）。又说李瓶儿性情“迂而可笑”，“然此迂而可笑处，正隐隐画出瓶儿之为人，不然则又一金莲矣。”（同上）评点者对于人物心理性格的把握，确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崇评”的作者有一大弱点，即未能摆脱“观淫”的习气。凡遇书中写淫之处，此公必定驻足流连一番。如小说第一回写潘金莲有意勾引武松，为武松设席接风时“笑容可掬，满口儿叫：‘叔叔，怎的肉果儿也不拣一箸？’”这原是一种暗示性的挑逗，评点者则特意将话挑明：“还有肉卷儿哩！”再如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见李瓶儿“纱裙内罩着大红纱裤儿，日影中玲珑剔透，露出玉骨冰肌，不觉淫心辄起。”评点者则不无艳羡地加上一道夹批：“又是一种消魂！”如此这般，不必一一复举。⑥
《金瓶梅》以其渲泄情欲的一面引起读者的关注，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在晚明那个时代，当人文主义启蒙思潮向封建礼教的思想堤防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人们借助《金瓶梅》这部小说而拉起人伦帷幕的一角，对“性”作了尽情的观览，这未心不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体认，未必不是对礼教的亵渎与嘲弄，也未必不是对程朱理学将众生引向道德禁欲主义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拨。然而入清之后，审美时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金瓶梅》如果仅仅作为一部淫书而存在，终将失去读者。张竹坡描述当时读书界的情形：“今有读书者看《金瓶梅》，无论其父母师傅禁止之，即其自己，亦不敢对人读。”（《读法》五十六）这种阅读心理上的负罪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淫书”的普遍抵制。
当《金瓶梅》发生“接受危机”时，一些对通俗文学多所爱好的文人士大夫首先作出反应。他们尝试着要突破从明代读者那里沿袭下来的审美心理定势，极力要提高这部小说的美学品位。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有个叫江含征的附上一则评语：“不会看《金瓶梅》而只学其淫，是爱东坡者但喜吃东坡肉耳。”这里透露了一个消息，人们已开始换一种眼光看《金瓶梅》，努力要从这部小说中发掘出更加丰厚的文化储存。就在这个时候，张竹坡评本进入了文学交流系统，无疑为人们重新认识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张评本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更新了读者的审美思维机制，使人们认识到，《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而是一部反映世态炎凉的“世情书”，一部对现实社会展开道德批判的“史公文字”。
张评本问世后，很快就引起强烈的反响。据张道渊《仲兄竹坡传》载，康熙三十五年，这位青年批评家将他的评本“载之金陵”，一时间，“远近购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之后，张评本便成为《金瓶梅》在清代最流行的本子。这说明，张竹坡以其道德化的价值取向使这部小说同那个时代的读者达成了“视野的融合”。
张竹坡评本自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批评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毕竟是陈旧的。当他在《金瓶梅》的“淫欲世界”中悟出“圣贤学问”时，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蚀、阉割了这部小说的人性深度与反传统倾向。张竹坡很少对书中人物的个性及其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作深入的探索，这方面，倒是崇祯本的评点者表现出更多的灵性。张竹坡反复申述他的“奇酸志”、“苦孝说”，把《金瓶梅》说成是“以孝悌起结之书”，甚至说它是“理书”、“道书”，“句句是性理之谈”（第一百回回评）。如此迂腐之论，不能不使作品受到严重的损害。再如，他把孟玉楼推许为“绝世美人”，赋予这个人物以象征意味，这固然表现了批评家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却使孟玉楼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在那个艺术世界中的位置，变成一个抽象化的道德符号⑦。
张竹坡终究只是《金瓶梅》接受链上的一环，虽然是重要的一环。文学的接受活动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连续展开的过程。当后来的接受者站立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对这部小说进行美学思考时，过去时代的价值标准会得到校正，并将重建新的价值标准。此时，《金瓶梅》又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注释：
① 本文所采用的《张氏族谱》有关材料，转引自吴敢《张竹坡家世概述》。见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张竹坡还说：“孟玉楼是乖人。”（《读法》三十二）但并无贬意。查《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7页），应伯爵对西门庆说：“哥这一着做的绝了。这一个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了，逞了脸，就不是乖人儿了。还是哥智谋大，见得多！”可见说孟玉楼是“乖人”，即说她“智谋大，见得多”。
③ 参读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十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268-292页。
④ 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见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此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
⑥ 朱星先生曾以《金瓶梅》的万历词话本同崇祯本作过比较，指出“万历本题目粗俗，且无秽语”，而崇祯本题目“上下句整齐工巧，且有秽语。”亦可见“崇评”作者兴趣之所在。
⑦ 张竹坡说，《金瓶梅》写了许多好男人，却“并无一个好女人”，说明他已经忘记孟玉楼也是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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